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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克名将奥沙利文在今年3月的中国赛上的一则“花边新闻”，在控烟人士看来是中国控烟的一件大“丑闻”。
这是一场8进4比赛，奥沙利文败在马奎尔手下。比赛结束后，有些失落的奥沙利文叼着一根香烟，从北京大学生体育馆的比赛厅走进新闻发布会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新闻发布会厅悬挂了禁止吸烟标志，但奥沙利文似乎视而不见。他仰着头，向着空中吐出了几个烟圈。一时间，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响成一片。
事后，有记者问奥沙利文，如果在英国比赛，你也会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抽烟吗？奥沙利文耸了耸肩说，“在英国是禁止在室内抽烟的，在(中国)这边，似乎大家都随便一点。”
“坏孩子”奥沙利文一语道破了中国控烟现状，这个现状被控烟领袖杨功焕总结为——“宣传很热闹，政策不落实”。
控烟最差国？
今年是“世界无烟日”诞生第25个年头，中国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承诺控烟第8个年头。2003年，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约》并于中国生效。
《公约》在中国生效时，相关部委联合举办了隆重的启动仪式。按照承诺，5年后，中国应履约完成烟盒警示、禁止广告等目标。
7年过去了，但现实似乎很不尽如人意。奥沙利文的肆无忌惮就是现实的注脚：如果目标能达到，奥沙利文在禁烟区域吸烟，应该得到惩罚。
普通人在最近五六年中能感受到的变化似乎也不多。比如，部分餐厅区分有吸烟区和非吸烟区，部分医疗机构室内禁烟，但是，就是这样ABC的要求也常常执行不力。
另一个可见的变化是，2008年前，中国香烟烟盒上的警示语“吸烟有害健康”字体很小，印刷在烟盒侧面，2008年后，字体变大了一些，位置在烟盒正反两面的下方，所占面积为烟盒包装的30%。
不过，参照《公约》要求，30%的警示语面积只是一个下限，积极控烟的国家已经将警示面积达到包装的50%，其中乌拉圭烟盒警示面积占包装的80%，是世界上这一比例最高的国家。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烟盒上使用警示图片，以近乎“恶心”的图片来劝导戒烟。《公约》缔约国中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烟盒包装上使用了警示图片。
同时，《公约》还要求警示语需轮换使用，以防止消费者“视而不见”，中国目前显然还没能做到。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控烟不会“动真格”——恐怕正是基于这样的印象，奥沙利文才会对自己的行为区别对待。
为何中国会变成世界上吸烟环境最为宽松的国家之一？控烟人士认为，中国烟草企业是阻碍控烟进程的“罪魁祸首”，尽管任何国家的烟企都站在控烟的对立面，但在中国，烟企的巨人“体形”使得它们在阻碍控烟上更加“有效”。
“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在国内控烟人士的眼中，简直就是在暗示中国。
除了像“世界无烟日”这样的特殊日子，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国的烟企都是“座上宾”；也只有在“世界无烟日”这样的特殊日子，中国的控烟力量才有机会放大自己的声音。
蚂蚁斗大象
《感谢你吸烟》是一部美国电影，主人公是一位辯论天才，他效力于美国的烟草企业。就算面对一名因烟草危害而身患绝症的病人，这位辩论天才也能为烟草开罪，并最终博得公众的支持。
如果单从健康的角度讨论，烟草业的确需要“辩论天才”才能维护这个行业存在的合理性。但当烟草业与当地经济紧密相连时，它们也就不需要“天才”了。
云南省是中国烟草大省，据致力于控烟的社会组织“云南超轶健康咨询中心”执行主任李晓亮介绍，2010年云南省的烟草种植面积占全国烟草种植面积的35%，是面积最大的一个省，而云南红云红河集团是世界第四大烟草公司。2011年云南省烟草产业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
在李晓亮看来，在这样一个以烟草为支柱产业的省份，烟草业的力量强大而神秘。李晓亮记得，2009年，民间发起一个控烟宣传活动，把“送烟等于送危害”的宣传画贴上昆明闹市区翠湖区域的主干道。不巧的是，一个大型烟草业会议正在这一区域一家酒店召开，大街上的宣传画无疑让烟草业从业者们很不舒服。结果，开会期间，控烟宣传画失踪数日，会议一结束宣传画又神秘归来，没有人解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烟草业对控烟的干扰，似乎从“顶层”就已显现。《公约》缔约国都有一个小组代表政府具体负责《公约》在本国的实施，大多数国家的小组组长是卫生部门。但在2008年中国大部制改革后，中国履约领导小组的组长变成了工信部。工信部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主管部门，而国家烟草专卖局与烟企“政企不分”，因此，工信部的意见被认为代表了烟企的利益。
在杨功焕看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工信部党组成员姜成康，同时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2008年德班国际控烟大会上闹出的“脏烟灰缸奖”事件，也发生在工信部当上组长之后。
