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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等，因积极学习苏军经验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总参谋长粟裕则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后来发展成清算旧账，强加罪名。此次会议虽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主持，但批判粟裕的决定是毛泽东做出的。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从此，粟裕蒙冤后半生。粟裕受批判的原因涉及军事机密，长期未公布。社会上出现的传闻，多有违历史真相。从历史文献看，粟裕被批判的问题，有的是同志之间产生的误会，有的属于工作中的失误，有的是会议夸大的虚情，对此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所谓参与“黄花塘事件”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报通知华中局：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治委员。当时，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1月20日至3月4日，刘少奇动身前，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当时，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任华中局委员、新四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代理军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扣押，军长职务由陈毅代理。
3月19日，刘少奇离开华中抗日根据地。5月上旬，华中局与新四军军分会决定：饶漱石率领工作组到淮南检查新四军第二师的工作，时间3个月;在饶漱石外出期间，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毅代理。一时间，陈毅在华中抗日根据地集党政军领导权于一身。虽然主要工作是组织夏收、反“扫荡”（反“清剿”），但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十分繁重。党委工作、军区工作、党校工作、抗大工作、后勤卫生工作等，都需要他领导部署。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决定下达后，陈毅立即主持研究贯彻。他多次讲课，贯彻动员，把整顿“三风”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关于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的决定，使根据地中央局书记的地位更加重要。刘少奇离开华中抗日根据地之后，饶漱石代理书记已经半年。可是，华中局书记由谁正式接任，还没有消息。饶漱石认为，陈毅资历老、能力强，是他的最大竞争对手，于是他再也无心在部队检查工作了，迫不及待地要争夺华中局书记职务。9月19日，饶漱石回到新四军军部，陈毅不再代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机关，由江苏省盐城县（今盐城市盐都区）、阜宁县向淮南转移。
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机关抵达安徽省盱眙县（今属江苏省）黄花塘。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新四军整风运动开展起来。对比陈毅、饶漱石两人的工作特点，干部中间有一些议论。总体上，大家对陈毅赞扬多一些，对饶漱石批评多一些。陈毅性格豪爽，听到一些议论，却未予重视。饶漱石急于接任华中根据地党政军第一把手，对批评意见自然感到有压力，心中忐忑不安。饶漱石知道，陈毅曾经在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取代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他认为，这件事情，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过毛泽东，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的历史由来已久。
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该《决定》提倡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饶漱石声称，学习该《决定》之后，很受启发，也要到基层搞调查研究，结果去了距离新四军军部20公里的大刘郢村。实际上，他借口暂时离开新四军军部，是为了制造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他的假象，然后达到打击陈毅的目的。饶漱石临走时布置说，整风中意见尖锐时，马上通知他。
饶漱石走后，陈毅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整风运动。6月8日，陈毅主持召开华中局和新四军整风联席会议。8月13日，陈毅根据华中局关于加强整风工作的指示，主持召开新四军直属队领导人及各部长会议，检查领导工作，提出今后改进意见。8月14日，会议继续进行，气氛热烈，许多人的言词尖锐而激烈。当天下午，饶漱石突然回到新四军军部。当政治部秘书长把会议发言整理材料送请他审阅时，他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秘书长深感诧异：饶代政委在农村搞调查研究，机关开会提的意见怎么“早知道了”呢？
饶漱石说，整风运动中有些意见是“反对政治委员”，性质严重。每天，他以相当多的时间，分别同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干部进行个别谈话，挑拨内部关系。谈话中，他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的历史，说到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的“事实”。饶漱石极力使别人相信，他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清算陈毅的老账和新账的。一些干部对陈毅心存戒惧，一时间陈毅陷入孤立。用陈毅自己的话说，那时是“鬼都不上门”。
饶漱石和陈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秘书看到二人争吵得厉害，住在隔壁不敢入睡。8月20日，华中局开会，检查工作。8月21日至22日，新四军军分会开会，各委员作自我批评。饶漱石控制会议方向，对陈毅步步紧逼。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饶漱石直接向陈毅摊牌了。
