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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文化式微的背景下，民俗文化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包括民俗文化传承中“民俗文化”与“正统文化”间的博弈以及民俗文化“变”与“不变”的悖论问题。结合分析，作者认为，破解湖南祁东渔鼓（以下统称“祁东渔鼓”）传承困境，寻求民俗文化在社会变迁下的新发展路径的关键在于确立传承主体并切实加强祁东渔鼓传承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民众群体的诉求。
关键词：祁东渔鼓；传承发展；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1-31
作者简介：陈立豪（1997—），男，湖南衡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及文化传播。
祁东渔鼓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内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不同于京剧、昆曲等地方大戏的特色，不仅结合历史文化，同时结合不同时代，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之中自发地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和创新。笔者在2017年暑假对祁东渔鼓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实践调查，深切地感到保护这项珍贵艺术的迫切性。笔者意在通过此次活动，更加深入地了解祁东渔鼓的起源、发展历程和现状，搜集其进行非遗的申报材料；开展对祁东渔鼓传承人的事迹搜集整理工作，同时挖掘祁东渔鼓非遗传承的价值所在；立足调查，总结出祁东渔鼓现存的发展问题，并对祁东渔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进行合理的构想和展望。
一、祁东渔鼓——一种民俗的存在
“渔鼓”的源头在道教，传说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它原本是身背葫芦、云游五岳的道士、道姑们化斋时唱的劝世、修行歌，后传入民间，成为艺人手中的绝活。为了躲避北方战乱，一大批擅长劝世歌的人在迁徙的过程中来到了湖南。19世纪40年代中叶，烧瓦匠刘贤忠在田间地头以二尺竹筒为乐器，开始了具有一人一鼓基本形式的早期的渔鼓表演，演说历史趣闻、民间俚事。而祁东渔鼓的唱腔是在湘南渔鼓的基调上，根据祁东方言，结合祁东民间小调、地花鼓和祁剧音乐改革发展而来。“戏是在民间产生，在民間演唱的。”当年焦菊隐先生谈到传统戏曲时曾有此言。整体上讲，“俗”乃中华戏曲的本性所在，活跃在市井乡村的它更具民间气息的艺术[1] ，祁东渔鼓也不外于此。在祁东渔鼓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其所植根的民俗文化土地的肥沃，其展示了众多的社会文化，其中丧葬文化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祁东渔鼓从表演场所来看主要是丧堂，从曲目内容上来看，丰富多样，涵盖面广。有人质疑祁东渔鼓是不是汉民族的民族史诗，因为其曲目说唱词之间上穷三皇五帝，下至邻里乡亲，悠悠几千年，全在一张嘴，不仅是历史事件，还包括才子佳人、野闻秘事以及因时而新创的农村改革、地震纪事等方面。它的内容涉及从古至今的社会制度、嫁娶风俗、社会事件、服饰文化等方面，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
二、祁东渔鼓的传承发展现状
“文化传承”是现阶段人类学、民族学关注的一个焦点。“文化在空间上是流动的，在时间上不仅是被继承的，更是被创造的，因此，研究文化的过程，即是研究文化的继承、文化的冲撞、文化的变迁。”[2] 对于民俗来说更是如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一直集中在那些发源于过去并传承至今的民俗文化。
现今传统文化发展式微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戏剧、曲艺演出严重衰退滑坡。而祁东渔鼓的发展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它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它又是如何在变迁中传承的？
1.渔鼓艺人与祁东渔鼓的传承
在祁东渔鼓传承发展的过程中，渔鼓艺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以邹昆山、邹华山、刘兴国等为代表的祁东渔鼓艺人，为祁东渔鼓带来了曲目、表演形制等方面因时而变的创新，使得祁东渔鼓的魅力得以延续。
祁东渔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稳定的传承系统，形成了一张由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编织而成的师承关系网络。家族传承一般都是父子、父女间的传承，这与祁东渔鼓19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女艺人参加有关；师徒传承也较为普遍。渔鼓队员多以夫妻家庭关系为主，夫妻对唱、父子同台是普遍现象，一家人依据血缘关系维系着整个团队的稳定性。随着渔鼓队伍的发展壮大，家庭式结构已不能再适应市场、人员规模的扩张，于是师徒之间的传承逐渐占到主流。
