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阿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但学界对阿来小说的研究可以说是直到2000年《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才真正起步。此后学界对这个来自汉藏文化交汇地的作家愈发关注。将阿来小说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学界对阿来小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藏区主题、认同主题、现代性主题、历史主题、生态主题及其叙事艺术上。这些论者对阿来小说中叙事主题的分析呈现出愈发细致深入的特点，通过综述，以期推动阿来小说的研究。
　　 关键词：阿来小说;研究综述;叙述主题;叙事艺术
　　 1959年，阿来出生于一个叫马塘的小村庄。马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马尔康市，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区，多民族文化共同孕育了阿来。“1982年，时年24岁的阿来发表了诗歌《振响你心灵的翅膀》，从此踏上了漫长的文学旅程。”[1]从1982年到1984年，阿来一直从事诗歌创作。1984年，阿来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红苹果，金苹果……》。1998年，经过数年沉淀与数次出版风波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00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文学界开始真正关注这个来自汉藏文化交融地区的藏族作家。
　　 粗略统计，研究阿来小说的相关论文有900余篇，硕博论文60余篇，少量学术专著。持续关注阿来文学创作的学者有梁海、陈思广、贺绍俊、曾利君、白浩、丹珍草、张学昕、余宏、徐新建、徐其超、徐美恒、伍宝娟、吴义勤、吴道毅、王妍、彭超、刘大先、栗军、李康云等人。从《尘埃落定》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阿来的创作活力不减。先后创作了“机村六部曲”、《格萨尔王》、《瞻对》、“山珍三部曲”、《云中记》等作品。学界对阿来的关注也一直热度不减，2014年，陈思广等学者主编《阿来研究》，预示着学界对阿来的研究更为系统化，曹顺庆在卷首语称阿来把弱势文化推向全球公共领域，完成了藏族文學表意功能的转化。[2]对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有助于阿来小说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总体来说，学界对阿来小说的研究呈多角度，全方位发展的趋势。无论从理论的深度，还是广度，都不乏洞见之作。“大多是一般性的评论文字，且大都局限在对《尘埃落定》的研究上”[3]的情况已随着学界对阿来小说研究的不断深入大有改善。但在对阿来小说的叙事主题、叙事风格等的研究更为深入的同时，学界仅局限于研究阿来长篇小说的弊病仍然存在。阿来创作有不少中短篇小说，这些中短篇小说在其叙述艺术的构思与思想体验的深度等角度并不亚于长篇小说。对这些中短篇小说的忽视，是目前阿来小说研究的遗憾。
　　 一、叙事主题研究
　　 阿来认为，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作家创作都是在表达作家自身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体验，以及对世界的判断。因而，文学是内容的问题，而不是形式的问题[4]2。在这样的创作观念的指导下，阿来对所书写的主题分外深思熟虑。学界对阿来小说中叙事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区书写、认同、现代性、历史、自然生态等方面。
　　 （一）藏区书写主题研究
　　 作为成长在藏族文化背景下的作家，阿来对西藏的书写带有明显的依恋与反思。学界对阿来笔下的藏区书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研究阿来的小说创作与藏族民间文化的关系，二是分析阿来对藏区的反奇观化书写。
　　 任容历数了阿来的创作过程，认为阿来的创作体现了对藏族民间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诗歌的借鉴与再创作。在再创作的同时，融入了现代人的现代体验，写出了传统精神的消逝[5]。张旻昉也认为阿来对民间的传说、歌谣等进行了借鉴。同时，他认为阿来将笔下的自然景物审美化，并融入民俗意味，从而构建具有民俗风味的审美意境，并将藏族地区特有的仪式，如祭祀、占卜等，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文本之中，使之成为藏区特有的民间记忆[6]。
　　 丁增武认为，阿来对“真实的”西藏的书写，是对扎西达娃等作家笔下充满神性与奇幻色彩的西藏的一种消解，这种消解是基于阿来全球化视角下的科学认知。但并不存在一个普世的文明，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本真，因此阿来对西藏的书写，其实也是一种想象[7]。阎浩岗则认为，阿来的小说虽然对藏族民间神话、传说进行了借鉴，但在进行再创造时，有意的消解了其中的神秘感，并通过对藏区乡村生态、官场生态、普遍人性等的书写，弱化了西藏与内地、世界之间的隔膜[8]。李艳认为，阿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语言塑造了他想象中的西藏[9]。
　　 向世界展示真正的西藏文化，对西藏的奇观化书写进行祛魅是阿来一直以来书写的目的，因为他所要揭示的就是东方主义与消费主义遮蔽下的西藏。研究者深入分析阿来笔下西藏的反奇观化书写对于作家进一步调整书写策略是有益的，但若陷入阿来笔下的西藏是否就是真实的西藏这样的本质主义之争的漩涡中则得不偿失，更应探寻阿来小说中的反奇观化书写的意义与价值。