10月16日，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召开整风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饶漱石进一步布置对陈毅的斗争。当天下午，在以“漫谈会”方式举行的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会议对陈毅开展批评、斗争，把性质定在“反对政委制度”“反对党中央”的线上。饶漱石将排挤陈毅的活动推向高峰，此即“黄花塘事件”。
10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封长达1500字的电报。饶漱石极力挑拨陈毅和毛泽东、刘少奇的关系，企图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处理陈毅。接着，他歪曲和捏造一系列事实，造谣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最后，他要求中共中央把陈毅调走，“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备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估计，仅由他个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不够有力，便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发电报批评陈毅。 11月初，陈毅以自我批評的态度，向中共中央发电报，简单陈述了“黄花塘事件”的经过。陈毅着重向中共中央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说话太随便，影响了团结。客观地说，陈毅尽管十分委屈，姿态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以陈毅的资历和贡献，中共中央也是信任他的。11月8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并转告饶漱石：“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希望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中共中央的决定，对饶漱石搞阴谋诡计无疑是当头一棒。11月25日，陈毅踏上赴延安的旅途。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毅先回到华中，后来到山东，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局副书记。
“黄花塘事件”前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书记。饶漱石到新四军工作较晚，粟裕对他不熟悉，交往不多。粟裕同陈毅的交往较早，南昌起义后就一直在陈毅领导下战斗，感情深厚。再说，饶漱石排挤陈毅的阴谋活动，不敢向下讲明，粟裕更是不知道。饶漱石的阴谋活动，第一师的其他干部也根本不知道。
1953年，由于中共党内斗争，饶漱石遭到批判。1958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诬陷粟裕“随饶反陈”。上述历史表明，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所谓延误北上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中央军委要求华中军区主力北移淮南作战，粟裕等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领导人建议，先利用有利条件在苏中打几仗，然后再北移。中央军委同意后，华中野战军进行苏中战役，歼敌数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8月15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中野战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一个月。”当时，苏中战役尚未结束，华中野战军连续作战30多天，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和补充。8月27日，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致电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我军必须休整才能再战，故决定以包围如皋、海安形势，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八十五军一六○师。”8月29日，粟裕、谭震林再次建议：以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攻占泰兴县（今泰兴市）黄桥，华中野战军第一、六师部署于如皋县（今如皋市）、紫石县海安镇的西部。一面休整，一面对海安采取进攻姿态，暂时围而不攻。如果敌人在10天之内不向海安增援，华中野战军则攻占海安，以争取补充1万新兵并解决部队的冬衣问题。如果敌人在10天之内增援海安，华中野战军则打援。粟裕、谭震林认为，华中野战军的这一部署是过渡性的，预期只要实现其中一个设想，均有利于下一步转兵他去;如果中央军委仍命令华中野战军在原地作战，也比较主动。8月31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谭二十九日电悉，所见甚是。不管敌情变化如何，一、六师至少休整十天，加以补充，五旅攻占黄桥后，亦须休整，养精蓄锐，以备再战。”对于粟裕、谭震林的上述部署，陈毅也表示同意。
8月底，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所属部队，有逐步向东打通陇海铁路，威胁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淮阴区）、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切断华中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联系，进而围歼华中野战军主力的动向。8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在津浦铁路（天津至南京）、陇海铁路，或在两铁路线之间，或在他处，寻机歼敌，以改变战局。8月29日，中央军委发电报询问粟裕、谭震林：在东线作战一时期后，“西调攻击泰州、宜陵、仙女庙、扬州之线，有攻克把握否？假如攻击该线得手后，第二步开往淮南作战，以期恢复第三、第四两分区并相机切断蚌浦线，其便利与困难条件如何？”
针对中央军委的询问，粟裕、谭震林及时汇报了有关情况。8月31日，苏中战役结束。9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军委的设想是，山东野战军主力先给徐州东犯之敌以相当的打击，然后集中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从淮北、淮南两面夹击敌人。
陈毅十分关注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的联系，提出了几个作战方案。9月4日，他提出关于山东野战军主力的三个作战方案，同时指出各有利弊：“第一案，北移沭阳，迎击东进之七十四师、六十九师，可保持鲁南的联系，但只能留九纵守泗阳、众兴，力量是不够的;第二案，就地出击攻洋河，估计要打桂系两个师，必拼消耗，不合算;第三案，留现地待机。”
