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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迟来的道歉，一份有限的赔偿，加拿大华人百年人头税心结似乎依然难解
“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但是我们人头税家庭称之为‘耻辱日’。”7月1日，也是当年《排除华人法案》的生效日，卑诗（英属哥伦比亚省）平反人头税联盟发言人李振康在给《中国新闻周刊》发来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老人们和大家一起在唐人街游行，让政府知道我们对只给活着的苦主和配偶补偿并不满意。”
而就在三天前的6月28日，加拿大总理哈珀的国会秘书、国会议员肯尼在加拿大华人保守党协会的晚宴上说，“我保证，从今年7月1日起，所有加籍华人将骄傲地把加拿大国旗看作自己的国旗，把这一天看作他们融入加拿大的开始。”
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国会正式代表政府就人头税向苦主和家属道歉，并为仍然在生的纳税人或他们仍在世的配偶，每人赔偿2万加元。但对人头税苦主的子女并没有任何赔偿。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失望，”一位苦主子女，多伦多人头税家属联盟的副会长谭荣德对本刊记者说，“我所期望的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对这些人头税家庭所经历的磨难的承认、认可。”
“没我付的钱，这个城市就不会存在”
在19世纪中期，华人为了寻找“金山”中的财富开始移民加拿大。
探寻金矿并非那么容易，当时很多人不得不去做厨师和洗衣工以维持生计。那些找到金子的人也经常会被白人抢劫。到了1880年，加拿大要修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整个国家的铁路，成千上万的华人被雇用从事修建铁路的苦力和炸山的危险工作，报酬只有白人的一半。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华人多达千人。
这条铁路在1885年修建完成。几个月后，一项对所有新华人移民征税50加元的法律在加拿大通过，这项法律仅仅针对华人，而政府依然用经济上的帮助和获得免费土地的资格鼓励白人移民加拿大。
1900年，这项税费（后来被称为人头税）涨到了100加元。1903年，再次上涨到500加元。据说在当时，500加元相当于一个白人两年的工资。谭荣德的父亲谭树棠于1912年来到加拿大，交了500加元的人头税。
谭父在20年代攒了一些钱后回广东娶了第一个妻子，但却发现无法把妻子接到加拿大共同生活。因为1923年，加政府通过了移民法，也就是排华法案，禁止任何新的华人移民加拿大。
谭父的第一个妻子就这样在隔海相望的孤寂中郁郁而终，之后他才娶了第二个妻子，也就是谭荣德的母亲。“在那个时候，华人只能在洗衣店和饭馆里找到工作。”谭荣德说，“但父亲做得非常棒。”
谭父用辛苦做工得来的积蓄，在离多伦多100公里东北处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中餐馆。这家餐馆在这个旅游业兴旺的小镇上很有名，至今还在，由另外一个谭姓家庭经营。当时餐馆的生意非常好，但是谭父“总担心自己被抓，被遣返回中国”。
李振康的家人有着类似却更不幸的经历。李父和李母都交纳了500加元人头税来到加拿大，但因为种族歧视，华人在加拿大养家非常困难。怀孕的李母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广州，以便让孩子们得到良好的教育。
李振康出生后，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并向南推进，李母想把孩子们都带回加拿大避难，但是因为李振康不是在加拿大出生，政府不允许他和家人一起进入加拿大。尽管李母支付过人头税，有权回到加拿大，但她却不能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所以李母把大孩子们送回加拿大，自己陪同小儿子留在了中国。后来，李母不幸被日军杀害，当时李振康5岁，只能靠祖母照顾。
1947年，移民法被废止。几年后，李振康第一次踏上加拿大的土地。而此时，17岁的谭荣德第一次从父亲口中得知人头税一事。