　　 （二）认同主题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阿来小说中的认同主题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民族/国家这一维度，另一个则是藏文化/汉文化/全球文化维度。关于民族/国家，杨柳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藏族地区面临中心/边缘，现代/传统，全球/地方的抉择困境。阿来这些藏族作家在这样的困境中成长，对民族认同产生了焦虑，而他们的创作则是抒发自己内心的焦虑，并通过对历史，地理，民间文化的书写寻求民族认同[10]。曾利君认为，阿来采用“非母语”的汉语写作，书写嘉绒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迁，其中既有对族群的关注，也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在阿来的笔下，族群与国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并行不悖的[11]。
　　 詹静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阿来的小说，她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占，而藏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存在被异质化的倾向。阿来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对藏文化的依恋，同时也体现出对藏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12]。顾军霞认为，阿来的写作是努力重回无文化、无意识形态的写作，他通过对嘉绒藏区的历史重写与宗教仪式的书写，将这些固化成藏族的民间文化。同时，作为在汉藏文化共同熏陶下成长的作家，阿来试图探寻融合汉藏文化的途径与可能性[13]。杨艳伶认为，阿来的小说创作并不仅仅是藏族文化的呈现，而体现出儒、道等多种文化的融合[14]2。 　　 阿来作为穿行于汉藏双重文化的写作者，首先能感觉到的就是文化归属的混乱感。选择了一种身份，就意味着背叛另一种身份，因而阿来的创作自然流露出在夹缝中写作的孤独感。学界对阿来创作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注与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以文化主体的身份审视作为他者的“双族别”作家以及藏族文化。审视本身并不存在偏颇，但是将自身视为文化主体，而将“双族别”作家或藏族文化视为他者的心态是值得反思的。正如阿来所说，中国知识分子到今天仍用后殖民理论，机械、片面的言说所谓的“身份”，而不去追问这种理论的现实根由和意识形态背景，是非常遗憾的[15]3。
　　 （三）现代性主题研究
　　 阿来一直致力的是书写西藏这片蒙昧之地艰难的苏醒，同时反思以现代文化面貌自居的强势文化与被视为弱势文化的藏族文化之间的关系[16]。学界对阿来笔下现代性的关注也恰恰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一是从阿来对现代性的书写出发，探析阿来对现代化席卷藏區的矛盾态度。何胜莉认为，阿来的小说写书写了藏区人民从被动融入现代化到主动融入现代化的过程，在书写这一过程时，阿来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渴望现代化能为藏区人民带来便利，另一方面，对现代化自身携带的金钱、利益至上致使人性迷失的弊病深恶痛绝[17]。施战军认为，阿来的时间观念不是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批判现实主义与边地书写不足以概括阿来的创作。[18]
　　 二是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阿来小说中的现代性，吴道毅认为，阿来的小说对中国当代的曲折历史展开追问，并以自身敏锐的眼光发现，当代历史之所以曲折，是因为中国当代历史是以追求现代性为目标的，但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将传统与现代相对立，割裂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造成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挤压，导致藏族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因而造成人性的迷失[19]。
　　 （四）历史主题研究
　　 王研、傅守祥等人认为，阿来的小说着眼于历史发展转型时期，书写在这一历史转型过程中，藏区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阵痛，对当下的文化转型具有借鉴意义。伍宝娟认为，阿来的历史叙事呈现出圆圈式叙述结构[20]。赵宏维、王俊等人着重于分析阿来小说中历史叙述的特征，赵宏维认为，阿来小说的历史叙事，融入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体现出了阿来对藏文化的眷恋[21]。王俊认为，阿来小说的历史叙事具有民间化、偶然性、荒诞化的特质[22]。
　　 吴雪丽另辟蹊径，跳脱出民族、国家、现代性的维度，将阿来的书写放置于精神史与村庄史中，她认为，阿来的小说构建了藏区乡村的历史与记忆[23]。同时，她认为，阿来的历史叙事陷入个体特殊性与历史普遍性之间，导致对笔下人物出现扁平化的现象，在对历史厚重感的描摹时将历史简单化了，在叙述历史“大声音”与民间“细雨”时出现，回避了“大声音”，出现另一种的一元叙事[24]。顾广梅从叙述策略入手探寻历史重建的难度，发现阿来在重建民族历史过程中对线性时间的反思与怀疑，发现阿来所传达的“更小文化单元存在的意义和更小部族认同的艰难曲折”。[25]
