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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代瓷器是中华民族颈上的美丽项链，那么，元代青花瓷器则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当千年来的人们，沉浸在青花瓷器带来的快乐、幻想和忧愁的时候，尤其是今人被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天价”交易价震撼的时候，元代青花瓷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依然困扰着人们。
伟大之源——元代青花瓷器的创烧起源
青花瓷器起源有“唐代说” “宋代说”“元代说”。考古发掘证实，除宋代青花瓷器尚缺物证支持外，唐代和元代青花瓷器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续写着青花瓷的辉煌。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苦苦追索着这傲视世界的青花瓷器之冠的伟大之源。
一个青花瓷碗出土于浙江龙泉县金沙塔塔基土中，从这只被描述成宋代塔基的出土物及塔基土层里，很难找到宋代时期的标识及特征。
令人难解的是，唐代和元代虽烧制出了精美的钻蓝瓷器，同时代的阿拉伯半岛也出现了用钴元素为着色剂的陶瓷。
历史的真相会是这样吗：当中国发明了陶瓷后，通过交流和贸易，经过海路和陆路，把它们向亚洲、非洲、欧洲传播；而钴元素在陶瓷中的运用，西亚陶土的发现，并传馈回来，创造出了美轮美奂的中国青花瓷器?
9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有了氧化钴为着色剂的软陶，当时的唐朝则有蓝彩装饰的唐三彩和自地蓝彩瓷器。唐三彩中蓝彩很少单独使用，多和黄、绿诸彩结合装饰纹饰。自胎蓝彩瓷器在河南巩县窑址和江苏扬州等地面世——应主要供外销之用。这种蓝彩装饰形式没有在中国流行下去。
13世纪的波斯陶工，在陶器胎体上施蓝彩，外罩透明釉，形成波斯的“青花陶”。而元代景德镇出现了陶瓷史上里程碑似的“青花瓷”：洁白紧密的高岭土，在1000度以上的高温下烧制成白瓷胎，钴元素的艳丽蓝彩被罩在坚硬的透明釉层下，焕发出蓝宝石般的光芒。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器”。而瓷器上的纹饰，渗透着各个时代的人文情怀。
中国人完全不必计较和强求发展青花瓷器的国家必是首先使用青花钴料的国家，更没有必要主观争取成为收藏元代青花瓷器天下第一的国家，尤其是在遥远的国度里保存着许多无比精美而我们今天还不曾拥有的元代青花瓷器时，精神上的共享远比物质上的占有更有意义，更无愧于先人。
结合实物检测和文献，可以肯定在唐代和元代青花瓷器中，都有外来钴青料的使用。这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当时青花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尤其是元代的青花瓷器，到底是源自外传，还是自生，至今莫衷一是。
实物资料的发现和综合排比，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元代青花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元代青花瓷器是在自我萌生的过程中，受外来影响得以飞速发展的。元代青花瓷器的自我萌生具备了诸多条件：
首先，唐代青花瓷器虽不是严格定义的青花瓷器，但影响了瓷器彩绘纹饰的发展，而两宋时期磁州窑系和吉州窑系瓷器上的彩绘纹饰工艺的形式和内容肯定会对元代青花瓷器产生影响。尤其是吉州窑距景德镇300公里左右，两宋时期和元代时期吉州窑烧制的影青瓷器受同期景德镇窑场的影响，吉州窑烧制的彩绘瓷器自然也会影响到景德镇地区烧制的青花瓷器。
从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庆元五年(1199年)、嘉定二年(1209年)纪年墓出土的诸多吉州窑瓷器上，已出现了如意开光纹、连续回纹、折枝梅花纹、缠枝莲花纹，比绘同类纹饰的元代青花瓷器早了近百年。其后，元代青花瓷器上常能见到同样的如意开光纹饰、连续回纹作为边饰，折枝梅花纹多为玉壶春瓶、高足杯的主题纹饰，缠枝莲花纹更是在稍加变化后，成为元代青花瓷器的边饰和主题纹饰。结合南宋时期江西地区烧制的点彩影青瓷器、浙江地区烧制的点彩龙泉瓷器，充分证明早于元代青花瓷器已有了成熟的釉上彩绘和釉中彩绘瓷器，具备了胎、釉图案纹饰表现形式、烧制工艺等方面的物质条件。
其次，景德镇地区应在1279年以前为元人所占，目前发现最早纪年标识的元代青花瓷器为延祐六年(1319年)，距元人入主中原40年。1975年，湖北黄梅县西池窑厂元延祐六年纪年墓出土的一对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青花呈色并不蓝艳，纹饰较简单，工艺却已成熟。这对普通百姓墓葬的民窑产品，不能代表当时青花瓷器的最高水平，而且不具伊斯兰风格。这是否说明，此时青花瓷器窑场还未被阿拉伯匠人控制，而是按照当地民众需要烧造民用瓷器?如果把罐上纹饰与几件带南宋纪年标识的吉州窑瓷器相较，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渊源。目前，虽不能肯定这是一对由国产钴料烧制的青花瓷器，但可以肯定这是当时烧造的中低水平青花瓷器。
