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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没有想到,再次见到海静时,是在殡仪馆。那天她穿着一条黑裙子,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百合,一个大墨镜遮住了半张脸,与我握手时,左手摘下了一半眼镜,虽然看着我,眼神却很深远,而且,右眼的一半还在墨镜后面。
  告别仪式还没开始,为了表示我们与死者老姚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站在了队伍的最后。同学老李已经当上了团市委书记,按说有资格与贵宾们一起优先鞠躬,老姚的几个合伙人都认识老李,他们过来邀请老李,但老李都拒绝了。他熟练地说,不是官方活动,我还是与同学们一起。老李与老姚的合伙人客气的时候,双方都略带微笑,等他再回到同学堆里时,情绪就有点合不上,老李的表情便有点僵。不过,其实大家也没怎么注意他,老姚一位年轻的同事正在给我们发小白花。小白花是用无纺布做的,非常硬朗,据说在这方面殡仪馆有统一的规定,不管死者是谁,都不许用鲜花。小白花的后面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别针,而是一条长长的大头针,用白色的细纱裹着,钝且涩,我戴了好几次,都不成功,花头太重,垂头丧气地倒在胸前。花下面有一条剪裁得很仔细的白色布条,上面用金字写着“奠念”,也许这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明的一个词。好几个同学都遇到了我同样的问题,海静不知从哪儿又找来几支大头针,有两根针,就可以把白花固定好了。她给许多人帮忙,看我的白花还垂着,也来给我帮忙。她一边扯起我胸前的衬衫,一边说,连黑衬衫都是巴布瑞的,挺讲究。可不,我说,时不时就得来一趟,得体面点。海静帮我固定好白花,就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们都站在彼此的眼角里,可是,我们都把努力把眼睛瞪得溜圆,目光像黑夜里手电筒的光,是一道可以爬上爬下的柱子,一点都不散,没有任何余光。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姚离开这人世的。那天已是凌晨三点,我闻讯赶到医院时,急救室的门已经敞开,几个人正在手忙脚乱地为老姚擦身体,我看到他的胸前和颈后有几个紫红的印,手垂在床下,像一条咸鱼,伴随着擦拭身体的节奏来回晃动,他的阴茎软塌塌地弯在一边,是灰白的颜色。老姚双眼紧闭,表情平静,就像一次常见的醉酒,然而全身上下仿佛也都笼罩着一层灰色。一位老姚的女同事,一个大姐模样的人在走廊里陪着老姚的太太LISA,她已经无法站立,那位大姐倒是指挥若定,一边安慰LISA,一边张罗几个年轻人,联系太平间、入殓的衣服等。我手足无措地立在那儿,连自己都觉得很多余。
  告别的队伍开始了缓慢的移动,我们十几个同学站在最后,海静不常回来,几个女同学便围着她小声地问长问短。其实我也感觉到,她们会时不时地把目光移到我身上。我们这一小撮人,就像等待检票上车,又像排队去礼堂开会,就是这样缓缓前进的节奏。
  告别厅里,老姚睡在鲜花丛中,我们站在进门的地方,排成两排,从老姚的脚下朝着他的身体和头部眺望,老姚穿着那件我们几天前七手八脚帮他穿上的那套宽大的蓝西装,也许是化了妆的原因,我觉得他的距离有点遥远了,他的头顶上还戴了一顶圆圆的帽子,看起来有点古怪。司仪还没有发出号令,我已经着急忙慌地鞠了三个躬,不想,三个躬鞠完,司仪才说:“现在请大家向遗体三鞠躬。”我身体晃了一下,站在我旁边的海静像是下意识地拉了一下我的手。
  与LISA握手拥抱的时候,眼泪突然涌出来,止也止不住,我用力地拍了一下她,就逃了出来。海静一直跟在我身后,她一直在啜泣,来到广场上时,突然大哭起来,她抱住我,身体一下下地耸动,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风吹起她柔软的裙角,扫到我的衣服上。我们一直抱着,我说,好了,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她哭着点头,越抱越紧,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告诉彼此,我们还都活着。
  渐渐的,她僵硬的身体有了一点弹性,我的胸口也热了起来,我们相互试探着放开对方,到完全分开时,她突然很冷地说,送我回家吧,我打车来的。
  2
