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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高歌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理想人格期待和现实角色扮演的吊诡性，促使其正视板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强烈的担当意识催生朱光潜顺时达变的人格救赎模式。从“魏晋人”理想到出世——入世说，这不但刻勒了时代变迁的印迹，更体现他顺时达变的人格建构活性。
〔关键词〕 朱光潜；“魏晋人”；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3）06-0114-05
社会风云激荡，陶铸形态各异的人格范式。春秋战国、魏晋六朝、明代中后期和民国“五四”时期标举了中国社会的四处思想解放高峰，士人高自标置、挥洒自由，彰显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穿越时空的隧道，朱光潜一度将心神定格于魏晋文化的苍穹，与魏晋士人作恒久遥远的对话，礼赞旷达脱俗的人生境界，高歌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从而以其独特的文化体认达成与魏晋士人的精神和鸣，强化了魏晋文化绵长悠远的历史回响。但是，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心系天下的用世情怀，逐渐加剧其理想人格期待和现实角色扮演的吊诡性，促使其不得不正视板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部分消解了其理想人格的文化魅力，强烈的担当意识催生朱光潜顺时达变的人格救赎模式。
一
现实社会是一出多声部的合奏曲，社会境遇的变迁形成士人社会角色的杂多特质，正如民国繁乱杂沓的社会世相，民国时期的朱光潜人格有多重定位，无论是超然物外的自由人格，抑或孜孜进取的用世精神，均折射朱光潜既接续传统又因时自适的人格活性。从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到西方文明的积极传播者，最后归结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朱光潜聚焦民国一代知识分子新旧变迁的文化心路。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具象于他在1956年发表于《文艺报》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该文凸显了青年朱光潜浸染中国传统文化之深，道出其对闲适冲淡思想的接受效应，他承认：“由于对于中国古典作品作这样歪曲的理解，我逐渐形成所谓‘魏晋人’的人格理想。根据这个‘理想’，一个人是应该‘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虚无为’，独享静观与玄想乐趣的。”[1]（13）超然物外、虚静玄想书写了朱光潜“魏晋人”理想的基本轮廓，委运任化的精神自由构成青年朱光潜人生观的主要理念。衡之建国初期的社会现实，朱光潜主动跟自己过去的告别宣言，恰从侧面道出朱光潜深厚的国学情愫。自6岁就接受私塾“正蒙”教育，传统文化已成为其学术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重要构成，这种融在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并非简单地说划就可以划清界限的。
万事皆有因果，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进一步唤起民族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但运动之后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未能给社会思想提供多少改弦更张的时代契机，社会风云仍如昔日的沉闷。有志青年激情满怀的社会理念往往会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触礁，甚至被摔得粉碎，这势必滋生一种无可排遣的文化失落。动荡不安的现实部分抵消了飞流湍急的现代化理念，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因果律，既然现实的困难不易克服，如果事与愿违，以退为进倒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早在1923年，朱光潜借诸《学生杂志》发表《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一文，形象绘制了超然物表的操作效应：“但是现实如果使他的活动不成功，而他又没有别条路可以去求慰安，他自然要失望悲观。但是，倘若他的精神能够超脱现实，现实的困难当然不能叫他屈服，因为他还可以在精神界求慰安。现实既然不能屈服他的精神，那么，他自然可以坚持到底和环境奋斗了。”[2]（91）抖落现实社会的困厄和失落，转以精神领域的灵魂自由得以飞升，这一方法接续了魏晋士人的超脱之道。该文开具了三条拯救人生、消除苦闷的方子：宗教信仰、美术（文艺）、保存一点孩子气，相对而言，朱光潜更推崇美术的化育作用，因为美术可以伸缩自由，创造理想，超越现实的形格势禁，去领略自在之乐。置身事外，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魏晋风度允符了当下消除烦闷的需要，这种用心去领悟天然之美的存在方式较好平衡了现实困难与人格理想的冲突。
