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的热播唤起了人们对基于理想和信仰之上的英雄主义的追忆和向往，同时也折射出人们对时下贪腐、唯利是图等社会风气的鄙夷和痛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无可奈何。
　　
　　电视连续剧《潜伏》在国内热播之后，好评如潮。本人虽远在海外，但也从头到尾品味了这部堪称近年谍战剧中的扛鼎之作。《潜伏》的成功固然因为孙红雷等对角色出神入化的演绎，但在我看来，该剧成功的最大关键还在于导演兼编剧姜伟，在于姜伟写的那张小纸条。
　　据姜伟透露，“在写剧本的时候，有个小纸条—直放在边上，是我的备忘录，其中就有‘信仰’二字，但非常害怕把它拿到桌面上说，一定要藏起来，不然就会成为说教。在剧中，我尽量避讳这个词，却希望能把这种力量通过全剧传达出去”。
　　姜伟成功了，他成功地将纸条上的信息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传达给了孙红雷们，又成功地通过孙红雷们传达给了观众。是故，《潜伏》的热闹在余则成与军统同事的“智斗”，在余则成与左蓝、翠平、晚秋之间或悲或喜或叹惋的爱情，但最能够拨动人们心底最深处那根弦的，却是信仰。
　　中共谍报史自周恩来于1927年在“四·—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血雨中首创，其间经历了跌宕起伏、大浪淘沙的过程。许多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残酷的斗争中为了信仰和党的事业献身。1962年，中共情报战线的领导人和中共谍报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将军，在逝世前曾致函中央，要求“将中央特科的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编辑成册，同时也可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也有一些投机分子由于信仰不坚定，经受不住严峻斗争的考验，变节投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如中共初期情报战线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顾顺章，他投敌叛变后，沦为国民党反对派的鹰犬，不仅给中共地下组织造成了直接危害，导致中共地下组织在白区的全面崩溃，还亲自编写教材，为国民党军统培养了大批谍报人才。
　　周恩来就是在劂哽章的出卖下无法在白区立足，不得不撤往中央苏区。但他为中共地下组织所亲自制定的纪律和规则，—直为所有中共地下党凛遵。比如，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是单线联系，各自活动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当时住地下机关的同志，男方如果是单身汉，党组织都要调一个女同志与之扮做“假夫妻”。在白区做秘密工作，如果没有女同志以夫人身份作掩护，不仅容易受人怀疑，就连租房子都很困难。多数住机关的假夫妻，相处的时间久了，双方有了感情，经党组织批准也就成了真夫妻。《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便是这种情况。抗战爆发后曾协助叶挺将军组建新四军，后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30年代初在上海中共特科工作。当时为了宫作需要，党组织除安排其夫人和两个孩子与他—起生活外，还调来一名叫“李一超”的女同志给他当妹妹，共同组成一个临时家庭。工作完成之后，这个“妹妹”又悄然消失，不知去向。直到解放之后，李一氓才从电影中得知当年的“妹妹”，就是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潜伏》的历史背景是在解放前夕，而此时中共的谍报水平已远非20年代末期初创时所能相提并论。中共不仅陆续启用了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中共情报战线领袖长期布下的闲棋冷子，如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将军、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主管作战的参谋次长刘斐将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将军以及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亲信副官熊向晖、卫立煌的秘书赵荣生等，还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新的地下力量。余则成们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共情报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新星。像余则成这样因为爱情或者为中共地下党的英勇行为所感(如《潜伏》中余则成原先在军统中的上级吕宗方)而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动机”可谓不纯，通常只能游离在中共地下组织外围，角色的作用与“线人’差不多。在中共谍报史的初期，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但这些所谓的“线人”所起的作用甚至比中共地下组织本身所起的作用还要大。
　　1969年，红卫兵在南京揪出了一个个名叫鲍君甫的“中统特务”，他曾经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务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被红卫兵斗得奄奄一息的鲍君甫临终之前再三告诉子女：“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说罢便咽了气。直到90年代初，鲍君甫的历史真面目才被还原。
　　鲍君甫于1928年经周恩来亲自批准成为中共高级谍报人员，其直接联系人便是时任中共特二科科长的陈赓。此后，鲍君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驻上海特派员，成为国民党在上海特务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鲍君甫提供的情报帮助中共铲除了出卖中共领导人彭湃的叛徒白鑫，营救了中共重要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等，为党做出了特殊的、无法替代的贡献。顾顺章的叛变让鲍君甫彻底暴露，被捕之后的鲍君甫与陈赓一起被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身陷囹圄的鲍君甫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赓感动之余说道：“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鲍君甫的信仰可能与义气有关，与此不同，余则成的信仰由爱情所生，从拒绝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直至视死如归地踏上民族解放之路。坚定的信仰又促使他最终远离翠平的爱情，深入宛若龙潭虎穴的台湾。《潜伏》的结局是余则成在组织的安排下历尽劫波又在台湾与昔日苦苦爱恋着自己的晚秋结为夫妻———对或真或假的夫妻。《潜伏》在这里为全剧也为观众留下了想象的空白。这个对翠平是悲、对晚秋是喜、对余则成则是悲喜难言的结局也给观众留下了无数揣测的空间。
　　大陆胜利前夕，中共加紧了对台湾的工作，建立了台湾工作委员会，派遣一批类似余则成这样的杰出谍报人员秘密到台湾开展工作。吴石将军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吴石将军曾是白崇禧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在国民党兵败大陆前夕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其时，吴石将军主动与中共情报组织建立了联系。1949年奉蒋介石急令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吴石的代号是“密使一号”。赴台后，吴石将军升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为传递情报之需，中共华东局领导特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地下党员朱枫赴台与吴石将军联系。在与吴石联系的同时，朱枫还担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化名“老郑”)的联系人。
　　吴石通过朱枫送出的绝密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处。其中几份重要绝密军事情报专呈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当即夸奖说：“这位女特派员和那位‘密使一号’都好能干哟。”并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毛主席兴奋、感叹之下还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患魂，曙光迎来早。”
　　然而，仅隔了数月，昔日顾顺章那噩梦般的一幕不幸再现。1950年2月2日，“老郑”被捕旋即叛变。朱枫和吴石先后被捕。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以及其他数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吴石、朱枫及其他共产党人在台湾的遇难让远在北京的周恩来痛心、惋惜不已。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他特别提到两一个人，一位是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信仰支撑着无数如余则成这样的情报人员在特殊的年代前赴后继。在和平年代呢?不能说没有信仰，但许多人的信仰似乎可以与《潜伏》中的谢若林对号入座。这样的对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信仰结果只能导致社会伦理和道德缺失。《潜伏》的热播分明是唤起了人们对基于理想和信仰之上的英雄主义的遣忆和向往，同时也折射出人们对时下贪腐、唯利是图等社会风气的鄙夷和痛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无可奈何。
　　但愿《潜伏》真能唤起潜伏在人们心底的美好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