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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民族音乐学研究过程中，人们对于“局内人-局外人”两种文化身份和“主位-客位”两种观察视角的认识和理解均无法回避。本文以“局内人”即“主位”的立场与视角，在中国建国初期语境中对置于其中的东兰铜鼓乐器保存状况进行研究。关键词：双视角 主位 文化语境 铜鼓
关于现存东兰县铜鼓乐器数量，2003年河池地区文物管理站为配合文化部“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保护工程”的实施进行调查，统计出东兰县有铜鼓。东兰县的铜鼓民间储量在各县中是最丰富的，被称为“铜鼓之乡”。但对于当地文物部门所以统计出来的数字，笔者认为并不是铜鼓留存的全貌。
以往研究东兰铜鼓音乐者并不鲜见，但在此类对象中去寻求一个文化背景的却很少。在本文中，拟以局内人的文化身份对中国建国初期的东兰铜鼓乐器保存状况进行研究。在民族音乐学“双视角”立场中，“主位”是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代表承担者内部的世界观乃至其超自然的感知方式。它是内部的描写，亦是内部知识体系的传承者。
关于东兰铜鼓在建国初期的历史记忆，最具权威的民间评价来源于有“铜鼓王”称号的韦万义先生。本文根据对其采访基础上修改而成，尽量保持原有叙述的风格。
一、铜鼓事件之一②
作为铜鼓爱好者的一员，对铜鼓遭受劫难是忘记不了的，日夜想念。一九五八年，是全国大办钢铁的一年，上级给东兰县的钢铁任务要练出三万吨钢，二百五十多吨钢。最不理解的是，铜鼓是文物，不缺不烂，钢铁放卫星，为什么殃及到铜鼓！造成大量铜鼓遭受损失。不但是我个人，恐怕其他人也有同感。
兰阳乡州洛村州洛屯韦氏宗族180多户集资购买得7面铜鼓。不知使用了多少代人。在大办钢铁运动，兰阳乡派一名副乡长与村治安主任负责收缴州洛屯的铜鼓。村主任是本地人，对铜鼓的藏处是了解清楚地。以政治治安为名，利用主任身份曲收缴铜鼓。同意也得上交，不同意也得上交，否则盖上“破坏大办钢铁”插白旗，就拉去批判斗争。在这种形式压迫下，要说无处诉，群众无可奈何。
长江乡集祥村钟托屯，这个屯因为穷而得名。“托”壮话是穷的意思。虽然穷，但过年过节听到其他屯有铜鼓敲，激起该屯牙氏族人集资购买得四面铜鼓，其中牙卜天占有2面。他有三个男仔，就靠这两面铜鼓声誉的影响，才讨得上媳妇。大办钢铁年代，这个屯的4面铜鼓强迫上缴。牙卜天多次到供销社要求返还无果，睡了三天三夜不起床。想念铜鼓，伤心到卧床不起的程度。
我家收藏的4面铜鼓，风险更大。真是与鬼神擦肩而过。有的以此为垫脚石，收缴铜鼓的手段不亚于反右斗争的迫、供、批、斗。
二、铜鼓事件之二③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难过关，红卫兵来势很猛，歪的道理像祸水引到了每个角落，极“左”势力犹如风助火势，收缴铜鼓的浪潮谁也挡不住。什么插白旗，什么什么份子，帽子满天飞。铜鼓带上“四旧”的帽子。到底铜鼓有什么罪呢？鼓主不知道，其他人更不清楚。根据工作队在大会小会上宣传才知道有四条罪状。这四条罪状没有哪一条能够说通道理。没有哪一条能给群众心服口服。看看群众对铜鼓所谓四条罪状的反驳。