再次，中国并不只是钴青料的进口国。许多地方盛产优良钴青料，钴青料为铜铁伴生矿源，而长期使用以铁元素为主的原料在瓷器上彩绘并用铜元素为主的原料装饰，可能已获取了国产钻料的提拣和使用方法，并运用于瓷器彩绘。
最后，上图南宋晚期江西烧造的影青瓷碗，重要之处在于碗内用蓝灰偏暗的钴青料在釉下饰有简单纹饰和文字。此碗既无北宋景青瓷碗底无釉处略内凹的特征，也不像元代青花瓷和枢府瓷碗的内挖足、足墙宽厚的特征，而是浅腹、碗口沿唇口有棱。青黄色釉呈半透明状，釉中有许多细小黑斑。这是典型的南宋时期影青瓷碗。碗内底环绕状纹饰内，书一不可识文字，内壁对称书写“李大甲×”，无论其为带广告语的日用瓷碗，还是带祭语的圹碗，都说明南宋晚期在江西地区出现了烧造青花瓷器的窑场，并有了一定社会需要。这为日后“进口钴料”的引进与使用、青花瓷器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打下了基础。
任何一件事物自生的过程往往漫长而缓慢，外来影响往往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元代青花瓷器的产生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各种因素影响，从现存元代青花瓷器分析，西亚地区对元代青花瓷器影响明显。
科学检测证实，现存的元代青花瓷器中最美丽、最明艳的一部分钴青料来源于西亚地区，这至少证明了几个问题：
其一，钴青料不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物产，从外观看不出具体用途，只有经过一定时期的使用才能了解其特性。元廷采购官员不会漫步巴格达街头偶然发现钴青料的，只能是早在元朝引进前，西亚钴青料产地已熟练使用了。这种“早”与9世纪和13世纪西亚地区烧制出以钴青料为主的陶瓷有着必然联系。
其二，元代地域囊括西亚地区，西亚阿拉伯人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控制着对外贸易，管理工匠作坊。钴青料及其使用方法都有条件通过官方途径传入景德镇窑场。
其三，从元代青花瓷器的器型、纹饰上能找到西亚地区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特征，虽然定烧的性质有官派与民用之分，但在瓷器的烧制与使用之间显示两者有密切关系。
所以，元代青花瓷器应是在中华大地萌生，在外来钴料和使用工艺的影响下，发展而成的美丽瓷器，其后几百年 问，不仅在中国传承发展光大，并影响了许多国家青花瓷的烧制。
耀世华光——元代青花瓷器烧制发展年代分期
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经历了萌生期和成熟期，从1279年南宋覆亡至1368年朱明建立的90年间，青花瓷器急速完成了探索而步至完善。
从延祐六年(1318年)青花塔式罐诸多特征看，此时青花瓷器达到了成熟水准，胎釉结合紧密，胎质较白细，釉层透明，青花纹饰与器型结合自然，青花纹饰层次与所谓“至正型”青花大器纹饰层次风格统一，而纹饰较简单、青花呈色灰蓝、胎釉偏黄等特点被许多人误认为其应为早期青花瓷器。不可忽视的是，这件塔式罐系民窑产品，同类胎质和青花呈色的青花瓷器在明初期至明晚期的民窑产品中大量存在。许多明初洪武官窑青花瓷器与之相比，只不过是纹饰图案工细些，胎质略白些，釉层略亮些，而青花呈色区别微小。说明胎釉及青花呈色特征只是划分年代的辅助条件。
根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将纪年标识的元代青花瓷器排比，不难发现元代延祐六年的青花瓷器已进入成熟期。据此，可将1279年(前至元十六年)至1318年(延祜六年)之间的39年定为元代青花瓷器的萌生期，1318(延祐六年)至1368年(明洪武元年)的50年为元代青花瓷器的成熟期。
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器的性质与传输路线，佐证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划分时期。
圣物西传——现存西亚地区元代青花瓷器的性质与传输路线
西亚地区的土耳其和伊朗现存一定数量的元代青花瓷器，它们的性质和传输路线，长久以来尚无定论。按照前述分析，西亚地区现存元代青花瓷器，应为元代中后期作为赏赉瓷的性质流向西亚。元代在中亚、西亚有察合台、窝阔台、伊利三大汗国。这批赏赉瓷应为中央政府赏赐渚汗之物。而西亚诸汗国之瓷现仅存土耳其和伊朗，其重要原因应与其后崛起的跛足的帖木儿汗大肆征战有关。