粟裕和谭震林接到华中局转来的陈毅电报后，反复研究，认为江苏省淮阴县、淮安县（今淮安市淮安区）是苏皖边区的首府，又是苏中前线的后方，苏中战役能够顺利实施，得益于陈毅率数万大军在淮北作战，使华中野战军翼侧与后方有所保障。如果山东野战军不先给对峙在江苏省泗阳县城、泗阳县众兴镇之敌以打击即转至沭阳县作战，有使该敌迅速乘隙占领两淮和运河线，迫使华中野战军放弃华中的危险。9月7日、8日，粟裕、谭震林连电建议：山东野战军主力先在泗阳县寻机歼敌;如必须北移作战，则华中野战军主力撤围海安，争取10天左右的休整后北移泗阳地区，以保障淮阴、淮安的安全。9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放弃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这是华中野战军主力作战方向的一次重要调整，即由原定向西机动，调整为向北机动。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9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定陶大捷，解放区振奋。当天，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我刘邓军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谭南北配合，巩固两淮，开展局面。”陈毅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时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黎玉时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张鼎丞时任华中军区司令员，邓子恢时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八师”，即山东野战军第八师。
粟裕、谭震林接此电报，很受鼓舞。9月9日，他们致电中共中央、陈毅说：为了使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向北机动之前得到兵员及冬衣补充，建议在打下海安后再北移。当天，陈毅回电：“淮北敌情正在变化中，如蒋军由宿迁东进，我军即时出击，或在宿迁、沭阳、新安之间歼敌，或西进攻睢宿地区，保证可以改变战局。如是沭阳、两淮、鲁南均不致引起突变。”陈毅要求华中野战军：“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机转移为好。”同一天，张鼎丞、邓子恢也发电主张：先攻占海安，“以免功亏一篑”。几个电报几乎同时发出，可谓所见略同。 但是，中央军委根據全局的需要，很快又改变了原来的决定。9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粟谭军连战疲劳，亟待休整，目前各方敌情正在改变，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以放弃海安即时休整”为宜。中央军委希望战略部署有所调整，却也十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9月10日，中央军委征求意见：“如你们以为攻占海安于大局有利，则可决心攻取海安。”这时，谭震林已赴华中分局，粟裕对此电报极为重视。粟裕认为，中央军委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前线指挥员更应该认真领会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分析，攻占海安固然有利于坚持苏中、动员参军、解决冬衣，但预计要付出1500人左右的伤亡代价。从今后战局发展来看，为大量歼敌，须诱敌更深入一些。如果攻下海安，也仍须放弃，不如放弃攻占海安的计划。将攻取海安所付的代价，留作以后在运动中歼敌更为有利。9月10日，粟裕将上述意见报告中央军委、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
此时，淮北敌情在急剧变化，国民党军第七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二十八师向江苏省泗阳县、淮阴县、淮安县发起进攻。陈毅提出，他率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八师，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坚决歼灭进攻之敌。9月11日，中央军委批复：赞同陈毅的建议，华中野战军“主力即开两淮机动”。粟裕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立即收拢队伍，兼程北上。
海安距离淮阴县、淮安县有250公里，一路水网，既少陆路，又缺船只，而且大雨不断。9月11日，谭震林向中央军委陈述：“华中主力最快要到二十日才能赶到两淮。”9月15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苏中主力已北调，要二十五日才能到达两淮地区，已来不及参战。”两淮战局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国民党军的攻势未受挫。9月19日，山东野战军在给敌人以一定杀伤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
以上说明，华中野战军主力北移，是中央军委依据淮北和苏中两个战场的敌我形势急剧变化，经过同战区指挥员商讨后定下来的。9月9日至11日，中央军委对华中野战军的指示，有若干变化。但是，从“准备向北机动”到“即开两淮机动”，仅三天时间。
在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却说：“军委早就确定了华中主力北移作战，由于华中战区指挥员有不同意见给延误了。”上述历史表明，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所谓反陈毅电报
1946年10月上旬，敌情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在得知华中野战军主力北移，并且得知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主力有进攻江苏省宿迁县（今宿迁市）、截断其后路的意图后，便一面由江苏省淮阴县、淮安县东进涟水，威胁华中野战军后方，一面由鲁南进占山东省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枣庄，威胁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县。
10月7日，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司令员粟裕面对这种形势，连发三电给陈毅，建议首先歼灭由江苏省淮阴县、淮安县东犯涟水县之敌，同时积极准备执行淮北作战任务。他们认为，如此才能保障坚持苏中之后路，对今后进入淮北亦有很大帮助，否则苏中全失，于华中固不利，于山东及整个大局亦不利。他们提出，“盼军长即来此间统一指挥”。陈毅当时的职务是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该电报说：“我们始终认为，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山野、华野司政机关必须合并，不要仍存两套司、政。”“为确保指挥统一、指挥协同计，建议陈、粟会合在一起。”