大会上，一位中国团员上台发言说，中国的烟盒包装上印着名山大川、美丽风景，如果在包装上放警示图片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此言一出，全场嘘声一片，国际控烟联盟当即把“脏烟灰缸奖”颁发给中国代表团。
事实上，烟盒的设计本身就是控烟措施之一。不过在中国，不论是与国家民族相联系的香烟品牌名称，还是名山大川的图景，不过都是烟企为了让消费者产生联想，激发购买欲望并同时忘却香烟危害的“妙招”。澳大利亚政府2011年立法要求烟盒必须简单包装，统一用棕色，上面还要印刷戒烟热线电话。
由于烟草业在经济上的贡献，在很多地方，烟企是地方政府VVIP，地方高官视察和肯定烟企已经成为每届官员必行之“礼”。因为有钱，烟企可以通过各种营销方式获取政府的好感和支持，一些有违《公约》的行为也就获得了默许。
有一张照片是已经很不堪的笑谈——汶川地震后，一家烟企捐款修建灾区小学。学校落成后，《中国日报》的报道中使用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学校的墙上写着大字：“天才出于勤奋，烟草助你成才。”
烟企财大气粗的“公益”手笔，模糊了它损害人体健康的负面形象，使得控烟的信息被有意无意地淹没。
“控烟”不是“老”话题
正如美国电影《感谢你吸烟》，唯有烟草企业“感谢你吸烟”，在控烟人士看来，“感谢你吸烟”的自然也是憎恨控烟的，但烟企另有一套逻辑：“控烟的事，当然应该由我们卖烟的管。”
在控烟问题上，其实烟企也很忙，它们忙活着研发“低害”香烟。
“控烟”让公众的耳朵听出老茧，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老”话题。
现代香烟的真正流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后拍摄的很多战争片里，军人抽烟的镜头频频出现。这一方面证明香烟在战场上的士兵中流传，另一方面，这类电影也将香烟作为时尚物品传播开来。
战后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还视吸烟为时尚，公司开会时烟雾腾腾的景象随处可见。从1950年代开始，一些医生开始注意到吸烟与肺部疾病的关系，到1960年代，美国的卫生机构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吸烟与肺癌关系的研究结论。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吸烟会导致多种严重的疾病。
西方烟草公司为应对不利宣传，提出低焦香烟的概念，1970年代，“万宝路”、“骆驼”率先推出“轻型”香烟。不过，随着欧美控烟热潮的演进，烟企不得不收敛这种变相的营销行为。在遵守《公约》的国家，烟草业不允许宣传“轻型”、“低焦”等概念，烟盒上也不允许标注焦油含量。
这是一场8进4比赛，奥沙利文败在马奎尔手下。比赛结束后，有些失落的奥沙利文叼着一根香烟，从北京大学生体育馆的比赛厅走进新闻发布会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新闻发布会厅悬挂了禁止吸烟标志，但奥沙利文似乎视而不见。他仰着头，向着空中吐出了几个烟圈。一时间，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响成一片。
事后，有记者问奥沙利文，如果在英国比赛，你也会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抽烟吗？奥沙利文耸了耸肩说，“在英国是禁止在室内抽烟的，在(中国)这边，似乎大家都随便一点。”
“坏孩子”奥沙利文一语道破了中国控烟现状，这个现状被控烟领袖杨功焕总结为——“宣传很热闹，政策不落实”。
控烟最差国？
今年是“世界无烟日”诞生第25个年头，中国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承诺控烟第8个年头。2003年，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约》并于中国生效。
《公约》在中国生效时，相关部委联合举办了隆重的启动仪式。按照承诺，5年后，中国应履约完成烟盒警示、禁止广告等目标。
7年过去了，但现实似乎很不尽如人意。奥沙利文的肆无忌惮就是现实的注脚：如果目标能达到，奥沙利文在禁烟区域吸烟，应该得到惩罚。
普通人在最近五六年中能感受到的变化似乎也不多。比如，部分餐厅区分有吸烟区和非吸烟区，部分医疗机构室内禁烟，但是，就是这样ABC的要求也常常执行不力。
另一个可见的变化是，2008年前，中国香烟烟盒上的警示语“吸烟有害健康”字体很小，印刷在烟盒侧面，2008年后，字体变大了一些，位置在烟盒正反两面的下方，所占面积为烟盒包装的30%。
不过，参照《公约》要求，30%的警示语面积只是一个下限，积极控烟的国家已经将警示面积达到包装的50%，其中乌拉圭烟盒警示面积占包装的80%，是世界上这一比例最高的国家。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烟盒上使用警示图片，以近乎“恶心”的图片来劝导戒烟。《公约》缔约国中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烟盒包装上使用了警示图片。
同时，《公约》还要求警示语需轮换使用，以防止消费者“视而不见”，中国目前显然还没能做到。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控烟不会“动真格”——恐怕正是基于这样的印象，奥沙利文才会对自己的行为区别对待。
