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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中国当代历史研究的看法很简单，即道理古人已讲完，西人也讲完。我辈所能做的只是搜集史料，如此而已。”（《思想的利器》，290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这是谢泳对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定位，谦逊而又有所指。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知识分子研究，《观察》、《红楼》、《朝霞》等杂志研究，西南联大研究，陈寅恪旧体诗研究，掌故学等，只是在此针对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多重史论，而不够重视史料的问题而发。《思想的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是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来以史料问题为中心所做的一个系统梳理。
但史料问题的梳理何以成为思想的利器？将史料问题与思想的利器联系起来，表面上看有点奇怪，其实不然。就历史研究来说，史料越坚实，史源越多，做出的研究才越客观越有价值，其得出的判断、结论才更可信更有说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成为思想的利器是可以成立的。谢泳也曾说过：“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客观的史料和研究者的思想总是交织在一起，离开史料的思想是无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法》，谢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4页）
而要使史料真正成为思想的利器，就必须占有系统的史料，且不断地发现新的史料、扩展新的史源，而后面这个问题正是谢泳一直关心和努力的方向。他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而又不完全持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而是侧重史料的研究方法，即“如何发现史料的意义和判断史料的价值，在寻找到史料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同上书，25—26页）。《思想的利器》中，谢泳在借鉴陈寅恪先生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史料的研究方法，即如何拓展史料、如何运用伪材料、如何运用史料内外互证等，同时他还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问题展示如何让史料成为思想的利器。
首先是史料拓展问题。谢泳认为“凡成熟的学科，必有相对稳定的史料基础，所谓稳定的史料是指一门学科的基本史料相对完整且有系统”（114页），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就变得尤为重要。在他看来，史料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能发现新的史料源，他特别提到一个新的史源，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资料，包括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秘密报告、内部工作期刊等。
比如一九五七年《民盟中央工作简报》十六号上刊载过一份周扬的讲话，这份讲话比其八十年代复出后关于“异化”的文章更大胆。谢泳认为“如果不结合他（周扬）在相当丰富的中央内部文件中的许多讲话，就不可能看出他的复杂性，也就不好对周扬的性格做出分析和评价”（118页）。再如讲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时，一般文学史叙述都以批判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为代表，谢泳通过当时中宣部的《宣传通讯》中的相关史料，发现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发生的时间更早，而且是“一个极好的解释时代变革后作家矛盾处境的个案”。由此谢泳对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意见：“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自然要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事件和作家，但如果能把相关区域中发生的同类且更早的文学事件联合起来考察，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历程就会更有帮助，也更接近真实的文学现状。”（127页）
另外谢泳还通过解读胡风研究中未见引述的《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判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管理制度以控制作家为主要目的，“不管个人作品（包括翻译作品）的思想内容如何，只要个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异端，所有的作品自然就要被查禁”（130页）。而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谢泳发现了当时西方以及中国港台、民间对胡风事件的反应，以此史料作为依据，他对冷战时代背景下，信息与决策者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判断：“主办《内部参考》的本来目的，其实是让封闭时代的决策者可以更多了解外部信息，决策者对信息功能的判断天然准确，因为他们确认信息畅通对自己的统治不利，所以凡集权时代对信息的控制方式基本相同。”（155页）
史料拓展的另一个方面是把表面上无关的材料与研究对象建立起史料关系，这是新史料产生的一个重要思路。如著者通过考察一九四九年以前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论证相对论的传播和接受，触发了张君劢对科学主义的怀疑，而这可能是张君劢发起科玄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伪材料的运用问题。“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假材料的地位也很重要。当时间过去之后，假材料作为定罪的可能和意义虽然失去（这个判断不包括任何评价），但作为史料来源和判断历史人物的史料基础，假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容怀疑。”（116—117页）谢泳以钱锺书一段特殊经历为例讨论如何运用伪材料。一九五六年有份关于钱锺书的调查材料，反映钱锺书“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如一九五二年钱锺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钱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对这个材料，谢泳是这样理解的：“首先不是从道德方面去追究诬陷者的责任，或者肯定钱锺书的勇气，而是把它作为判断钱锺书思想和人格的一种辅助材料，这时钱锺书是不是真说过那样的话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对同样的历史已有了另外一种评价，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果确实有诬陷者存在，诬陷者的材料获得了超越历史真实的思想史价值。”（100页）这样伪材料的运用获得了思想史的价值，成为一种思想的利器。