元代青花瓷器在景德镇烧成后，陆路经昌江入鄱阳湖，过长江转京杭大运河北上大都，西行经古丝绸陆路到达西亚。可贵的是，近年新疆霍城县出土数件元代青花瓷器，最重要的是出土了一件与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一件青花风首壶极为相似的青花凤首壶。这两件同一时代、同一窑口、同一器型、同一纹饰的瓷器，说明了两者内在的复杂关系。其他几件瓷器同样说明了上述问题。同时出土的一件青花花卉纹豆与张家口地区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残器相同，而张家口地区为元之上都，瓷器把三个城市联系起来了。
新疆地区多荒漠，即使相当数量的元代青花瓷器残片遗存也难发现；张家口地区的元代遗址亦为农田，未经大规模考古挖掘；北京新发现的元代青花瓷器残片多出自近年城市建设工地，流散人民间较多，让喜爱元代青花瓷器的人们惊喜中伴随着遗憾。
海路经景德镇的江河水系人海，从浙江、福建沿海的泉州、福州等地搭远航海船沿大陆海岸线，经海南岛，穿南中国海，过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抵西亚诸国。这条传输元代青花瓷器的海路曾在海南岛出水了“西亚型”的元代青花瓷器残片，而从沿线的越南青花瓷器很容易看出元代青花瓷器的影响。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海路是元代青花瓷器的重要传播途径，同时海路还传播了烧制工艺、原料选择等方法。
天菁尤物——元代珍瓷旷世遗存
世人言元瓷，必言元代青花瓷器。早些年元代釉里红瓷器被奉为至宝，一件元代青花“鬼谷出山”人物纹大罐“天价”问世，让元代青花瓷器成为藏界永恒的圣物，遮挡了其他品类元瓷的光芒。
从公开资料看，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瓷器，占据了当时大部分官用和民用市场，青花瓷器和元代釉里红瓷器外，还有白胎堆塑彩绘瓷、霁蓝釉瓷、霁红釉瓷、孔雀蓝釉瓷、红绿彩瓷、紫釉瓷等品种。
元代白胎堆塑彩绘描金瓷器，此品数件盘碗，出于内地，辗转流入上海博物馆。白瓷胎上用堆塑法成凸起纹饰，上敷各式彩色后描金。
元代红绿彩绘瓷器，此类瓷器残片近年出土甚多，以碗、盘、高足杯常见，偶有瓶罐类，在白胎透明釉上用红绿西彩直接描纹纹饰以花卉居多，人物纹少见，相当一部分釉下胎体模印有各种纹饰。
蓝釉白地与蓝釉描金瓷器，系在瓷胎饰凸起纹后，周围罩霁蓝釉，形成蓝地白纹的反差效果，器型有梅瓶、大盘，纹饰有龙、花卉果实。蓝釉描金是在瓷器通体罩霁蓝釉，釉上用金汁描绘纹饰，器型有瓶、碗、盘等，纹饰有花卉等品种。
红釉瓷器是在瓷器通体施霁红釉，有先在胎体上模印纹饰后罩霁红釉，并在霁红釉下用深色红釉描绘纹饰，器型有瓶、壶，盘等纹饰有花卉、龙等。
红彩描金瓷器，需施红彩处不施釉或将釉层打磨后，将胶调红粉状平涂，更有在涩胎处堆塑纹饰烧成后，平涂红彩，施金彩于纹饰。
景德镇窑场中出土有孔雀蓝釉下青花瓷器。另北京元代地层中出土有立件孔雀蓝釉瓷器残片，并在孔雀蓝釉中饰有紫釉和镂空装饰，十分少见。
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是初始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同处一器，呈色纯正的情况不多，除江西地区出土的后至元戊寅(1338年)青花釉里红四神纹罐和保定出土青花釉里红花卉纹大罐外，同类瓷器十分罕见。
大都遗珍——我们没有遗憾
北京为元代都城，结合城市变迁和地理环境变化，出土的元代瓷器多来源于城市遗址，极少出自窖藏和墓葬，残器残片居多，完整器稀见。随着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大部分城区出土了元代瓷器残片，辉煌的元代瓷器展现在我们面前。钧窑系、龙泉窑系、磁州窑系等地方名窑产品数不胜数。景德镇窑烧制的枢府瓷、影青瓷、青花瓷器、釉里红瓷器等数量与品种，更超过了北京之外地区的总和，呈现出北京的特点。
一是元代青花瓷器残片出土地点多，范围广，大部分出土在元代都城范围内，都城以内的城镇、码头等地有少量出土。
二是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残器残片品种多，各种器型、纹饰、青花呈色的残器标本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以普通的元代青花瓷器最为常见。
三是北京为金、元、明、清四朝古都，城市周边不乏明、清墓葬，辽金古墓亦能偶遇，但元代墓很少，元代墓葬和窖藏中出现的元代青花瓷器和釉里红瓷器等稀有品种近30年间未得见，仅见残片。
四是从北京出土的元代瓷器残片可以想见大都繁华、人口稠密、生活富足之景象。在所有的元代瓷器遗存中，钧窑系瓷器残片、龙泉窑系瓷器残片最多，影青瓷、枢府瓷残片次之，尤其是带“枢府”字的残片标本常能得见；磁州窑系残瓷不多，但能见到整器；青花瓷器残片多于釉里红瓷器残片，这两种瓷器残片数量虽相对不少，但多数地点中出现数量很少，而相当部分集中出现在少数地点，充分说明了元代青花瓷器并不像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的是一种烧造数量很少的珍贵品种，相反，许多纹饰 简单、烧制工艺一般的青花瓷器残片占据元大都遗址中元代青花瓷器残片的大部比例，说明了元代青花瓷器从创烧初期至后来，一直在烧造供一般民众使用的日用瓷。元代青花瓷器的工艺优劣、纹饰繁简不是判定其烧造时期的标志。