1.铜鼓上面有12角星。就是国民党的党徽。国民党打到了，它的党徽也要销毁。保存铜鼓，就是保存国民党的党徽，必须上缴给国家处理。如不上缴，这个人有政治问题、立场问题。群众反对强烈。铜鼓是物不是人，物哪个阶级都可以使用，它没有代表哪个阶级。在一次群众会上，长江乡州洛村有一位老人韦义端问工作队。他说：“铜鼓面上的确有一个太阳，像太阳光向周边照耀，我是宣统年生，宣统年代以前都有铜鼓了。那时候，还没有国民党，什么拿铜鼓的太阳纹当作国民党的党徽呢！每次敲击铜鼓的太阳纹，就是打国民党了”。
2.工作队说：“敲铜鼓浪费人力，影响生产，不但敲鼓的人不做工，来围观的人也不做工，你们还吃不吃饭！”群众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敲铜鼓是季节中的节日，节日时壮族历史特点日子。如秋收后敲、春节、结婚嫁女、生日等喜庆节日都敲铜鼓，不是无缘无故地敲，也不是整日整夜地敲。人的一生，连民族节日都过得不好，还算什么文化娱乐呢？机关还有礼拜天，这些不会超越民族风俗习惯吧。
3.“敲鼓送葬，就是迷信”，这是工作队在生产队长会上说的，只有老人听到有这样的传说，青年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传说。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我这一带地方没有这种行为。州洛村老人韦公相说：“我这一生没有见过敲铜鼓送葬。别的地方有是别地方的事，不能强加给我们，与我们铜鼓没有关系。对人生的寿终的，没有理由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
4.工作队说：“铜鼓声响大，传送远，影响别人工作、休息。”但群众认识却相反。古代铸造铜鼓是有特殊用途的。战争用于指挥，响声不大于枪炮声，怎么能指挥士兵；不但响，而且声音特别。报警用它，不受大川大河森林阻挡。还比人传递信息快。现在敲鼓与古代用途不同。现在用于娱乐是有时间的，不是日夜不停地敲打。劳动人民也懂得劳逸结合，这不能说敲铜鼓影响别人休息。
上缴铜鼓，靠扣几个“帽子”，几声命令，就能说服鼓主和爱好铜鼓的人的思想，把他心爱的铜鼓上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铜鼓是他们祖传的宝贝。共命运多少年，多少代人了，现在一旦分离，村民们难以接受并提强烈抗议。采取高压手段收缴铜鼓，村民们很不理解。不管群众呼声如何，工作队还是我行我素。州洛村的六面铜鼓就是这样被收缴的。
三、铜鼓事件之三④
1967年，东兰县氮厂建成了。全县收来的铜鼓，都集中在隘洞镇供销社转运站，还没得及时运走。当时氮肥厂需要大量铜液，县政府下令，转运站铜全卖给氮肥厂，每市斤4角钱。当时我在氮肥厂供销社工作，带一个罗马牌载重五吨的汽车到转运站拉了两卡车的铜来氮肥厂。这些废铜中，如果都是废铜还倒罢了，也把珍贵的文物席卷其中。布满斑驳锈迹的铜鼓，好坏夹于其中。以每面铜鼓的重量25公斤计算。一辆车可装200面，两辆车就可装400面了。这个数不是愚蠢与偏见算出来，也不是浮夸数字。还有被打烂成碎片夹于其中就难以计数了。在铜液车间20多位老工人。有外地和本地工人。有收藏铜鼓地区的子弟，也有没见过铜鼓的人。有位来自南宁化工厂的技术员说：“我在铜液车间多年，从来没有见把有价值的铜古物放进冰酸溶化为铜液”，在场的人群，无不感到惊讶，议论纷纷。有的工人逐面试敲听音，并说：“听吧，往后就听不到这个声音了”。特别是工人用大锤打铜鼓打成碎片时，有压不住内心实话说：“这样好的鼓，怎能有心下锤”。有一面鼓打了十多锤才烂。我看到这种惨况，心也碎了。内心的呼救与乞求，如铁钩扎在心头，感到彻骨入髓的痛只能目瞪口呆，怨恨不知所措，绝望了。带着伤感离开了那个场面，还有各个乡镇供销社通过强迫的手段收购得来的铜鼓，当作废铜卖出和自然流失到外地，那就难以统计了。