　　 （五）自然生态主题研究
　　 2015年，阿来先后出版了“山珍三部曲”，即《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以蘑菇、虫草、柏树这三种植物作为叙事的线索，展现消费时代中藏区的历史变迁与人性变革，揭示消费时代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直接带动了学界对阿来的生态文学观及其小说中生态书写的审美特征的研究。虽然阿来一直以来都关注生态文明，但此前这些关注大多集中记录在中短篇小说中，如发表于1990年代的《已经消失的森林》《银环蛇》《狩猎》等等。但学界对阿来的中短篇小说缺乏问津，因而与其他叙事主题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对阿来小说中自然生态主题的研究兴起相对较晚。
　　 邓志文认为，阿来的自然生态观本质上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他认为，阿来小说中对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描写，对自然万物的灵性书写，都表现出了阿来对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的期盼[26]。余忠淑同样认为，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阿来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通过文本细读，她认为阿来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土地生态问题以及乱砍滥伐下人与自然森林的问题[27]。汪树东认为，阿来浸润在藏文化的生态智慧中，书写出了藏民们在消费文化冲击下对自然认识的变迁。表现出了对人与自然关系急剧恶化的担忧，呼吁重回人与自然和谐状态[28]。周晓艳认为，阿来对自然生态的描写融合了苯教万物有灵的思想与佛教悲天悯人的情怀，具有诗性美与情感美[29]。王传颂认为，阿来的生态书写具有“非常典型的存在论美学的意味”。[30]
　　 二、叙事艺术研究
　　 阿来不仅执着于“写什么”，而且执着于“怎么写”。他对叙事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联尤为关注，在叙事艺术上几乎每一部都有创新，也因而学界对阿来小说叙事艺术的整体研究较少，主要是以每一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叙事艺术的探析。
　　 （一）对阿来小说叙事艺术整体特征的研究
　　 周晓艳认为，阿来游走于历史与民间，部落记忆与集体记忆，汉藏文化之间，在叙述上形成了流散叙事的特点[31]。梁海认为，阿来小说的叙事美学呈现出普遍与特殊的融合，从循环叙事到空间叙事的转变[32]。胡立新认为，阿来的小说叙事采用诗意的叙事策略，多重叙事视角，颠覆叙事逻辑，营造了一种诗意的氛围，颠覆了传统叙事[33]。张弛则认为，阿来小说中的诗意美感来源于对语词、语音、修辞等的融合运用[34]。黄群英认为，阿来小说的叙述具有激情忧伤的特色[35]。王晓东称阿来的书写是“诗意的现实主义”。[36]孙化显认为，在阿来的小说中，隐形图像的建构依赖于小说语言修辞的视觉性基础，同时，情节叙述的在场性使小说具备了图像在场的直观体验。且小说文本展现的音乐听觉效应与小说内涵的情感紧密相连[37]。
　　 （二）对《尘埃落定》的叙事艺术的研究
　　 学界对《尘埃落定》的叙事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尘埃落定》中傻子叙事的研究;二是对《尘埃落定》所呈现出的东方叙事美学特征的研究。李建军认为《尘埃落定》中的叙事者是失败的不可靠的叙述者，其语言则是华丽但拖延、破碎的，且虽然阿来追求叙事上的普遍性，但其叙事并没有达到寓言化的效果[38]。针对李建军的观点，张勐认为，《尘埃落定》中的不可靠叙事是对所谓的“稳定的意义”的一种反思，其叙事语言具有“很新鲜很有穿透力的美感”。[39]陈晓明认为，《尘埃落定》中傻子的视点具有重述史诗，异域化、神奇化的效果[40]。徐其超认为，《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叙事的设定借鉴了《侏儒》，不同之处在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不仅具有汉藏双重身份，而且具有文化上的双重心态[41]。 　　 学界普遍认同，《尘埃落定》呈现出空灵的神秘叙事的特征。但针对这一特征，孟湘认为，《尘埃落定》中的这种叙事是充满意象化、灵动感的中国式叙事，而并非西方式的意识流叙事[42]。陈秋红则认为，《尘埃落定》的叙事中，叙事手法与叙事时间的运用都具有意识流的痕迹[43]。李建认为，《尘埃落定》叙事上的神秘主义特征与阿来“苯教”的文化成长环境相关[44]。刘成勇认为，《尘埃落定》中的声音叙事建构了文本世界，并与小说中的权力产生了互文的关系[45]。
　　 （三）对“机村六部曲”的叙事艺术的研究
　　 “机村六部曲”是阿来以及机村作为叙述背景先后出版的六部小说，包括：《空山》《轻雷》《天火》《荒芜》《达瑟与达戈》《随风飘散》，六部小说呈“花瓣”式结构，小说中的人物相互关联，共同呈现出机村这一村庄历史面貌的变迁。