为何中国会变成世界上吸烟环境最为宽松的国家之一？控烟人士认为，中国烟草企业是阻碍控烟进程的“罪魁祸首”，尽管任何国家的烟企都站在控烟的对立面，但在中国，烟企的巨人“体形”使得它们在阻碍控烟上更加“有效”。
“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在国内控烟人士的眼中，简直就是在暗示中国。
除了像“世界无烟日”这样的特殊日子，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国的烟企都是“座上宾”；也只有在“世界无烟日”这样的特殊日子，中国的控烟力量才有机会放大自己的声音。
蚂蚁斗大象
《感谢你吸烟》是一部美国电影，主人公是一位辯论天才，他效力于美国的烟草企业。就算面对一名因烟草危害而身患绝症的病人，这位辩论天才也能为烟草开罪，并最终博得公众的支持。
如果单从健康的角度讨论，烟草业的确需要“辩论天才”才能维护这个行业存在的合理性。但当烟草业与当地经济紧密相连时，它们也就不需要“天才”了。
云南省是中国烟草大省，据致力于控烟的社会组织“云南超轶健康咨询中心”执行主任李晓亮介绍，2010年云南省的烟草种植面积占全国烟草种植面积的35%，是面积最大的一个省，而云南红云红河集团是世界第四大烟草公司。2011年云南省烟草产业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
在李晓亮看来，在这样一个以烟草为支柱产业的省份，烟草业的力量强大而神秘。李晓亮记得，2009年，民间发起一个控烟宣传活动，把“送烟等于送危害”的宣传画贴上昆明闹市区翠湖区域的主干道。不巧的是，一个大型烟草业会议正在这一区域一家酒店召开，大街上的宣传画无疑让烟草业从业者们很不舒服。结果，开会期间，控烟宣传画失踪数日，会议一结束宣传画又神秘归来，没有人解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烟草业对控烟的干扰，似乎从“顶层”就已显现。《公约》缔约国都有一个小组代表政府具体负责《公约》在本国的实施，大多数国家的小组组长是卫生部门。但在2008年中国大部制改革后，中国履约领导小组的组长变成了工信部。工信部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主管部门，而国家烟草专卖局与烟企“政企不分”，因此，工信部的意见被认为代表了烟企的利益。
在杨功焕看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工信部党组成员姜成康，同时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2008年德班国际控烟大会上闹出的“脏烟灰缸奖”事件，也发生在工信部当上组长之后。
大会上，一位中国团员上台发言说，中国的烟盒包装上印着名山大川、美丽风景，如果在包装上放警示图片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此言一出，全场嘘声一片，国际控烟联盟当即把“脏烟灰缸奖”颁发给中国代表团。
事实上，烟盒的设计本身就是控烟措施之一。不过在中国，不论是与国家民族相联系的香烟品牌名称，还是名山大川的图景，不过都是烟企为了让消费者产生联想，激发购买欲望并同时忘却香烟危害的“妙招”。澳大利亚政府2011年立法要求烟盒必须简单包装，统一用棕色，上面还要印刷戒烟热线电话。
由于烟草业在经济上的贡献，在很多地方，烟企是地方政府VVIP，地方高官视察和肯定烟企已经成为每届官员必行之“礼”。因为有钱，烟企可以通过各种营销方式获取政府的好感和支持，一些有违《公约》的行为也就获得了默许。
有一张照片是已经很不堪的笑谈——汶川地震后，一家烟企捐款修建灾区小学。学校落成后，《中国日报》的报道中使用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学校的墙上写着大字：“天才出于勤奋，烟草助你成才。”
烟企财大气粗的“公益”手笔，模糊了它损害人体健康的负面形象，使得控烟的信息被有意无意地淹没。
“控烟”不是“老”话题
正如美国电影《感谢你吸烟》，唯有烟草企业“感谢你吸烟”，在控烟人士看来，“感谢你吸烟”的自然也是憎恨控烟的，但烟企另有一套逻辑：“控烟的事，当然应该由我们卖烟的管。”
在控烟问题上，其实烟企也很忙，它们忙活着研发“低害”香烟。
“控烟”让公众的耳朵听出老茧，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老”话题。
现代香烟的真正流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后拍摄的很多战争片里，军人抽烟的镜头频频出现。这一方面证明香烟在战场上的士兵中流传，另一方面，这类电影也将香烟作为时尚物品传播开来。
战后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还视吸烟为时尚，公司开会时烟雾腾腾的景象随处可见。从1950年代开始，一些医生开始注意到吸烟与肺部疾病的关系，到1960年代，美国的卫生机构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吸烟与肺癌关系的研究结论。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吸烟会导致多种严重的疾病。
西方烟草公司为应对不利宣传，提出低焦香烟的概念，1970年代，“万宝路”、“骆驼”率先推出“轻型”香烟。不过，随着欧美控烟热潮的演进，烟企不得不收敛这种变相的营销行为。在遵守《公约》的国家，烟草业不允许宣传“轻型”、“低焦”等概念，烟盒上也不允许标注焦油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