青年时代所建构的“魏晋人”人格理想，擎起一精神大纛，规设了朱光潜的早期学术活动及其思想的基本理路。钱念孙先生指出超脱思想为打造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大厦“选定了地盘，画出了草图，规定了一种总体风格。”[3]（67）易言之，超脱思想设置了早期朱光潜的学术趋势，体现其著述立说所坚持的人生旨趣。超脱理念在朱光潜早期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谈文学》，形成一条绵延不断的学术脉络，展示了其“魏晋人”理想的书写效应。朱光潜在旅欧期间，应《一般》（后改名为《中学生》）杂志社夏丏尊、叶圣陶之邀，自1926年11月至1928年3月，以书信的方式、流丽的笔墨、朋友式的交流，与中学生谈人生、品社会，1929年结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青年的必备读物。该著选题看似驳杂，举凡中学生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问题，朱先生均有申说。综括全著，亦能发觉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告诫中学生勿贪图眼前功利，眼光须深沉。至于到具体的人生设计，大可保持一份“超效率”的姿态：“假如我的十二封信对于现代青年能发生毫末的影响，我尤其虔诚默祝这封信所宣传的超‘效率’的估定价值的标准能印入个个读者的心孔里去；因为我能知道的学生们、学者们和革命家们都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太类似美国旅游家看《蒙娜·丽莎》了。”[4]（56）以世俗功利去估定人生的价值，往往会遮蔽现实生命的存在价值和精神内蕴，而心持一份超脱世俗的高蹈情怀，自然不会斤斤于现实社会的成败与利害。“能景仰不计成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4]（56）惊羡于热烈的失败更是一种人生的高境，因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比行动的结果更为光彩耀眼。“超效率”理念为当下中学生摆脱烦闷提供了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谈动》、《谈十字街头》、《谈摆脱》和《谈人生与我》等信件也或多或少援引此类非功利思想，张扬坚守独立的学术品格和自由的人格精神。 二
现实生活是各种利害关系的网结，朱光潜认为摆脱现实的苦闷，是一种豁达胸襟的显示。他导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来综合考察。被视为继《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的《谈美》开场就标举“无所为而为”的美术品格：“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5]（6）现实是一切苦难的源泉，只有摆脱现实的困厄，才会恢复人生的自然本性。美感世界的艺术指向和现实世界的实用追求，考量着人生的存在价值和实现效应，朱光潜“无所为而为”的解脱之道不乏叔本华、尼采学说的因子，借诸艺术来脱离现实的牢笼，潜藏其中的魏晋士人的高蹈情怀倒是不争的事实。身处视民如蚁的社会，魏晋士人的内心苦闷和焦虑，往往以一副放诞任性的姿态来追求人性的自由。“无所为而为”上升到一定境界，便是人生的艺术化。《谈美》中《“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一文具象和凸显了生活的自然本色。人生的艺术化，在一定程度上说，即为生生不息的生命情趣的流露，它可以展示严肃和豁达兼胜的效果。朱光潜认为：“晋代清流大半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家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5]（94）人生的艺术化显示巨大的人格魅力，形成对实用功利的超越，职是之故，陶渊明兼修儒道的魏晋风度，书写了人生艺术化的精神向标。
既然人生向标已经建构，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便是人生设计的问题。朱光潜将人生态度厘分为看与演两大类，人生价值实现的场域自然也就有了前台和后台之别。早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谈人生与我》就坦陈其人生态度：“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里装腔作势。”[4]（57）置身前台，尽显参与者本色，抖露一种积极用世的人生观；立足后台，则超脱世俗，以一副达观情怀洞彻世间万物。在1947年7月所发表的《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一文中，朱光潜视人生如一部大戏，将“看”与“演”两种姿态抬升为两类人生理想。台上的装腔作势、尽态极妍，台下的凝神观照、得意忘形，固为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易言之，演戏展示一种积极参与的立场，偏重儒家传统；看戏则为一种旷达隐逸情怀的流露，演绎道家精神，人生就在“看”与“演”的裹挟中走完它的征程。“人生的苦恼起于演，人生解脱在看。”[6]（261） 在朱光潜看来，人生的最高乐趣在于从静观默玩中获取人生真谛，无论是中国的嵇康、王羲之、陶渊明，还是西方的柏拉图、歌德、尼采，“看”与“演”均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人生设计，它不仅见于事物的结果，更体现于追求的过程。静观纷纭尘嚣的现实世界，朱光潜不止一次表白其看戏立场：“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4]（59）秉承一副豁达会通的眼光洞观万物，远离浮华，扰攘纷乱的世俗功利便被抛置脑后，这种敞亮如新的生命情怀再现了魏晋人的虚静和恬淡。