  时隔十五年之后,我与海静又睡在了一起。说起来真是匪夷所思,我大体算是个正经人,在男女问题上一向拘谨。海静与我之间曾有过那么一段儿。分手十五年后,我们一起去参加完好朋友的葬礼,都悲伤到不能控制眼泪。然而,仅仅是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与她上了床。大白天的,窗帘也没拉,在她的家里,一切还都是十五年前的样子,我们熟门熟路地纠缠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拥抱、接吻,一次又一次地把彼此送到过去的时光里。完全忘记了十五年前的那天,她走进国际出发的匣口,趾高气扬地消失时的情景。那一天,我感觉胸膛里的炸弹,在这一瞬引爆,我被炸得七零八落。过了好久,我积攒了全身的气力,好不容易,才把那些碎片重新聚拢成人型,一步一顿地走出机场。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络。
  几年前,老姚去看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带回了海静的消息,他告訴了我海静的MSN,我没有加。
  那时正是我生活最热闹的时候,我刚注册了一家新公司,业务很忙,还在联系业务的同时,认识了一个卖楼的姑娘小美。那时,我的生意有了一点起色,我买了江边的房子,有一览无余的明亮阳台,小美经常露着两条长长的腿在那里跳来跳去。我们共用一台电脑,她还经常帮我打理公司的业务。我觉得是不适合与海静再啰嗦些什么。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谈些什么呢?谈她快乐而空虚的生活?悉尼奥运会?刚分手那几年,我一想起她的名字,心里就会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又过了些年,痛点就变得有点飘忽不定,有可能在看一个爱情电影时被激发一下,也有可能被中秋前后的桂花激发一下。痛点被激发时,开始会感觉心脏缩成一团。到后来,烈度也渐渐降低,到认识小美时,痛点的表现已经微小得像小便后的寒颤。
  在与海静重逢相拥的那一瞬,我猜想她与我还是有心灵上的共鸣的,因为她抖个不停。我吻她的脸,直到她面部的肌肉松弛下来,开始有了表情。我们彼此把对方紧紧地包裹住,仿佛这样可以给不堪的青春岁月一个交代。继而,我们像两片漂浮在湖面上的树叶,平静地起伏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海静苏醒了。她披上一件衣服,煮了一壶咖啡,开始了她滔滔不绝的讲述。
  假如一部电影里发生了上述的情景,男女主角在开始讲话时,都会很黯淡吧?但是海静真的没有,她兴致勃勃地说着一切。   她说,你知道吗?我这几年一直在美国。
  我还陷在床垫里,她突然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仰望着她,窗户里洒进来的太阳光给她的轮廓镀了一圈金边,我感觉自己正在不断地萎缩。我的嘴唇上还留有她口红的味道,这让人羞愧不已。我鬼鬼祟祟地捡拾着散落在床头和床边的衣服,裤腿拧成了麻花,穿的时候差点把自己绊倒。海静的眼睛里闪着我熟悉的光亮,她语速并没有因为我的萎缩而变慢。
  澳洲虽然好,但是未免太无聊。我在这里晒了好几年的太阳,也有点厌烦了。我已经在美国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就在硅谷。不过我可不做什么高科技,我还是老本行,倒腾房子。给我干活的都是“老墨”。
  硅谷我是知道的,不仅知道,还去过两次,在那传说遍地的世界之谷,每天都在產生一个新的波浪,然后被放大、变形,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焦躁的理由。在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常在深夜的酒吧里传送这些故事。而我不曾想过,已经奔四张的海静,居然还在这些故事里。
  有一个五个人的小公司,做了一个软件,突然被GOOGLE收了,五位股东共得19亿美元,海静说,你说他们该怎么分呢?我就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房子又要涨钱了哈。
  有一天,打开窗户,发现窗外停一排奔驰,海静说,这一定又是有公司被收了。
  海静以比我快1.5倍的语速,讲了许多段子,信息量巨大,我好几次都想把录音打开,以免漏掉什么重要的信息。海静说,现在去硅谷的中国人,都要去Jobs的故居,什么样的人能够创造财富呢?那一定是能够颠覆现有生活的人,比如Jobs,他改变的不只是手机,而是人的生活,几年前,我们不还是用那种键盘手机吗?Jobs逝世那天,我带着大儿子去了他的故居,好多好多鲜花啊,我真的很感动,他的房子那儿是一个Corner,现在全涨钱了。
  可是,海静说,人真要好好活着,即使活成了legend又有什么用?而且,硅谷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偶像,他是Elon Musk,是Tesla的创始人,你知道吗,他是1971年出生的,跟我们也大不了几岁,而且,也是斯坦福的辍学生。
  她说,老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这一下没了,算怎么回事?