五是近20年间，北京城市建设导致沉睡地下600多年的大量元代珍稀瓷器残片重见天日，其中95％以上流人民间收藏者手中，尤以元青花瓷器标本为多，这与北京地区公立博物馆收藏的北京出土元代青花瓷器情况吻合。
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标本，既是研究分析元代青花瓷器的宝贵资料，也是收藏投资元代青花瓷器的市场镜鉴。
如今的元代青花瓷器收藏投资市场，由几年前真品一器难求，迅速转向目前民间收藏的遍地开花、人人拥有的境况。大多数参与者在利益博弈群体的作用下，盲目从一个错误极端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通过对全国各地元代青花瓷器的排比及北京地区元代青花瓷器标本出土，隋况分析，结合收藏动态及市场变化，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公私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器上没有遗憾。元大都600年前的霸主地位不由元代瓷器的多少决定，民间的收藏者也没有必要用手中的“元代青花瓷器”收藏证明祖国的强大。何况这些元代青花瓷器皆为仿品。另外，元代青花瓷器的存世量既不像少数人所说的那样少(全世界仅××件)，也不像大多数人声称的那样多。事实上，笔者见过的元代青花瓷器真品所有者们从没有捐赠，宣传、显耀的意思，也没有跻身于某研究会的愿望。问及来历，从不明言。倒是一般收藏者，家藏上百件大器、重器，欲与西亚比天高；收藏的经历，从几年前推向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或来自祖传，收藏的来源从江西，到内蒙古地区、外蒙古地区，不远的将来，会出现从西亚某个老太太家淘来“元青花”的“精彩故事”。
元代鬼谷出山故事纹青花大罐让收藏投资市场更加热闹。权威的、非权威的，著名的、非著名的收藏者围绕真赝之争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笔者认为这是件真品，烧制年代为元末明初，而针对其真伪的争论观点均不得要领，许多研究元代文物艺术的人，只了解今天中国大陆行政版图上的，“元朝”，，而对那个驰骋蒙古高原、中亚、西亚、欧洲等地的元帝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我们不从物理特征去鉴识真伪，仅从市场、艺术的角度分析，目前中外收藏元末明初人物纹青花瓷器很多，元代相关图鉴书籍很多，难道逐利者只仿出了一个“鬼谷出土”题材的青花罐?恐怕早就画出一套“元代青花中国通史”了(截止明代以前)。我为能亲眼见到这件拍品而高兴，因为它不像其他公立博物馆中的元代青花瓷器， “三贴近”的精神让我们便于贴近。
以鬼谷出山故事纹青花大罐为例，假设2亿多元的拍品是赝品，那么，还有真的吗?谁收藏的是真的呢?纵观今天能看到的众多“鬼谷出山故事纹青花大罐”，包括多家高仿品，确实不若这件拍品精美，许多堪称拙劣的垃圾。关键在于对民间收藏元代青花瓷器的认可与否。
民间收藏元代青花瓷器的朋友是否注意到北京地区的特殊现象?最大的市属公立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凡是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皆为残器(包括窖藏)，近年征集的一件元代青花昭君出塞纹罐亦为残粘。难道有国家巨额资金支持的公立博物馆会对民间俯拾皆是的“元青花”视而不见?
千万别说公立博物馆嫉妒、封闭。因为前往首博献宝的人远比一个普通收藏者遇到的要多，价格要低，为什么呢?对于普通的民间元代青花瓷器收藏者而言，真品买不起，赝品贵了也买不起。30年前大多数收藏者还不认知元青花时，市场中的元青花就很难碰到，怎么今天人人都成了元青花的“研究专家”和“收藏大家”时，它倒多了呢?
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两个“圈子”。一个是行内人的“圈子”，出土的青铜器、各种瓷器进人“圈子”后，会沿着乡村、城镇的市场价格阶梯流通。一些顶尖器物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另一个普通收藏者的“圈子”，各类普品，仿品随着市场题材更迭和价格变动流动。
朋友，您属于哪类呢?
剖析收藏市场，劝收藏者少买或不买所谓的“元青花”属当务之急。这里没有剥夺收藏者研究的权利，只不过别研究收藏了半天，人生辛苦与血汗都成了窑主家的洋房和汽车。收藏不是件易事，收藏投资元代青花瓷器更艰辛。
对元代青花瓷器的收藏冲动生发于其经济价值持续高涨。不要把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建立在功利基础上，并饰以民族主义的外衣。西亚地区的近百件元代青花瓷器能归属它们的祖国吗?
即使能够归属，那逝去的大元帝国辽阔疆土，还能重新回到其子孙手中吗?
