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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磊算是电影圈里的新人，但他刚刚出现，就凭借一部散文诗般清淡的电影《八月》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大奖。电影描述了1990年代初的一段旧日时光，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只有残留的气味、闪烁的阳光和生活细节里的浓淡
意外来得太突然，让在台下就座的张大磊团队有些措手不及，以至从嘉宾手里接过金马奖杯时他嘴里的口香糖仍然嚼个不停。直到说起获奖感言，他才把口香糖揣到了上衣口袋里。
這是在第53届台湾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电影《八月》获得“最佳剧情片”奖项，爆出了最大冷门。
在此之前，《八月》同样入围了“最佳新人导演”奖。导演张大磊对这个奖抱有期待。“大家都觉得这个奖有戏，其实心里还是挺紧张的。新人导演奖又是在终身成就奖之后。这种承上启下的安排让我看到台湾电影人互相的传承和扶持，非常打动我。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拿到最佳新人导演奖的话，我一定要在台上表达一下我的这个感情。”张大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结果，“最佳新人导演”奖花落他人。张大磊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心想可以不用提心吊胆了。因久坐而产生的疲累让他嚼起了口香糖，他想提提神。就在此刻，台上念到了《八月》的名字。
张大磊在电影行业内是一个新人，但在生活中他自称是“旧人”。穿1943年款的美军风衣，复古皮靴，电影海报也是手绘复古风格。
这种复古风也被他搬到了电影《八月》的发布会上。用一出舞台剧重现影片《八月》中的生活场景，将影片中的自行车铃声、叫卖声、蝉鸣声……搬到了发布会现场。张大磊以剪影形式现身，弹唱了一首90年代非常流行的歌曲《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那年假期总有一盘磁带在转，唱的是：‘你知道不知道思想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口冰凉的水’，1994年的时候非常流行，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忧伤，就知道想哭哭不出来，一个孩子懵懵懂懂，有什么感受不知道怎么表现。现在大概能明白这种感觉。”张大磊说。
2008年，《八月》的剧本开始创作时，张大磊就决定要用黑白电影的风格。正好那个年代离当下也远，黑白的光影会让人感觉到梦幻，有种回望的感觉。拍摄过程中，如梦似幻的戏份非常不好把握，最大的困难是要时刻保持清醒，知道自己要的感觉是什么。
电影杀青那天，张大磊如释重负，那种感觉就像是从身体里取出了一种病毒、切除了一个肿瘤。他是一个线性思维的人，绕不开这部电影。不把它拍完，就很难去做别的事情。如果心是两扇门，这部电影就是门前的一堵墙，“不把它拿开，眼前就是模糊的，很难生活。”他说。
《八月》里的时代过去了，无论它是丑的、美的，让人难过的、还是高兴的。虽然它像昙花一样一闪而过，但是它们璀璨过，并且永远留在了张大磊的心里。
白日梦
1990年代初的西部小城，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张小雷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没有作业的暑假。然而这个自由的，炎热的夏天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红火热烈，更多是平常反复的家庭生活和大把闲工夫。恰逢那一年国家开始实施国有单位转型，铁饭碗被打破，张小雷父亲的单位也受到改革冲击，他们生活的家属院 里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改革影响着。孩子们整日百无聊赖，而看似平静的大人们，心里其实都在翻腾。张小雷的生活就在平静中度过，感受着身边隐隐发生的一切。直到父亲为了生活同其他人远走他乡，家里只剩下了母子俩，张小雷才着实感觉到时间过去了，生活不一样了。立秋那天夜里，张小雷家的昙花在院子里悄然开放，像是意味着什么……