2.祁东渔鼓传承之“变”
当代社会，传统民俗日趋衰微，许多民俗的传承途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伴随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媒体日益深刻地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民俗传承母体渐渐消失。与此同时，多种新的传承媒介替代了传统的传承模式，民俗不再是无意识的传承，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生产过程[3] 。
《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祁东渔鼓想要实现长久发展，故而要学会变，至于变的时机，祁东渔鼓艺人用他们前瞻性的眼光告诉我们在“穷”之前，已备“变”。进行表演形制的扩大发展、曲调用韵的和谐发展、曲目内容上的应时创新是祁东渔鼓本身发展的三个方面，也是成功的三个方面。依靠本身、外界官方和外界市场三个方面的信息共通，祁东渔鼓已经在祁东地区发展成为一种成规模的文化产业。
在社会文化大变革下，祁东渔鼓艺人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传承方式，流动、松散的表演组织，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等，这对维持渔鼓的稳定与良性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在此基础上，良好的经济收入、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促进了艺人的自觉传承。
三、祁东渔鼓传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祁东渔鼓发源于田间地头，这种传统的小型社会是滋生民俗文化的最佳土壤。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变迁，传统的农村社会走向瓦解，城市化趋势下“新农村”的建设如火如荼，受此影响，各类民间民俗活动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被破坏甚至消失，许多民俗受到了新的主流文化的排挤。
1.祁东渔鼓传承中“民俗文化”与“正统文化”间的博弈 由于祁东渔鼓戏的内容来自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包含着不少民众喜闻乐见但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内容，一定意义上来讲，这就是渔鼓戏的“俗”的体现，这也就导致祁东渔鼓自身带有的一些文化属性与官方弘扬的正统文化不相融合。祁东渔鼓在政府主导的保护过程中，与其他民俗文化一样，往往会被加以改造，被重新包装起来。这也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1）民俗文化过度官方化、政治化。许多地方官员从自己的业绩出发，将各类民俗文化向上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的事情变成政府包办，民俗艺人就是去了自主权，但政府并不能实时捕捉到民众间的情况变化，所作的决策可能与实际发展脱节。
（2）民俗文化过度物质化。由于政策标准的规定，许多活生生的民俗活动，例如口技等变成了展示在博物馆展柜中图片和实物，民众实际上还是无法亲身感受这样的民俗。
（3）民俗文化过度商品化、市场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从传承的艺人到政府到商家，民俗文化被开发利用后，逐渐变为了逐利的工具，由一种民间文化变成了工业化、复制化的消费品。在当地政府眼中，发展祁东渔鼓的着力点在于将其打造成为地方品牌“文化名片”，并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政府鼓励祁东渔鼓活动的开展，一是为了丰富人民的娱乐文化生活，同时也是为了将这张“文化名片”打造得愈加亮丽。正如学者方李莉所言“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塑造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了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4] 。
2.祁东渔鼓传承中“变”与“不变”间的悖论
在民俗文化被社会主流文化排挤的情况下，许多人意识到不能再保持现状，被动地被时代所抛弃，而要主动出击，结合当下趋势进行自我创新、自我变革，以符合当下大众的需求。祁东渔鼓正是做到了这一点，积极创新，才保持了长久的活力和吸引力。可是在“变”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注意有没有“变味”，即本真的东西是否坚持下来了。
与政府所关注和重视的点不同，现在的祁东渔鼓所面临的来自现代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冲击几乎没有任何的应对措施与调节方式。这体现在“变”与“不变”两者间的悖论问题上，若“变”的话，渔鼓表演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的变化，传统的渔鼓被喧闹的流行歌曲与现代艺术表演形式所逐渐代替，现在的渔鼓表演中，表演者大量掺入流行元素来讨好观众；若“不变”的话，那些缺乏创新、不能跟上时代步伐的渔鼓艺术逐渐被人们特别是年轻群体“抛弃”，甚至寻找渔鼓表演的接班人也成了难题。
3.解决路径的探究