今天的中国人既要珍视宛若流星般美丽的元代青花瓷器艺术，更要珍重如太阳般“留取丹心照汗青”照耀民族发展之路的崇高思想和精神。
当千年来的人们，沉浸在青花瓷器带来的快乐、幻想和忧愁的时候，尤其是今人被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天价”交易价震撼的时候，元代青花瓷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依然困扰着人们。
伟大之源——元代青花瓷器的创烧起源
青花瓷器起源有“唐代说” “宋代说”“元代说”。考古发掘证实，除宋代青花瓷器尚缺物证支持外，唐代和元代青花瓷器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续写着青花瓷的辉煌。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苦苦追索着这傲视世界的青花瓷器之冠的伟大之源。
一个青花瓷碗出土于浙江龙泉县金沙塔塔基土中，从这只被描述成宋代塔基的出土物及塔基土层里，很难找到宋代时期的标识及特征。
令人难解的是，唐代和元代虽烧制出了精美的钻蓝瓷器，同时代的阿拉伯半岛也出现了用钴元素为着色剂的陶瓷。
历史的真相会是这样吗：当中国发明了陶瓷后，通过交流和贸易，经过海路和陆路，把它们向亚洲、非洲、欧洲传播；而钴元素在陶瓷中的运用，西亚陶土的发现，并传馈回来，创造出了美轮美奂的中国青花瓷器?
9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有了氧化钴为着色剂的软陶，当时的唐朝则有蓝彩装饰的唐三彩和自地蓝彩瓷器。唐三彩中蓝彩很少单独使用，多和黄、绿诸彩结合装饰纹饰。自胎蓝彩瓷器在河南巩县窑址和江苏扬州等地面世——应主要供外销之用。这种蓝彩装饰形式没有在中国流行下去。
13世纪的波斯陶工，在陶器胎体上施蓝彩，外罩透明釉，形成波斯的“青花陶”。而元代景德镇出现了陶瓷史上里程碑似的“青花瓷”：洁白紧密的高岭土，在1000度以上的高温下烧制成白瓷胎，钴元素的艳丽蓝彩被罩在坚硬的透明釉层下，焕发出蓝宝石般的光芒。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器”。而瓷器上的纹饰，渗透着各个时代的人文情怀。
中国人完全不必计较和强求发展青花瓷器的国家必是首先使用青花钴料的国家，更没有必要主观争取成为收藏元代青花瓷器天下第一的国家，尤其是在遥远的国度里保存着许多无比精美而我们今天还不曾拥有的元代青花瓷器时，精神上的共享远比物质上的占有更有意义，更无愧于先人。
结合实物检测和文献，可以肯定在唐代和元代青花瓷器中，都有外来钴青料的使用。这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当时青花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尤其是元代的青花瓷器，到底是源自外传，还是自生，至今莫衷一是。
实物资料的发现和综合排比，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元代青花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元代青花瓷器是在自我萌生的过程中，受外来影响得以飞速发展的。元代青花瓷器的自我萌生具备了诸多条件：
首先，唐代青花瓷器虽不是严格定义的青花瓷器，但影响了瓷器彩绘纹饰的发展，而两宋时期磁州窑系和吉州窑系瓷器上的彩绘纹饰工艺的形式和内容肯定会对元代青花瓷器产生影响。尤其是吉州窑距景德镇300公里左右，两宋时期和元代时期吉州窑烧制的影青瓷器受同期景德镇窑场的影响，吉州窑烧制的彩绘瓷器自然也会影响到景德镇地区烧制的青花瓷器。
从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庆元五年(1199年)、嘉定二年(1209年)纪年墓出土的诸多吉州窑瓷器上，已出现了如意开光纹、连续回纹、折枝梅花纹、缠枝莲花纹，比绘同类纹饰的元代青花瓷器早了近百年。其后，元代青花瓷器上常能见到同样的如意开光纹饰、连续回纹作为边饰，折枝梅花纹多为玉壶春瓶、高足杯的主题纹饰，缠枝莲花纹更是在稍加变化后，成为元代青花瓷器的边饰和主题纹饰。结合南宋时期江西地区烧制的点彩影青瓷器、浙江地区烧制的点彩龙泉瓷器，充分证明早于元代青花瓷器已有了成熟的釉上彩绘和釉中彩绘瓷器，具备了胎、釉图案纹饰表现形式、烧制工艺等方面的物质条件。
其次，景德镇地区应在1279年以前为元人所占，目前发现最早纪年标识的元代青花瓷器为延祐六年(1319年)，距元人入主中原40年。1975年，湖北黄梅县西池窑厂元延祐六年纪年墓出土的一对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青花呈色并不蓝艳，纹饰较简单，工艺却已成熟。这对普通百姓墓葬的民窑产品，不能代表当时青花瓷器的最高水平，而且不具伊斯兰风格。这是否说明，此时青花瓷器窑场还未被阿拉伯匠人控制，而是按照当地民众需要烧造民用瓷器?如果把罐上纹饰与几件带南宋纪年标识的吉州窑瓷器相较，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渊源。目前，虽不能肯定这是一对由国产钴料烧制的青花瓷器，但可以肯定这是当时烧造的中低水平青花瓷器。