这三百字的故事梗概着实让张大磊为难了很久。至今，张大磊仍然很难清楚地回答这部电影的“中心思想”。
其实，《八月》没有强烈冲突的剧情，它更多像是对时间的回顾，或者是对一段时间的印象。这对张大磊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白日梦，他能够抓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如梦似幻的情节，并把它拍摄出来。
在为电影找投资的那几年中，他会给投资人讲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每年3月份一开春的时候，他就会在大街上嗅到雪花膏的味道。那是90年代经常搽脸用的护肤品。天气好的时候，味道会更浓。若是骑着自行车走在大街上，他就停下来“像个傻子一样闻好久”，四十多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就像是白日梦游。眼前的看到的楼或者行人仿佛都回到了过去。“我天真的想用这种感觉打动投资人，但他们笑笑也就完了。”
张大磊把自己的“白日梦”放到了电影里。
电影里有一场小雷的父亲带着他在玉米地里面逮蛐蛐的戏。这场戏在张大磊的记忆中好像真实发生过。记忆中，父亲带着他在一片玉米地里，旁边还有牛，周围特别安静，只有风声和牛的叫声。然后父亲拿了一个铁桶装蛐蛐，张大磊抱着一个罐子，然后父亲扔了帽子，去远处抓蛐蛐，周边的寂静让他害怕，于是就追过去找父亲，结果把蛐蛐吓跑了。“我还记得那个罐是绿色的，上面是一个孔雀，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问过父亲，他不记得有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家没有孔雀的这个筒子。做梦很少能把所有细节都记清楚的。但是这个事情，我每一次想都一样，连孔雀都一样。”
1995年，张大磊上初一，在他们院里的电影院看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里面有一句旁白“那年夏天发生的事，记忆中总是伴随着一股烧荒草的味道”。看完电影之后，张大磊感觉特别亲切。
《八月》里有一场杀羊的戏，围观群众一直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那是他梦里的原样重现。诸如此类的还有好多事，真的假的全混在一起，经常出现在他的记忆里。“后来看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里边有一群护士调戏黄秋生的戏，他不断地听到电话铃响，过去接听又没人应。那个感觉跟我的片子里面围观杀羊的人反复发出奇怪的声音，它们形式上和表现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心里的节奏和感受是相通的。”
父与子
企业改制，工人下岗。8月之后，小雷的父亲开始了去外地做场工的工作。送别的早晨，小雷披着父亲的军大衣，目送汽车上的父亲远去，小雷知道自己的假期也要结束了。这是《八月》里边的一场送别戏。 电影首映那天，当片尾打出字幕“献给我的父辈”之后，张大磊上场与观众互动，他看到父亲起身离开了座位。他也许并不知道，父亲一直在影院通道边上站着，看着他在台上讲话。
电影中的父亲下岗了，有些落魄。现实生活当中，张大磊的父亲张建华，在90年代已经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师，并因剪辑电影《悲情布鲁克》，拿过1995年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电影技术奖，第16届金鸡奖（1996年）的最佳剪辑獎。
由于生长在内蒙古电影厂的大院，张大磊从小便可以看到很多港台的电影。父亲张建华认为儿子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看到很多国外的各种电影，潜移默化地培养出他自己的审美。“不像我们过去，我们的思维基本上都是那样的思维，也跳不出那个圈子来。”
在张大磊寻求投资无望时，是父亲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万积蓄支持他拍摄电影。电影拍完，在呼和浩特经过2个月的艰难剪辑，张大磊完成了6小时的粗剪。此时，父母从北京回来了，他们一定要看粗剪版。“前两个小时父母还在议论，2小时后，他们就沉默了，父亲在叹气，母亲一直盯着我看，我知道我让他们失望了。当天晚上父亲要回到北京办事情。我替他拦了个出租车，一句话没说。母亲待了几天也回北京了。我发短信给他们说自己花2个月静静，都别打电话。”
