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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6.02.021
一
林白的书写是回环式的，我们会在新的小说中发现旧故事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比如《一个人的战争》《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几部小说中的生活和故事成分，会辗转到《北去来辞》中来，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揣测一个生活广度不够的作家如何面对自己的经验与写作，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则可以看成是作家不断地人生总结。总结不是一个带有强烈文学性的词汇，它质地坚硬、思维中性、声调寻常，不过它却带有时间的属性，一条顺水滑行无情流逝的时间链条被外力拉断或阻滞，带来暂时的停顿和回望，因而一个野心勃勃的视野就值得期望。
林白长篇《北去来辞》的叙述结束于二○一二年，叙述者以略带怀疑的语气结束了这场人生的躁乱——“下一年就是二○一三年，海红将满五十岁。经过这么多年纠结的生活，她感到自己终于褪尽了文艺青年的伤感、矫情、自恋和轻逸，漫长的青春期在五十岁即将到来的时候终于可以结束了吧？”林白：《北去来辞》，《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4月。这个带问号的陈述句，告诉我们她始终还带着犹疑，因为生活是那样无边无际、广阔辽远，谁知道又有什么带来岔路和新的气象。结尾有关于写作时间的标注：“二○一○年一月八日——十二月十三日初稿，二○一二年十月十五日上午，定稿于东四十条。”这是一次日记式的跟生活同步的写作，作家对时间的醒目标记，让人不能忽略时间带来的提示和压力，同时能明确感受到身体离开尚未散去的温度，正是这份温度让我们对林白多了一份期待。从《一个人的战争》到《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林白给评论界带来了惊喜，一个曾经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标志性作家、一个沉浸在自我中的女作家，打开了自己，与世界对话，并且按准了乱世中人不安、惶惑、迷茫的穴位，我们觉得林白了解焦虑的我们，也了解价值混亂的世界。一直焦虑文学脱离现实、自娱自乐无甚作为，努力寻找与现实对话途径的评论界发现了一个替他们发声的作家：一个关注农民工、当下农村、妇女的作家，一个背离了知识分子习惯道路的作家，一个代替象牙塔中的我们去接触陌生世界的作家。而《北去来辞》几乎推翻了这一些药方式的评价，回避了评论家期望的方向，像缚不住的龙蛇，又顽强地回到了“一个人”的世界，正是这种探索式的行走方式、不断回环的自我反省，让她始终保持了一种青春型作家的形象。
林白的独异之处恰在“青春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毫无遮掩地推出那个与作家形貌相似的“我”的形象来，尽管她一再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防止那些对号入座的猜测。林白生于一九五八年，广西北流人。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中不自觉形成的代际观念，可能比作家的生平给予我们想象的空间更大。一九五○年代诞生了一群作家，自一九八○年代一直到现在，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无论就其艺术探索还是思想容量来看，几乎无出其右者。林白的出场方式跟这些同龄人有些不同，时间上晚了近十年，几乎没有参与到文学与时代的合唱潮流中去，远离文学与政治的甜蜜期。在一个后辈看来，她似乎更“年轻时尚”，完全是另一个话语系统的产物，是在这些人组成的一九八○年代文学繁荣中，左冲右突，寻找到了一条小路，炸裂出一个出口，经过数十年的经营，终于形成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与广西北流远离文化中心不同，一九五○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都是汉语文化中心地域走出来的，他们写作风格相对成熟稳健，具有明确清晰的文化逻辑和追求，并且或多或少已经参与到当代文学品格的塑造和确立中去。阴郁黯淡的世界、女人们歇斯底里的情绪、女人们的身体和欲望、极端化的男人形象和剔骨般疼痛的叙事语调，在一九八○年代的文学世界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出场方式。林白说：“跟北京相比，北流是蛮荒之地。这种边民的身份就是我生命的底色。”林白：《我的人生笔记：前世的黄金》，第1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边地中国与准备脱胎换骨的政治中国、陷于全球化的焦虑的经济中国距离遥远；虽然同是知青，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流放到天南海北的知青相比，她的知青生活失去典型性和落差感；朦胧诗、先锋派诗歌塑造了林白的语言，却没有在诗歌中形成独有的声音。直至今日重新阅读林白的作品，是一次从边地到中心，从私语的女性到万物花开，是离开与回归的二次悖反，是反复往回的上升调。
讨论作家林白，有两部分作品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的战争》与《妇女闲聊录》，这两部作品在片段式的叙述中撒下预示性的种子。孔飞力在《叫魂：一七六八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提到文化中的预示性震颤，它们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文学也属此例，构成未来文学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当然它们似乎也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段，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在赋予意义的过程中有误读，有过度解读，有疏漏增添，这是文学在接受过程中的意义漂移，作品有它自己的命运。《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都给当代文学带来过一定程度的震颤，有生命的文学在漂移中脱离了作家、批评家的试图赋予意义的努力，而每一次脱离都是在向无穷的不可知性迈步。
二○○四年林白写出《妇女闲聊录》，批评界众口交赞，它的出现似乎是突兀的、超出预期的，同时也带来震撼和惊喜，一部口述实录式的妇女闲聊的片段集锦，它口语、粗糙、拖沓、重复而又单调，一改作家诗意自我的语言风格，有人质疑这是不是文学，或者究竟谁应该是作者？林白还是那个叫木珍的乡村妇女，整部小说都是以她的语气在闲聊。这让我们想起另一个突兀，《一个人的战争》之于一九九四年的文学。与现在相比，那是当代文学极为繁华的年代，刚刚过去的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重要文学作品有：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与《荒山之恋》、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张炜的《九月寓言》、刘震云故乡系列、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孙甘露的《访问梦境》、苏童的《刺青时代》、马原的《虚构》、洪峰的《重返家园》等等。各种文学思潮都在冒头，并且以自己的实绩做出宣言，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自白的方式把暗涌着的、处于混沌状态下的女性成长中的身体感觉和内心的隐秘、黑暗以直白无碍的方式撕裂式地呈现出来，作者、叙述者、作品主人公之间暧昧地交叉有一种斗士般的姿势。卫道士的道德攻击现在看来时过境迁不值一提，但《一个人的战争》也面临文学上的质疑，女性主义研究专家戴锦华在《犹在镜中》一书在女性自传、女性写作的意义上肯定了小说所展示的女性世界深刻的矛盾和绝望中的反抗，同时她又不满意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杜拉斯、波伏瓦、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相比，戴锦华认为这些作家是一种更为成熟自信，也许更为痛苦的女性表述，同时是一种极为优美的文学的表述。林白的写作被《一个人的战争》打上厚重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这是一个作家的幸福，也是不幸。标签可以凸显和放大一个作家的“声音”，带给作品更多的关注，也会掩盖和打击作家其他探索的勇气，软弱的作家可能深陷在评论家和读者的期待中，制造自己的安全感，而自主性强的作家，会一直同命名的力量和自我惯性交战。 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从现在往前看，我们会发现林白是一个跟批评界的语言颇多交锋的作家，无论是女性主义写作、个人化写作还是底层、纯文学的讨论，都能看到她的作品被卷入讨论的事实。作家的创作历程跟成长历程一样，受到众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一个偶然因素可能就改变了作家的创作思路，我们可以追溯一下林白的创作历程。林白早期小说《十六岁少女的夏天》《四月》《黑裙》等已经初步显露了敏感的女性气质。《十六岁少女的夏天》（《当代》一九八九年三期）以一个插队少女的视角，小心翼翼地重述了结伴挖圆形氨水池的少女罗小英的死亡事件，情绪晶莹透亮像一面担心随时被打坏的玻璃。《四月》（《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七期）写了一个突然在四月里唱歌的老姑娘，遭遇单位同事的窥探，小说中流淌的是淡淡的倔强与不恭况味。《黑裙》（《上海文学》一九八八年第十二期）也是女人的世界，男人是很虚弱的形象，一个终生没结婚的舅舅，在遮盖和虚掩中别扭地过着生活，另一个是梅兰爱上的一个精神暴发户男人。女人是绝对的主角，一个曾经的新女性被时间吞噬成粗糙枯萎的老太婆，一个在男人和都市面前自卑、土气的边地女孩梅兰，心里纠缠着很多关于死亡、爱情、美和现代的问题，梅兰的发小爆红的小歌星兰妮，倾心地投入时尚的生活，又快速地过时被淘汰。这一期编者的话对这篇小说的解读是：“解剖某种变态的人格……健康人格的丧失，不仅会发生在不正常的政治关系中，同时也可出现在商品关系里。我们的文学已经注意到了民族精神面临的新的难题与新的考验。”一九八九年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是三个女人的故事，沙街暗黄色的木楼和灰色的砖房前，像开花似地出现的一个女人，月白色绸衣，妖冶动人，诡秘虚幻，跟一只无牙的狗、哑巴女孩、清秀的男教师混在一起，另一个是“我”，跟一个天枰座不婚主义的男人纠缠于爱与死的残酷之中，最后一个是坏女孩嘟噜，她大胆直来直去展示着自己的爱恨和欲望，顽皮自如地应对着生活和世界。神秘女人连同她的世界消失在一场大火中，嘟噜出国，只剩下“我”——“本世纪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这一期的《上海文学》编者按把大量篇幅给予了写企业改革、时代面貌的小说，完全没有提及这篇小说，事实上这篇小说是《一个人的战争》的前奏，也具备了故事的雏形。林白应该是杂志比较看重的作者，一九九四年以前《上海文学》是发表林白小说最多的杂志，该杂志也是九十年代思想性、探索性最强的杂志，不置一词的现象还是令人费解，或许可以解释为，评论界或者编辑还没有发现来解读这种小说的语言和概念。