  她沉默了几分钟。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你应该多要几个孩子。
  海静说活从来没有起承转合,急停急转,都是硬切。以前也是这样,不过那时候不会在谈话里夹杂这么多的英文。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次重逢算什么。我穿戴整齐,坐在那个硬邦邦的高沙发里,接过海静递过的咖啡时,感觉自己完全像一个偷情的老手。海静喜欢硬而高的沙发,她最讨厌我没有人形地倒进“懒人”椅的样子,这是我们最初的区别。
  我也马马虎虎地说了一些我的近况。不过我着实没有太多可说的。我开过一阵子公司,曾经满世界地跑,现在已经没有生意可做,我重新回到了年轻时憎恶的白蚁防治研究所,每天准时上班,其实不过是打发无所事事的时间。老姚认为我这种生活是完全的混吃等死,他倒是没打算死。
  等我与海静浅浅的拥抱,道别后,我重新坐进车里,看到驾驶室里留下的几朵白色的花瓣,头有点轻微而顽固的疼。仿佛二十年的光阴都浓缩进这一上午了。我参加了最好朋友的葬礼,又与初恋的女友相逢,我们重温了过去的好时光,然后我又羞愧地逃走了。不知这算怎么回事。
  3
  我想起来,我还没有问过她哪天回美国,她的电话以及其他什么信息。除了鼻腔里还留有一点她香水的味道,我是不是曾经遇到过她,已经变得十分不确定了。
  我倒是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海静时的场景。那是H城的九月,一年一度的大一新生报到日。海静穿着白色的衬衣和浅蓝的牛仔裤,背着一个双肩的小包。像所有的新生一样,她瞪着两只清澈的眼睛,新奇地左顾右盼。她的父母并没有一同来,这倒是有点奇怪,常理上讲,像这样的女孩子来报到,至少会有一两个家长陪同的。我问,你一个人吗?是的,我不许他们来送我,就这么一点路,再说我也来过好几次H城了。
  行李都在后面的车上,我们是负责给新报到的同学派发宿舍的钥匙、新生入学手册以及带领他们去食堂办理粮油关系。H城所在的J省刚刚取消了粮票,所谓办理粮油关系,其实就是告诉他们,直接去窗口买饭票就行了。
  海静是从N城来的,她的情况我们早就摸得一清二楚,听说她是有文艺特长的,每个人都对她有所期待。
  我在一堆行李中找到了海静的那只,是一个棕色的大皮箱,二话不说就扔到了三轮车上,然后命令她:上车吧,我带你去六舍。海静听话地坐到了三轮车上,那样子说起来有点滑稽,但是我们都得意洋洋。不是每个新生都能享有坐三轮的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带他们先到宿舍,然后行李攒够了一车,再一起拉过去。
  六舍是女生的宿舍,这里在20世纪80年代曾作为片场,拍摄过《女大学生宿舍》。那位女导演也因此几次回到我们学校,为她的新电影做首映。我与海静曾去看过,不过那电影不怎么样。六舍建在学校的最高处,平时是不允许男生出入的,这栋令人高山仰止的建筑我也只去过这么一次,因为接新生的原因,此时可以允许男生出入。
  海静听话地坐到了三轮车上,我放下车闸,熟练地送她去六舍。
  看起来这是一个泡师妹的好办法,而事实上我并不在行,一路上都没说几句话,把行李送到她的宿舍之后,也只是不怎么响亮地说了句:我是九一级的何营营,你有困难可以找我。假如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今天,我们会愉快地互扫一下二维码,但是那时啥都没有,我追了一句,我住七舍,303,那儿你们可以随便去。然后就快步地下楼了,好像还有很多师妹等待我去帮忙一样。等我走出六舍,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海静正在阳台上往下张望。
  谢谢你,师兄。她在阳台上大方地喊了一句。