张大磊关了手机，开始了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他拿一个摄像机拍坐在椅子上的自己，先装作一个发问者，问各种自己解不开的问题，然后又换一个角度、景别，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特别希望能找到答案，但越讲越混乱，徒劳无功。硬着头皮又剪辑了一版后，他偷偷给了文学策划看，没想到对方感动得哭了。他看到了希望。
后来，张大磊开始与父亲两地沟通。父亲一开始不是特别认可这部电影，“因为毕竟是两代人，他是属于体制内的电影人，所以审美方面不会像我这么自由，所以对待电影的审美和看法，就肯定会不一样，他觉得我这个太虚无缥缈了，认为我无法通过拍电影来生存。”
父亲在剪辑方面很有经验，尤其是在整体风格上，他建议电影千万不能表达得太满，要注意留白。“来回三四次吧，他剪一版就给我发过来，看完后我就列个单子，这个镜头去掉多少，那个镜头再加多少，然后哪个镜头调换一下，当然也争执了。我说我就给你提建议，你自己决定。最后出来的效果，他还是综合了我说的这些点。”张建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少年时期，在电影厂的家属院里，张大磊随便敲开一家房门都能进去吃饭。父亲经常在外地工作，母亲是个喜欢安静的哲学老师。家里从小就很安静，夜里可以听到四面八方的声音，旁边大学教室里的讲课声，隔壁孩子的吵闹声。暑假，张大磊经常一人趴在四楼的窗户上，偷偷地看着院子里的一切。张大磊坦言，平时与父亲交流很少，但并不代表不理解彼此，“电影做完后，他对我的看法或者也有一些改变，也许作为父亲，他也放下心了，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我担心。”
张大磊的父亲拿出所有积蓄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电影厂曾经的故事记录下来，最差无非就是拿到自己家里看，根本没有想到获奖。现在拿到金马奖，绝对算是最大的惊喜。
“我对那个时代有亲切感”
“像90年代一样看电影”——这是宣发团队在电影公映时为电影设计的主题。在张大磊的印象中，不仅仅是90年代，甚至从80年代末，中国电影就开始不太一样了，出现了很多丰富的元素，比如说城市电影;还出现了很多类型片。那时候大多数观众看电影并不多，所以每看一部都会有仪式感。今天这种仪式感在日渐消弭。
“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常说现在的人，每个人太忙碌，都有自己的小空间。”电影里饰演父亲的张晨说。
电影里，有人经常在阳台上旁若无人地练习美声。在张大磊的记忆中，小时候电影厂的大院里经常有人夏天穿着棉袍就那么坐着，老太太们打扑克，旁边就有人给大家唱歌、朗诵诗歌、演段戏。那个时候的人喜欢艺术就会不加掩饰地表达，没有人觉得他们奇怪。
张大磊对那个时代有亲切感，因为他真的在那个时代生活过。“八九十年代真的是崇尚艺术、文学、诗歌。现在谁还敢说我是诗人啊，谁还敢说我热爱艺术，我喜欢诗歌，会让人嘲笑。反倒追求这些成为了一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真的很让人难过。”
金马奖典礼后的晚宴上，一位导演告诉张大磊要冷静，不要因为拿金马奖就加快步伐，那样容易在判断上出问题。导演许鞍华作为评审团主席，也喜欢这部电影，她拿出手机与张大磊自拍了一张合影。“有些事情如果用所有人看来是正确的方法去做的话会很简单，但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处理，这事会复杂得莫名其妙，让很多人离我越来越远。大家会觉得跟我在一起会浪费时间，或者会特累。但我还是坚持自己处事的原则，保持一份简单、天真。”张大磊说。
接下来，他做的另一个剧本可能是《八月》的续集：小雷长大了。也可能是一部以“漂泊”为主题的片子，“剧中人物的状态是漂泊者，我其实还是没法说是一个什么剧情，我只能说是里面的人是我关注的，我是按照他们的人物命运去搭建了他们应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像《八月》里面的父亲，或者是唱歌的那种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太多的生活方法，而完全是靠着那种天真和简单的那种执念去做事，然后就会处处碰壁。一群失败者之间，他们会有自己的交流方式，会有自己的方式去互相鼓励，哪怕是投入自己，他们也会去成就另外一个失败者。”
