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谚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亦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两句话可为职业教育的两个层次。前者谓授业，生存和养家之根本，后者谓传道，启发和信用之源泉。从农耕到手工业，再到工业社会，人类始终围绕着学徒制维持并发展生产生活素质。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象在知识经济社会却略逊丰盈，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动力和契机不是技术和机器的堆砌，而是人脑与二者的黏合和互动。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以“师徒关系”为出发点给传统的学徒制增添一些新鲜元素，满足21世纪综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我翻了翻我国的职教文献，从会议记录到刊物文摘，多多少少都提及了源于德国的双元制教学法，理论上的想往难免被现实上的差异所阻碍。其实不光是中国，任何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劳动力既有技术又有头脑，经济竞争中使用价格战多是扬汤止沸，人力资源的增值才是釜底抽薪之举。但是德国的教育模式有200多年历史，应国家崛起之需求培养了大批优质的中等技工，但这种经验即便能复制也不易粘贴。几十年前，钱穆老先生就批评近代中国的职教陷于模仿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怪圈，效果浮于表皮不说，还丢了中华民族的魂魄，不当是国家发展之途径。鉴于各路理论批评和重重文化阻碍，人们开始寻找效仿目标和自己文化的结合点。每年有很多学者、教师和管理者搭上国际航班，飞到不同国度踏上“寻找”之旅。这个风尚近年也逐渐渗透到职教领域，不仅通过直接的专业交流完成“进修”，很大程度上也在体验异国生活中实现有限但有效的文化融合。若能把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符号化、体系化、客观化，则不失为探索和传播职教改革新方法的途径之一。
　　国内关于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讨论一直沸沸扬扬，高考的分流和校企联合的引入可以说是代表人才培养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减少技术型人才的流失和浪费，一方面填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空缺，提高技术工人的综合素养。但学校和其他机构仿佛经常想当然地把综合素养设定为人才培养的目标，此举未能将目标具象化，难免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疑惑和分歧。事实上，在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的当代中国，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归属感和集体意识的冲撞，随着经济增长无不映射在职业期望和职业道德上。近代激荡岁月的洗礼，使个体与整体社会的经济关系经历了断裂和重新连接，职教的意义也从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辗转到国家复兴和个人满足。国破山河在的主权危机业已淡去，职业景观愈加纷杂，选择和发展成为热门话题。光把徒弟领进门的师父恐怕会让修行中的徒弟在同辈压力下浅尝辄止，抑或质疑专业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时下的情形推崇的是由职业出发得来的终身教育，培养学生、学徒独立的人格，而人格独立是建立在人与职业契合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从职教中如何发现终身教育的永动机呢？师父在此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想讲几件我留学经历中的小事，从中折射出更大的画面。
　　我在UCLA攻读比较教育学不过两年。比较教育于我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学术领域，糊口的饭碗，倒不如说是穿梭在课堂、生活和社会之间的意识纽带。由所闻、所阅而入，因所见、所触而丰，藉所思、所写而通，职业富足感随此般过程越发强烈。有三两件事推动我在学术界开启长足发展，若将之摆在更宽广的社会框架中，即产生了对学徒制里“师父作用”的新解。