  据海静后来说,从那一天,她就喜欢上了我。这让我感到很荣幸,因为H大是个理工科大学,女生一向稀缺,像海静这样的漂亮女孩儿,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后来,她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得意的事。不过据另外的一些女同学说,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因为我那时挺招女孩儿喜欢,说话慢吞吞,长头发,清瘦,像一个失败的艺术家。那会儿的女孩儿,都好这口。   海静凡事主动,因为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所以不到一学期,我们就混成了好朋友。她常与闺蜜邓妙到我们宿舍来约我和老姚打网球,我们那所学校在当年是全国少有的网球运动传统学校。许多同学在体育课上選修这门看上去很洋气的运动。许多人都用木制的球拍,打不了多久,就变形了,假如两个衣衫不整的人,拎着两个变形的木头球拍走到室外,也许会被人当成是去护校河里捞鱼,但我们确实是去打网球的。
  春天来了,我们也一起去植物园看梅花。有次邓妙过生日,男男女女聚了十多个,我们把蛋糕涂在彼此的脸上,在草坪上跳水兵舞,过往游人围成了圈,对我们的青春年华垂涎不已。但是对我们这一切又再正常不过,这样的场景其实在许多同学的生日PARTY中都有过。我们经常三五人约在一起,去爬山或者到什么公园去玩一天,有男有女,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不过那次在植物园玩到挺晚,走回学校的时候,天已经有点黑了,我们高谈阔论地走着,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其他同学都已经不见了。
  当时的我确实就是这么傻,所有同学都断定我在与海静恋爱时,我还觉得我们只是谈得来的好朋友。那天海静大概也是有点不耐烦了,她一下拉住我的手,然后脸朝向我,嘴角全是挑衅的表情。我握住她柔软的手,看到黄昏里一朵朵的云彩从脑后唰唰地飞过,越过了远处的栖霞岭,直奔更远处的之山而去。
  我们就开始单独约会了。一起吃饭,一起去图书馆,假期里还会一起出去玩。回忆起这段校园生活,我对她心怀感激。我经常想,要不是天天陪她去自修,也许我不知该挂多少科。毕不了业也不奇怪。因为我经常在10点钟从图书馆出来,送她回六舍后,再爬校门出去,找老姚他们喝几杯。
  4
  后来我想,也许我不是注定会成为一个爱情中的Loser的,但我算得上是漫不经心,对即将到来的一切缺乏准备。我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新的时代。我坐在时代列开的末端,被突如其来的颠簸搞得七荤八素,而海静,早早地就坐到第一排去了。这是物竞天择的规律。35岁之后的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认为我应该原谅她。
  作为一个强大的女孩,在我刚毕业工作的时候,她已经替我安排好所有的事。我们都顺利地拿到了留在H城的“红卡”,我到一家听起来十分后现代的单位上班,那单位叫作白蚁防治研究所,我前前后后在这里已经待了五年,单位里的人似乎从来没有齐过,而我当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些啥。这在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中是不常见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繁华岁月,有追求的同学去了上海和广州的国际知名企业,有一个广东的二线城市的市政府一下就从H大要走了近百人。而我们要留在安逸的H城,也只能委身于此。对于未来,我一向不抱太大希望,我觉得,只要消停就好。海静为我在单位与H在中间租了一间一居室的房子,房东是一个信佛的老太太郝婆,她每到周末就会给我烧几个菜,她经常去附近的菜场买几条鱼,给我做一条,然后余下的几条到附近的一个寺院里放生。我非常不理解郝婆是如何选择哪条鱼杀掉,哪条鱼放生的,我曾试图与她探讨这个问题,但是郝婆满脸是笑,就是不说。我曾见她做鱼的时候念叨,大意是,今生我吃你,来生你吃我。郝婆还经常用难懂的方言跟我聊一两小时,中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晓得哇?”我就回答,晓得,晓得。海静有时住在学校,有时就住在我这里。我们规划着未来,海静一直试图推着我往前走,她认为我可以做生意,也可以从政,她常常为了规划未来,而我只觉得无聊而又幸福的生活仿佛触手可及。