从这个时段的创作来看，林白还是有很多种写作的可能路径的，无论是个人敏感情绪的展示，还是民族精神的难题，以及小说中那个轻微阖动的心灵，与尖锐、躁动、紧张的《一个人的战争》还有一段距离，总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退避到女人生活的“私语”和“个人化写作”的林白。
一九九四年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是一次有益的推动，各种女性写作都被收拾到一个篮子里，集中面世。女性成为一个文学的重要视角，是文学体裁，也是文学方法，还是写作风格。受到这一思潮的启示是在同一间屋子里写作的作家们不可避免的功课，林白不仅仅是受到影响，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引导了女性文学的讨论，林白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秘黑洞中打捞出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是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林白现在肯定不会认同女性主义写作的概括，她近年的写作已经不是女性主义所能涵盖的，“可能潜意识里有，但我不是一个从理念出发的人，《一个人的战争》和《说吧，房间》，别人都说我是严格按照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来创作的。实际上我不懂女权主义，我买过波伏娃《第二性》，但我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都是我自身的生命感受。这部小说也有人说我更关注底层，反艺术的精致化的思潮吻合。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潮流，就是我们家里来了这么一个人，跟我聊天我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这就是文学，就写下来了。”但一九九四年的林白会反对被观看的姿势，反对被私人化的写作，但她没有反驳女性主义写作标签，严格按照概念出发的作家应该也不多，多数情况下，概念是一种暗示和召唤。女性主义的召唤力在当代文学中确凿无疑地存在过，也打开了一条写作的向度，比如说女性身体的语言、感觉、意象、潜意识。这个写作的小传统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张爱玲、丁玲等尝试型的作品，但没有获得持续的创作支持，在文学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此道不同，也后继乏人。
即使在最符合女性主义写作标签的作品中，林白也已经溢出这些概念所能统辖的范围。有论者注意到林白作品中的自我质疑色彩，她的叙述始终把叙述人与被叙述人及人物所处的环境剥离开来，这使她的叙述贯穿着一种自由穿越的力量。她的叙述人与人物的自我意识，构成一种奇特的二元反讽关系。她的主人公（自我认同）的形象永远处于生活的弱势状态，她总是恰当地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以及自身的弱势地位，因而她的人物天然拒绝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若即若离，既是一种自怜、自我分配制度，也是反权势的抗议和嘲讽。从这一意义来说，林白的叙事就不是简单直接的女性身份认同，而是不断地拆解，拆解女性最内在的自我——它不是走向肯定，毋宁说是走向更多的疑虑。陈晓明：《暧昧的身份认同》，《大家》2000年第11期。女性的身份是什么？女性有身份（性别的，社会的，文化的）吗？林白始终充满了疑虑，没有驻守起女性的堡垒，因而也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最具有女性主义文学色彩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小说的叙述路向都不是走向一个终点，逃跑的主人公也决不会遁世不归，或者走入同性的乌托邦，她自慰或者化作一声叫喊。林多米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找到了北京这个辉煌的逃离之地，在《说吧，房间》里下岗失业后从一个人变成一只老鼠，但她自尊而獨立地承受着一切。正是这份质疑使得林白的叙事空间和写作维度更宽阔，而没有封闭在自我、身体、性这些概念上，而又获得了这些概念所带来的写作的能量和宽度。这也可以用林白自己的话来说，“个人化的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感情与知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代跋：选择的过程与追忆，关于〈致命的飞翔〉》，武汉，长江出版社，1996。飞翔和解放不仅仅是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感受，同时也是写作自身的属性。 除了文学价值上的质疑，还有论者把写作中的这种个人解放与自由放置到一九九○年代与一九八○年代个人化写作的背景中对比，认为林白和陈染的女性主义写作是在制造一种秘而不宣的快感机制：以一种超过直接快乐的最痴迷强度”去欣赏“残缺”的快感。在此过程中，生命“完满性”或“无限性”的理想图景被装置为一个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彼岸，而主体则带着一种人类最为久远的忧郁心理和悲剧意识去远远地观望它，在这一观望的最深处，恰恰是主体对观望动作的自我欣赏和痴迷，它构成了一九九○年代以来无数个人的一种新的快感形态，一种带着苦恼的对“残缺”的领受，一种既痛又快的巨大享乐。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快乐大本营或许也正在此处，因为单纯的原子式、差异性、碎片化的生存人类自古就有，只有对现代“完满性”或“无限性”理想的解构与超脱才构成了这些后现代主义者最为核心的气质。放弃重新结构完满性存在的努力和尝试，进而彻底放弃与大叙事相关的一切瓜葛，遑论相关实践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对国家政治与经济实践的麻木顺应或无所抵抗，最后甚至放弃某些个人曾经认为是自己必需的、“有意义的他者”，“有意义的他者”，查尔斯·泰勒曾借用此概念来说明“人类思想的起源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并且借之强调：“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起源的问题，一个一旦产生之后就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那只是因为操持独白理想的人们严重地低估“对话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详可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296-3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成为独白（自白）的风格，这也是林白一直自我认可的风格，继续制造单性增殖的私语疆域。
二○○○年左右，批评界开始对“纯文学”概念进行一些讨论。对林白女性私语式个人化的文学的不满，应该不是针对她一个人，而是批评家对整个一九九○年代以来的文学氛围的不满。除了极其特殊年代的集体创作外，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个人化写作，个人化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关涉到整个一九九○年代文学写作的大环境以及“纯文学”概念的统摄性影响，“纯文学”概念在一九八○年代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权利要求，即把文学从政治的捆绑中解救出来，这种还要求包括：文学（实指精神）的独立地位、自由的思想和言说、个人存在及选择的多样性、对极左政治或者同一性的拒绝和反抗、要求公共领域的扩大和开放等。“纯文学”从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政治概念，到一九九○年代转而成为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主张。就演变成一种“自恋”式的文字游戏，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的写作因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破坏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可能，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文学主张，但是一旦失去其反抗前提，或者这个前提不再那么明显，也就自然转化成形式至上，而其保守性也就愈加明显的暴露出来，同时对于写作者来说也会出现写作上的疲倦和自我重复。林白对自己写作的反思应该是与批评家同步的，《玻璃虫》与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一种洒脱的气象，戏谑式的解构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自嘲是打开自我的一条途径，这是《一个人的战争》封闭的自我所不能呈现的。