再次，中国并不只是钴青料的进口国。许多地方盛产优良钴青料，钴青料为铜铁伴生矿源，而长期使用以铁元素为主的原料在瓷器上彩绘并用铜元素为主的原料装饰，可能已获取了国产钻料的提拣和使用方法，并运用于瓷器彩绘。
最后，上图南宋晚期江西烧造的影青瓷碗，重要之处在于碗内用蓝灰偏暗的钴青料在釉下饰有简单纹饰和文字。此碗既无北宋景青瓷碗底无釉处略内凹的特征，也不像元代青花瓷和枢府瓷碗的内挖足、足墙宽厚的特征，而是浅腹、碗口沿唇口有棱。青黄色釉呈半透明状，釉中有许多细小黑斑。这是典型的南宋时期影青瓷碗。碗内底环绕状纹饰内，书一不可识文字，内壁对称书写“李大甲×”，无论其为带广告语的日用瓷碗，还是带祭语的圹碗，都说明南宋晚期在江西地区出现了烧造青花瓷器的窑场，并有了一定社会需要。这为日后“进口钴料”的引进与使用、青花瓷器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打下了基础。
任何一件事物自生的过程往往漫长而缓慢，外来影响往往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元代青花瓷器的产生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各种因素影响，从现存元代青花瓷器分析，西亚地区对元代青花瓷器影响明显。
科学检测证实，现存的元代青花瓷器中最美丽、最明艳的一部分钴青料来源于西亚地区，这至少证明了几个问题：
其一，钴青料不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物产，从外观看不出具体用途，只有经过一定时期的使用才能了解其特性。元廷采购官员不会漫步巴格达街头偶然发现钴青料的，只能是早在元朝引进前，西亚钴青料产地已熟练使用了。这种“早”与9世纪和13世纪西亚地区烧制出以钴青料为主的陶瓷有着必然联系。
其二，元代地域囊括西亚地区，西亚阿拉伯人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控制着对外贸易，管理工匠作坊。钴青料及其使用方法都有条件通过官方途径传入景德镇窑场。
其三，从元代青花瓷器的器型、纹饰上能找到西亚地区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特征，虽然定烧的性质有官派与民用之分，但在瓷器的烧制与使用之间显示两者有密切关系。
所以，元代青花瓷器应是在中华大地萌生，在外来钴料和使用工艺的影响下，发展而成的美丽瓷器，其后几百年 问，不仅在中国传承发展光大，并影响了许多国家青花瓷的烧制。
耀世华光——元代青花瓷器烧制发展年代分期
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经历了萌生期和成熟期，从1279年南宋覆亡至1368年朱明建立的90年间，青花瓷器急速完成了探索而步至完善。
从延祐六年(1318年)青花塔式罐诸多特征看，此时青花瓷器达到了成熟水准，胎釉结合紧密，胎质较白细，釉层透明，青花纹饰与器型结合自然，青花纹饰层次与所谓“至正型”青花大器纹饰层次风格统一，而纹饰较简单、青花呈色灰蓝、胎釉偏黄等特点被许多人误认为其应为早期青花瓷器。不可忽视的是，这件塔式罐系民窑产品，同类胎质和青花呈色的青花瓷器在明初期至明晚期的民窑产品中大量存在。许多明初洪武官窑青花瓷器与之相比，只不过是纹饰图案工细些，胎质略白些，釉层略亮些，而青花呈色区别微小。说明胎釉及青花呈色特征只是划分年代的辅助条件。
根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将纪年标识的元代青花瓷器排比，不难发现元代延祐六年的青花瓷器已进入成熟期。据此，可将1279年(前至元十六年)至1318年(延祜六年)之间的39年定为元代青花瓷器的萌生期，1318(延祐六年)至1368年(明洪武元年)的50年为元代青花瓷器的成熟期。
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器的性质与传输路线，佐证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划分时期。
圣物西传——现存西亚地区元代青花瓷器的性质与传输路线
西亚地区的土耳其和伊朗现存一定数量的元代青花瓷器，它们的性质和传输路线，长久以来尚无定论。按照前述分析，西亚地区现存元代青花瓷器，应为元代中后期作为赏赉瓷的性质流向西亚。元代在中亚、西亚有察合台、窝阔台、伊利三大汗国。这批赏赉瓷应为中央政府赏赐渚汗之物。而西亚诸汗国之瓷现仅存土耳其和伊朗，其重要原因应与其后崛起的跛足的帖木儿汗大肆征战有关。
元代青花瓷器在景德镇烧成后，陆路经昌江入鄱阳湖，过长江转京杭大运河北上大都，西行经古丝绸陆路到达西亚。可贵的是，近年新疆霍城县出土数件元代青花瓷器，最重要的是出土了一件与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一件青花风首壶极为相似的青花凤首壶。这两件同一时代、同一窑口、同一器型、同一纹饰的瓷器，说明了两者内在的复杂关系。其他几件瓷器同样说明了上述问题。同时出土的一件青花花卉纹豆与张家口地区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残器相同，而张家口地区为元之上都，瓷器把三个城市联系起来了。