  Andrew的出现是在我工作两年之后。海静比我毕业晚一年,由于她成绩出色,保送读研了。H大与悉尼大学有一个交流项目,海静加入了一个经济地理的课题组,Andrew也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那段时间,海静经常给我提起澳洲人Andrew。他的父亲来自波兰,母亲是英格兰人,他们1967年在保罗·西蒙的伦敦演唱会上相逢,然后老Andrew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1967年,正是达斯汀·霍夫曼演《毕业生》的年份。伦敦姑娘爱上了波兰小伙,这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也因此很愉快地跟小Andrew混在一起。那段时间小Andrew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平时大家都在忙,一到了周末,来自异国他乡的小Andrew无所事事,就一直跟着我们混。他的头发是灰白的,我不知道是天生如此,还是得了少白头,脸型像商店里的那种塑料模特,窄而有纵深感,眼眶是深陷的,棱角分别,高高大大。他喜欢打网球,我们第一次去打球,我就发现我非他的对手,Andrew有一手平击发球的绝技,基本上一发致命,我很少能接到。Andrew这个洋鬼子不懂事,他明知我接不起来,还一个接一个地发,搞得我在海静面前没了面子。但是Andrew似乎并不了解,他还常常约我打球,并且积极地订场地。我们常打球的地方是个游泳馆,网球场算是附设场地,打球的时候常有头刚游完泳的姑娘们站在那里围观。她们头发湿漉漉的,有的还把衬衫淋上了水珠,显露出内衣的颜色,大部分是白色的,也有的穿红的。姑娘们无一例外地为Andrew叫好,因为他打得确实比我好,大概她们会认为我是被组织上派来照顾外宾的马仔吧。
  那时候,H城街头上的老外并不多,所以我、海静还有Andrew一起逛街时,会引来一些好奇的眼神。说实话,我们都有点小小的得意,好像初中时我拥有了第一NIKE鞋,穿上它去上学的感觉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个洋人朋友是值得骄傲的,我把Andrew当成我生活中的一朵奇异的小浪花,所以尽管网球打不过他,也不以为意。我们去太子湾公园野餐,他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海静,喝上几瓶啤酒后,兴奋得搂住我们,我看见他握海静的手挺紧,也没太在意,我想也许他们就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吧。
  总之,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爱人搞丢了。
  所有的相遇都是漫不经心,所有的分离都是蓄谋已久。事到如今,我再回首这桩爱情时,发现它破绽百出,然而23岁时的我,太过于年轻幼稚。
  我从机场返回宿舍的路好像走了一年多。出租车上播放的那首歌相当应景。歌里唱道:   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 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
  天空间飘来的雨 滴滴洒落在心底
  我在怀疑该不该躲避 该不该躲这场雨
  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
  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没有主张