谢泳对伪材料运用的认识来源于他最为佩服的陈寅恪。陈寅恪曾指出伪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说：“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陈寅恪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508页）谢泳在书中多次提到陈寅恪这一治史方法给他的启发。 第三，史料内外互证问题指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内部文献”与正式出版的公开文献进行互证，力求接近历史事实。谢泳所认为的“内部文献”，主要指相关的政策文件（如完整的会议简报）、批判材料（如相关言论汇编）以及行政机关内部较成系统的出版物等，它们通常以内部发行为主，数量有限，有发行相关级别限制，有一定的存世量，它比原始档案材料有易得性，具备成为系统史料的前提。如中宣部的《宣传通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全国人大秘书处编辑的《代表来信》、文艺报编辑的《内部通讯》、民盟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等。
这些“内部文献”除了提供新的史料线索外，还提供了比公开材料更为完善、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状态的内容，因为当时事件传播的特点是“均要分公开和内部，它的基本原则是‘先内后外’、‘内详外略’”（105页）。因此谢泳认为“作为史源，‘内部文献’的史料价值，相对高于公开文献的价值”（106页）。
如毛泽东有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李锐提出来的，李锐认为加写了，他的依据是公开发行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张素华根据原始档案否定了李锐等的判断。谢泳认为如果能引入相关“内部文献”互证张素华的判断，可以进一步借此问题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他借用中宣部《宣传通讯》中的材料，发现几个月后的《八一口号》中没有延续刘少奇的提法，而是用了“毛主席万岁”。张素华查证“五一口号”中的提法—“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是经刘少奇亲笔改过的，但在当月出版的《宣传通讯》中却没有按惯例刊出这个口号，这一例外可以佐证张素华的档案发现。但为何有这一例外？谢泳认为这又可以证实李锐所说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更喜欢“毛主席万岁”。
另外谢泳就陈寅恪在批判胡适运动中的态度问题，比对了新华社记者《内部参考》和中宣部《宣传通讯》的报道，认为中宣部的《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来源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新华社材料只对陈寅恪的话语做转述，而到了中宣部报告里添加了定性判断。后来公开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注释中对这一报告，只有概述，没有附原文。谢泳推断这个定性判断应该不是毛泽东加上的，而是由下层提供。据此他推测高层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判断，其实主要依赖下层提供的基本信息。另外我们也可从处在陈寅恪事件审批环节中的胡绳、周扬、陆定一等的保留态度，推证他们在其他事件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
（《思想的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谢泳著，新星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但史料问题的梳理何以成为思想的利器？将史料问题与思想的利器联系起来，表面上看有点奇怪，其实不然。就历史研究来说，史料越坚实，史源越多，做出的研究才越客观越有价值，其得出的判断、结论才更可信更有说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成为思想的利器是可以成立的。谢泳也曾说过：“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客观的史料和研究者的思想总是交织在一起，离开史料的思想是无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法》，谢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4页）
而要使史料真正成为思想的利器，就必须占有系统的史料，且不断地发现新的史料、扩展新的史源，而后面这个问题正是谢泳一直关心和努力的方向。他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而又不完全持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而是侧重史料的研究方法，即“如何发现史料的意义和判断史料的价值，在寻找到史料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同上书，25—26页）。《思想的利器》中，谢泳在借鉴陈寅恪先生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史料的研究方法，即如何拓展史料、如何运用伪材料、如何运用史料内外互证等，同时他还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问题展示如何让史料成为思想的利器。
首先是史料拓展问题。谢泳认为“凡成熟的学科，必有相对稳定的史料基础，所谓稳定的史料是指一门学科的基本史料相对完整且有系统”（114页），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就变得尤为重要。在他看来，史料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能发现新的史料源，他特别提到一个新的史源，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资料，包括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秘密报告、内部工作期刊等。
比如一九五七年《民盟中央工作简报》十六号上刊载过一份周扬的讲话，这份讲话比其八十年代复出后关于“异化”的文章更大胆。谢泳认为“如果不结合他（周扬）在相当丰富的中央内部文件中的许多讲话，就不可能看出他的复杂性，也就不好对周扬的性格做出分析和评价”（118页）。再如讲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时，一般文学史叙述都以批判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为代表，谢泳通过当时中宣部的《宣传通讯》中的相关史料，发现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发生的时间更早，而且是“一个极好的解释时代变革后作家矛盾处境的个案”。由此谢泳对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意见：“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自然要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事件和作家，但如果能把相关区域中发生的同类且更早的文学事件联合起来考察，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历程就会更有帮助，也更接近真实的文学现状。”（127页）