林白说一九九九年写完《玻璃虫》，“感觉很空虚，就参加了作家走黄河的活动，不得不跟人沟通，这一通下来，我就能够听到别人的声音了。以前我是一个很封闭的人。二○○○年底我写完了《枕黄记》。”林白：《我的写作有内在的逻辑线》，《新京报》2005年4月13日。林白对自己的写作方式已有反省，那种撕裂自我、自我掏空式的写作极限就在眼前，对作家也会带来巨大的倦怠，她认为是从《枕黄记》开始才打破封闭，其实《说吧，房间》已经可以算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次突破。房间的意象，看起来是封闭的，凡墙都是门，与女人的一间房子这些女性主义典型的意象强化了作品的封闭性。实际上《说吧，房间》并不是完全朝向自我的，这是忧郁敏感反抗的女主角们的一次现实之旅。主人公多米结婚五年，无法承受繁琐、单调、窒息、无爱的家庭生活，选择离婚，随之而来的是下岗和养活女儿的压力，她四处寻找出路到处碰壁，这是由于世俗生活的困境而带来的压抑和焦虑，小说设置了两个维度，这也是林白的习惯，世界不是由“我”统领的，即使在女人的世界，也还有另外的面貌。多米的好友南红的生活是小说中的另一个支流，看起来跟“家”中的多米完全不同，南红永远在外漂泊和闯荡，梦想着南非（南红的理想之地），她无视公众的禁忌，奇装异服示人，利用男人活得想要的工作和地位，她集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于一身。南红的转折是失去了依附的男朋友和工作，并且身患疾病。两个人遇阻的女人躲到赤尾村的一个出租房，一个穷途末路的地方，这才是女人们最后的“房间”，是不肯屈就现实生活的女人们被男人和社会意识形态合谋驱赶到的边缘之所。多米最后返回北京，南红落拓而亡。
多米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南红故事的叙述者和记录者，在一九九○年代的工人下岗、企业改革的大众事件中，她再现了女人在历史时刻遭遇的困境，并且以女性躯体的记忆试图去接近历史碾压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在林白一贯的行文风格中可能尴尬地落空，不合时宜，不容易被人听到，但对于林白自己的写作，南红是一个有意义的形象，她的“南非”之梦，她行走中国的故事，她刚劲执著的灵魂会生长到其他的小说中去，比如《北去来辞》里的不肯妥协、上下求索的海红。
二
我们不能以现实主义编码的方式去诘难林白，林白是一个有特色作家，文学一向欢迎异类，也排除异类，林白执著地为宣称为自己写作，写作成为作家的一种需要，生理和精神，安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文学主题。她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不写作我会陷入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烦躁不安，就像一个吸毒的人断了顿。”“写作顺利的时候我感到身体健康，人生美好，愿意活到一百岁。就这样，写作冲淡了我的恐惧感，它使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像我生命早期看到的那样处处黑暗。”“好在文学收留了我，我无根的病态和焦虑，以及与人隔绝的空虚感，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安放。”当然，有时候作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语境。说这些话的时候，林白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写作时刻的“自己”，已经是写出了《妇女闲聊录》的林白，她有足够的自信来为“自己”说话，但《妇女闲聊录》的出现的确让人惊艳，为什么是以安顿自我为写作追求的林白？林白带来了一个怎样新鲜的文学世界？有论者认为这是非常个人化的林白物极必反后的一种低姿态，她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这个世界，恰恰跟她原来是非常个人化的作家有很大关系，这刚好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越是这样的作家，她因为某种机缘，或是对自己过去的世界感到厭倦的时候，她越是能发现这个外面的广阔天地，对之发生浓厚的兴趣，也越是能在这个世界面前保持一种低姿态，尽量过滤掉自己的主观性。”张新颖、刘志荣：《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低姿态的写作的确能够带来惊喜，比如上海金宇澄的《繁花》，用上海话以说书人的姿态写了上海市井生活，克服了文学的遗忘机制和忽略机制，新鲜的生活和故事跳跃而来。但《妇女闲聊录》《繁花》很难被复制和继续下去，这种小说是一种引子，是搅局者，是打破僵局的人，是惊鸿一瞥，所以林白说《妇女闲聊录》只有一部。 《万物花开》后记说，“木珍的农村，跟我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林白的叙述激活了乡村生活的实感经验，提供了乡土叙事所很难看到的部分，并且以一种极致的方式激活了文学的遗忘机制和习惯性沉湎。《妇女闲聊录》里的乡村是一个无法被理念梳理清楚的世界，无法被我们现在拥有的概念和形象所捕获，纷杂、藏污纳垢、奇异的组合，其中的生态、文化、性别、伦理挑戰我们从媒体和文学所感知的世界和人类，并且以内在的讲述者现场说话的方式，强化了其生活的热度和鲜度，使得其他乡村图像显露出刻意和人为的弊病。这也是当代文学的一大症结，我们有浩繁的乡土文学，然而我们依然对乡土陌生。闲聊录是这部小说最关键的地方，兴之所至，随意流淌，低姿态，界面更宽，认识的价值由此呈现，兴观群怨，识于草木虫鱼，《王榨（风俗与事物）》一章基本上满足了我们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乡村生活的“识”，话语习惯、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斤斤计较，像巴尔扎克、左拉小说里的账目，虽然这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呈现了“陌生的中国”，而这些也许是离木珍的感情比较远的事物。
木珍最感兴趣谈得最多的是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包括自己的情感生活。比如涉及男女关系问题时是淡然的，老公跟冬梅相好，她不去管，实际上是管不到，分居两地，不过回家过年的时候她跟自己老公主动谈及冬梅，要他去看她，还调侃他们的关系，而且木珍强调这一切都是“笑着说”。木珍继续跟冬梅打牌，对别人的劝解和掩盖满不在乎，木珍一直在描述事件，从不分析自己，这个部分应该是有所修饰和隐藏的，她是一直处于讲述者的位置，本能地回避了一些细节和情绪，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陈述时的拘谨和自尊。而在谈别人事的时候，她一方面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或者说乡村世界无形的道德红线，同时对人与事的态度也比较多面立体：比如闲聊录着力最多的人物冬梅，冬梅是一个跟众多男人有染的女人，通奸被抓，木珍说：“我们那时候真是天真，想着他出来怎么见人啊，有时候我们说着说着，她就来了，她也笑眯眯地跟你打招呼，跟没事一样。等她走了，我们就，哎呀她怎么也不怕丑啊。”这是木珍所不能理解和认同的冬梅，不过她却认可冬梅的德行，“六六年生的。长得也一般。她就是德行好，你怎么说她她也不生气，你家有忙，她乐意帮。她从来不议论别人的风流事，她不像线火儿（另一个女人），自己是歪的，还老议论别人，冬梅不干。”木珍甚至还从男人的角度去看冬梅，“跟冬梅打牌，跟她说，来，亲一下，她就跟你亲一下，还让人摸。到了她输了，她就可以不给钱。跟你们不一样，你们不让亲。”
关于木珍自己的背景，林白曾经在访谈中说她是一个天生的文学人物，能说会道，语言风趣。木珍也有对自己文化和阅读背景的介绍：
看金庸、琼瑶、岑凯伦，还有就是《家庭》。《家庭》是村里订的，杂志一来，我们几个都抢着看。村里有几个爱看书的，都是女的。最小的一个是七三年生的，读过一年初中，我是六五年生的，小学毕业，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小王会写自己的名字，不会写信。
木珍不是一张白纸，她是一个爱读书的农村妇女，在京城生活打工生活，知道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在对一个都市人讲述乡村的时候，她的讲述必然带有潜在的立场和讲述的缝隙。木珍的叙述中间，有许多从语言逻辑来说看起来戛然断掉的内容，可能是片段式的碎语，也可能是她的说话方式与修辞方式，有这些语言自在的语境与语义，对于不同文化语境和机制中的人来说就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而木珍自己的世界还是半遮半掩的，尽管她说了很多，似乎巨细靡遗。例如，写冬梅的女儿：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整个村子都知道，什么干爹，就是当二奶”。“她一边拖着旅行箱，穿着大红的皮夹克，一边走，一边玩手机，也是一个红的手机，那么多孩子，都没人理她，就是大嫂看见了说，苗回来了苗，她就是抬头看了一下，也没吭声。走了。”
说出“走了”二字的木珍的表情和心理，只能依赖我们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林白说《妇女闲聊录》跟《一个人的战争》是有统一性的，从林白的自我世界到木珍的自我世界，其实距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很远，而林白只是找到了打开那个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对于木珍的世界，林白和我们都是观察者，窥见的是我们自己想看见的部分，略去了方言，略去了放不下的那些故事，声调语音消失在文字背后，这个世界自己的伦理以及变形、藏掖的地方，仍在沉默之中，这也是阅读《妇女闲聊录》应该谨记的地方。木珍的世界并不是等同于乡土中国、底层、真实的乡村，二者之间有悖论与疏离，也有印证与重合，这个世界依然是林白创造出来的世界，漂浮在实在的乡土与作家心灵世界的上空。对林白的过度褒奖是批评家对时代和文学的反思所寻到的一个出口，林白所呈现出来的新世界或许并不能承载这些厚重的意义和期许。