10月7日、8日，陈毅电复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同意华中野战军南移作战计划。同时，陈毅提出：“目前趋势是分布南北作战，你们南下负责打南面，我在北面照顾。”“如南面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固根本”，“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10月9日，陈毅决定山东野战军回鲁。他在发给中共中央并告华中和山东负责人的电报中提出：“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华野应迅速北上或派队巩固淮海区”，“或竟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
接到陈毅10月9日电报后，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常委张鼎丞、曾山当天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第二天，他们三人又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告诉当时在涟水前线的粟裕、谭震林，说他们三人当天就去陈毅军长处商谈。当时，粟裕正在涟水前线，并未参与邓子恢、张鼎丞、曾山发电报提意见这件事。
10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中军区：“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如确有歼敌把握，自以去鲁南打较在淮海打为有利。因鲁南敌歼灭后，即可出陇海、淮泗，对华中局面并非不利，问题是歼敌究以在何地为宜。”这时，粟裕已经知道陈毅建议的内容。他对陈毅的建议和中央军委来电，进行了认真的考虑。粟裕认为，淮海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有利于敌人的调动和集中。战争初期，敌人兵力、火力、机动能力都很强。淮南、淮北失守后，西部已暴露于敌，华中军区部队、山东军区部队要在这一地区达成战役优势相当困难。鲁南的地形条件很好，群众条件、供应条件也很好。从战略防御阶段来看，把鲁南作为诱敌深入的底线自然比淮海好。但是，粟裕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也不得不考虑：（1）国民党军的进攻重点在华中，如即刻全军入鲁，敌之进攻重点也将立即由华中进至山东。华中过早地丧失，对于长期作战不利。（2）淮阴、淮安失守后，国民党军已对华中形成半圆形包围态势。如果不能在淮海打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则下一步转移作战将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3）华中军区部队撤出淮阴、淮安，在群众中已经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波动，如果不能再打一个胜仗就全军入鲁，对民心、军心不利。（4）为开展苏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也需要再打一仗。所以，粟裕认为，全军入鲁作战的设想是很好的，但似宜在入鲁前争取在淮海打一个好仗。
10月15日，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等人经过郑重商讨，致电中央军委，决定暂缓去鲁南，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日，毛泽东回电：“十五日子时电悉，决心在淮海打仗，甚慰。”“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所谓参与“黄花塘事件”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报通知华中局：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治委员。当时，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1月20日至3月4日，刘少奇动身前，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当时，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任华中局委员、新四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代理军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扣押，军长职务由陈毅代理。
3月19日，刘少奇离开华中抗日根据地。5月上旬，华中局与新四军军分会决定：饶漱石率领工作组到淮南检查新四军第二师的工作，时间3个月;在饶漱石外出期间，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毅代理。一时间，陈毅在华中抗日根据地集党政军领导权于一身。虽然主要工作是组织夏收、反“扫荡”（反“清剿”），但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十分繁重。党委工作、军区工作、党校工作、抗大工作、后勤卫生工作等，都需要他领导部署。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决定下达后，陈毅立即主持研究贯彻。他多次讲课，贯彻动员，把整顿“三风”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关于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的决定，使根据地中央局书记的地位更加重要。刘少奇离开华中抗日根据地之后，饶漱石代理书记已经半年。可是，华中局书记由谁正式接任，还没有消息。饶漱石认为，陈毅资历老、能力强，是他的最大竞争对手，于是他再也无心在部队检查工作了，迫不及待地要争夺华中局书记职务。9月19日，饶漱石回到新四军军部，陈毅不再代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机关，由江苏省盐城县（今盐城市盐都区）、阜宁县向淮南转移。
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机关抵达安徽省盱眙县（今属江苏省）黄花塘。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新四军整风运动开展起来。对比陈毅、饶漱石两人的工作特点，干部中间有一些议论。总体上，大家对陈毅赞扬多一些，对饶漱石批评多一些。陈毅性格豪爽，听到一些议论，却未予重视。饶漱石急于接任华中根据地党政军第一把手，对批评意见自然感到有压力，心中忐忑不安。饶漱石知道，陈毅曾经在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取代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他认为，这件事情，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过毛泽东，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的历史由来已久。