东兰县传世铜鼓受两次大运动的劫难后，损失是惊人的，估计被波坏不下七百多面，如今长乐、坡豪、大同一带的村寨，几乎听不到铜鼓声音。
四、 结语
根据上述“局内人”的主观体验，从自己的音乐学子学科角度来看待某种音乐文化现象的同时，也采用民族音乐学“跳出局外”的观念去进行“音乐作为文化”的另一些研究，掌握一种具互补性的方法手段[2]（第23页）。“双视角”理论双方的差异性在于一种文化的局内人均具有在其内部形成的潜意识内容，这类带“主位”色彩的立场观念，一般不为外来者所认识和理解。关于这些当地文物部门资料中所统计的铜鼓数量外，应还有漏报现象。笔者在河池各地了解到，有一些铜鼓，鼓主并没有将自家的铜鼓上报。为何不愿将铜鼓上报，以东兰县为例总的来说漏报的原因是：首先在大办钢铁收缴铜鼓后，在运输途中，运输者从中偷出的鼓。但这个鼓又不是他本人的，不敢拿出使用，怕原鼓主认出要回。其次是这面铜鼓，原来是集体所有，现为了争夺“鼓主”，各有各的说法，不愿拿出登记。再次是大办钢铁强迫的“歪风”，这种余悸，群众印象很深，怕有同样遭遇。
参考文献：
[1]邢磊.广西铜鼓音乐研究[D].广西艺术学院，2011.
[2]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注释：
①韦万义（1928—— ），男，壮族，东兰县兰阳乡周罗村周罗屯人，曾担任东兰县壮文学校的校长、民族中学老师。现个人收集铜鼓30余面，被当地人成为“铜鼓王”。为东兰县铜鼓传承人。
② 此部分来源于邢磊田野工作笔记，未发表。
③ 同②
④ 同②
作者简介：
邢磊（1984—），男，硕士，湖南科技学院音乐系助教。
课题来源：湖南科技学院2013年校级科学研究项目“人类学双视角视野下的双重音乐能力研究”（编号：13XKYTB040）阶段性成果之一。
关于现存东兰县铜鼓乐器数量，2003年河池地区文物管理站为配合文化部“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保护工程”的实施进行调查，统计出东兰县有铜鼓。东兰县的铜鼓民间储量在各县中是最丰富的，被称为“铜鼓之乡”。但对于当地文物部门所以统计出来的数字，笔者认为并不是铜鼓留存的全貌。
以往研究东兰铜鼓音乐者并不鲜见，但在此类对象中去寻求一个文化背景的却很少。在本文中，拟以局内人的文化身份对中国建国初期的东兰铜鼓乐器保存状况进行研究。在民族音乐学“双视角”立场中，“主位”是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代表承担者内部的世界观乃至其超自然的感知方式。它是内部的描写，亦是内部知识体系的传承者。
关于东兰铜鼓在建国初期的历史记忆，最具权威的民间评价来源于有“铜鼓王”称号的韦万义先生。本文根据对其采访基础上修改而成，尽量保持原有叙述的风格。
一、铜鼓事件之一②
作为铜鼓爱好者的一员，对铜鼓遭受劫难是忘记不了的，日夜想念。一九五八年，是全国大办钢铁的一年，上级给东兰县的钢铁任务要练出三万吨钢，二百五十多吨钢。最不理解的是，铜鼓是文物，不缺不烂，钢铁放卫星，为什么殃及到铜鼓！造成大量铜鼓遭受损失。不但是我个人，恐怕其他人也有同感。