  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初夏的H城风景已经老去,熟绿而肥大的柳叶挂在枝头,再不是拂堤醉春風的模样。我想,这里到处都没有爱情,我的青春岁月似乎到了尽头,但我还必须硬着头皮走下去。
  5
  1998年,正在我为失去恋情神情恍惚度日如年的时候,老姚却已经挖到了第一桶金。老姚毕业去了电信局,因为搞上了领导的小秘,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架,就辞职走人了。老姚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打的并不是一场毫无准备之架,第二天他就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开了一个168信息台。
  每个刚刚诞生的行业在赚钱方面都有些荒诞不经。老姚只有一间破办公室和几台旧机器,就开始了第一轮创业。一般的信息台赚钱的路子是在报纸中缝里登一两个报花,配上清凉美女的图,再加上几句“午夜悄悄话”“绝对隐私”之类暧昧的话,然后招几个声音比较甜的话务员,录几段从《知音》里抄来的故事,就可以坐收高额话费了。普通电话的通讯费为每3分钟3毛钱,而信息台的话费是1分钟1块钱,收费不透明,话费的数额就更不好说。打这些电话的人,多是用单位电话,许多单位管理松散,对信息电话还没有防范,老姚大概是在电信局工作时就瞅准了这个生财之道,所以一开张就赚了钱。
  老姚公司一年多就已经上了规模,他拥有好几十个号码,除了性知识咨询、午夜悄悄话,他又做通了招生部门、劳动部门的工作,查高考分数、劳动保险等全部都由他来做。老姚一下租下了世贸大厦的一层,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数十位年轻漂亮的话务员姑娘,全都穿着武藤兰式的制服。老姚耀武扬威地坐在大班台后面,头发亮得能滑倒苍蝇。
  虽然我在失恋后万分悲伤,但是看到如此喜感的场面,还是禁不住哈哈大笑。
  “怎么样?哥们,我这事业飞黄腾啊!”我们在一起常玩一个游戏,就是省去四字成语的最后一字,老姚许多年一直爱好这种说话的方式。
  “岂止飞黄腾,简直蒸蒸日,如日中……”
  “别日过来日过去的,我知道你憋得难受,咱们现在就去喝两杯。”说完他抓起手中的电话:“Lisa你过来一下。”
  一个披着长头发,身材高挑的女孩儿应声而到。
  “给我安排一下圣地亚哥,今晚有重要客人,你也一起,再叫上ELLA。”
  听着这些英文名,我又有点上头,于是就到走廊里抽烟。
  圣地亚哥是H城当时最高端的酒店之一,老姚这顿饭搞得无比之复杂,完全是暴发户的状态。北极甜虾、神户牛肉、法国生耗一应俱全,一瓶XO很快被我们造光,每次举杯老姚都要祝我失恋快乐。他先说:“始乱终弃啊!来,干一杯。”又说:“八国联军里也有澳大利亚,那是我们跟他们打的第一仗,你这是第二仗,虽然性质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中国人都败了,而且,东西都被人抢了。”又说:“伤心小箭啊!来干一杯。”我失恋了,他却这么兴高采烈,这让我感到很轻松,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
  包房里的灯光暗了,我们开始唱歌。《当年情》《一生何求》,等唱到《相思风雨中》的时候,老姚已经与LISA抱成了一团。我酒酣耳热,与那个叫ELLA的安徽姑娘跳贴面舞,我觉得自己堕落极了。
  我又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等到桌子上堆满瓶子的时候,老姚已经不行了,他与LISA像一双筷子一样,一会儿这个倒,一会儿那个倒。
  我越喝越清醒,越喝越难受,从头顶到脚底,冰冷的感觉一波接着一波。老姚说,兄弟,回家吧。我说,我哪有家。老姚说,有你哥在,你永远都有家,不仅有家,还有伴儿。