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该《决定》提倡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饶漱石声称，学习该《决定》之后，很受启发，也要到基层搞调查研究，结果去了距离新四军军部20公里的大刘郢村。实际上，他借口暂时离开新四军军部，是为了制造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他的假象，然后达到打击陈毅的目的。饶漱石临走时布置说，整风中意见尖锐时，马上通知他。
饶漱石走后，陈毅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整风运动。6月8日，陈毅主持召开华中局和新四军整风联席会议。8月13日，陈毅根据华中局关于加强整风工作的指示，主持召开新四军直属队领导人及各部长会议，检查领导工作，提出今后改进意见。8月14日，会议继续进行，气氛热烈，许多人的言词尖锐而激烈。当天下午，饶漱石突然回到新四军军部。当政治部秘书长把会议发言整理材料送请他审阅时，他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秘书长深感诧异：饶代政委在农村搞调查研究，机关开会提的意见怎么“早知道了”呢？
饶漱石说，整风运动中有些意见是“反对政治委员”，性质严重。每天，他以相当多的时间，分别同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干部进行个别谈话，挑拨内部关系。谈话中，他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的历史，说到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的“事实”。饶漱石极力使别人相信，他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清算陈毅的老账和新账的。一些干部对陈毅心存戒惧，一时间陈毅陷入孤立。用陈毅自己的话说，那时是“鬼都不上门”。
饶漱石和陈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秘书看到二人争吵得厉害，住在隔壁不敢入睡。8月20日，华中局开会，检查工作。8月21日至22日，新四军军分会开会，各委员作自我批评。饶漱石控制会议方向，对陈毅步步紧逼。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饶漱石直接向陈毅摊牌了。
10月16日，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召开整风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饶漱石进一步布置对陈毅的斗争。当天下午，在以“漫谈会”方式举行的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会议对陈毅开展批评、斗争，把性质定在“反对政委制度”“反对党中央”的线上。饶漱石将排挤陈毅的活动推向高峰，此即“黄花塘事件”。
10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封长达1500字的电报。饶漱石极力挑拨陈毅和毛泽东、刘少奇的关系，企图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处理陈毅。接着，他歪曲和捏造一系列事实，造谣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最后，他要求中共中央把陈毅调走，“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备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估计，仅由他个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不够有力，便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发电报批评陈毅。 11月初，陈毅以自我批評的态度，向中共中央发电报，简单陈述了“黄花塘事件”的经过。陈毅着重向中共中央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说话太随便，影响了团结。客观地说，陈毅尽管十分委屈，姿态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以陈毅的资历和贡献，中共中央也是信任他的。11月8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并转告饶漱石：“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希望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中共中央的决定，对饶漱石搞阴谋诡计无疑是当头一棒。11月25日，陈毅踏上赴延安的旅途。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毅先回到华中，后来到山东，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局副书记。
“黄花塘事件”前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书记。饶漱石到新四军工作较晚，粟裕对他不熟悉，交往不多。粟裕同陈毅的交往较早，南昌起义后就一直在陈毅领导下战斗，感情深厚。再说，饶漱石排挤陈毅的阴谋活动，不敢向下讲明，粟裕更是不知道。饶漱石的阴谋活动，第一师的其他干部也根本不知道。
1953年，由于中共党内斗争，饶漱石遭到批判。1958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诬陷粟裕“随饶反陈”。上述历史表明，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所谓延误北上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中央军委要求华中军区主力北移淮南作战，粟裕等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领导人建议，先利用有利条件在苏中打几仗，然后再北移。中央军委同意后，华中野战军进行苏中战役，歼敌数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8月15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中野战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一个月。”当时，苏中战役尚未结束，华中野战军连续作战30多天，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和补充。