陶渊明是魏晋文化的一株参天大树，他以“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率真本性书写魏晋士人的诗意存在，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构建魏晋文学天空的一座文化昆仑。1935年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藉以唐人钱起《湘灵鼓瑟》束句所绘制的游目骋怀世界来体认生命的永恒，在流逝的岁月中寻绎生命归依的愉悦，进而推崇陶渊明超尘脱俗的自然之趣：“‘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2]（396）以“静穆”来标举一种人格境界，不无其借鉴歌德、黑格尔和尼采等欧洲近代美学家理论资源的影子，而贯穿其中人格追求的魏晋化亦是昭然若揭的。朱光潜高标“静穆”之说惹来同鲁迅的一场笔战，鲁迅《“题未定”草》（其七）数落朱光潜就“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佳句欣赏为一类摘句批评，并断言这种未顾及全人全篇的摘句似会导人入歧途：“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7]（430） 鲁迅对 “静穆”说的发难，根子并不见得就在于两种批评方法的差异，似乎叫板朱光潜所代表的京派文人那种超脱万物的人生观，毕竟，较以朱光潜的宗陶，鲁迅对屈原、阮籍更情有独钟。朱光潜的宗陶情结在《诗论》的撰写中得以酣畅地释放，《诗论》初版于1943年，其第二章《诗与谐隐》、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均有涉及陶渊明的文字。至1948年的《增订版序》，他特意提醒读者：“《陶渊明》一篇是对于个别作家作批评研究的一个尝试，如果时间允许，我很想再写一些象这一类的文章。”[8]（5）朱光潜颔首称道陶渊明，留下了一篇其著述史上仅有的个案研究，他甚至不惜破坏《诗论》的体例而收录入增订版，似别有寄托。《陶渊明》一章的目次为：一、他的身世、交游、阅读和思想；二、他的情感生活；三、他的人格和风格，对照鲁迅对朱光潜摘句批评的驳难，朱光潜如此分析陶渊明，是遵从鲁迅的批评做全人全篇的分析，还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我们亦不得而知。《诗论·陶渊明》载：“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证。”[8]（249） 深厚的人格涵养、丰富的精神质素，陶渊明高标为朱光潜精神世界的理想人格，这种现实人格的魏晋化，规设了朱光潜的道德践履和学术实践。
三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青年朱光潜身处西学东渐的社会转型期，既濡染传统文化，又备受西学的冲刷，缘于文化接受悖论，不时造成种种文化焦虑，人格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疏离造就因时而变的人格取尚，从而寻觅救赎“魏晋人”理想的另一方天地。正如一个钱币的两面，即便朱光潜“魏晋人”理想萌茁之时，就隐含其用世精神的发扬。早在1923年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之时，朱光潜就景仰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清风亮节，立下积极用世的座右铭。半个世纪之后，其《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纪念弘一法师》再现了当时的景况：“我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的形成当然不止一个原因，弘一法师替我写的《华严经》偈对我也是一种启发。佛终生说法，都是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9]（525）出世——入世之说构成朱光潜“魏晋人”超脱思想的有效弥补，甚至可以说二者表露了朱光潜人生实践的两种声音、两种形态。出世——入世人生观的正式登台，应见于1926年其《悼夏孟刚》一文。夏孟刚是朱光潜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学生，他品学兼优，朱先生对其属望最殷，孰料夏孟刚因为父兄的病逝，倍感人生乏味而服毒自杀。朱光潜认定夏孟刚如能抱定出世——入世的人生观，庶几会打破制造苦难的孽障。职是之故，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即便给青年传扬魏晋式的超脱观念，也不失积极用世的劝诫和冀盼。 中西兼通的文化身份和现实境遇的身心疏离，形成朱光潜驳杂的思想生态。即便是宣扬超脱理念，他更乐于推崇暂时的解脱，着眼于更好地改造社会。朱光潜著书立说，坚守一个清晰的座标：“希望它在这片时间能藉读者的晶莹的心灵，如同浮云藉晶莹的潭水一般，呈现一片灿烂的光彩。”[10]（5）抵制厌世主义和悲观哲学，朱光潜平心静气，与青年人对话交流，他既强调超脱现实的精神自娱，又不忘告诫青年用力去改造社会。生命是一部欲望和理智斗争的历史，设身处地，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自会炼就一副百折不挠的意志。朱光潜例以孔子的人格魅力来褒奖用世理念：“他是当时一个大学者，门徒很多，如果他贪图个人的舒适，大可以坐在曲阜过他安静的学者的生活。但是他毕生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在陈绝过粮，在匡遇过生命的危险，他那副奔波劳碌栖栖遑遑的样子颇受当时隐者的嗤笑。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他有改革世界的抱负，非达到理想，他不肯甘休。”[10]（21）执着一念，锐意进取，孔子积极用世的人格方式允推万世师表。其实，朱光潜不止一次流露：“不过说实话，象我们这种人，受思想影响最深的还是孔夫子。”[9]（533） 如果说朱光潜的“魏晋人”理想还带有浓郁的庄学品格，那么其出世——入世说则闪烁着儒家的担当精神。
