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那座大宅院里的几棵老樟树和两棵百年松柏在风雨中傲然挺立，给人一种沧桑之感。这里就是瞿秋白被关押处。
　　当年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就驻扎在这个大院里，瞿秋白被关押在院东面的一个厢房里。木牌上书写着瞿秋白1935年5月至6月关押处。这是一间砖木结构、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靠南的木窗中间有数根木栅栏，窗前有一张书桌，桌上摆放着一盏油灯、几支毛笔和一方砚台。
　　据小木牌上的文字介绍，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每天除了刻图章或与人谈话外，大部分时间是伏案写字。他以漂亮的行书写下了那篇闻名遐迩的《多余的话》。这是一个赤诚君子的心灵独白，亦是一篇赤裸裸的精神剖析。我们从中看到了作者经历的人生悲情和其所坚守的人格操守，甚至是他思考的关于一生献身革命事业的历史教训。文章语言委婉，感情凄切，是一篇倾诉心绪的真情文字。
　　瞿秋白靠在木椅上，透过木栅栏，遥望着高远的苍穹，他的思绪回到了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初的情景。1921年初冬，作为《晨报》特派记者，抵达莫斯科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聆听了伟人列宁作的报告，瞿秋白深为震撼，夜以继日地赶写出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不久，他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鼓足勇气在走廊里追上列宁要求采访，列宁微笑着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流，由于会务繁忙，列宁推荐瞿秋白几篇文章，请他参考，便匆忙告辞。
　　回到故乡，瞿秋白任《新青年》主编、《向导》编辑，极力鼓吹马列。他深情地写下了《新俄游记》、《赤都心史》等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一支纤笔力量巨大，影响深远。1922年，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年后的夏天，他被推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的高位。其间，他参与决定和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百余次起义。
　　蒋介石获悉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后，即刻令中统局派人赶赴福建长汀做劝降工作。他们许以优厚条件劝说瞿秋白脱离共产党，并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瞿秋白断然拒绝。特派员又游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去担任翻译，或做大学教授亦可，瞿秋白沉默对之。特派员最后说：“中央是爱惜你的才学，我们才远道而来，你的家属也很想念你。”瞿秋白平静地说：“我死就死，何必讲这些呢？”
　　蒋介石召集官员商议如何处置瞿秋白，戴季陶叫嚣： “此人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6月17日，宋希濂师长接到电令：“着即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翌晨8时许，向参谋长来到瞿秋白关押处，递上蒋介石的电令，瞿秋白看罢电令，面色不改，从容淡定。他匆匆写完绝命书，于9时20分，走出了小木屋，他冷静地扫视着道路两边的围观人群，神态自若地缓步从容地走向刑场。
　　瞿秋白戴着细巧的眼镜，身着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低膝短裤，脚穿黑线袜和黑布鞋，戴着手铐脚镣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中山公园。在场的围观者见共产党领袖面对死刑，那种视死如归的风骨气节，令人震撼，更为动容。
　　瞿秋白参加革命走到今天临刑的地步，他没有后悔。1930年，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革命初期，或许瞿秋白等领导人没有经验患了左倾幼稚病，王明却在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对迫害，瞿秋白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忍辱负重。
　　1931年夏天，瞿秋白来到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大有回归之感。他与冯雪峰、茅盾、夏衍等人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与鲁迅先生更是酒逢知己，一见如故。他在上海的两年间，写下了许多犀利文字，深得鲁迅和同仁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