祁东渔鼓作为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如何才能在尊重民间、保留本真的前提下进行？笔者认为，确立传承主体并确实加强祁东渔鼓传承者的文化自觉意识是解决以上困境的关键所在。
具体来说，民俗文化的传承主体，也就是指传承人所带领下的那个团队，它们代表着民众，是民俗文化的“代言人”。当这一主体实实在在存在时，并且成员间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主体意识还存在，就能够自发地、主动地保护传承渔鼓文化，一边迎接“现代化”，一边坚守“传统本真”，并借助政府的力量改善自我、发展系我，促进祁东渔鼓的传承。作为祁东渔鼓的后继者，祁东渔鼓艺人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传承方式，流动、松散的表演组织，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等，这正是传承主题文化自觉的体现。
当然在这基础上，还不能忘记传承主体身后所代表的广大民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它应该与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它的传承发展取决于时代对它的需要程度。正如前文所阐释的那样，在社会文化大变遷的情境下，祁东渔鼓不断进行文化适应，调整新的生存方式，在变迁中得到了传承。看到人们聚在舞台前，喝着小酒，吃着零食，因为台上精妙绝伦的渔鼓表演而群情欢腾、一片喝彩时，相信人们对民俗形式、内容改变后本真性的担忧将不复存在。只要土地在、艺人在、村民在，民俗就一定可以带着它的文化内核，追着时代的脚步一直发展下去。
四、总结
文化的传承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点，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传承模式，例如以经济为手段，通过旅游、文化产业化发展获得经济利益，进而促进民间文化传承；或将民间文化以物化形态进行保护、传承等，但关注点都集中在具体解决措施上。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措施背后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这也是民俗文化活力的存续的关键所在。具体包括民俗文化传承中“民俗文化”与“正统文化”间的博弈以及民俗文化“变”与“不变”的悖论问题。对祁东渔鼓作个案式的研究，对考察其他民俗的传承变迁便有了“一叶知秋”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祥林.民俗学与中国戏曲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2）：114-119.
[2]庄孔韶.人类学通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J].民俗研究，2015（3）：29-38.
[4]方李莉.西部民间艺术的当代构成[J].文艺研究，2005（4）：112-122.
关键词：祁东渔鼓；传承发展；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1-31
作者简介：陈立豪（1997—），男，湖南衡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及文化传播。
祁东渔鼓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内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不同于京剧、昆曲等地方大戏的特色，不仅结合历史文化，同时结合不同时代，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之中自发地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和创新。笔者在2017年暑假对祁东渔鼓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实践调查，深切地感到保护这项珍贵艺术的迫切性。笔者意在通过此次活动，更加深入地了解祁东渔鼓的起源、发展历程和现状，搜集其进行非遗的申报材料；开展对祁东渔鼓传承人的事迹搜集整理工作，同时挖掘祁东渔鼓非遗传承的价值所在；立足调查，总结出祁东渔鼓现存的发展问题，并对祁东渔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进行合理的构想和展望。
一、祁东渔鼓——一种民俗的存在
“渔鼓”的源头在道教，传说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它原本是身背葫芦、云游五岳的道士、道姑们化斋时唱的劝世、修行歌，后传入民间，成为艺人手中的绝活。为了躲避北方战乱，一大批擅长劝世歌的人在迁徙的过程中来到了湖南。19世纪40年代中叶，烧瓦匠刘贤忠在田间地头以二尺竹筒为乐器，开始了具有一人一鼓基本形式的早期的渔鼓表演，演说历史趣闻、民间俚事。而祁东渔鼓的唱腔是在湘南渔鼓的基调上，根据祁东方言，结合祁东民间小调、地花鼓和祁剧音乐改革发展而来。“戏是在民间产生，在民間演唱的。”当年焦菊隐先生谈到传统戏曲时曾有此言。整体上讲，“俗”乃中华戏曲的本性所在，活跃在市井乡村的它更具民间气息的艺术[1] ，祁东渔鼓也不外于此。在祁东渔鼓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其所植根的民俗文化土地的肥沃，其展示了众多的社会文化，其中丧葬文化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祁东渔鼓从表演场所来看主要是丧堂，从曲目内容上来看，丰富多样，涵盖面广。有人质疑祁东渔鼓是不是汉民族的民族史诗，因为其曲目说唱词之间上穷三皇五帝，下至邻里乡亲，悠悠几千年，全在一张嘴，不仅是历史事件，还包括才子佳人、野闻秘事以及因时而新创的农村改革、地震纪事等方面。它的内容涉及从古至今的社会制度、嫁娶风俗、社会事件、服饰文化等方面，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