脚跨中西文化领域的朱光潜，其人生理想的设计带有鲜明的西学因子。如前所论，他在剖析自我的思想渊源之时，既体认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也客观道出其浸染西学文化的色彩：“我由于学习文艺批评，首先接触到在当时资产阶级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克罗齐，以后又戴着克罗齐的眼镜去看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之流。在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文艺论著里，我听到这样一种总的论调、各人所见到的世界多少是各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我现在听说这个现实世界之外还可以任意创造世界，这个丑恶的现实世界是可以‘超脱’的，而文艺所创造的世界就可以帮助我‘超脱’现实。我从前所悬的‘魏晋人’的理想本来就是要‘超脱’现实，可是怎样才可以‘超脱’，当初还不知道，现在可就找到法门了。”[1]（15-16）若考虑到该文写作的特定时代，解放初期的政治役令，朱光潜此论未必就见得将自我的“反动思想”一洗了之！个中倒道出其人格形成的中西文化汇流色彩、西方美学思想的陶淑作用对其“魏晋人”理想的救赎效果。理想是现实的提升，再高洁的理想，一旦接触具体社会，就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1932年《谈美·开场话》虽还在极力标举其“魏晋人”理想，却不得不正视现实：“谈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谈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5]（5）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不高倡忧患意识，却去孜孜追求灵魂的自得完满，似有点不涉世务，不合时宜。家国同构的道德图式、国人的存在危机迫使朱光潜开具更有效的药方来拯时济困，也就是在此篇《开场话》中，他不失时机地补救：“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 [5]（6）从追求精神的逍遥之境到直面现实，显示朱光潜勇于担当的用世情怀。人生定位的变迁，会影响到他对古人的评价。即如其浓郁的宗陶情结，也有某种与时俱进的色彩。儒雅淡泊的陶渊明在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被许以“实外儒而内道”的人格特质，朱光潜《诗论·陶渊明》藉以陈文说开去，抬举陶渊明为至情至性之人，言其思想构成是儒大于道，甚至还带有几分侠气。此论一破《诗品》所认定的“隐逸诗人之宗”的陈见，挖掘出陶渊明的强烈的用世情怀，衡以当下时世，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对此，夏中义先生的分析颇有参考价值，其论朱光潜之所以刻意说陶渊明的思想是儒大于道，“其根子，是在朱要为自己‘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之角色自期提供隐喻型镜子。”[11] （1947-1948）年的朱光潜抱有强烈的学者议政愿望，这一角色期待也为1947年写就的《陶渊明》染上了积极用世的底色。社会角色的变迁与再塑，从而为朱光潜“魏晋人”理想的实现找就一条更为切实的途径，至于解放后，他从直觉论到反映论，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那更是思想和人格的巨大转型。
四
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人格是一种复杂的道德谱系，学问和经验铸造人格丰富的精神质素。伏脉于传统文化的审美人格，在西学营养的滋润下加大朱光潜人格的建构力度。传统文化的沾溉，奠定其审美人格之基，对西学的接纳和化用，又显示其开阔的胸怀和视域。朱光潜的人格谱系既有魏晋人淡泊明志、虚静无为的思想因子，又不乏兼济天下、经世致用的儒家热肠。“魏晋人”理想和出世——入世说构成朱光潜人格的两种向度，身处逆境，而能顺时自适；直面沧桑巨变，更能勇于担当，从“魏晋人”理想到出世——入世说，在一代美学大师身上不但刻勒了时代变迁的印痕，更表现其对社会人生的透彻把握，凸显顺时达变的人格建构活性。总的来说，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在20世纪20年代基本成型，备受时代社会的淘洗和审美主体的思想更新，至1940年代末完成其人格理想的再塑和转型。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五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2]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八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3] 