《妇女闲聊录》之前，林白虽然一直在求变的路上，但黏稠过度的叙述风格也让一部分读者望而生畏，这也即是单性增殖的私语疆域的弊端显示，叙述者、故事主人公、作家自我的形象之间的跳跃穿插，尤其是追忆视角的频繁应用，使得林白的小说拖沓冗长，无限制地拉长镜头，在向极限的方向廓张那些自我视域中故事和情感，而自我无论是内在的深度还是外在的广度，毕竟都是受制于一个人的世界，随着叙述频率的增长，自我重复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妇女闲聊录》是一次彻底的颠覆，是一次物极必反的反拨。不过文学风格上，《妇女闲聊录》的确开林白作品的新风，文字朴素、直白、俭省但又有一种直面的简洁利落，尤其是与《说吧，房间》《致一九七五》等作品的拖沓和繁重相比。
三
林白小说中一直有那种潜滋暗长的因子，《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一个的战争”引导了《一个人的战争》，《万物花开》中妇女闲聊的附录顺产了《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某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或者经验、意象，会在不同的作品中成长、关联、互补，这也是她保持持续创作力的原因。因着这种自我成长的自然流淌，以及与之匹配的作品表达，林白二十余年的创作虽有突破转折，但总体上仍然可以找到与自我经历互文性的文学线索。林白所能拥有的人生经验几乎都被反复编织到小说中去，童年经验、女性成长经验、出走、家庭生活、知青经验和革命记忆等，浓墨重彩的生活都是附加在女人身上，男人形象相对较弱，或者符号化，或者直到《北去来辞》让一个男人史道良跟林白小说中的女人一样，地位均等平分秋色，不再是一个符号和假想敌。 早期的女性主义作品林白警惕于男权语言的侵略性，《玻璃虫》中曾对这种无所不在的控制有一个细节的描写：
女人很容易因为意识到自己不好看，或衣服太土、发型不时髦而缺乏自信，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只要有一个男人在场，所有的女人就会用这个男人的目光来挑剔自己，平添许多压抑和不自在，空气中就是这样渐渐积存了越来越多的男人的眼睛，即使没有男人在场，女人们也会无意识地感到这些眼光，这些场。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感到过来自相貌、衣服方面的压抑，这并不是因為我得到了某种先进理论的武装，思想超前，而是因为我经常意识不到自己是女性。
男性的语言和视角统摄主宰了一切，女人没有自己的语言，只能通过男人的眼睛观察世界和表达自己。所以林白对男性语言是抗拒的，对崇高的“男性”采取了故意的忽略，给他们安上“天秤男”和M男、N男的符码。小说《致命的飞翔》，设置了双层套构的结构，两个情爱故事都在铺陈一件事——男权对女人的诱惑和胁迫，女性对此的忍辱和复仇。在极限的惊悚到来之前，林白采取了戏谑和游戏的心态，让女人个人的语言穿插在男性政治符号和话语之中。
李莴的情人登陆是个作家，“像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情人”，“我站在他身边，就像一个抗议的姿势，是一个寸步不让的立场。”登陆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成长过程中派系的角力，也就是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细枝末节：毛泽东和高岗、高岗和苏联、高岗和斯大林等。而李莴是准备以“刘少奇是谁”这盆冷水泼在情人头上。小说中在大段关于高岗的史料轶事之后，紧接着是关于女人化妆、照镜的大段叙述——“这是已被我们确认的一种快乐，长久以来我们把它隐藏在内心，我们是不许出声的一类。长久以来我们只对自己说，或者对我们的镜子说……”女人以嘲讽和回到自我快乐来对抗男人的“政治游戏”，也是对政治和宏大叙事的逃离，但这段历史又是林白这一代人不能逃避的宿命，是她所有的故事不能剔除的肌肉，也是林白一直希望能重述的历史。《致一九七五》原名《漫游革命年代》，从漫游的字面意思即可知道，这部小说其实以“轻”碰“重”，是聪明和投机的写法。作品大量的篇幅写到了革命记忆，却多是以诗和歌、电影的方式，抚摸了那一代人共同的情感结构。
《北去来辞》这部小说依然是那个面目熟悉的女人的成长史，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男人，他带着“革命”和“历史”的负担，他不是一个符号和假想敌，他成为一个人，一个与林白小说中所有女人一样地位的男人——史道良。
被时代抛弃的左派知识分子史道良，有他所固守的政治信仰，他关心世界局势，他认为奥巴马是黑人的叛徒，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替美国资本家卖命是件令人痛心的事，他希望全世界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世界霸权，他热爱《国际歌》的旋律，他诅咒这个被金钱和强权所控制的世界，“这是最后的斗争”，他一边唱一边感到绝望，心情压抑。一九九九年是一个有隐喻性质的年份，上世纪的最后一年，史道良光荣退休，这意味着在崭新的二十世纪他是一个落伍者，他清高自尊愤世嫉俗事事看不惯，再加上文化节山头林立——左右不沾，于是两头不靠。他一个人冷在了家里，各种热闹的研讨会、策划会、论证会、文化新闻都没有了他。史道良尽管有左派的信仰，但他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左派，他既不去认识世界，也不去试图改造世界，他一直有一种走向彼岸的冲动，对此岸是鄙视的，他会认为左边的和右边的邻居、楼上的和楼下的邻居，一概“都不是人”，他无法接受和认同这种庸俗的日常生活。他甚至拒绝乌有之乡的信息，他固守自己的判断和观点，对别人的世界不屑一顾。
退休和封闭使得他从一个昂扬的、男性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世界退回到家庭，他的面容越来越苍茫，灰扑扑的，他背对了世界，世界更背对了他。他变得肮脏了，不修边幅，不洗脸不刮胡子。他回到了自己那间房子，呆坐在他的纸堆中间，摞摞书纸，专注于陈年版本，年谱索引、研究资料、报纸杂志，用放大镜看古钱币，写他的字帖。
史道良生活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烟花和稀有的光彩，这是他维持生活和存在价值的一个意义系统。他对世界表达他的愤怒，愤怒带给他生活的意义感，所以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愤怒和批判。同时，他有保持着模糊的对革命的向往和因循的革命语言，他喜欢说“上山打游击”啊，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不过这些都是不能回转的时间，对于现实来说俱往矣。另外还有他对美好的、有尊严的生活颠扑不灭的记忆，比如史道良记忆中的一九六三年。他用单位的信笺给乡下老家写信，让周围的人肃然起敬，给史家争了无限的风光。无论是史道良还是他哥哥，都喜欢回忆一九六三年，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史道良从北京回家过年，带回了许多吃的。一九六三年他父亲第一次使用暖水袋代替了烘炉。一九六三年，史道良一个人守着七八只旅行袋在火车上过了一天一夜。一九六三年，道良给父亲捎了一只手电筒。这是一个个人史上对物质丰满的记忆，也是个人往昔的光荣，尽管这与革命的记忆几乎是背道而驰的，但他奉若珍宝。第三个是感情上期待，对女儿春泱的爱和塑造，他的心头肉和乖女儿，是他在这世上最大的亮光，他希望女儿能在自己的培养和教育下，继续焕发他已经无力参与其中的光彩。但事实是，他与女儿日渐隔膜，只能隔着鸿沟遥遥相望。在鸿沟那头，那个年轻的身影越走越远，与他背道而驰，史道良认为女儿胸无大志混日子，女儿则坚决不愿再重复父母的生活——这种生活没有希望，通向死寂。最后，这些生活的光亮之处都变得暗淡无光，无法勾住他企图攀附、甚至是求救的手。
在这个无宗信的断裂社会，疏离了国家、组织、信仰的知识分子迅速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的漂浮者，无目的无意义的漂浮意味着自我放弃，自我罗列起来的不坚强的堡垒不堪一击，来自各个方向的打击总会有一次击沉你。于是，“我们的道良”留下“去意已决，不必再找”的字条。史道良就是海红的从前，即使他们相信或者迷恋的信念不同，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海红要去认识和爱这个世界，海红是寻找。史道良则是逃避，他逃避左邻右舍的“粗人”，逃避外在世界的规则，逃避日益更新的世界，他不接受这个异己的世界，只好放弃自己。史道良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负担，林白让他走向自杀，但他无处不在，他依然是海红生活的底色，就像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今日中国无法逃避的底色一样。
亨利·詹姆斯说，他能够想到的附在小说写作上的唯一条件，只是它必须真挚而已。
①在这个意义上，林白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她所制造了混淆了自我与叙述者、主人公的小说世界，她诚实地投入自己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颗敏感的心灵沾染在泥泞的大地上的足迹。而对于批评者来说，永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喜欢”或“不喜欢”一件艺术品这个老办法；即使改进得最好的评论也决不会废除那个原始的、那个具有根本性的检验。我喜欢林白这种一直成长、遵从内心的作家，同时也对她作品中拖沓地迈不动脚步的节奏，视为畏途。《妇女闲聊录》是一种拯救的姿势，它带来明快而短暂的欢乐，《北去来辞》又回归到作家的个人史系列，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都会存在暗区，而暗夜无光，拖沓的脚步是上帝都可以原谅的。但林白对生活的热情值得信赖，《北去来辞》里已经在自我和木珍们的世界之外，出现了一群可以命名为新世界的孩子们，林白的目光已经朝向他们，她应该还会以血肉之躯参与到他们的世界中去。青春型的作家就是有这种无畏的征伐与探求之心，没有守成之地。
【作者简介】项静，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就职于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
（责任编辑王晓宁）
①〔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第30页，朱雯、朱乃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一