兰阳乡州洛村州洛屯韦氏宗族180多户集资购买得7面铜鼓。不知使用了多少代人。在大办钢铁运动，兰阳乡派一名副乡长与村治安主任负责收缴州洛屯的铜鼓。村主任是本地人，对铜鼓的藏处是了解清楚地。以政治治安为名，利用主任身份曲收缴铜鼓。同意也得上交，不同意也得上交，否则盖上“破坏大办钢铁”插白旗，就拉去批判斗争。在这种形式压迫下，要说无处诉，群众无可奈何。
长江乡集祥村钟托屯，这个屯因为穷而得名。“托”壮话是穷的意思。虽然穷，但过年过节听到其他屯有铜鼓敲，激起该屯牙氏族人集资购买得四面铜鼓，其中牙卜天占有2面。他有三个男仔，就靠这两面铜鼓声誉的影响，才讨得上媳妇。大办钢铁年代，这个屯的4面铜鼓强迫上缴。牙卜天多次到供销社要求返还无果，睡了三天三夜不起床。想念铜鼓，伤心到卧床不起的程度。
我家收藏的4面铜鼓，风险更大。真是与鬼神擦肩而过。有的以此为垫脚石，收缴铜鼓的手段不亚于反右斗争的迫、供、批、斗。
二、铜鼓事件之二③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难过关，红卫兵来势很猛，歪的道理像祸水引到了每个角落，极“左”势力犹如风助火势，收缴铜鼓的浪潮谁也挡不住。什么插白旗，什么什么份子，帽子满天飞。铜鼓带上“四旧”的帽子。到底铜鼓有什么罪呢？鼓主不知道，其他人更不清楚。根据工作队在大会小会上宣传才知道有四条罪状。这四条罪状没有哪一条能够说通道理。没有哪一条能给群众心服口服。看看群众对铜鼓所谓四条罪状的反驳。
1.铜鼓上面有12角星。就是国民党的党徽。国民党打到了，它的党徽也要销毁。保存铜鼓，就是保存国民党的党徽，必须上缴给国家处理。如不上缴，这个人有政治问题、立场问题。群众反对强烈。铜鼓是物不是人，物哪个阶级都可以使用，它没有代表哪个阶级。在一次群众会上，长江乡州洛村有一位老人韦义端问工作队。他说：“铜鼓面上的确有一个太阳，像太阳光向周边照耀，我是宣统年生，宣统年代以前都有铜鼓了。那时候，还没有国民党，什么拿铜鼓的太阳纹当作国民党的党徽呢！每次敲击铜鼓的太阳纹，就是打国民党了”。
2.工作队说：“敲铜鼓浪费人力，影响生产，不但敲鼓的人不做工，来围观的人也不做工，你们还吃不吃饭！”群众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敲铜鼓是季节中的节日，节日时壮族历史特点日子。如秋收后敲、春节、结婚嫁女、生日等喜庆节日都敲铜鼓，不是无缘无故地敲，也不是整日整夜地敲。人的一生，连民族节日都过得不好，还算什么文化娱乐呢？机关还有礼拜天，这些不会超越民族风俗习惯吧。
3.“敲鼓送葬，就是迷信”，这是工作队在生产队长会上说的，只有老人听到有这样的传说，青年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传说。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我这一带地方没有这种行为。州洛村老人韦公相说：“我这一生没有见过敲铜鼓送葬。别的地方有是别地方的事，不能强加给我们，与我们铜鼓没有关系。对人生的寿终的，没有理由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
4.工作队说：“铜鼓声响大，传送远，影响别人工作、休息。”但群众认识却相反。古代铸造铜鼓是有特殊用途的。战争用于指挥，响声不大于枪炮声，怎么能指挥士兵；不但响，而且声音特别。报警用它，不受大川大河森林阻挡。还比人传递信息快。现在敲鼓与古代用途不同。现在用于娱乐是有时间的，不是日夜不停地敲打。劳动人民也懂得劳逸结合，这不能说敲铜鼓影响别人休息。