8月27日，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致电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我军必须休整才能再战，故决定以包围如皋、海安形势，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八十五军一六○师。”8月29日，粟裕、谭震林再次建议：以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攻占泰兴县（今泰兴市）黄桥，华中野战军第一、六师部署于如皋县（今如皋市）、紫石县海安镇的西部。一面休整，一面对海安采取进攻姿态，暂时围而不攻。如果敌人在10天之内不向海安增援，华中野战军则攻占海安，以争取补充1万新兵并解决部队的冬衣问题。如果敌人在10天之内增援海安，华中野战军则打援。粟裕、谭震林认为，华中野战军的这一部署是过渡性的，预期只要实现其中一个设想，均有利于下一步转兵他去;如果中央军委仍命令华中野战军在原地作战，也比较主动。8月31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谭二十九日电悉，所见甚是。不管敌情变化如何，一、六师至少休整十天，加以补充，五旅攻占黄桥后，亦须休整，养精蓄锐，以备再战。”对于粟裕、谭震林的上述部署，陈毅也表示同意。
8月底，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所属部队，有逐步向东打通陇海铁路，威胁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淮阴区）、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切断华中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联系，进而围歼华中野战军主力的动向。8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在津浦铁路（天津至南京）、陇海铁路，或在两铁路线之间，或在他处，寻机歼敌，以改变战局。8月29日，中央军委发电报询问粟裕、谭震林：在东线作战一时期后，“西调攻击泰州、宜陵、仙女庙、扬州之线，有攻克把握否？假如攻击该线得手后，第二步开往淮南作战，以期恢复第三、第四两分区并相机切断蚌浦线，其便利与困难条件如何？”
针对中央军委的询问，粟裕、谭震林及时汇报了有关情况。8月31日，苏中战役结束。9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军委的设想是，山东野战军主力先给徐州东犯之敌以相当的打击，然后集中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从淮北、淮南两面夹击敌人。
陈毅十分关注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的联系，提出了几个作战方案。9月4日，他提出关于山东野战军主力的三个作战方案，同时指出各有利弊：“第一案，北移沭阳，迎击东进之七十四师、六十九师，可保持鲁南的联系，但只能留九纵守泗阳、众兴，力量是不够的;第二案，就地出击攻洋河，估计要打桂系两个师，必拼消耗，不合算;第三案，留现地待机。”
粟裕和谭震林接到华中局转来的陈毅电报后，反复研究，认为江苏省淮阴县、淮安县（今淮安市淮安区）是苏皖边区的首府，又是苏中前线的后方，苏中战役能够顺利实施，得益于陈毅率数万大军在淮北作战，使华中野战军翼侧与后方有所保障。如果山东野战军不先给对峙在江苏省泗阳县城、泗阳县众兴镇之敌以打击即转至沭阳县作战，有使该敌迅速乘隙占领两淮和运河线，迫使华中野战军放弃华中的危险。9月7日、8日，粟裕、谭震林连电建议：山东野战军主力先在泗阳县寻机歼敌;如必须北移作战，则华中野战军主力撤围海安，争取10天左右的休整后北移泗阳地区，以保障淮阴、淮安的安全。9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放弃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这是华中野战军主力作战方向的一次重要调整，即由原定向西机动，调整为向北机动。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9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定陶大捷，解放区振奋。当天，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我刘邓军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谭南北配合，巩固两淮，开展局面。”陈毅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时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黎玉时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张鼎丞时任华中军区司令员，邓子恢时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八师”，即山东野战军第八师。
粟裕、谭震林接此电报，很受鼓舞。9月9日，他们致电中共中央、陈毅说：为了使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向北机动之前得到兵员及冬衣补充，建议在打下海安后再北移。当天，陈毅回电：“淮北敌情正在变化中，如蒋军由宿迁东进，我军即时出击，或在宿迁、沭阳、新安之间歼敌，或西进攻睢宿地区，保证可以改变战局。如是沭阳、两淮、鲁南均不致引起突变。”陈毅要求华中野战军：“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机转移为好。”同一天，张鼎丞、邓子恢也发电主张：先攻占海安，“以免功亏一篑”。几个电报几乎同时发出，可谓所见略同。 但是，中央军委根據全局的需要，很快又改变了原来的决定。9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粟谭军连战疲劳，亟待休整，目前各方敌情正在改变，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以放弃海安即时休整”为宜。中央军委希望战略部署有所调整，却也十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9月10日，中央军委征求意见：“如你们以为攻占海安于大局有利，则可决心攻取海安。”这时，谭震林已赴华中分局，粟裕对此电报极为重视。粟裕认为，中央军委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前线指挥员更应该认真领会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分析，攻占海安固然有利于坚持苏中、动员参军、解决冬衣，但预计要付出1500人左右的伤亡代价。从今后战局发展来看，为大量歼敌，须诱敌更深入一些。如果攻下海安，也仍须放弃，不如放弃攻占海安的计划。将攻取海安所付的代价，留作以后在运动中歼敌更为有利。9月10日，粟裕将上述意见报告中央军委、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