二、祁东渔鼓的传承发展现状
“文化传承”是现阶段人类学、民族学关注的一个焦点。“文化在空间上是流动的，在时间上不仅是被继承的，更是被创造的，因此，研究文化的过程，即是研究文化的继承、文化的冲撞、文化的变迁。”[2] 对于民俗来说更是如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一直集中在那些发源于过去并传承至今的民俗文化。
现今传统文化发展式微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戏剧、曲艺演出严重衰退滑坡。而祁东渔鼓的发展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它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它又是如何在变迁中传承的？
1.渔鼓艺人与祁东渔鼓的传承
在祁东渔鼓传承发展的过程中，渔鼓艺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以邹昆山、邹华山、刘兴国等为代表的祁东渔鼓艺人，为祁东渔鼓带来了曲目、表演形制等方面因时而变的创新，使得祁东渔鼓的魅力得以延续。
祁东渔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稳定的传承系统，形成了一张由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编织而成的师承关系网络。家族传承一般都是父子、父女间的传承，这与祁东渔鼓19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女艺人参加有关；师徒传承也较为普遍。渔鼓队员多以夫妻家庭关系为主，夫妻对唱、父子同台是普遍现象，一家人依据血缘关系维系着整个团队的稳定性。随着渔鼓队伍的发展壮大，家庭式结构已不能再适应市场、人员规模的扩张，于是师徒之间的传承逐渐占到主流。
2.祁东渔鼓传承之“变”
当代社会，传统民俗日趋衰微，许多民俗的传承途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伴随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媒体日益深刻地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民俗传承母体渐渐消失。与此同时，多种新的传承媒介替代了传统的传承模式，民俗不再是无意识的传承，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生产过程[3] 。
《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祁东渔鼓想要实现长久发展，故而要学会变，至于变的时机，祁东渔鼓艺人用他们前瞻性的眼光告诉我们在“穷”之前，已备“变”。进行表演形制的扩大发展、曲调用韵的和谐发展、曲目内容上的应时创新是祁东渔鼓本身发展的三个方面，也是成功的三个方面。依靠本身、外界官方和外界市场三个方面的信息共通，祁东渔鼓已经在祁东地区发展成为一种成规模的文化产业。
在社会文化大变革下，祁东渔鼓艺人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传承方式，流动、松散的表演组织，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等，这对维持渔鼓的稳定与良性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在此基础上，良好的经济收入、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促进了艺人的自觉传承。
三、祁东渔鼓传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祁东渔鼓发源于田间地头，这种传统的小型社会是滋生民俗文化的最佳土壤。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变迁，传统的农村社会走向瓦解，城市化趋势下“新农村”的建设如火如荼，受此影响，各类民间民俗活动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被破坏甚至消失，许多民俗受到了新的主流文化的排挤。
1.祁东渔鼓传承中“民俗文化”与“正统文化”间的博弈 由于祁东渔鼓戏的内容来自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包含着不少民众喜闻乐见但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内容，一定意义上来讲，这就是渔鼓戏的“俗”的体现，这也就导致祁东渔鼓自身带有的一些文化属性与官方弘扬的正统文化不相融合。祁东渔鼓在政府主导的保护过程中，与其他民俗文化一样，往往会被加以改造，被重新包装起来。这也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1）民俗文化过度官方化、政治化。许多地方官员从自己的业绩出发，将各类民俗文化向上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的事情变成政府包办，民俗艺人就是去了自主权，但政府并不能实时捕捉到民众间的情况变化，所作的决策可能与实际发展脱节。