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4]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一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5]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二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6]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九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7]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9]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十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0]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四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11] 夏中义.释陶渊明：从陈寅恪到朱光潜[J]. 文艺理论研究， 2010（5）：105-116.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朱光潜；“魏晋人”；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3）06-0114-05
社会风云激荡，陶铸形态各异的人格范式。春秋战国、魏晋六朝、明代中后期和民国“五四”时期标举了中国社会的四处思想解放高峰，士人高自标置、挥洒自由，彰显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穿越时空的隧道，朱光潜一度将心神定格于魏晋文化的苍穹，与魏晋士人作恒久遥远的对话，礼赞旷达脱俗的人生境界，高歌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从而以其独特的文化体认达成与魏晋士人的精神和鸣，强化了魏晋文化绵长悠远的历史回响。但是，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心系天下的用世情怀，逐渐加剧其理想人格期待和现实角色扮演的吊诡性，促使其不得不正视板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部分消解了其理想人格的文化魅力，强烈的担当意识催生朱光潜顺时达变的人格救赎模式。
一
现实社会是一出多声部的合奏曲，社会境遇的变迁形成士人社会角色的杂多特质，正如民国繁乱杂沓的社会世相，民国时期的朱光潜人格有多重定位，无论是超然物外的自由人格，抑或孜孜进取的用世精神，均折射朱光潜既接续传统又因时自适的人格活性。从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到西方文明的积极传播者，最后归结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朱光潜聚焦民国一代知识分子新旧变迁的文化心路。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具象于他在1956年发表于《文艺报》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该文凸显了青年朱光潜浸染中国传统文化之深，道出其对闲适冲淡思想的接受效应，他承认：“由于对于中国古典作品作这样歪曲的理解，我逐渐形成所谓‘魏晋人’的人格理想。根据这个‘理想’，一个人是应该‘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虚无为’，独享静观与玄想乐趣的。”[1]（13）超然物外、虚静玄想书写了朱光潜“魏晋人”理想的基本轮廓，委运任化的精神自由构成青年朱光潜人生观的主要理念。衡之建国初期的社会现实，朱光潜主动跟自己过去的告别宣言，恰从侧面道出朱光潜深厚的国学情愫。自6岁就接受私塾“正蒙”教育，传统文化已成为其学术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重要构成，这种融在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并非简单地说划就可以划清界限的。
万事皆有因果，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进一步唤起民族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但运动之后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未能给社会思想提供多少改弦更张的时代契机，社会风云仍如昔日的沉闷。有志青年激情满怀的社会理念往往会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触礁，甚至被摔得粉碎，这势必滋生一种无可排遣的文化失落。动荡不安的现实部分抵消了飞流湍急的现代化理念，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因果律，既然现实的困难不易克服，如果事与愿违，以退为进倒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早在1923年，朱光潜借诸《学生杂志》发表《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一文，形象绘制了超然物表的操作效应：“但是现实如果使他的活动不成功，而他又没有别条路可以去求慰安，他自然要失望悲观。但是，倘若他的精神能够超脱现实，现实的困难当然不能叫他屈服，因为他还可以在精神界求慰安。现实既然不能屈服他的精神，那么，他自然可以坚持到底和环境奋斗了。”[2]（91）抖落现实社会的困厄和失落，转以精神领域的灵魂自由得以飞升，这一方法接续了魏晋士人的超脱之道。该文开具了三条拯救人生、消除苦闷的方子：宗教信仰、美术（文艺）、保存一点孩子气，相对而言，朱光潜更推崇美术的化育作用，因为美术可以伸缩自由，创造理想，超越现实的形格势禁，去领略自在之乐。置身事外，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魏晋风度允符了当下消除烦闷的需要，这种用心去领悟天然之美的存在方式较好平衡了现实困难与人格理想的冲突。