　　今年寒假回北京探亲，受邀给几位即将到UCLA访学的北大老师做培训讲座，题目为“中美教育与学术差异”。我说我们先不谈大道理，讲个我和博导的小故事来开题。第一次跟他邮件往来时，我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地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礼节“叩见”恩师，誓言向恩师的研究方向靠拢。导师回邮道，“不不不，是我要向你靠拢，而非反过来。不论你向何方发展，我们都会成为密切合作的伙伴！”他是个已步入耄耋之年、功成身就的小老头，却把初入学界、二十出头的我捧起来，给了我实实在在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老爷子的一句话让现场唏嘘不已，表示值得借鉴和学习。显然中国的规矩里师生的等级之分是极明显且不可颠覆的，但是教育方法的冷暖之别对人性、人格的熏陶也会从课堂延伸到日后的工作境界。
　　另一件事是今年春天和系里一位年就古稀的教授坐在花园里聊天，我们谈到各自的人生经历。教授学霸式的人生在他的轻描淡写中显得深厚而悠扬，充溢着他对自己事业的依恋和执著。他慢慢把以前的学生介绍给我，把我推荐给他们，开拓人脉，互通有无。他至今是个打着飞的绕着太平洋转来转去的学界活跃分子，兢兢业业为他领域里的人建立关联，他的徒弟从未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南加州的阳光斑斓地打在他消瘦的、皮肤松弛的脸上，融化在他始终挂在脸上的、从几十年阅历中酿出来的微笑里。长者对世界的温柔并不会让年轻人产生消极心理，也不会放慢奋斗的脚步和生活的节奏，而是在头脑里一瞬间跨过若干年繁琐的挣扎，借那智慧的双眸观赏未来的过去，那些和事业并驾齐驱的光辉岁月。师父的重要性在于让弟子恍悟到他很可能就是他们以后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帮助前行的年轻人在遇见机会之前能够预见机会，以榜样之身激发学徒自主的终身教育。始终对未来有所期待、始终与职业有所关联，一个人的职业心理就大致满足了普通生活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需求。
　　从小作坊到大工厂，从手工生产到流水线，生产力在进步，生产关系在变更，师徒间的亲疏程度也频频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小作坊式的劳动关系的怀念，有时候出乎意料，略加思考又在情理之中。比如，今天早上高中合唱团的微信群里，大家嗡嗡地争论新来的指挥为什么把整个团带成一盘散沙，师生关系破裂，致使学生觉得时间和精力都被浪费了。全程的讨论有几个有趣的现象：一是所谓“长幼”顺序，不管离开这个集体多久，老团员的话语权重随着年月的积累而增加；二是对老指挥的怀念，她一手创建的团已经换了十批学生，她的低调和执著让许多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的学生都塌下心来专心歌唱，每一届都“忠心耿耿”，以至于换帅的过程让兵将双方都不停地阵痛；三是跨届的情谊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分散而衰减，哪怕学生之间有了代沟，但以音乐为中心的向心力从未模糊，从音乐延展出去的关系网越织越紧密；四是在自由理念支撑的背景中，学生（弟子）敢于对老师（师父）提出异议，甚至口头挑战；最后，向心力情感有时被诉诸于指挥，有时是被美化了的回忆，于是对“传统”的理解出现的心理偏差产生了对“变革”行为的抵触甚至抵制。谈及情感，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起“家”的感觉，老少成员相互关心和信任，突然有个学弟提到“作坊式”的师徒和弟子两种情谊。嘈杂的文字场面没给他机会再继续解释下去，但我心里却偷偷给他的表述点了个赞。虽有点伤今怀古之嫌，但念及上文提到的经济压迫后的自由发展时期自我和集体意识的分歧，老旧的情愫搭配现代的时空，会引发带有激情的肃穆。换句话说，说得职业一点，我们有没有机会挑战生产（培训）关系和生产力的重新配对？在学徒式教学中投入资金和时间是否已足够，还是说需要启发、关怀和人际资源加以催化和润滑？
　　一个人走进社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被家庭压力和社会诉求塞到某一个壁龛，做着在这个职位上的人被期望做的事，尝试着对接工作兴趣，找寻归属感；另一种是宣布对事业的主权所有，让职业属于自己，用自己独到的方式和特长为群体和社会创造价值，把时间和生命“浪费”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这个世界已经十分拥挤，充斥着职业人才的需求和供应，二者却并不产生共鸣。人口增长和资源分配不均导致住房、工作、交通等物质空间被压缩，进而压迫了人的心理空间。21世纪经济范畴的游戏规则是在上述有限的内外空间实现人力资源的增值效应，以机会和前景为发展核心的诉求超越了农业、手工业和工业时代相对稳定的职业状态。快节奏的改变导致的流动性既容易将人和职业分离，又奖励人、知识和技能的融合。由此，理想的职教不单纯是指导学徒获取技能和工作机会，也需要营造一个环境让技术进步与社会信用的关系保持或回归融洽；参与职教的老师也不应只是知识和技术的搬运工，更要把职教的平台改造成连接基础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桥梁，让职业和生活同样值得享受。
　　作者简介：邓蔚玲，女，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与信息研究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