　　 何延华认为，《空山：机村传说》背离宏大叙事，采用小叙事的叙事测策略，转而专注于小人物的生存体验与生命情感，描绘出了面临现代化转型时期小人物的痛苦和迷茫[46]。白浩认为，《轻雷》内部结构呈现出下降叙事与上升叙事的结合，人的内心失去信仰的下降叙事与拉加泽雷复活与救赎的上升叙事融合在一起，在显示出文本丰富性的同时，也到导致了混乱的现象[47]。伍宝娟认为，《空山》的历史叙事策略是民间立场的，其叙事指向寓言化，叙事结构为拼贴式叙事结构[48]。王玉春认为，从《尘埃落定》到《空山》，阿来的创作从宏大叙事转向“碎片化”叙事，对宏大场景的描摹更为绵密细致[49]。王莉认为，《空山》中存在俯视与平视的视角，阿来采用俯视的视角审视机村四十多年的历史流变，采用平视的视角审视当下的社会与人性[50]。王泉认为“《空山》中的民间仪式衍生出了生态叙事文本的价值取向。”[51]翁礼明认为，《天火》塑造了复杂多义的意象，展现出多重复调的叙事特征，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反思文革这一段历史[52]。
　　 （四）对《格萨尔王》叙事艺术的研究
　　 《格萨尔王》是2009年阿来参与全球性“重述史诗”写作项目，以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为蓝本写出的小说作品。叶慧婷认为，《格萨尔王》运用了典型的英雄历险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消解了格萨尔王的神性，在叙述中融入了现代体验与困惑[53]。何英认为，《格萨尔王》存在多元叙事的视角设置，晋美、格萨尔王、作者三者的介入分割了故事空间，使故事空间更加立体化[54]。丹珍草认为阿来在重述史诗《格萨尔王》时，采用了主要文本与插入文本的复合性视角[55]。宋先梅认为，《格萨尔王》是一种挽歌式的诗意书写[56]。
　　 （五）对《云中记》叙事艺术的研究
　　 《云中记》出版于2019年，是阿来以汶川大地震作为叙事资源创作的小说。韩春虎认为，阿来的《云中记》打破了以往汶川叙事的窠臼，将汶川地震的灾难现场描述为“边缘情景”，将灾害与苦难作为反思对象，从灾害与苦难中升华出生存哲理。并将地域经验融入叙述中，通过招魂的方式悼念亡灵[57]。杨高强以《云中记》中“归来”与“告诉”的情节模式作为切入点，将《云中记》放置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谱系中，认为“阿来塑造的乡村归来者形象，背负着深重的执念式个体性救赎情结，在对现代性矛盾的一般化探察中更侧重深究具体的复杂人性。”[58]吴义勤认为，《云中记》的叙述简繁交错，将对村庄与地震的书写聚焦到阿巴一人身上，体现了化繁为简的艺术，而细致的铺陈阿巴的生命体验则体现了化简为繁的艺术。同时，对声音上的动静结合，历史的静与生命永恒的动的书写重构了生命意识。借助阿巴作为祭师这一隐喻的中介，沟通了真正的生命世界。诗与与小说与音乐的融合提供了新的一种灾难书写方式[59]。佘国秀认为，阿来的小说《云中记》以地震后即将消失的藏族村庄废墟为依托，通过对废墟、史诗、仪式、生活诸多图像的叙述，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灾难伤痛洗礼的人物艰难的精神整合历程[60]。姜晨认为，阿来打破时间顺序叙述小说，通过对多个意象的塑造，使得文本呈现出诗性叙述的特征，这种诗性叙事塑造了小说中的诗性空间，蕴含了阿来对嘉绒故乡的人和事的眷恋[61]。陈晓明认为，《云中记》的叙事揭示了藏族的神秘主义和强烈的肉体本性[62]。
　　 对阿来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是阿来小说研究中重要的一个领域，阿来小说中的诗意叙事与叙事的多元视角已成学界共识。对单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较为经典的作品中如《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空山》《云中记》等。相对冷门的作品如《轻雷》《随风飘散》《达瑟与达戈》等，较少进入研究者的关注中心。对中短篇小说集的叙事学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总体来说，对阿来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细致的。
　　 三、其他角度的研究
　　 除了叙事主题与叙事艺术的研究之外，对阿来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与阿来小说译介问题的研究也是阿来小说研究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阿来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00年至2010年，且对于这些人物形象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浅层，并没有深入分析。此后研究阿来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成果寥寥无几。小说中的人物孕育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中，是故事得以发生的逻辑起点，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理应有更多的关注。对阿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挖掘阿来小说作品的深刻内蕴。译介研究的兴起与当下我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但却一直无法输出密切相关。美国的商业大片、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爱情剧，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通过這些文化载体传播到中国，而中国文化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传播，这是值得反思的。阿来作为汉藏作家，其作品蕴含这深厚的汉藏双重文化，对阿来小说译介的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人物形象研究