此时，淮北敌情在急剧变化，国民党军第七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二十八师向江苏省泗阳县、淮阴县、淮安县发起进攻。陈毅提出，他率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八师，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坚决歼灭进攻之敌。9月11日，中央军委批复：赞同陈毅的建议，华中野战军“主力即开两淮机动”。粟裕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立即收拢队伍，兼程北上。
海安距离淮阴县、淮安县有250公里，一路水网，既少陆路，又缺船只，而且大雨不断。9月11日，谭震林向中央军委陈述：“华中主力最快要到二十日才能赶到两淮。”9月15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苏中主力已北调，要二十五日才能到达两淮地区，已来不及参战。”两淮战局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国民党军的攻势未受挫。9月19日，山东野战军在给敌人以一定杀伤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
以上说明，华中野战军主力北移，是中央军委依据淮北和苏中两个战场的敌我形势急剧变化，经过同战区指挥员商讨后定下来的。9月9日至11日，中央军委对华中野战军的指示，有若干变化。但是，从“准备向北机动”到“即开两淮机动”，仅三天时间。
在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却说：“军委早就确定了华中主力北移作战，由于华中战区指挥员有不同意见给延误了。”上述历史表明，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所谓反陈毅电报
1946年10月上旬，敌情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在得知华中野战军主力北移，并且得知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主力有进攻江苏省宿迁县（今宿迁市）、截断其后路的意图后，便一面由江苏省淮阴县、淮安县东进涟水，威胁华中野战军后方，一面由鲁南进占山东省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枣庄，威胁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县。
10月7日，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司令员粟裕面对这种形势，连发三电给陈毅，建议首先歼灭由江苏省淮阴县、淮安县东犯涟水县之敌，同时积极准备执行淮北作战任务。他们认为，如此才能保障坚持苏中之后路，对今后进入淮北亦有很大帮助，否则苏中全失，于华中固不利，于山东及整个大局亦不利。他们提出，“盼军长即来此间统一指挥”。陈毅当时的职务是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该电报说：“我们始终认为，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山野、华野司政机关必须合并，不要仍存两套司、政。”“为确保指挥统一、指挥协同计，建议陈、粟会合在一起。”
10月7日、8日，陈毅电复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同意华中野战军南移作战计划。同时，陈毅提出：“目前趋势是分布南北作战，你们南下负责打南面，我在北面照顾。”“如南面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固根本”，“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10月9日，陈毅决定山东野战军回鲁。他在发给中共中央并告华中和山东负责人的电报中提出：“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华野应迅速北上或派队巩固淮海区”，“或竟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
接到陈毅10月9日电报后，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常委张鼎丞、曾山当天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第二天，他们三人又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告诉当时在涟水前线的粟裕、谭震林，说他们三人当天就去陈毅军长处商谈。当时，粟裕正在涟水前线，并未参与邓子恢、张鼎丞、曾山发电报提意见这件事。
10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中军区：“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如确有歼敌把握，自以去鲁南打较在淮海打为有利。因鲁南敌歼灭后，即可出陇海、淮泗，对华中局面并非不利，问题是歼敌究以在何地为宜。”这时，粟裕已经知道陈毅建议的内容。他对陈毅的建议和中央军委来电，进行了认真的考虑。粟裕认为，淮海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有利于敌人的调动和集中。战争初期，敌人兵力、火力、机动能力都很强。淮南、淮北失守后，西部已暴露于敌，华中军区部队、山东军区部队要在这一地区达成战役优势相当困难。鲁南的地形条件很好，群众条件、供应条件也很好。从战略防御阶段来看，把鲁南作为诱敌深入的底线自然比淮海好。但是，粟裕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也不得不考虑：（1）国民党军的进攻重点在华中，如即刻全军入鲁，敌之进攻重点也将立即由华中进至山东。华中过早地丧失，对于长期作战不利。（2）淮阴、淮安失守后，国民党军已对华中形成半圆形包围态势。如果不能在淮海打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则下一步转移作战将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3）华中军区部队撤出淮阴、淮安，在群众中已经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波动，如果不能再打一个胜仗就全军入鲁，对民心、军心不利。（4）为开展苏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也需要再打一仗。所以，粟裕认为，全军入鲁作战的设想是很好的，但似宜在入鲁前争取在淮海打一个好仗。
10月15日，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等人经过郑重商讨，致电中央军委，决定暂缓去鲁南，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日，毛泽东回电：“十五日子时电悉，决心在淮海打仗，甚慰。”“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