  ELLA送我去了一家美爵酒店,那是我第一次去五星酒店,大堂里的吊灯有几千个水晶坠,每一个都让我想起海静的水晶耳坠。那是我送她唯一一个像样的礼物,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戴着,或者,已经被当成了垃圾,丢到了太平洋里。ELLA在前台登记的时候,我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一颗一颗地摘大堂里一棵盆栽的果子,那大概是某种热带植物吧,果子的汁水搞得我一手粘。等她登记完,我已经差不多把那棵树薅秃了,不知为什么,服务生并没有制止我。
  到房间时,ELLA脱了外套,我想也许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也脱了外套。这时,一阵酸涩从胃里冲了上来,我去洗手间哇哇地吐了起来。ELLA也许是想来帮帮我,但是我锁上了门。
  等我安静下来时,我发现ELLA还游手好闲地站在房间里。我说谢谢,让你笑话了,我说天这么晚了,我应该送送你。ELLA十分意外,她说,难道,我可以走了?我说你睡在这儿也行,反正有两张床,我也不打呼。说完,我一头栽倒,睡了过去。
  早晨我离开时发现,房间里的电话机一直通着,我挂掉后,再按重播,听到话务员柔媚的声音:“您好,欢迎致电午夜悄悄告诉你……”
  那时信息台真是一个新生事物,五星酒店也没有禁拨,我想那天的房费肯定要低于通讯费。ELLA既全身而退,还提升了业务,真是双赢。
  6
  海静虽然走了,但是我感觉H城处处都有她的痕迹。走过湖边的长椅,想起大二那年我们曾在这里计时接吻,结果不到两分钟就让对方的鼻息烘得满脸是汗,停下来笑个不停;少年宫前面的草坪,让我想起她春天穿的方格裙子,那裙子是毛线织的,一不小心就沾些草叶树枝,她不停地问我,老何我的衣服上是不是沾了树叶?
  我这么一路走着,过去的时光就像放电影一样涌了出来。我觉得我要逃离。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逃离。我走着,走着,无论从哪里出发,终点都是海静提出要与我分手的那个夜晚,H城像是有无数的入口,可以让我通向痛苦的彼岸。
  我的青春岁月肯定也曾经意气风发。但是,我现在居然一点也想不起来。老姚说我天生缺乏对生活的热情,他说,我都把姑娘送到你眼前了,你居然让人家回家了。老姚对我的指责让我羞愧万分。我说,要不再来一次试试?老姚不理我了。他说,你当人家是什么人。   不久前网上有个帖子说,对于做好准备与你上床的女性无所作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我在这个帖子里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词,叫作“礼节性上床”。这个词让我对年轻时的行为有点汗颜。
  老姚很快又有了新的业务,他又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专门代理分类广告。老姚的路线很有意思,因为他的信息台要刊发大量的报名广告,他发现广告代理公司利润挺高,于是决定搞定《H城晚报》的广告部主任。拿到一定的版面代理权限后,老姚又发现广告这个行业,拖欠款比较严重,有一定货运公司欠了他许多广告款,追讨数次,最后抵给他两辆大货车。老姚于是又开了一个货运公司。
  那几年我常跟老姚一起混,他经常在一家餐馆张罗好几桌饭局。左LISA,右ELLA,老姚无往而不胜。等到我也准备停薪留职时,老姚名下已经有了十个左右的公司,跨四五个行业,互相不挨着。除了前面说的那三个,他还有一个小型的手机卖场,一家大众化的连锁餐馆和一个商务会所。老姚做生意的方式在我看来没并有什么技术含量。与他当年拉着我去义乌贩卖明星招贴一样,看见什么赚钱就搞什么。
  老姚的生意虽然做得很低端,但是,他有一些奇特的爱好,让他看起来与一般的生意人不太一样。比如他后来又喜欢上了骑哈雷摩托和潜水,他经常把哈雷摩托托运到一个鲜有人知的国度,骑上十天半个月,回来时,就与我们分享他的旅途所得。那几年,我也习惯了为他接风送行,每次都有不同的姑娘,然后他还会给我们看一些奇特的照片和视频。比如,有一位古巴姑娘的屁股翘起来,上面能放得住一杯水。又比如他拍摄极光的时候,遇到了一头黑熊。但是,老姚很快就上了层次,他去了长江商学院读EMBA。从那以后,我也没再见过ELLA。我想也许她应该找到好人家,嫁了吧。
