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道门是进入九院核心区域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中国最高机密的所在地，对内叫作‘902基地’，对外则称‘国营曙光公司’，就连通信地址都没有绵阳或梓潼的字样，而是统一使用‘成都501信箱’。”“两弹一星”梓潼纪念馆讲解员范恒每一次带领游客参观，都是以精英门为起点。
　　精英门上，“两弹城”三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两边门柱上刻着“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这是1984年，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后，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满怀豪情写下的诗句。
　　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下的“两弹城”，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简称九院）旧址，曾经是我国最神秘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之一，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9位先后在这里工作生活。
　　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常人不能涉足的禁地。直到多年后，这片禁地连同它所承载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才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消失”的科学家们

　　1958年8月，北京，平素不爱照相的邓稼先走进照相馆，与妻子和一双儿女留下一张珍贵的全家福。当时，邓稼先34岁，他的妻子许鹿希30岁，两人结婚5年。拍完照片后，邓稼先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8年后，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多年的秘密经历才得以披露。
　　这张全家福如今就挂在“两弹城”邓稼先旧居中，静静诉说着一段往事。1958年，回国8年、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原子核物理的邓稼先领到一份“绝密任务”。时任二机部（核工业部）副主任的钱三强找到邓稼先，郑重地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邓稼先心里明白，搞原子弹这个“大炮仗”不仅非常危险，而且非常艰难，甚至必须隐姓埋名。尽管如此，年轻的邓稼先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一年，他进入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并很快成为一名关键人物——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
　　“596”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中国在研制原子弹初期，得到了苏联的帮助。然而1959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带走了图纸资料，并声称“中国要是离开我们的援助，休想在二十年内造出原子弹来”。为了记住这一天，九院以“596”为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为了争口气，中国的科研人员发愤图强，日夜三班倒，1年多的时间里，连续9次运算，硬是用手摇计算机、拉力计算尺、算盘算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数据。
　　就在苏联撤走专家的第二年，一位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开展基本粒子研究的中国科学家悄悄回国，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中年龄最大的科学家。就在世界科学界寻找这位著名中国科学家的时候，他已经化名“王京”，随着解放军的军车，一路颠簸向着西北大漠深处挺进。此后17年，王淦昌在中国科学界彻底消失了，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多年后，王淦昌的女儿回忆道：“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有些邻居问我父亲到哪儿去了，我母亲说父亲在信箱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场爆炸成功。《人民日报》号外记录下了中国科技的这一高光时刻。它的背后是无数人的辛苦付出。
　　为了推动核试验，1960年前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著名科学家、中青年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技能人员，以及解放军指战员，陆续云集青海海晏县金银滩，以“国营221厂”名义建设核武器基地。这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不久，出于当时国际环境的考虑，党中央决定将核武器研制基地迁至四川腹地的山区。“902基地”成为我国第二个核武器基地。“国营221厂”的大批科研人员和主要设备，乘坐军事专列，分几批秘密由青海海晏迁至四川梓潼。从此，中国核工业先驱们，积极建设梓潼基地，形成了以学科专业分工协作、较为完整的核科研、设计、实验、定型、生产体系。
　　“902基地”留下了邓稼先、王淦昌、于敏等科学家的足迹，邓稼先在此居住了14年，王淦昌居住了8年。
　　中国也在无数科研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攻关中完成了“两弹一星”的所有进程。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让我国成为五个核大国中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速度最快的国家。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1980年，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表彰并授予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于是，这些远离妻子、藏身大山、隐姓埋名的英雄们，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

邓稼先与《命运交响曲》

　　这几年，在范恒接待过的参观游客中，有很多是当年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以及核基地建设的老科研人员、老建设者，以及他们的后辈。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胡仁宇院士曾经来参观“两弹城”。身为我国第一批核武科学家之一，他为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设计了核心部件，并且先后参与过十多次大型核试验。参观过程中，众人邀请胡仁宇去和自己的雕像合影，却被他一口回绝。“他说，‘两弹一星’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比我有本事的人有很多，我算老几呢？”这朴实而又谦虚的话语让范恒深受感动。
　　范恒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对于那些“两弹一星”的亲历者来说，挂在嘴边的都是“集体的力量”“祖国的荣耀”，而从没有提及自己。“正是无数的他们，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永久地镌刻在中国大地上。”
　　邓稼先旧居中的老式留声机是范恒每一次都要向参观者重点介绍的物品之一。喜爱音乐的邓稼先偶尔会听一听音乐，作为工作之余的休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陪在他身边的警卫员游泽华总是会听到那部留声机中传来《命运交响曲》的旋律——因为意外接触到核辐射导致内脏受损，邓稼先患上了直肠癌。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转年，他的癌症扩散已无法挽救。
　　即使在住院期间，邓稼先仍然心系核事业。当时他在医院的病床上与九院的同事们商讨良久，写了一份关于我国核事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书，为我国核事业在以后10年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邓稼先去世后的第十年，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实验，当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我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为什么要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发展核武器技术？”对于这个问题，“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有过一句掷地有声的回答：“世界上最可靠的安全，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
　　时间回到1951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青年物理学家杨承宗，带着十几箱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踏上归国征途。临行前，时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特别和他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就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已经搬离“两弹城”20多年。褪去昔日神秘的面纱，这里已经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第一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曾经在此工作的几代科研工作者很多已经离去或者逝去，但历史的天空将永远镌刻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