林白的书写是回环式的，我们会在新的小说中发现旧故事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比如《一个人的战争》《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几部小说中的生活和故事成分，会辗转到《北去来辞》中来，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揣测一个生活广度不够的作家如何面对自己的经验与写作，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则可以看成是作家不断地人生总结。总结不是一个带有强烈文学性的词汇，它质地坚硬、思维中性、声调寻常，不过它却带有时间的属性，一条顺水滑行无情流逝的时间链条被外力拉断或阻滞，带来暂时的停顿和回望，因而一个野心勃勃的视野就值得期望。
林白长篇《北去来辞》的叙述结束于二○一二年，叙述者以略带怀疑的语气结束了这场人生的躁乱——“下一年就是二○一三年，海红将满五十岁。经过这么多年纠结的生活，她感到自己终于褪尽了文艺青年的伤感、矫情、自恋和轻逸，漫长的青春期在五十岁即将到来的时候终于可以结束了吧？”林白：《北去来辞》，《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4月。这个带问号的陈述句，告诉我们她始终还带着犹疑，因为生活是那样无边无际、广阔辽远，谁知道又有什么带来岔路和新的气象。结尾有关于写作时间的标注：“二○一○年一月八日——十二月十三日初稿，二○一二年十月十五日上午，定稿于东四十条。”这是一次日记式的跟生活同步的写作，作家对时间的醒目标记，让人不能忽略时间带来的提示和压力，同时能明确感受到身体离开尚未散去的温度，正是这份温度让我们对林白多了一份期待。从《一个人的战争》到《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林白给评论界带来了惊喜，一个曾经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标志性作家、一个沉浸在自我中的女作家，打开了自己，与世界对话，并且按准了乱世中人不安、惶惑、迷茫的穴位，我们觉得林白了解焦虑的我们，也了解价值混亂的世界。一直焦虑文学脱离现实、自娱自乐无甚作为，努力寻找与现实对话途径的评论界发现了一个替他们发声的作家：一个关注农民工、当下农村、妇女的作家，一个背离了知识分子习惯道路的作家，一个代替象牙塔中的我们去接触陌生世界的作家。而《北去来辞》几乎推翻了这一些药方式的评价，回避了评论家期望的方向，像缚不住的龙蛇，又顽强地回到了“一个人”的世界，正是这种探索式的行走方式、不断回环的自我反省，让她始终保持了一种青春型作家的形象。
林白的独异之处恰在“青春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毫无遮掩地推出那个与作家形貌相似的“我”的形象来，尽管她一再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防止那些对号入座的猜测。林白生于一九五八年，广西北流人。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中不自觉形成的代际观念，可能比作家的生平给予我们想象的空间更大。一九五○年代诞生了一群作家，自一九八○年代一直到现在，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无论就其艺术探索还是思想容量来看，几乎无出其右者。林白的出场方式跟这些同龄人有些不同，时间上晚了近十年，几乎没有参与到文学与时代的合唱潮流中去，远离文学与政治的甜蜜期。在一个后辈看来，她似乎更“年轻时尚”，完全是另一个话语系统的产物，是在这些人组成的一九八○年代文学繁荣中，左冲右突，寻找到了一条小路，炸裂出一个出口，经过数十年的经营，终于形成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与广西北流远离文化中心不同，一九五○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都是汉语文化中心地域走出来的，他们写作风格相对成熟稳健，具有明确清晰的文化逻辑和追求，并且或多或少已经参与到当代文学品格的塑造和确立中去。阴郁黯淡的世界、女人们歇斯底里的情绪、女人们的身体和欲望、极端化的男人形象和剔骨般疼痛的叙事语调，在一九八○年代的文学世界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出场方式。林白说：“跟北京相比，北流是蛮荒之地。这种边民的身份就是我生命的底色。”林白：《我的人生笔记：前世的黄金》，第1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边地中国与准备脱胎换骨的政治中国、陷于全球化的焦虑的经济中国距离遥远；虽然同是知青，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流放到天南海北的知青相比，她的知青生活失去典型性和落差感；朦胧诗、先锋派诗歌塑造了林白的语言，却没有在诗歌中形成独有的声音。直至今日重新阅读林白的作品，是一次从边地到中心，从私语的女性到万物花开，是离开与回归的二次悖反，是反复往回的上升调。
讨论作家林白，有两部分作品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的战争》与《妇女闲聊录》，这两部作品在片段式的叙述中撒下预示性的种子。孔飞力在《叫魂：一七六八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提到文化中的预示性震颤，它们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文学也属此例，构成未来文学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当然它们似乎也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段，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在赋予意义的过程中有误读，有过度解读，有疏漏增添，这是文学在接受过程中的意义漂移，作品有它自己的命运。《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都给当代文学带来过一定程度的震颤，有生命的文学在漂移中脱离了作家、批评家的试图赋予意义的努力，而每一次脱离都是在向无穷的不可知性迈步。
二○○四年林白写出《妇女闲聊录》，批评界众口交赞，它的出现似乎是突兀的、超出预期的，同时也带来震撼和惊喜，一部口述实录式的妇女闲聊的片段集锦，它口语、粗糙、拖沓、重复而又单调，一改作家诗意自我的语言风格，有人质疑这是不是文学，或者究竟谁应该是作者？林白还是那个叫木珍的乡村妇女，整部小说都是以她的语气在闲聊。这让我们想起另一个突兀，《一个人的战争》之于一九九四年的文学。与现在相比，那是当代文学极为繁华的年代，刚刚过去的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重要文学作品有：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与《荒山之恋》、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张炜的《九月寓言》、刘震云故乡系列、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孙甘露的《访问梦境》、苏童的《刺青时代》、马原的《虚构》、洪峰的《重返家园》等等。各种文学思潮都在冒头，并且以自己的实绩做出宣言，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自白的方式把暗涌着的、处于混沌状态下的女性成长中的身体感觉和内心的隐秘、黑暗以直白无碍的方式撕裂式地呈现出来，作者、叙述者、作品主人公之间暧昧地交叉有一种斗士般的姿势。卫道士的道德攻击现在看来时过境迁不值一提，但《一个人的战争》也面临文学上的质疑，女性主义研究专家戴锦华在《犹在镜中》一书在女性自传、女性写作的意义上肯定了小说所展示的女性世界深刻的矛盾和绝望中的反抗，同时她又不满意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杜拉斯、波伏瓦、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相比，戴锦华认为这些作家是一种更为成熟自信，也许更为痛苦的女性表述，同时是一种极为优美的文学的表述。林白的写作被《一个人的战争》打上厚重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这是一个作家的幸福，也是不幸。标签可以凸显和放大一个作家的“声音”，带给作品更多的关注，也会掩盖和打击作家其他探索的勇气，软弱的作家可能深陷在评论家和读者的期待中，制造自己的安全感，而自主性强的作家，会一直同命名的力量和自我惯性交战。 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从现在往前看，我们会发现林白是一个跟批评界的语言颇多交锋的作家，无论是女性主义写作、个人化写作还是底层、纯文学的讨论，都能看到她的作品被卷入讨论的事实。作家的创作历程跟成长历程一样，受到众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一个偶然因素可能就改变了作家的创作思路，我们可以追溯一下林白的创作历程。林白早期小说《十六岁少女的夏天》《四月》《黑裙》等已经初步显露了敏感的女性气质。《十六岁少女的夏天》（《当代》一九八九年三期）以一个插队少女的视角，小心翼翼地重述了结伴挖圆形氨水池的少女罗小英的死亡事件，情绪晶莹透亮像一面担心随时被打坏的玻璃。《四月》（《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七期）写了一个突然在四月里唱歌的老姑娘，遭遇单位同事的窥探，小说中流淌的是淡淡的倔强与不恭况味。《黑裙》（《上海文学》一九八八年第十二期）也是女人的世界，男人是很虚弱的形象，一个终生没结婚的舅舅，在遮盖和虚掩中别扭地过着生活，另一个是梅兰爱上的一个精神暴发户男人。女人是绝对的主角，一个曾经的新女性被时间吞噬成粗糙枯萎的老太婆，一个在男人和都市面前自卑、土气的边地女孩梅兰，心里纠缠着很多关于死亡、爱情、美和现代的问题，梅兰的发小爆红的小歌星兰妮，倾心地投入时尚的生活，又快速地过时被淘汰。这一期编者的话对这篇小说的解读是：“解剖某种变态的人格……健康人格的丧失，不仅会发生在不正常的政治关系中，同时也可出现在商品关系里。我们的文学已经注意到了民族精神面临的新的难题与新的考验。”一九八九年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是三个女人的故事，沙街暗黄色的木楼和灰色的砖房前，像开花似地出现的一个女人，月白色绸衣，妖冶动人，诡秘虚幻，跟一只无牙的狗、哑巴女孩、清秀的男教师混在一起，另一个是“我”，跟一个天枰座不婚主义的男人纠缠于爱与死的残酷之中，最后一个是坏女孩嘟噜，她大胆直来直去展示着自己的爱恨和欲望，顽皮自如地应对着生活和世界。神秘女人连同她的世界消失在一场大火中，嘟噜出国，只剩下“我”——“本世纪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这一期的《上海文学》编者按把大量篇幅给予了写企业改革、时代面貌的小说，完全没有提及这篇小说，事实上这篇小说是《一个人的战争》的前奏，也具备了故事的雏形。林白应该是杂志比较看重的作者，一九九四年以前《上海文学》是发表林白小说最多的杂志，该杂志也是九十年代思想性、探索性最强的杂志，不置一词的现象还是令人费解，或许可以解释为，评论界或者编辑还没有发现来解读这种小说的语言和概念。