“他没说太多，我也没有想太多。他告诉我当时他只能那么做。”谭荣德回忆起父亲曾宽容地告诉他，交纳人头税也是有意义的。父亲说，“你看看这个城市，如果没有我付的钱，它就不会存在。”
从1885年到1923年期间，加拿大政府总共获得了2300万加元的人头税。这些钱被用作建造学校、医院、道路、停车场和其他公共设施，但其中许多服务设施却不允许华人参与分享。“父亲从来没有告诉我想要政府赔偿。”谭荣德说，“但是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我们是二等公民？！”
“不运用政治力量，政府就不会理会”
谭荣德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意识到，是时候为人头税平反了，此时，父亲早已去世。
“争取平反最大的困难就是政府，它一直以来都不愿意做出任何道歉和赔偿。”卑诗省平反人头税联盟律师吴瑶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他们觉得现在的政府没有义务对过去的政府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因为历史上还有很多其他种族歧视的事件，他们担心全部都要求道歉和赔偿。”
吴瑶瑶从1988年开始帮忙做平反人头税的相关法律事务，她所在的联盟位于温哥华，是全加华人聚居最多的地方，她一直在搜集相关人头税苦主及后裔的信息。她说，一些华人社团正式从法律角度来做这件事情是1999年。
2001年，华人社团针对加政府种族主义立法行为进行集体诉讼，结果是败诉。不过最高法院判定，这项种族主义法律虽合法，但在道德上是完全不正当的。联合国也建议加政府应该就人头税道歉并对其家庭进行赔偿。
2005年11月24日，当时的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为了给选举增势，与全加华人联会等十五个侨团代表就“人头税”解决问题签订原则性协议。在“不道歉、不赔偿”的前提下，联邦政府承诺拨款，用于支持华人社区“表彰、纪念和教育项目”，以确认加拿大华人对加国历史的贡献。此举一出，立即遭到持不同意见华人社团的强烈抗议。
在去年年底开始的联邦大选期间，保守党领袖哈珀承诺如果获得选举胜利，他将对华人人头税苦主及其家庭进行道歉，并且给以适当的赔偿。
李振康认为，这个承诺是哈珀竞选成功的原因之一。“西方的选举制度决定了上台就能做很多事情。百万华人的选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美国桥港大学朱志群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吴瑶瑶说，其实华人的地位在平反前并没有特别的变化，但在选举期间，很多华人愿意出来和各个党讲这件事。“本来华人可能并不知道怎么运用自己的力量，但从这件事认识到，如果不运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政府就不会理会。”吴说。
“政府不能就这样走开”
2006年6月22日，哈珀公开道歉的那一天，八万多名“人头税”受害者，在世的已不到20人。
“政府的道歉有象征意义，也很重要。我欢迎政府这一真诚的道歉。无论是为了认清过去种族歧视历史，还是设法与华裔加拿大人修好。这都是急切需要的第一步。”卑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余全毅对本刊记者说，“然而，仅只赔偿在世的苦主和遗孀，政府又忽视了与长期受歧视的华裔加拿大人修好的机会。”
余全毅也是人头税苦主的后裔，他之所以研究华人移民史，是因为加拿大历史教科书，“与我知道的祖父及其同辈人的亲身经历相去甚远，”而且，他说，历史上的许多不平等、不公正，并没有随着祖父、他的同辈人一起消失。
全加华人协进会（平权会）6月24日搜集了人头税苦主和各地区分部的意见，有90%的人说，希望平权会继续为后代争取赔偿。平权会行政总监黄煜文表示，日后的争取行动还会是一场硬仗。
“你（政府）现在踏出第一步，那应是个人象征性的财政赔偿，现在我们需要政府为苦主后代做更多事。”黄煜文说。
谭荣德也表示，“从法律的义务、道德的义务而言，政府都不能就这样走开。”李振康希望华人团体在一年后的新的选举中，表现得更积极，“争取政党为人头税苦主家庭子女进行赔偿，获得再次的胜利。”