意外来得太突然，让在台下就座的张大磊团队有些措手不及，以至从嘉宾手里接过金马奖杯时他嘴里的口香糖仍然嚼个不停。直到说起获奖感言，他才把口香糖揣到了上衣口袋里。
這是在第53届台湾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电影《八月》获得“最佳剧情片”奖项，爆出了最大冷门。
在此之前，《八月》同样入围了“最佳新人导演”奖。导演张大磊对这个奖抱有期待。“大家都觉得这个奖有戏，其实心里还是挺紧张的。新人导演奖又是在终身成就奖之后。这种承上启下的安排让我看到台湾电影人互相的传承和扶持，非常打动我。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拿到最佳新人导演奖的话，我一定要在台上表达一下我的这个感情。”张大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结果，“最佳新人导演”奖花落他人。张大磊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心想可以不用提心吊胆了。因久坐而产生的疲累让他嚼起了口香糖，他想提提神。就在此刻，台上念到了《八月》的名字。
张大磊在电影行业内是一个新人，但在生活中他自称是“旧人”。穿1943年款的美军风衣，复古皮靴，电影海报也是手绘复古风格。
这种复古风也被他搬到了电影《八月》的发布会上。用一出舞台剧重现影片《八月》中的生活场景，将影片中的自行车铃声、叫卖声、蝉鸣声……搬到了发布会现场。张大磊以剪影形式现身，弹唱了一首90年代非常流行的歌曲《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那年假期总有一盘磁带在转，唱的是：‘你知道不知道思想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口冰凉的水’，1994年的时候非常流行，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忧伤，就知道想哭哭不出来，一个孩子懵懵懂懂，有什么感受不知道怎么表现。现在大概能明白这种感觉。”张大磊说。
2008年，《八月》的剧本开始创作时，张大磊就决定要用黑白电影的风格。正好那个年代离当下也远，黑白的光影会让人感觉到梦幻，有种回望的感觉。拍摄过程中，如梦似幻的戏份非常不好把握，最大的困难是要时刻保持清醒，知道自己要的感觉是什么。
电影杀青那天，张大磊如释重负，那种感觉就像是从身体里取出了一种病毒、切除了一个肿瘤。他是一个线性思维的人，绕不开这部电影。不把它拍完，就很难去做别的事情。如果心是两扇门，这部电影就是门前的一堵墙，“不把它拿开，眼前就是模糊的，很难生活。”他说。
《八月》里的时代过去了，无论它是丑的、美的，让人难过的、还是高兴的。虽然它像昙花一样一闪而过，但是它们璀璨过，并且永远留在了张大磊的心里。
白日梦
1990年代初的西部小城，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张小雷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没有作业的暑假。然而这个自由的，炎热的夏天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红火热烈，更多是平常反复的家庭生活和大把闲工夫。恰逢那一年国家开始实施国有单位转型，铁饭碗被打破，张小雷父亲的单位也受到改革冲击，他们生活的家属院 里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改革影响着。孩子们整日百无聊赖，而看似平静的大人们，心里其实都在翻腾。张小雷的生活就在平静中度过，感受着身边隐隐发生的一切。直到父亲为了生活同其他人远走他乡，家里只剩下了母子俩，张小雷才着实感觉到时间过去了，生活不一样了。立秋那天夜里，张小雷家的昙花在院子里悄然开放，像是意味着什么……
这三百字的故事梗概着实让张大磊为难了很久。至今，张大磊仍然很难清楚地回答这部电影的“中心思想”。
其实，《八月》没有强烈冲突的剧情，它更多像是对时间的回顾，或者是对一段时间的印象。这对张大磊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白日梦，他能够抓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如梦似幻的情节，并把它拍摄出来。