（2）民俗文化过度物质化。由于政策标准的规定，许多活生生的民俗活动，例如口技等变成了展示在博物馆展柜中图片和实物，民众实际上还是无法亲身感受这样的民俗。
（3）民俗文化过度商品化、市场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从传承的艺人到政府到商家，民俗文化被开发利用后，逐渐变为了逐利的工具，由一种民间文化变成了工业化、复制化的消费品。在当地政府眼中，发展祁东渔鼓的着力点在于将其打造成为地方品牌“文化名片”，并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政府鼓励祁东渔鼓活动的开展，一是为了丰富人民的娱乐文化生活，同时也是为了将这张“文化名片”打造得愈加亮丽。正如学者方李莉所言“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塑造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了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4] 。
2.祁东渔鼓传承中“变”与“不变”间的悖论
在民俗文化被社会主流文化排挤的情况下，许多人意识到不能再保持现状，被动地被时代所抛弃，而要主动出击，结合当下趋势进行自我创新、自我变革，以符合当下大众的需求。祁东渔鼓正是做到了这一点，积极创新，才保持了长久的活力和吸引力。可是在“变”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注意有没有“变味”，即本真的东西是否坚持下来了。
与政府所关注和重视的点不同，现在的祁东渔鼓所面临的来自现代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冲击几乎没有任何的应对措施与调节方式。这体现在“变”与“不变”两者间的悖论问题上，若“变”的话，渔鼓表演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的变化，传统的渔鼓被喧闹的流行歌曲与现代艺术表演形式所逐渐代替，现在的渔鼓表演中，表演者大量掺入流行元素来讨好观众；若“不变”的话，那些缺乏创新、不能跟上时代步伐的渔鼓艺术逐渐被人们特别是年轻群体“抛弃”，甚至寻找渔鼓表演的接班人也成了难题。
3.解决路径的探究
祁东渔鼓作为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如何才能在尊重民间、保留本真的前提下进行？笔者认为，确立传承主体并确实加强祁东渔鼓传承者的文化自觉意识是解决以上困境的关键所在。
具体来说，民俗文化的传承主体，也就是指传承人所带领下的那个团队，它们代表着民众，是民俗文化的“代言人”。当这一主体实实在在存在时，并且成员间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主体意识还存在，就能够自发地、主动地保护传承渔鼓文化，一边迎接“现代化”，一边坚守“传统本真”，并借助政府的力量改善自我、发展系我，促进祁东渔鼓的传承。作为祁东渔鼓的后继者，祁东渔鼓艺人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传承方式，流动、松散的表演组织，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等，这正是传承主题文化自觉的体现。
当然在这基础上，还不能忘记传承主体身后所代表的广大民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它应该与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它的传承发展取决于时代对它的需要程度。正如前文所阐释的那样，在社会文化大变遷的情境下，祁东渔鼓不断进行文化适应，调整新的生存方式，在变迁中得到了传承。看到人们聚在舞台前，喝着小酒，吃着零食，因为台上精妙绝伦的渔鼓表演而群情欢腾、一片喝彩时，相信人们对民俗形式、内容改变后本真性的担忧将不复存在。只要土地在、艺人在、村民在，民俗就一定可以带着它的文化内核，追着时代的脚步一直发展下去。
四、总结
文化的传承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点，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传承模式，例如以经济为手段，通过旅游、文化产业化发展获得经济利益，进而促进民间文化传承；或将民间文化以物化形态进行保护、传承等，但关注点都集中在具体解决措施上。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措施背后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这也是民俗文化活力的存续的关键所在。具体包括民俗文化传承中“民俗文化”与“正统文化”间的博弈以及民俗文化“变”与“不变”的悖论问题。对祁东渔鼓作个案式的研究，对考察其他民俗的传承变迁便有了“一叶知秋”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祥林.民俗学与中国戏曲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2）：114-119.
[2]庄孔韶.人类学通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J].民俗研究，2015（3）：29-38.
[4]方李莉.西部民间艺术的当代构成[J].文艺研究，2005（4）：11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