上缴铜鼓，靠扣几个“帽子”，几声命令，就能说服鼓主和爱好铜鼓的人的思想，把他心爱的铜鼓上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铜鼓是他们祖传的宝贝。共命运多少年，多少代人了，现在一旦分离，村民们难以接受并提强烈抗议。采取高压手段收缴铜鼓，村民们很不理解。不管群众呼声如何，工作队还是我行我素。州洛村的六面铜鼓就是这样被收缴的。
三、铜鼓事件之三④
1967年，东兰县氮厂建成了。全县收来的铜鼓，都集中在隘洞镇供销社转运站，还没得及时运走。当时氮肥厂需要大量铜液，县政府下令，转运站铜全卖给氮肥厂，每市斤4角钱。当时我在氮肥厂供销社工作，带一个罗马牌载重五吨的汽车到转运站拉了两卡车的铜来氮肥厂。这些废铜中，如果都是废铜还倒罢了，也把珍贵的文物席卷其中。布满斑驳锈迹的铜鼓，好坏夹于其中。以每面铜鼓的重量25公斤计算。一辆车可装200面，两辆车就可装400面了。这个数不是愚蠢与偏见算出来，也不是浮夸数字。还有被打烂成碎片夹于其中就难以计数了。在铜液车间20多位老工人。有外地和本地工人。有收藏铜鼓地区的子弟，也有没见过铜鼓的人。有位来自南宁化工厂的技术员说：“我在铜液车间多年，从来没有见把有价值的铜古物放进冰酸溶化为铜液”，在场的人群，无不感到惊讶，议论纷纷。有的工人逐面试敲听音，并说：“听吧，往后就听不到这个声音了”。特别是工人用大锤打铜鼓打成碎片时，有压不住内心实话说：“这样好的鼓，怎能有心下锤”。有一面鼓打了十多锤才烂。我看到这种惨况，心也碎了。内心的呼救与乞求，如铁钩扎在心头，感到彻骨入髓的痛只能目瞪口呆，怨恨不知所措，绝望了。带着伤感离开了那个场面，还有各个乡镇供销社通过强迫的手段收购得来的铜鼓，当作废铜卖出和自然流失到外地，那就难以统计了。
东兰县传世铜鼓受两次大运动的劫难后，损失是惊人的，估计被波坏不下七百多面，如今长乐、坡豪、大同一带的村寨，几乎听不到铜鼓声音。
四、 结语
根据上述“局内人”的主观体验，从自己的音乐学子学科角度来看待某种音乐文化现象的同时，也采用民族音乐学“跳出局外”的观念去进行“音乐作为文化”的另一些研究，掌握一种具互补性的方法手段[2]（第23页）。“双视角”理论双方的差异性在于一种文化的局内人均具有在其内部形成的潜意识内容，这类带“主位”色彩的立场观念，一般不为外来者所认识和理解。关于这些当地文物部门资料中所统计的铜鼓数量外，应还有漏报现象。笔者在河池各地了解到，有一些铜鼓，鼓主并没有将自家的铜鼓上报。为何不愿将铜鼓上报，以东兰县为例总的来说漏报的原因是：首先在大办钢铁收缴铜鼓后，在运输途中，运输者从中偷出的鼓。但这个鼓又不是他本人的，不敢拿出使用，怕原鼓主认出要回。其次是这面铜鼓，原来是集体所有，现为了争夺“鼓主”，各有各的说法，不愿拿出登记。再次是大办钢铁强迫的“歪风”，这种余悸，群众印象很深，怕有同样遭遇。
参考文献：
[1]邢磊.广西铜鼓音乐研究[D].广西艺术学院，2011.
[2]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注释：
①韦万义（1928—— ），男，壮族，东兰县兰阳乡周罗村周罗屯人，曾担任东兰县壮文学校的校长、民族中学老师。现个人收集铜鼓30余面，被当地人成为“铜鼓王”。为东兰县铜鼓传承人。
② 此部分来源于邢磊田野工作笔记，未发表。
③ 同②
④ 同②
作者简介：
邢磊（1984—），男，硕士，湖南科技学院音乐系助教。
课题来源：湖南科技学院2013年校级科学研究项目“人类学双视角视野下的双重音乐能力研究”（编号：13XKYTB040）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