在为电影找投资的那几年中，他会给投资人讲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每年3月份一开春的时候，他就会在大街上嗅到雪花膏的味道。那是90年代经常搽脸用的护肤品。天气好的时候，味道会更浓。若是骑着自行车走在大街上，他就停下来“像个傻子一样闻好久”，四十多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就像是白日梦游。眼前的看到的楼或者行人仿佛都回到了过去。“我天真的想用这种感觉打动投资人，但他们笑笑也就完了。”
张大磊把自己的“白日梦”放到了电影里。
电影里有一场小雷的父亲带着他在玉米地里面逮蛐蛐的戏。这场戏在张大磊的记忆中好像真实发生过。记忆中，父亲带着他在一片玉米地里，旁边还有牛，周围特别安静，只有风声和牛的叫声。然后父亲拿了一个铁桶装蛐蛐，张大磊抱着一个罐子，然后父亲扔了帽子，去远处抓蛐蛐，周边的寂静让他害怕，于是就追过去找父亲，结果把蛐蛐吓跑了。“我还记得那个罐是绿色的，上面是一个孔雀，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问过父亲，他不记得有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家没有孔雀的这个筒子。做梦很少能把所有细节都记清楚的。但是这个事情，我每一次想都一样，连孔雀都一样。”
1995年，张大磊上初一，在他们院里的电影院看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里面有一句旁白“那年夏天发生的事，记忆中总是伴随着一股烧荒草的味道”。看完电影之后，张大磊感觉特别亲切。
《八月》里有一场杀羊的戏，围观群众一直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那是他梦里的原样重现。诸如此类的还有好多事，真的假的全混在一起，经常出现在他的记忆里。“后来看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里边有一群护士调戏黄秋生的戏，他不断地听到电话铃响，过去接听又没人应。那个感觉跟我的片子里面围观杀羊的人反复发出奇怪的声音，它们形式上和表现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心里的节奏和感受是相通的。”
父与子
企业改制，工人下岗。8月之后，小雷的父亲开始了去外地做场工的工作。送别的早晨，小雷披着父亲的军大衣，目送汽车上的父亲远去，小雷知道自己的假期也要结束了。这是《八月》里边的一场送别戏。 电影首映那天，当片尾打出字幕“献给我的父辈”之后，张大磊上场与观众互动，他看到父亲起身离开了座位。他也许并不知道，父亲一直在影院通道边上站着，看着他在台上讲话。
电影中的父亲下岗了，有些落魄。现实生活当中，张大磊的父亲张建华，在90年代已经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师，并因剪辑电影《悲情布鲁克》，拿过1995年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电影技术奖，第16届金鸡奖（1996年）的最佳剪辑獎。
由于生长在内蒙古电影厂的大院，张大磊从小便可以看到很多港台的电影。父亲张建华认为儿子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看到很多国外的各种电影，潜移默化地培养出他自己的审美。“不像我们过去，我们的思维基本上都是那样的思维，也跳不出那个圈子来。”
在张大磊寻求投资无望时，是父亲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万积蓄支持他拍摄电影。电影拍完，在呼和浩特经过2个月的艰难剪辑，张大磊完成了6小时的粗剪。此时，父母从北京回来了，他们一定要看粗剪版。“前两个小时父母还在议论，2小时后，他们就沉默了，父亲在叹气，母亲一直盯着我看，我知道我让他们失望了。当天晚上父亲要回到北京办事情。我替他拦了个出租车，一句话没说。母亲待了几天也回北京了。我发短信给他们说自己花2个月静静，都别打电话。”