新疆地区多荒漠，即使相当数量的元代青花瓷器残片遗存也难发现；张家口地区的元代遗址亦为农田，未经大规模考古挖掘；北京新发现的元代青花瓷器残片多出自近年城市建设工地，流散人民间较多，让喜爱元代青花瓷器的人们惊喜中伴随着遗憾。
海路经景德镇的江河水系人海，从浙江、福建沿海的泉州、福州等地搭远航海船沿大陆海岸线，经海南岛，穿南中国海，过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抵西亚诸国。这条传输元代青花瓷器的海路曾在海南岛出水了“西亚型”的元代青花瓷器残片，而从沿线的越南青花瓷器很容易看出元代青花瓷器的影响。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海路是元代青花瓷器的重要传播途径，同时海路还传播了烧制工艺、原料选择等方法。
天菁尤物——元代珍瓷旷世遗存
世人言元瓷，必言元代青花瓷器。早些年元代釉里红瓷器被奉为至宝，一件元代青花“鬼谷出山”人物纹大罐“天价”问世，让元代青花瓷器成为藏界永恒的圣物，遮挡了其他品类元瓷的光芒。
从公开资料看，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瓷器，占据了当时大部分官用和民用市场，青花瓷器和元代釉里红瓷器外，还有白胎堆塑彩绘瓷、霁蓝釉瓷、霁红釉瓷、孔雀蓝釉瓷、红绿彩瓷、紫釉瓷等品种。
元代白胎堆塑彩绘描金瓷器，此品数件盘碗，出于内地，辗转流入上海博物馆。白瓷胎上用堆塑法成凸起纹饰，上敷各式彩色后描金。
元代红绿彩绘瓷器，此类瓷器残片近年出土甚多，以碗、盘、高足杯常见，偶有瓶罐类，在白胎透明釉上用红绿西彩直接描纹纹饰以花卉居多，人物纹少见，相当一部分釉下胎体模印有各种纹饰。
蓝釉白地与蓝釉描金瓷器，系在瓷胎饰凸起纹后，周围罩霁蓝釉，形成蓝地白纹的反差效果，器型有梅瓶、大盘，纹饰有龙、花卉果实。蓝釉描金是在瓷器通体罩霁蓝釉，釉上用金汁描绘纹饰，器型有瓶、碗、盘等，纹饰有花卉等品种。
红釉瓷器是在瓷器通体施霁红釉，有先在胎体上模印纹饰后罩霁红釉，并在霁红釉下用深色红釉描绘纹饰，器型有瓶、壶，盘等纹饰有花卉、龙等。
红彩描金瓷器，需施红彩处不施釉或将釉层打磨后，将胶调红粉状平涂，更有在涩胎处堆塑纹饰烧成后，平涂红彩，施金彩于纹饰。
景德镇窑场中出土有孔雀蓝釉下青花瓷器。另北京元代地层中出土有立件孔雀蓝釉瓷器残片，并在孔雀蓝釉中饰有紫釉和镂空装饰，十分少见。
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是初始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同处一器，呈色纯正的情况不多，除江西地区出土的后至元戊寅(1338年)青花釉里红四神纹罐和保定出土青花釉里红花卉纹大罐外，同类瓷器十分罕见。
大都遗珍——我们没有遗憾
北京为元代都城，结合城市变迁和地理环境变化，出土的元代瓷器多来源于城市遗址，极少出自窖藏和墓葬，残器残片居多，完整器稀见。随着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大部分城区出土了元代瓷器残片，辉煌的元代瓷器展现在我们面前。钧窑系、龙泉窑系、磁州窑系等地方名窑产品数不胜数。景德镇窑烧制的枢府瓷、影青瓷、青花瓷器、釉里红瓷器等数量与品种，更超过了北京之外地区的总和，呈现出北京的特点。
一是元代青花瓷器残片出土地点多，范围广，大部分出土在元代都城范围内，都城以内的城镇、码头等地有少量出土。
二是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残器残片品种多，各种器型、纹饰、青花呈色的残器标本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以普通的元代青花瓷器最为常见。
三是北京为金、元、明、清四朝古都，城市周边不乏明、清墓葬，辽金古墓亦能偶遇，但元代墓很少，元代墓葬和窖藏中出现的元代青花瓷器和釉里红瓷器等稀有品种近30年间未得见，仅见残片。
四是从北京出土的元代瓷器残片可以想见大都繁华、人口稠密、生活富足之景象。在所有的元代瓷器遗存中，钧窑系瓷器残片、龙泉窑系瓷器残片最多，影青瓷、枢府瓷残片次之，尤其是带“枢府”字的残片标本常能得见；磁州窑系残瓷不多，但能见到整器；青花瓷器残片多于釉里红瓷器残片，这两种瓷器残片数量虽相对不少，但多数地点中出现数量很少，而相当部分集中出现在少数地点，充分说明了元代青花瓷器并不像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的是一种烧造数量很少的珍贵品种，相反，许多纹饰 简单、烧制工艺一般的青花瓷器残片占据元大都遗址中元代青花瓷器残片的大部比例，说明了元代青花瓷器从创烧初期至后来，一直在烧造供一般民众使用的日用瓷。元代青花瓷器的工艺优劣、纹饰繁简不是判定其烧造时期的标志。