从这个时段的创作来看，林白还是有很多种写作的可能路径的，无论是个人敏感情绪的展示，还是民族精神的难题，以及小说中那个轻微阖动的心灵，与尖锐、躁动、紧张的《一个人的战争》还有一段距离，总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退避到女人生活的“私语”和“个人化写作”的林白。
一九九四年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是一次有益的推动，各种女性写作都被收拾到一个篮子里，集中面世。女性成为一个文学的重要视角，是文学体裁，也是文学方法，还是写作风格。受到这一思潮的启示是在同一间屋子里写作的作家们不可避免的功课，林白不仅仅是受到影响，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引导了女性文学的讨论，林白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秘黑洞中打捞出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是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林白现在肯定不会认同女性主义写作的概括，她近年的写作已经不是女性主义所能涵盖的，“可能潜意识里有，但我不是一个从理念出发的人，《一个人的战争》和《说吧，房间》，别人都说我是严格按照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来创作的。实际上我不懂女权主义，我买过波伏娃《第二性》，但我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都是我自身的生命感受。这部小说也有人说我更关注底层，反艺术的精致化的思潮吻合。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潮流，就是我们家里来了这么一个人，跟我聊天我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这就是文学，就写下来了。”但一九九四年的林白会反对被观看的姿势，反对被私人化的写作，但她没有反驳女性主义写作标签，严格按照概念出发的作家应该也不多，多数情况下，概念是一种暗示和召唤。女性主义的召唤力在当代文学中确凿无疑地存在过，也打开了一条写作的向度，比如说女性身体的语言、感觉、意象、潜意识。这个写作的小传统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张爱玲、丁玲等尝试型的作品，但没有获得持续的创作支持，在文学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此道不同，也后继乏人。
即使在最符合女性主义写作标签的作品中，林白也已经溢出这些概念所能统辖的范围。有论者注意到林白作品中的自我质疑色彩，她的叙述始终把叙述人与被叙述人及人物所处的环境剥离开来，这使她的叙述贯穿着一种自由穿越的力量。她的叙述人与人物的自我意识，构成一种奇特的二元反讽关系。她的主人公（自我认同）的形象永远处于生活的弱势状态，她总是恰当地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以及自身的弱势地位，因而她的人物天然拒绝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若即若离，既是一种自怜、自我分配制度，也是反权势的抗议和嘲讽。从这一意义来说，林白的叙事就不是简单直接的女性身份认同，而是不断地拆解，拆解女性最内在的自我——它不是走向肯定，毋宁说是走向更多的疑虑。陈晓明：《暧昧的身份认同》，《大家》2000年第11期。女性的身份是什么？女性有身份（性别的，社会的，文化的）吗？林白始终充满了疑虑，没有驻守起女性的堡垒，因而也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最具有女性主义文学色彩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小说的叙述路向都不是走向一个终点，逃跑的主人公也决不会遁世不归，或者走入同性的乌托邦，她自慰或者化作一声叫喊。林多米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找到了北京这个辉煌的逃离之地，在《说吧，房间》里下岗失业后从一个人变成一只老鼠，但她自尊而獨立地承受着一切。正是这份质疑使得林白的叙事空间和写作维度更宽阔，而没有封闭在自我、身体、性这些概念上，而又获得了这些概念所带来的写作的能量和宽度。这也可以用林白自己的话来说，“个人化的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感情与知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代跋：选择的过程与追忆，关于〈致命的飞翔〉》，武汉，长江出版社，1996。飞翔和解放不仅仅是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感受，同时也是写作自身的属性。 除了文学价值上的质疑，还有论者把写作中的这种个人解放与自由放置到一九九○年代与一九八○年代个人化写作的背景中对比，认为林白和陈染的女性主义写作是在制造一种秘而不宣的快感机制：以一种超过直接快乐的最痴迷强度”去欣赏“残缺”的快感。在此过程中，生命“完满性”或“无限性”的理想图景被装置为一个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彼岸，而主体则带着一种人类最为久远的忧郁心理和悲剧意识去远远地观望它，在这一观望的最深处，恰恰是主体对观望动作的自我欣赏和痴迷，它构成了一九九○年代以来无数个人的一种新的快感形态，一种带着苦恼的对“残缺”的领受，一种既痛又快的巨大享乐。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快乐大本营或许也正在此处，因为单纯的原子式、差异性、碎片化的生存人类自古就有，只有对现代“完满性”或“无限性”理想的解构与超脱才构成了这些后现代主义者最为核心的气质。放弃重新结构完满性存在的努力和尝试，进而彻底放弃与大叙事相关的一切瓜葛，遑论相关实践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对国家政治与经济实践的麻木顺应或无所抵抗，最后甚至放弃某些个人曾经认为是自己必需的、“有意义的他者”，“有意义的他者”，查尔斯·泰勒曾借用此概念来说明“人类思想的起源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并且借之强调：“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起源的问题，一个一旦产生之后就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那只是因为操持独白理想的人们严重地低估“对话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详可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296-3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成为独白（自白）的风格，这也是林白一直自我认可的风格，继续制造单性增殖的私语疆域。
二○○○年左右，批评界开始对“纯文学”概念进行一些讨论。对林白女性私语式个人化的文学的不满，应该不是针对她一个人，而是批评家对整个一九九○年代以来的文学氛围的不满。除了极其特殊年代的集体创作外，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个人化写作，个人化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关涉到整个一九九○年代文学写作的大环境以及“纯文学”概念的统摄性影响，“纯文学”概念在一九八○年代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权利要求，即把文学从政治的捆绑中解救出来，这种还要求包括：文学（实指精神）的独立地位、自由的思想和言说、个人存在及选择的多样性、对极左政治或者同一性的拒绝和反抗、要求公共领域的扩大和开放等。“纯文学”从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政治概念，到一九九○年代转而成为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主张。就演变成一种“自恋”式的文字游戏，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的写作因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破坏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可能，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文学主张，但是一旦失去其反抗前提，或者这个前提不再那么明显，也就自然转化成形式至上，而其保守性也就愈加明显的暴露出来，同时对于写作者来说也会出现写作上的疲倦和自我重复。林白对自己写作的反思应该是与批评家同步的，《玻璃虫》与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一种洒脱的气象，戏谑式的解构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自嘲是打开自我的一条途径，这是《一个人的战争》封闭的自我所不能呈现的。