张大磊关了手机，开始了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他拿一个摄像机拍坐在椅子上的自己，先装作一个发问者，问各种自己解不开的问题，然后又换一个角度、景别，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特别希望能找到答案，但越讲越混乱，徒劳无功。硬着头皮又剪辑了一版后，他偷偷给了文学策划看，没想到对方感动得哭了。他看到了希望。
后来，张大磊开始与父亲两地沟通。父亲一开始不是特别认可这部电影，“因为毕竟是两代人，他是属于体制内的电影人，所以审美方面不会像我这么自由，所以对待电影的审美和看法，就肯定会不一样，他觉得我这个太虚无缥缈了，认为我无法通过拍电影来生存。”
父亲在剪辑方面很有经验，尤其是在整体风格上，他建议电影千万不能表达得太满，要注意留白。“来回三四次吧，他剪一版就给我发过来，看完后我就列个单子，这个镜头去掉多少，那个镜头再加多少，然后哪个镜头调换一下，当然也争执了。我说我就给你提建议，你自己决定。最后出来的效果，他还是综合了我说的这些点。”张建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少年时期，在电影厂的家属院里，张大磊随便敲开一家房门都能进去吃饭。父亲经常在外地工作，母亲是个喜欢安静的哲学老师。家里从小就很安静，夜里可以听到四面八方的声音，旁边大学教室里的讲课声，隔壁孩子的吵闹声。暑假，张大磊经常一人趴在四楼的窗户上，偷偷地看着院子里的一切。张大磊坦言，平时与父亲交流很少，但并不代表不理解彼此，“电影做完后，他对我的看法或者也有一些改变，也许作为父亲，他也放下心了，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我担心。”
张大磊的父亲拿出所有积蓄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电影厂曾经的故事记录下来，最差无非就是拿到自己家里看，根本没有想到获奖。现在拿到金马奖，绝对算是最大的惊喜。
“我对那个时代有亲切感”
“像90年代一样看电影”——这是宣发团队在电影公映时为电影设计的主题。在张大磊的印象中，不仅仅是90年代，甚至从80年代末，中国电影就开始不太一样了，出现了很多丰富的元素，比如说城市电影;还出现了很多类型片。那时候大多数观众看电影并不多，所以每看一部都会有仪式感。今天这种仪式感在日渐消弭。
“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常说现在的人，每个人太忙碌，都有自己的小空间。”电影里饰演父亲的张晨说。
电影里，有人经常在阳台上旁若无人地练习美声。在张大磊的记忆中，小时候电影厂的大院里经常有人夏天穿着棉袍就那么坐着，老太太们打扑克，旁边就有人给大家唱歌、朗诵诗歌、演段戏。那个时候的人喜欢艺术就会不加掩饰地表达，没有人觉得他们奇怪。
张大磊对那个时代有亲切感，因为他真的在那个时代生活过。“八九十年代真的是崇尚艺术、文学、诗歌。现在谁还敢说我是诗人啊，谁还敢说我热爱艺术，我喜欢诗歌，会让人嘲笑。反倒追求这些成为了一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真的很让人难过。”
金马奖典礼后的晚宴上，一位导演告诉张大磊要冷静，不要因为拿金马奖就加快步伐，那样容易在判断上出问题。导演许鞍华作为评审团主席，也喜欢这部电影，她拿出手机与张大磊自拍了一张合影。“有些事情如果用所有人看来是正确的方法去做的话会很简单，但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处理，这事会复杂得莫名其妙，让很多人离我越来越远。大家会觉得跟我在一起会浪费时间，或者会特累。但我还是坚持自己处事的原则，保持一份简单、天真。”张大磊说。
接下来，他做的另一个剧本可能是《八月》的续集：小雷长大了。也可能是一部以“漂泊”为主题的片子，“剧中人物的状态是漂泊者，我其实还是没法说是一个什么剧情，我只能说是里面的人是我关注的，我是按照他们的人物命运去搭建了他们应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像《八月》里面的父亲，或者是唱歌的那种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太多的生活方法，而完全是靠着那种天真和简单的那种执念去做事，然后就会处处碰壁。一群失败者之间，他们会有自己的交流方式，会有自己的方式去互相鼓励，哪怕是投入自己，他们也会去成就另外一个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