另外谢泳还通过解读胡风研究中未见引述的《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判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管理制度以控制作家为主要目的，“不管个人作品（包括翻译作品）的思想内容如何，只要个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异端，所有的作品自然就要被查禁”（130页）。而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谢泳发现了当时西方以及中国港台、民间对胡风事件的反应，以此史料作为依据，他对冷战时代背景下，信息与决策者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判断：“主办《内部参考》的本来目的，其实是让封闭时代的决策者可以更多了解外部信息，决策者对信息功能的判断天然准确，因为他们确认信息畅通对自己的统治不利，所以凡集权时代对信息的控制方式基本相同。”（155页）
史料拓展的另一个方面是把表面上无关的材料与研究对象建立起史料关系，这是新史料产生的一个重要思路。如著者通过考察一九四九年以前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论证相对论的传播和接受，触发了张君劢对科学主义的怀疑，而这可能是张君劢发起科玄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伪材料的运用问题。“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假材料的地位也很重要。当时间过去之后，假材料作为定罪的可能和意义虽然失去（这个判断不包括任何评价），但作为史料来源和判断历史人物的史料基础，假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容怀疑。”（116—117页）谢泳以钱锺书一段特殊经历为例讨论如何运用伪材料。一九五六年有份关于钱锺书的调查材料，反映钱锺书“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如一九五二年钱锺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钱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对这个材料，谢泳是这样理解的：“首先不是从道德方面去追究诬陷者的责任，或者肯定钱锺书的勇气，而是把它作为判断钱锺书思想和人格的一种辅助材料，这时钱锺书是不是真说过那样的话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对同样的历史已有了另外一种评价，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果确实有诬陷者存在，诬陷者的材料获得了超越历史真实的思想史价值。”（100页）这样伪材料的运用获得了思想史的价值，成为一种思想的利器。
谢泳对伪材料运用的认识来源于他最为佩服的陈寅恪。陈寅恪曾指出伪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说：“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陈寅恪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508页）谢泳在书中多次提到陈寅恪这一治史方法给他的启发。 第三，史料内外互证问题指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内部文献”与正式出版的公开文献进行互证，力求接近历史事实。谢泳所认为的“内部文献”，主要指相关的政策文件（如完整的会议简报）、批判材料（如相关言论汇编）以及行政机关内部较成系统的出版物等，它们通常以内部发行为主，数量有限，有发行相关级别限制，有一定的存世量，它比原始档案材料有易得性，具备成为系统史料的前提。如中宣部的《宣传通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全国人大秘书处编辑的《代表来信》、文艺报编辑的《内部通讯》、民盟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等。
这些“内部文献”除了提供新的史料线索外，还提供了比公开材料更为完善、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状态的内容，因为当时事件传播的特点是“均要分公开和内部，它的基本原则是‘先内后外’、‘内详外略’”（105页）。因此谢泳认为“作为史源，‘内部文献’的史料价值，相对高于公开文献的价值”（106页）。
如毛泽东有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李锐提出来的，李锐认为加写了，他的依据是公开发行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张素华根据原始档案否定了李锐等的判断。谢泳认为如果能引入相关“内部文献”互证张素华的判断，可以进一步借此问题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他借用中宣部《宣传通讯》中的材料，发现几个月后的《八一口号》中没有延续刘少奇的提法，而是用了“毛主席万岁”。张素华查证“五一口号”中的提法—“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是经刘少奇亲笔改过的，但在当月出版的《宣传通讯》中却没有按惯例刊出这个口号，这一例外可以佐证张素华的档案发现。但为何有这一例外？谢泳认为这又可以证实李锐所说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更喜欢“毛主席万岁”。
另外谢泳就陈寅恪在批判胡适运动中的态度问题，比对了新华社记者《内部参考》和中宣部《宣传通讯》的报道，认为中宣部的《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来源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新华社材料只对陈寅恪的话语做转述，而到了中宣部报告里添加了定性判断。后来公开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注释中对这一报告，只有概述，没有附原文。谢泳推断这个定性判断应该不是毛泽东加上的，而是由下层提供。据此他推测高层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判断，其实主要依赖下层提供的基本信息。另外我们也可从处在陈寅恪事件审批环节中的胡绳、周扬、陆定一等的保留态度，推证他们在其他事件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
（《思想的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谢泳著，新星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