“选举机器的运作给华人团体提供了机会。”朱志群说，“华人团体和组织虽然很多，但是因为台湾等问题，并没有真正地团结起来。华人团体要真正成为一种力量，还有很大的距离。”
“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但是我们人头税家庭称之为‘耻辱日’。”7月1日，也是当年《排除华人法案》的生效日，卑诗（英属哥伦比亚省）平反人头税联盟发言人李振康在给《中国新闻周刊》发来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老人们和大家一起在唐人街游行，让政府知道我们对只给活着的苦主和配偶补偿并不满意。”
而就在三天前的6月28日，加拿大总理哈珀的国会秘书、国会议员肯尼在加拿大华人保守党协会的晚宴上说，“我保证，从今年7月1日起，所有加籍华人将骄傲地把加拿大国旗看作自己的国旗，把这一天看作他们融入加拿大的开始。”
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国会正式代表政府就人头税向苦主和家属道歉，并为仍然在生的纳税人或他们仍在世的配偶，每人赔偿2万加元。但对人头税苦主的子女并没有任何赔偿。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失望，”一位苦主子女，多伦多人头税家属联盟的副会长谭荣德对本刊记者说，“我所期望的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对这些人头税家庭所经历的磨难的承认、认可。”
“没我付的钱，这个城市就不会存在”
在19世纪中期，华人为了寻找“金山”中的财富开始移民加拿大。
探寻金矿并非那么容易，当时很多人不得不去做厨师和洗衣工以维持生计。那些找到金子的人也经常会被白人抢劫。到了1880年，加拿大要修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整个国家的铁路，成千上万的华人被雇用从事修建铁路的苦力和炸山的危险工作，报酬只有白人的一半。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华人多达千人。
这条铁路在1885年修建完成。几个月后，一项对所有新华人移民征税50加元的法律在加拿大通过，这项法律仅仅针对华人，而政府依然用经济上的帮助和获得免费土地的资格鼓励白人移民加拿大。
1900年，这项税费（后来被称为人头税）涨到了100加元。1903年，再次上涨到500加元。据说在当时，500加元相当于一个白人两年的工资。谭荣德的父亲谭树棠于1912年来到加拿大，交了500加元的人头税。
谭父在20年代攒了一些钱后回广东娶了第一个妻子，但却发现无法把妻子接到加拿大共同生活。因为1923年，加政府通过了移民法，也就是排华法案，禁止任何新的华人移民加拿大。
谭父的第一个妻子就这样在隔海相望的孤寂中郁郁而终，之后他才娶了第二个妻子，也就是谭荣德的母亲。“在那个时候，华人只能在洗衣店和饭馆里找到工作。”谭荣德说，“但父亲做得非常棒。”
谭父用辛苦做工得来的积蓄，在离多伦多100公里东北处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中餐馆。这家餐馆在这个旅游业兴旺的小镇上很有名，至今还在，由另外一个谭姓家庭经营。当时餐馆的生意非常好，但是谭父“总担心自己被抓，被遣返回中国”。
李振康的家人有着类似却更不幸的经历。李父和李母都交纳了500加元人头税来到加拿大，但因为种族歧视，华人在加拿大养家非常困难。怀孕的李母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广州，以便让孩子们得到良好的教育。
李振康出生后，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并向南推进，李母想把孩子们都带回加拿大避难，但是因为李振康不是在加拿大出生，政府不允许他和家人一起进入加拿大。尽管李母支付过人头税，有权回到加拿大，但她却不能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所以李母把大孩子们送回加拿大，自己陪同小儿子留在了中国。后来，李母不幸被日军杀害，当时李振康5岁，只能靠祖母照顾。
1947年，移民法被废止。几年后，李振康第一次踏上加拿大的土地。而此时，17岁的谭荣德第一次从父亲口中得知人头税一事。
“他没说太多，我也没有想太多。他告诉我当时他只能那么做。”谭荣德回忆起父亲曾宽容地告诉他，交纳人头税也是有意义的。父亲说，“你看看这个城市，如果没有我付的钱，它就不会存在。”
