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华侵略殖民采取分而治之的形式,形成台湾、伪满洲国、沦陷区三种不同殖民统治模式,即台湾的纳入本土殖民地模式,伪满洲国的伪独立国家模式,华北、华东等沦陷区的"自治政府"模式。从台湾到沦陷区殖民文化同化、文化统制的强度依次递减,而在解殖文学、反殖文学、抗日文学、中国认同的表达空间方面依次递增。由此,形成这样的文化流动现象,作家从殖民程度高的台湾、伪满洲国向沦陷区流动;而文化从殖民程度低的地区回流到日本老牌殖民地。同时在不同的殖民统治区,有不同的跨语写作现象。日本占领区的作家借助殖民体制的差异,既打通了一条抵抗文化通道,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流动与文化杂糅乃至文化更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越域和跨语的文化姿态,开启了多重面向的文学想象。例如,"满洲话语"搅动台湾故事(林辉焜的《命运难违》);伪满洲国移居华北的作家回望故土时的朦胧与暧昧(梅娘与吴瑛的通信)。身在沦陷上海,构想英国殖民文化混合的香港故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关注中国日占区文学的跨域与越语现象,既关涉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压迫与抵抗,也关涉文化杂糅与文学想象,同时为考察中国日占区文学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