　　 徐美恒认为，阿来“山珍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从人性的残缺到完美的转变[63]。满黎、白延平、颜建华、马烈、周晓艳、李丽娟等论者认为，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与藏族民间故事阿古顿巴的故事具有互文性，阿来创作的傻子形象借鉴与吸收了民间文化。孙萍萍、才旦等人认为，《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充满了不确定性，是说不尽的。杨玉梅认为，“傻子”这一艺术形象是阿来运用现实主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塑造出来的，这一形象身上给予了阿来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与社会历史的反思[64]。 　　 黎海燕认为，《尘埃落定》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是土司强权制度，国民劣根性，以及阿来自身的男权主义思想导致的[65]。马淑贞认为，阿来小说中女性形象是作为男性形象的配角存在的，阿来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刻画是“欲望化”“符码化”的[66]。陆山花;和建伟则认为，阿来后期创作的《格萨尔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67]
　　 高晨，靳明全认为，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产生于藏族文化的格萨尔王与晋美是文化上的他者形象，而在阿来的叙述下，他们完成了从他者到现代性主体的转变[68]。王泉认为，阿来小说中的流浪者显示出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坚守，对美好人性的坚守[69]。杨华轲认为，《尘埃落定》中的人物形象存在两级对照的特征[70]。徐其超认为，阿来笔下的人物，是具有立体感，心灵透明感的[71]。丹珍草认为，阿来小说中的僧人形象，是以具有藏族历史文化底蕴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僧人各具特色，阿来书写他们个体真实的生存体验，而并不刻意追求表面的神秘化[72]。
　　 可见，学界对阿来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傻子形象、女性形象、僧人形象、流浪者形象的关注上，对《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较为关注，研究也较为深入。对小说其他人物形象的关注力度则较小，缺乏对阿来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的哲学意蕴、审美意蕴等角度的挖掘。
　　 （二）译介研究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文化的输出是向世界树立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之一。翻译家对原文的译界也显得至关重要，受消费市场、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面临文化意象的转化、翻译策略的选择等难题，阿来的小说译作同样如此。学界对阿来小说的译介研究兴起较晚，将阿来小说原文与译作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中的差异并分析其缘由，有利于优化译者翻译策略，减少文化误读。
　　 韩春萍较早对阿来小说传播中的误读现象进行分析，他认为，学界对于《尘埃落定》中的性描写存在一定的误读。她从创作主体者阿来的“语言置换”与“文化翻译”、阿来自身的“双族别”身份，汉语的语言系统以及阅读者的“前理解结构”以及“期待视野”两方面分析误读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黄丹青认为，葛浩文在翻译《尘埃落定》时采用了避繁就简和直译的翻译策略。同时竭力调和保留原著的人文关怀与展现原著异域风情以迎合市场之间的矛盾[73]。孙静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了葛浩文在翻译《尘埃落定》时的策略选择[74]。王琼，谭源星借助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和伽塔里的观点，研究《尘埃落定》中“罂粟”意象的重构[75]。张帆较全面介绍了阿来作品在德语国家的译介情况与接受情况。（阿来作品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与接受）邵璐;许凌君基于认知文体学视域指出，《格萨尔王》的英译本中，存在“图式缺失”现象[76]。
　　 总之，从本世纪初阿来小说研究逐渐大规模兴起以来，学界对阿来小说的分析越发的细致，研究领域越发细化，研究角度越发多样，在取得可观成果的同时，也存在所用研究理论、行文论述越发艰涩、深奥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学界在阿来小说中藏区书写、身份认同、现代性、历史书写、叙事艺术等问题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研究热点之外，需要发掘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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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宝鸡文理学院院级创新科研项目（WCYYJS2006）
　　 作者简介：张姻（1996- ），女，江西赣州人，宝鸡文理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