青年时代所建构的“魏晋人”人格理想，擎起一精神大纛，规设了朱光潜的早期学术活动及其思想的基本理路。钱念孙先生指出超脱思想为打造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大厦“选定了地盘，画出了草图，规定了一种总体风格。”[3]（67）易言之，超脱思想设置了早期朱光潜的学术趋势，体现其著述立说所坚持的人生旨趣。超脱理念在朱光潜早期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谈文学》，形成一条绵延不断的学术脉络，展示了其“魏晋人”理想的书写效应。朱光潜在旅欧期间，应《一般》（后改名为《中学生》）杂志社夏丏尊、叶圣陶之邀，自1926年11月至1928年3月，以书信的方式、流丽的笔墨、朋友式的交流，与中学生谈人生、品社会，1929年结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青年的必备读物。该著选题看似驳杂，举凡中学生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问题，朱先生均有申说。综括全著，亦能发觉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告诫中学生勿贪图眼前功利，眼光须深沉。至于到具体的人生设计，大可保持一份“超效率”的姿态：“假如我的十二封信对于现代青年能发生毫末的影响，我尤其虔诚默祝这封信所宣传的超‘效率’的估定价值的标准能印入个个读者的心孔里去；因为我能知道的学生们、学者们和革命家们都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太类似美国旅游家看《蒙娜·丽莎》了。”[4]（56）以世俗功利去估定人生的价值，往往会遮蔽现实生命的存在价值和精神内蕴，而心持一份超脱世俗的高蹈情怀，自然不会斤斤于现实社会的成败与利害。“能景仰不计成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4]（56）惊羡于热烈的失败更是一种人生的高境，因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比行动的结果更为光彩耀眼。“超效率”理念为当下中学生摆脱烦闷提供了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谈动》、《谈十字街头》、《谈摆脱》和《谈人生与我》等信件也或多或少援引此类非功利思想，张扬坚守独立的学术品格和自由的人格精神。 二
现实生活是各种利害关系的网结，朱光潜认为摆脱现实的苦闷，是一种豁达胸襟的显示。他导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来综合考察。被视为继《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的《谈美》开场就标举“无所为而为”的美术品格：“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5]（6）现实是一切苦难的源泉，只有摆脱现实的困厄，才会恢复人生的自然本性。美感世界的艺术指向和现实世界的实用追求，考量着人生的存在价值和实现效应，朱光潜“无所为而为”的解脱之道不乏叔本华、尼采学说的因子，借诸艺术来脱离现实的牢笼，潜藏其中的魏晋士人的高蹈情怀倒是不争的事实。身处视民如蚁的社会，魏晋士人的内心苦闷和焦虑，往往以一副放诞任性的姿态来追求人性的自由。“无所为而为”上升到一定境界，便是人生的艺术化。《谈美》中《“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一文具象和凸显了生活的自然本色。人生的艺术化，在一定程度上说，即为生生不息的生命情趣的流露，它可以展示严肃和豁达兼胜的效果。朱光潜认为：“晋代清流大半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家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5]（94）人生的艺术化显示巨大的人格魅力，形成对实用功利的超越，职是之故，陶渊明兼修儒道的魏晋风度，书写了人生艺术化的精神向标。
既然人生向标已经建构，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便是人生设计的问题。朱光潜将人生态度厘分为看与演两大类，人生价值实现的场域自然也就有了前台和后台之别。早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谈人生与我》就坦陈其人生态度：“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里装腔作势。”[4]（57）置身前台，尽显参与者本色，抖露一种积极用世的人生观；立足后台，则超脱世俗，以一副达观情怀洞彻世间万物。在1947年7月所发表的《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一文中，朱光潜视人生如一部大戏，将“看”与“演”两种姿态抬升为两类人生理想。台上的装腔作势、尽态极妍，台下的凝神观照、得意忘形，固为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易言之，演戏展示一种积极参与的立场，偏重儒家传统；看戏则为一种旷达隐逸情怀的流露，演绎道家精神，人生就在“看”与“演”的裹挟中走完它的征程。“人生的苦恼起于演，人生解脱在看。”[6]（261） 在朱光潜看来，人生的最高乐趣在于从静观默玩中获取人生真谛，无论是中国的嵇康、王羲之、陶渊明，还是西方的柏拉图、歌德、尼采，“看”与“演”均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人生设计，它不仅见于事物的结果，更体现于追求的过程。静观纷纭尘嚣的现实世界，朱光潜不止一次表白其看戏立场：“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4]（59）秉承一副豁达会通的眼光洞观万物，远离浮华，扰攘纷乱的世俗功利便被抛置脑后，这种敞亮如新的生命情怀再现了魏晋人的虚静和恬淡。