从1885年到1923年期间，加拿大政府总共获得了2300万加元的人头税。这些钱被用作建造学校、医院、道路、停车场和其他公共设施，但其中许多服务设施却不允许华人参与分享。“父亲从来没有告诉我想要政府赔偿。”谭荣德说，“但是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我们是二等公民？！”
“不运用政治力量，政府就不会理会”
谭荣德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意识到，是时候为人头税平反了，此时，父亲早已去世。
“争取平反最大的困难就是政府，它一直以来都不愿意做出任何道歉和赔偿。”卑诗省平反人头税联盟律师吴瑶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他们觉得现在的政府没有义务对过去的政府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因为历史上还有很多其他种族歧视的事件，他们担心全部都要求道歉和赔偿。”
吴瑶瑶从1988年开始帮忙做平反人头税的相关法律事务，她所在的联盟位于温哥华，是全加华人聚居最多的地方，她一直在搜集相关人头税苦主及后裔的信息。她说，一些华人社团正式从法律角度来做这件事情是1999年。
2001年，华人社团针对加政府种族主义立法行为进行集体诉讼，结果是败诉。不过最高法院判定，这项种族主义法律虽合法，但在道德上是完全不正当的。联合国也建议加政府应该就人头税道歉并对其家庭进行赔偿。
2005年11月24日，当时的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为了给选举增势，与全加华人联会等十五个侨团代表就“人头税”解决问题签订原则性协议。在“不道歉、不赔偿”的前提下，联邦政府承诺拨款，用于支持华人社区“表彰、纪念和教育项目”，以确认加拿大华人对加国历史的贡献。此举一出，立即遭到持不同意见华人社团的强烈抗议。
在去年年底开始的联邦大选期间，保守党领袖哈珀承诺如果获得选举胜利，他将对华人人头税苦主及其家庭进行道歉，并且给以适当的赔偿。
李振康认为，这个承诺是哈珀竞选成功的原因之一。“西方的选举制度决定了上台就能做很多事情。百万华人的选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美国桥港大学朱志群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吴瑶瑶说，其实华人的地位在平反前并没有特别的变化，但在选举期间，很多华人愿意出来和各个党讲这件事。“本来华人可能并不知道怎么运用自己的力量，但从这件事认识到，如果不运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政府就不会理会。”吴说。
“政府不能就这样走开”
2006年6月22日，哈珀公开道歉的那一天，八万多名“人头税”受害者，在世的已不到20人。
“政府的道歉有象征意义，也很重要。我欢迎政府这一真诚的道歉。无论是为了认清过去种族歧视历史，还是设法与华裔加拿大人修好。这都是急切需要的第一步。”卑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余全毅对本刊记者说，“然而，仅只赔偿在世的苦主和遗孀，政府又忽视了与长期受歧视的华裔加拿大人修好的机会。”
余全毅也是人头税苦主的后裔，他之所以研究华人移民史，是因为加拿大历史教科书，“与我知道的祖父及其同辈人的亲身经历相去甚远，”而且，他说，历史上的许多不平等、不公正，并没有随着祖父、他的同辈人一起消失。
全加华人协进会（平权会）6月24日搜集了人头税苦主和各地区分部的意见，有90%的人说，希望平权会继续为后代争取赔偿。平权会行政总监黄煜文表示，日后的争取行动还会是一场硬仗。
“你（政府）现在踏出第一步，那应是个人象征性的财政赔偿，现在我们需要政府为苦主后代做更多事。”黄煜文说。
谭荣德也表示，“从法律的义务、道德的义务而言，政府都不能就这样走开。”李振康希望华人团体在一年后的新的选举中，表现得更积极，“争取政党为人头税苦主家庭子女进行赔偿，获得再次的胜利。”
“选举机器的运作给华人团体提供了机会。”朱志群说，“华人团体和组织虽然很多，但是因为台湾等问题，并没有真正地团结起来。华人团体要真正成为一种力量，还有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