林白说一九九九年写完《玻璃虫》，“感觉很空虚，就参加了作家走黄河的活动，不得不跟人沟通，这一通下来，我就能够听到别人的声音了。以前我是一个很封闭的人。二○○○年底我写完了《枕黄记》。”林白：《我的写作有内在的逻辑线》，《新京报》2005年4月13日。林白对自己的写作方式已有反省，那种撕裂自我、自我掏空式的写作极限就在眼前，对作家也会带来巨大的倦怠，她认为是从《枕黄记》开始才打破封闭，其实《说吧，房间》已经可以算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次突破。房间的意象，看起来是封闭的，凡墙都是门，与女人的一间房子这些女性主义典型的意象强化了作品的封闭性。实际上《说吧，房间》并不是完全朝向自我的，这是忧郁敏感反抗的女主角们的一次现实之旅。主人公多米结婚五年，无法承受繁琐、单调、窒息、无爱的家庭生活，选择离婚，随之而来的是下岗和养活女儿的压力，她四处寻找出路到处碰壁，这是由于世俗生活的困境而带来的压抑和焦虑，小说设置了两个维度，这也是林白的习惯，世界不是由“我”统领的，即使在女人的世界，也还有另外的面貌。多米的好友南红的生活是小说中的另一个支流，看起来跟“家”中的多米完全不同，南红永远在外漂泊和闯荡，梦想着南非（南红的理想之地），她无视公众的禁忌，奇装异服示人，利用男人活得想要的工作和地位，她集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于一身。南红的转折是失去了依附的男朋友和工作，并且身患疾病。两个人遇阻的女人躲到赤尾村的一个出租房，一个穷途末路的地方，这才是女人们最后的“房间”，是不肯屈就现实生活的女人们被男人和社会意识形态合谋驱赶到的边缘之所。多米最后返回北京，南红落拓而亡。
多米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南红故事的叙述者和记录者，在一九九○年代的工人下岗、企业改革的大众事件中，她再现了女人在历史时刻遭遇的困境，并且以女性躯体的记忆试图去接近历史碾压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在林白一贯的行文风格中可能尴尬地落空，不合时宜，不容易被人听到，但对于林白自己的写作，南红是一个有意义的形象，她的“南非”之梦，她行走中国的故事，她刚劲执著的灵魂会生长到其他的小说中去，比如《北去来辞》里的不肯妥协、上下求索的海红。
二
我们不能以现实主义编码的方式去诘难林白，林白是一个有特色作家，文学一向欢迎异类，也排除异类，林白执著地为宣称为自己写作，写作成为作家的一种需要，生理和精神，安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文学主题。她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不写作我会陷入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烦躁不安，就像一个吸毒的人断了顿。”“写作顺利的时候我感到身体健康，人生美好，愿意活到一百岁。就这样，写作冲淡了我的恐惧感，它使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像我生命早期看到的那样处处黑暗。”“好在文学收留了我，我无根的病态和焦虑，以及与人隔绝的空虚感，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安放。”当然，有时候作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语境。说这些话的时候，林白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写作时刻的“自己”，已经是写出了《妇女闲聊录》的林白，她有足够的自信来为“自己”说话，但《妇女闲聊录》的出现的确让人惊艳，为什么是以安顿自我为写作追求的林白？林白带来了一个怎样新鲜的文学世界？有论者认为这是非常个人化的林白物极必反后的一种低姿态，她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这个世界，恰恰跟她原来是非常个人化的作家有很大关系，这刚好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越是这样的作家，她因为某种机缘，或是对自己过去的世界感到厭倦的时候，她越是能发现这个外面的广阔天地，对之发生浓厚的兴趣，也越是能在这个世界面前保持一种低姿态，尽量过滤掉自己的主观性。”张新颖、刘志荣：《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低姿态的写作的确能够带来惊喜，比如上海金宇澄的《繁花》，用上海话以说书人的姿态写了上海市井生活，克服了文学的遗忘机制和忽略机制，新鲜的生活和故事跳跃而来。但《妇女闲聊录》《繁花》很难被复制和继续下去，这种小说是一种引子，是搅局者，是打破僵局的人，是惊鸿一瞥，所以林白说《妇女闲聊录》只有一部。 《万物花开》后记说，“木珍的农村，跟我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林白的叙述激活了乡村生活的实感经验，提供了乡土叙事所很难看到的部分，并且以一种极致的方式激活了文学的遗忘机制和习惯性沉湎。《妇女闲聊录》里的乡村是一个无法被理念梳理清楚的世界，无法被我们现在拥有的概念和形象所捕获，纷杂、藏污纳垢、奇异的组合，其中的生态、文化、性别、伦理挑戰我们从媒体和文学所感知的世界和人类，并且以内在的讲述者现场说话的方式，强化了其生活的热度和鲜度，使得其他乡村图像显露出刻意和人为的弊病。这也是当代文学的一大症结，我们有浩繁的乡土文学，然而我们依然对乡土陌生。闲聊录是这部小说最关键的地方，兴之所至，随意流淌，低姿态，界面更宽，认识的价值由此呈现，兴观群怨，识于草木虫鱼，《王榨（风俗与事物）》一章基本上满足了我们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乡村生活的“识”，话语习惯、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斤斤计较，像巴尔扎克、左拉小说里的账目，虽然这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呈现了“陌生的中国”，而这些也许是离木珍的感情比较远的事物。
木珍最感兴趣谈得最多的是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包括自己的情感生活。比如涉及男女关系问题时是淡然的，老公跟冬梅相好，她不去管，实际上是管不到，分居两地，不过回家过年的时候她跟自己老公主动谈及冬梅，要他去看她，还调侃他们的关系，而且木珍强调这一切都是“笑着说”。木珍继续跟冬梅打牌，对别人的劝解和掩盖满不在乎，木珍一直在描述事件，从不分析自己，这个部分应该是有所修饰和隐藏的，她是一直处于讲述者的位置，本能地回避了一些细节和情绪，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陈述时的拘谨和自尊。而在谈别人事的时候，她一方面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或者说乡村世界无形的道德红线，同时对人与事的态度也比较多面立体：比如闲聊录着力最多的人物冬梅，冬梅是一个跟众多男人有染的女人，通奸被抓，木珍说：“我们那时候真是天真，想着他出来怎么见人啊，有时候我们说着说着，她就来了，她也笑眯眯地跟你打招呼，跟没事一样。等她走了，我们就，哎呀她怎么也不怕丑啊。”这是木珍所不能理解和认同的冬梅，不过她却认可冬梅的德行，“六六年生的。长得也一般。她就是德行好，你怎么说她她也不生气，你家有忙，她乐意帮。她从来不议论别人的风流事，她不像线火儿（另一个女人），自己是歪的，还老议论别人，冬梅不干。”木珍甚至还从男人的角度去看冬梅，“跟冬梅打牌，跟她说，来，亲一下，她就跟你亲一下，还让人摸。到了她输了，她就可以不给钱。跟你们不一样，你们不让亲。”
关于木珍自己的背景，林白曾经在访谈中说她是一个天生的文学人物，能说会道，语言风趣。木珍也有对自己文化和阅读背景的介绍：
看金庸、琼瑶、岑凯伦，还有就是《家庭》。《家庭》是村里订的，杂志一来，我们几个都抢着看。村里有几个爱看书的，都是女的。最小的一个是七三年生的，读过一年初中，我是六五年生的，小学毕业，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小王会写自己的名字，不会写信。
木珍不是一张白纸，她是一个爱读书的农村妇女，在京城生活打工生活，知道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在对一个都市人讲述乡村的时候，她的讲述必然带有潜在的立场和讲述的缝隙。木珍的叙述中间，有许多从语言逻辑来说看起来戛然断掉的内容，可能是片段式的碎语，也可能是她的说话方式与修辞方式，有这些语言自在的语境与语义，对于不同文化语境和机制中的人来说就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而木珍自己的世界还是半遮半掩的，尽管她说了很多，似乎巨细靡遗。例如，写冬梅的女儿：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整个村子都知道，什么干爹，就是当二奶”。“她一边拖着旅行箱，穿着大红的皮夹克，一边走，一边玩手机，也是一个红的手机，那么多孩子，都没人理她，就是大嫂看见了说，苗回来了苗，她就是抬头看了一下，也没吭声。走了。”
说出“走了”二字的木珍的表情和心理，只能依赖我们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林白说《妇女闲聊录》跟《一个人的战争》是有统一性的，从林白的自我世界到木珍的自我世界，其实距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很远，而林白只是找到了打开那个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对于木珍的世界，林白和我们都是观察者，窥见的是我们自己想看见的部分，略去了方言，略去了放不下的那些故事，声调语音消失在文字背后，这个世界自己的伦理以及变形、藏掖的地方，仍在沉默之中，这也是阅读《妇女闲聊录》应该谨记的地方。木珍的世界并不是等同于乡土中国、底层、真实的乡村，二者之间有悖论与疏离，也有印证与重合，这个世界依然是林白创造出来的世界，漂浮在实在的乡土与作家心灵世界的上空。对林白的过度褒奖是批评家对时代和文学的反思所寻到的一个出口，林白所呈现出来的新世界或许并不能承载这些厚重的意义和期许。