陶渊明是魏晋文化的一株参天大树，他以“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率真本性书写魏晋士人的诗意存在，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构建魏晋文学天空的一座文化昆仑。1935年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藉以唐人钱起《湘灵鼓瑟》束句所绘制的游目骋怀世界来体认生命的永恒，在流逝的岁月中寻绎生命归依的愉悦，进而推崇陶渊明超尘脱俗的自然之趣：“‘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2]（396）以“静穆”来标举一种人格境界，不无其借鉴歌德、黑格尔和尼采等欧洲近代美学家理论资源的影子，而贯穿其中人格追求的魏晋化亦是昭然若揭的。朱光潜高标“静穆”之说惹来同鲁迅的一场笔战，鲁迅《“题未定”草》（其七）数落朱光潜就“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佳句欣赏为一类摘句批评，并断言这种未顾及全人全篇的摘句似会导人入歧途：“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7]（430） 鲁迅对 “静穆”说的发难，根子并不见得就在于两种批评方法的差异，似乎叫板朱光潜所代表的京派文人那种超脱万物的人生观，毕竟，较以朱光潜的宗陶，鲁迅对屈原、阮籍更情有独钟。朱光潜的宗陶情结在《诗论》的撰写中得以酣畅地释放，《诗论》初版于1943年，其第二章《诗与谐隐》、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均有涉及陶渊明的文字。至1948年的《增订版序》，他特意提醒读者：“《陶渊明》一篇是对于个别作家作批评研究的一个尝试，如果时间允许，我很想再写一些象这一类的文章。”[8]（5）朱光潜颔首称道陶渊明，留下了一篇其著述史上仅有的个案研究，他甚至不惜破坏《诗论》的体例而收录入增订版，似别有寄托。《陶渊明》一章的目次为：一、他的身世、交游、阅读和思想；二、他的情感生活；三、他的人格和风格，对照鲁迅对朱光潜摘句批评的驳难，朱光潜如此分析陶渊明，是遵从鲁迅的批评做全人全篇的分析，还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我们亦不得而知。《诗论·陶渊明》载：“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证。”[8]（249） 深厚的人格涵养、丰富的精神质素，陶渊明高标为朱光潜精神世界的理想人格，这种现实人格的魏晋化，规设了朱光潜的道德践履和学术实践。
三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青年朱光潜身处西学东渐的社会转型期，既濡染传统文化，又备受西学的冲刷，缘于文化接受悖论，不时造成种种文化焦虑，人格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疏离造就因时而变的人格取尚，从而寻觅救赎“魏晋人”理想的另一方天地。正如一个钱币的两面，即便朱光潜“魏晋人”理想萌茁之时，就隐含其用世精神的发扬。早在1923年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之时，朱光潜就景仰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清风亮节，立下积极用世的座右铭。半个世纪之后，其《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纪念弘一法师》再现了当时的景况：“我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的形成当然不止一个原因，弘一法师替我写的《华严经》偈对我也是一种启发。佛终生说法，都是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9]（525）出世——入世之说构成朱光潜“魏晋人”超脱思想的有效弥补，甚至可以说二者表露了朱光潜人生实践的两种声音、两种形态。出世——入世人生观的正式登台，应见于1926年其《悼夏孟刚》一文。夏孟刚是朱光潜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学生，他品学兼优，朱先生对其属望最殷，孰料夏孟刚因为父兄的病逝，倍感人生乏味而服毒自杀。朱光潜认定夏孟刚如能抱定出世——入世的人生观，庶几会打破制造苦难的孽障。职是之故，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即便给青年传扬魏晋式的超脱观念，也不失积极用世的劝诫和冀盼。 中西兼通的文化身份和现实境遇的身心疏离，形成朱光潜驳杂的思想生态。即便是宣扬超脱理念，他更乐于推崇暂时的解脱，着眼于更好地改造社会。朱光潜著书立说，坚守一个清晰的座标：“希望它在这片时间能藉读者的晶莹的心灵，如同浮云藉晶莹的潭水一般，呈现一片灿烂的光彩。”[10]（5）抵制厌世主义和悲观哲学，朱光潜平心静气，与青年人对话交流，他既强调超脱现实的精神自娱，又不忘告诫青年用力去改造社会。生命是一部欲望和理智斗争的历史，设身处地，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自会炼就一副百折不挠的意志。朱光潜例以孔子的人格魅力来褒奖用世理念：“他是当时一个大学者，门徒很多，如果他贪图个人的舒适，大可以坐在曲阜过他安静的学者的生活。但是他毕生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在陈绝过粮，在匡遇过生命的危险，他那副奔波劳碌栖栖遑遑的样子颇受当时隐者的嗤笑。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他有改革世界的抱负，非达到理想，他不肯甘休。”[10]（21）执着一念，锐意进取，孔子积极用世的人格方式允推万世师表。其实，朱光潜不止一次流露：“不过说实话，象我们这种人，受思想影响最深的还是孔夫子。”[9]（533） 如果说朱光潜的“魏晋人”理想还带有浓郁的庄学品格，那么其出世——入世说则闪烁着儒家的担当精神。