五是近20年间，北京城市建设导致沉睡地下600多年的大量元代珍稀瓷器残片重见天日，其中95％以上流人民间收藏者手中，尤以元青花瓷器标本为多，这与北京地区公立博物馆收藏的北京出土元代青花瓷器情况吻合。
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标本，既是研究分析元代青花瓷器的宝贵资料，也是收藏投资元代青花瓷器的市场镜鉴。
如今的元代青花瓷器收藏投资市场，由几年前真品一器难求，迅速转向目前民间收藏的遍地开花、人人拥有的境况。大多数参与者在利益博弈群体的作用下，盲目从一个错误极端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通过对全国各地元代青花瓷器的排比及北京地区元代青花瓷器标本出土，隋况分析，结合收藏动态及市场变化，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公私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器上没有遗憾。元大都600年前的霸主地位不由元代瓷器的多少决定，民间的收藏者也没有必要用手中的“元代青花瓷器”收藏证明祖国的强大。何况这些元代青花瓷器皆为仿品。另外，元代青花瓷器的存世量既不像少数人所说的那样少(全世界仅××件)，也不像大多数人声称的那样多。事实上，笔者见过的元代青花瓷器真品所有者们从没有捐赠，宣传、显耀的意思，也没有跻身于某研究会的愿望。问及来历，从不明言。倒是一般收藏者，家藏上百件大器、重器，欲与西亚比天高；收藏的经历，从几年前推向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或来自祖传，收藏的来源从江西，到内蒙古地区、外蒙古地区，不远的将来，会出现从西亚某个老太太家淘来“元青花”的“精彩故事”。
元代鬼谷出山故事纹青花大罐让收藏投资市场更加热闹。权威的、非权威的，著名的、非著名的收藏者围绕真赝之争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笔者认为这是件真品，烧制年代为元末明初，而针对其真伪的争论观点均不得要领，许多研究元代文物艺术的人，只了解今天中国大陆行政版图上的，“元朝”，，而对那个驰骋蒙古高原、中亚、西亚、欧洲等地的元帝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我们不从物理特征去鉴识真伪，仅从市场、艺术的角度分析，目前中外收藏元末明初人物纹青花瓷器很多，元代相关图鉴书籍很多，难道逐利者只仿出了一个“鬼谷出土”题材的青花罐?恐怕早就画出一套“元代青花中国通史”了(截止明代以前)。我为能亲眼见到这件拍品而高兴，因为它不像其他公立博物馆中的元代青花瓷器， “三贴近”的精神让我们便于贴近。
以鬼谷出山故事纹青花大罐为例，假设2亿多元的拍品是赝品，那么，还有真的吗?谁收藏的是真的呢?纵观今天能看到的众多“鬼谷出山故事纹青花大罐”，包括多家高仿品，确实不若这件拍品精美，许多堪称拙劣的垃圾。关键在于对民间收藏元代青花瓷器的认可与否。
民间收藏元代青花瓷器的朋友是否注意到北京地区的特殊现象?最大的市属公立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凡是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皆为残器(包括窖藏)，近年征集的一件元代青花昭君出塞纹罐亦为残粘。难道有国家巨额资金支持的公立博物馆会对民间俯拾皆是的“元青花”视而不见?
千万别说公立博物馆嫉妒、封闭。因为前往首博献宝的人远比一个普通收藏者遇到的要多，价格要低，为什么呢?对于普通的民间元代青花瓷器收藏者而言，真品买不起，赝品贵了也买不起。30年前大多数收藏者还不认知元青花时，市场中的元青花就很难碰到，怎么今天人人都成了元青花的“研究专家”和“收藏大家”时，它倒多了呢?
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两个“圈子”。一个是行内人的“圈子”，出土的青铜器、各种瓷器进人“圈子”后，会沿着乡村、城镇的市场价格阶梯流通。一些顶尖器物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另一个普通收藏者的“圈子”，各类普品，仿品随着市场题材更迭和价格变动流动。
朋友，您属于哪类呢?
剖析收藏市场，劝收藏者少买或不买所谓的“元青花”属当务之急。这里没有剥夺收藏者研究的权利，只不过别研究收藏了半天，人生辛苦与血汗都成了窑主家的洋房和汽车。收藏不是件易事，收藏投资元代青花瓷器更艰辛。
对元代青花瓷器的收藏冲动生发于其经济价值持续高涨。不要把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建立在功利基础上，并饰以民族主义的外衣。西亚地区的近百件元代青花瓷器能归属它们的祖国吗?
即使能够归属，那逝去的大元帝国辽阔疆土，还能重新回到其子孙手中吗?
今天的中国人既要珍视宛若流星般美丽的元代青花瓷器艺术，更要珍重如太阳般“留取丹心照汗青”照耀民族发展之路的崇高思想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