《妇女闲聊录》之前，林白虽然一直在求变的路上，但黏稠过度的叙述风格也让一部分读者望而生畏，这也即是单性增殖的私语疆域的弊端显示，叙述者、故事主人公、作家自我的形象之间的跳跃穿插，尤其是追忆视角的频繁应用，使得林白的小说拖沓冗长，无限制地拉长镜头，在向极限的方向廓张那些自我视域中故事和情感，而自我无论是内在的深度还是外在的广度，毕竟都是受制于一个人的世界，随着叙述频率的增长，自我重复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妇女闲聊录》是一次彻底的颠覆，是一次物极必反的反拨。不过文学风格上，《妇女闲聊录》的确开林白作品的新风，文字朴素、直白、俭省但又有一种直面的简洁利落，尤其是与《说吧，房间》《致一九七五》等作品的拖沓和繁重相比。
三
林白小说中一直有那种潜滋暗长的因子，《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一个的战争”引导了《一个人的战争》，《万物花开》中妇女闲聊的附录顺产了《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某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或者经验、意象，会在不同的作品中成长、关联、互补，这也是她保持持续创作力的原因。因着这种自我成长的自然流淌，以及与之匹配的作品表达，林白二十余年的创作虽有突破转折，但总体上仍然可以找到与自我经历互文性的文学线索。林白所能拥有的人生经验几乎都被反复编织到小说中去，童年经验、女性成长经验、出走、家庭生活、知青经验和革命记忆等，浓墨重彩的生活都是附加在女人身上，男人形象相对较弱，或者符号化，或者直到《北去来辞》让一个男人史道良跟林白小说中的女人一样，地位均等平分秋色，不再是一个符号和假想敌。 早期的女性主义作品林白警惕于男权语言的侵略性，《玻璃虫》中曾对这种无所不在的控制有一个细节的描写：
女人很容易因为意识到自己不好看，或衣服太土、发型不时髦而缺乏自信，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只要有一个男人在场，所有的女人就会用这个男人的目光来挑剔自己，平添许多压抑和不自在，空气中就是这样渐渐积存了越来越多的男人的眼睛，即使没有男人在场，女人们也会无意识地感到这些眼光，这些场。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感到过来自相貌、衣服方面的压抑，这并不是因為我得到了某种先进理论的武装，思想超前，而是因为我经常意识不到自己是女性。
男性的语言和视角统摄主宰了一切，女人没有自己的语言，只能通过男人的眼睛观察世界和表达自己。所以林白对男性语言是抗拒的，对崇高的“男性”采取了故意的忽略，给他们安上“天秤男”和M男、N男的符码。小说《致命的飞翔》，设置了双层套构的结构，两个情爱故事都在铺陈一件事——男权对女人的诱惑和胁迫，女性对此的忍辱和复仇。在极限的惊悚到来之前，林白采取了戏谑和游戏的心态，让女人个人的语言穿插在男性政治符号和话语之中。
李莴的情人登陆是个作家，“像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情人”，“我站在他身边，就像一个抗议的姿势，是一个寸步不让的立场。”登陆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成长过程中派系的角力，也就是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细枝末节：毛泽东和高岗、高岗和苏联、高岗和斯大林等。而李莴是准备以“刘少奇是谁”这盆冷水泼在情人头上。小说中在大段关于高岗的史料轶事之后，紧接着是关于女人化妆、照镜的大段叙述——“这是已被我们确认的一种快乐，长久以来我们把它隐藏在内心，我们是不许出声的一类。长久以来我们只对自己说，或者对我们的镜子说……”女人以嘲讽和回到自我快乐来对抗男人的“政治游戏”，也是对政治和宏大叙事的逃离，但这段历史又是林白这一代人不能逃避的宿命，是她所有的故事不能剔除的肌肉，也是林白一直希望能重述的历史。《致一九七五》原名《漫游革命年代》，从漫游的字面意思即可知道，这部小说其实以“轻”碰“重”，是聪明和投机的写法。作品大量的篇幅写到了革命记忆，却多是以诗和歌、电影的方式，抚摸了那一代人共同的情感结构。
《北去来辞》这部小说依然是那个面目熟悉的女人的成长史，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男人，他带着“革命”和“历史”的负担，他不是一个符号和假想敌，他成为一个人，一个与林白小说中所有女人一样地位的男人——史道良。
被时代抛弃的左派知识分子史道良，有他所固守的政治信仰，他关心世界局势，他认为奥巴马是黑人的叛徒，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替美国资本家卖命是件令人痛心的事，他希望全世界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世界霸权，他热爱《国际歌》的旋律，他诅咒这个被金钱和强权所控制的世界，“这是最后的斗争”，他一边唱一边感到绝望，心情压抑。一九九九年是一个有隐喻性质的年份，上世纪的最后一年，史道良光荣退休，这意味着在崭新的二十世纪他是一个落伍者，他清高自尊愤世嫉俗事事看不惯，再加上文化节山头林立——左右不沾，于是两头不靠。他一个人冷在了家里，各种热闹的研讨会、策划会、论证会、文化新闻都没有了他。史道良尽管有左派的信仰，但他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左派，他既不去认识世界，也不去试图改造世界，他一直有一种走向彼岸的冲动，对此岸是鄙视的，他会认为左边的和右边的邻居、楼上的和楼下的邻居，一概“都不是人”，他无法接受和认同这种庸俗的日常生活。他甚至拒绝乌有之乡的信息，他固守自己的判断和观点，对别人的世界不屑一顾。
退休和封闭使得他从一个昂扬的、男性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世界退回到家庭，他的面容越来越苍茫，灰扑扑的，他背对了世界，世界更背对了他。他变得肮脏了，不修边幅，不洗脸不刮胡子。他回到了自己那间房子，呆坐在他的纸堆中间，摞摞书纸，专注于陈年版本，年谱索引、研究资料、报纸杂志，用放大镜看古钱币，写他的字帖。
史道良生活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烟花和稀有的光彩，这是他维持生活和存在价值的一个意义系统。他对世界表达他的愤怒，愤怒带给他生活的意义感，所以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愤怒和批判。同时，他有保持着模糊的对革命的向往和因循的革命语言，他喜欢说“上山打游击”啊，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不过这些都是不能回转的时间，对于现实来说俱往矣。另外还有他对美好的、有尊严的生活颠扑不灭的记忆，比如史道良记忆中的一九六三年。他用单位的信笺给乡下老家写信，让周围的人肃然起敬，给史家争了无限的风光。无论是史道良还是他哥哥，都喜欢回忆一九六三年，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史道良从北京回家过年，带回了许多吃的。一九六三年他父亲第一次使用暖水袋代替了烘炉。一九六三年，史道良一个人守着七八只旅行袋在火车上过了一天一夜。一九六三年，道良给父亲捎了一只手电筒。这是一个个人史上对物质丰满的记忆，也是个人往昔的光荣，尽管这与革命的记忆几乎是背道而驰的，但他奉若珍宝。第三个是感情上期待，对女儿春泱的爱和塑造，他的心头肉和乖女儿，是他在这世上最大的亮光，他希望女儿能在自己的培养和教育下，继续焕发他已经无力参与其中的光彩。但事实是，他与女儿日渐隔膜，只能隔着鸿沟遥遥相望。在鸿沟那头，那个年轻的身影越走越远，与他背道而驰，史道良认为女儿胸无大志混日子，女儿则坚决不愿再重复父母的生活——这种生活没有希望，通向死寂。最后，这些生活的光亮之处都变得暗淡无光，无法勾住他企图攀附、甚至是求救的手。
在这个无宗信的断裂社会，疏离了国家、组织、信仰的知识分子迅速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的漂浮者，无目的无意义的漂浮意味着自我放弃，自我罗列起来的不坚强的堡垒不堪一击，来自各个方向的打击总会有一次击沉你。于是，“我们的道良”留下“去意已决，不必再找”的字条。史道良就是海红的从前，即使他们相信或者迷恋的信念不同，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海红要去认识和爱这个世界，海红是寻找。史道良则是逃避，他逃避左邻右舍的“粗人”，逃避外在世界的规则，逃避日益更新的世界，他不接受这个异己的世界，只好放弃自己。史道良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负担，林白让他走向自杀，但他无处不在，他依然是海红生活的底色，就像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今日中国无法逃避的底色一样。
亨利·詹姆斯说，他能够想到的附在小说写作上的唯一条件，只是它必须真挚而已。
①在这个意义上，林白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她所制造了混淆了自我与叙述者、主人公的小说世界，她诚实地投入自己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颗敏感的心灵沾染在泥泞的大地上的足迹。而对于批评者来说，永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喜欢”或“不喜欢”一件艺术品这个老办法；即使改进得最好的评论也决不会废除那个原始的、那个具有根本性的检验。我喜欢林白这种一直成长、遵从内心的作家，同时也对她作品中拖沓地迈不动脚步的节奏，视为畏途。《妇女闲聊录》是一种拯救的姿势，它带来明快而短暂的欢乐，《北去来辞》又回归到作家的个人史系列，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都会存在暗区，而暗夜无光，拖沓的脚步是上帝都可以原谅的。但林白对生活的热情值得信赖，《北去来辞》里已经在自我和木珍们的世界之外，出现了一群可以命名为新世界的孩子们，林白的目光已经朝向他们，她应该还会以血肉之躯参与到他们的世界中去。青春型的作家就是有这种无畏的征伐与探求之心，没有守成之地。
【作者简介】项静，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就职于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
（责任编辑王晓宁）
①〔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第30页，朱雯、朱乃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