脚跨中西文化领域的朱光潜，其人生理想的设计带有鲜明的西学因子。如前所论，他在剖析自我的思想渊源之时，既体认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也客观道出其浸染西学文化的色彩：“我由于学习文艺批评，首先接触到在当时资产阶级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克罗齐，以后又戴着克罗齐的眼镜去看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之流。在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文艺论著里，我听到这样一种总的论调、各人所见到的世界多少是各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我现在听说这个现实世界之外还可以任意创造世界，这个丑恶的现实世界是可以‘超脱’的，而文艺所创造的世界就可以帮助我‘超脱’现实。我从前所悬的‘魏晋人’的理想本来就是要‘超脱’现实，可是怎样才可以‘超脱’，当初还不知道，现在可就找到法门了。”[1]（15-16）若考虑到该文写作的特定时代，解放初期的政治役令，朱光潜此论未必就见得将自我的“反动思想”一洗了之！个中倒道出其人格形成的中西文化汇流色彩、西方美学思想的陶淑作用对其“魏晋人”理想的救赎效果。理想是现实的提升，再高洁的理想，一旦接触具体社会，就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1932年《谈美·开场话》虽还在极力标举其“魏晋人”理想，却不得不正视现实：“谈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谈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5]（5）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不高倡忧患意识，却去孜孜追求灵魂的自得完满，似有点不涉世务，不合时宜。家国同构的道德图式、国人的存在危机迫使朱光潜开具更有效的药方来拯时济困，也就是在此篇《开场话》中，他不失时机地补救：“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 [5]（6）从追求精神的逍遥之境到直面现实，显示朱光潜勇于担当的用世情怀。人生定位的变迁，会影响到他对古人的评价。即如其浓郁的宗陶情结，也有某种与时俱进的色彩。儒雅淡泊的陶渊明在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被许以“实外儒而内道”的人格特质，朱光潜《诗论·陶渊明》藉以陈文说开去，抬举陶渊明为至情至性之人，言其思想构成是儒大于道，甚至还带有几分侠气。此论一破《诗品》所认定的“隐逸诗人之宗”的陈见，挖掘出陶渊明的强烈的用世情怀，衡以当下时世，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对此，夏中义先生的分析颇有参考价值，其论朱光潜之所以刻意说陶渊明的思想是儒大于道，“其根子，是在朱要为自己‘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之角色自期提供隐喻型镜子。”[11] （1947-1948）年的朱光潜抱有强烈的学者议政愿望，这一角色期待也为1947年写就的《陶渊明》染上了积极用世的底色。社会角色的变迁与再塑，从而为朱光潜“魏晋人”理想的实现找就一条更为切实的途径，至于解放后，他从直觉论到反映论，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那更是思想和人格的巨大转型。
四
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人格是一种复杂的道德谱系，学问和经验铸造人格丰富的精神质素。伏脉于传统文化的审美人格，在西学营养的滋润下加大朱光潜人格的建构力度。传统文化的沾溉，奠定其审美人格之基，对西学的接纳和化用，又显示其开阔的胸怀和视域。朱光潜的人格谱系既有魏晋人淡泊明志、虚静无为的思想因子，又不乏兼济天下、经世致用的儒家热肠。“魏晋人”理想和出世——入世说构成朱光潜人格的两种向度，身处逆境，而能顺时自适；直面沧桑巨变，更能勇于担当，从“魏晋人”理想到出世——入世说，在一代美学大师身上不但刻勒了时代变迁的印痕，更表现其对社会人生的透彻把握，凸显顺时达变的人格建构活性。总的来说，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在20世纪20年代基本成型，备受时代社会的淘洗和审美主体的思想更新，至1940年代末完成其人格理想的再塑和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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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夏中义.释陶渊明：从陈寅恪到朱光潜[J]. 文艺理论研究， 2010（5）：105-116.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