  这些早在1998年时就有些苗头。老姚虽然很忙,也还没有忘记要度我走出爱情的苦海。那时,即使是大城市一入夜也散发出暧昧的色彩。本市一家大型KTV里,据称有上百个兼职的女大学生,酒吧里到处都是穿着艳丽的姑娘,许多小巷子里都有不经营美发业务的发廊,发廊妹坐在玻璃门中肆无忌惮地敲着窗户。六公园的小路上,站着拉客的下岗女工。一夜之间,这个城市撕下了文艺的面纱,每个人都成为皮肉生意者。在老姚看来,此时的我,正是一位潜在的皮肉生意客户。“不过,你是个文艺青年,不能太随便。”老姚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澳门。老姚喜欢上了赛车,他要去看格兰披治大赛车,同时,他说:“也让你看看什么叫作腐朽堕落。”
  现在必须承认,是海静与老姚联手,为我搞了一场盛大的成人礼。1998年的那场失恋折磨了我一年多。海静给了我当头一棒,老姚则为了订制了一个大小适宜的头盔。到新世纪的钟声就要响起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体。老姚像个先知一样地说,是人都得来这么一下。要不你也枉在世上走这一遭。他说,其实你也不丢人,毕竟你的對手很强大,就像个外星人。
  海静后来并没有嫁给Andrew,她在悉尼读了三年书,就又去了美国。在1998年,我像一件旧外套一样被她甩掉了,我被揉成一团乱七八糟的样子,甚至都不能幻想着她在大洋彼岸的洋洋得意。其实,海静或许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她面对的是房租学费和异国他乡。但是她势必会杀出一条血路。我确信,这个世界就是为海静这样的人而设,她能够很快调整自己的姿势,尖叫着,喘息着,她与这个世界就一起嗨了。
  7
  也许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青春往事。一直意气风发的老姚,在38岁这年,突然要结婚了。同LISA。LISA也是安徽姑娘,她叫李丽莎,当年她与老姚双双离开电信局后,就开始了创业。严格意义上说,她是老姚从以前老板那儿撬来的。LISA漂亮、能干,还有点蛮劲,老姚大学一毕业就被她迷得五迷三道。老姚时常于纸醉金迷的时候神情悠远,我想,当然是LISA与他们老板曾经有过的那一段暧昧历史。这件事老姚从来没跟我聊过,全部都是靠我的猜测。我想老姚其实找不到任何人说这件事。怎么说呢?他只是拖着不结婚。
  老姚的话语方式永远是嬉皮笑脸的。比如我结识了一位姑娘,他就问,怎么样这个?我说一般,没感觉。他就高兴地说,没火花吧,多摩擦几次就有了。
  有次老姚与LISA发生了战争,他离家出走,住到我家里。每天喝得醉醺醺地回来。LISA还时常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些客气话。我说老姚,都这么多年了,你为啥不跟人家结婚呢?老姚豪气冲天地说:“不要相信女人的柔情!”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轰轰烈烈地睡过去了。第二天醒了,老姚就会继续为我设计事业与家庭的路线。
  他说,你应该去北京发展,H城这个鬼地方,太消磨意志了。
  又说,你应该找个老婆了,善良就行。
  等等。
  老姚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就出国考察去了,考察回来就再没来。大概过了一年多,我们才又见面,他突然拿出一钥匙,说,我天天想着还你钥匙,没想到一年多没遇到。
  老姚就是以一种忽隐忽现的姿态活跃在我青春岁月里。他出现的时候,就会天天在我耳边嗡嗡嗡,然后突然就不见了,好久没消息,每当再见时,就又开了一个到三个新公司,又发展了新的业务。
  38岁生日那天,老姚决定结束自己胡混的日子,与LISA结婚。他说他已经去医院做过了检查,他的精子还行,有60%正向运动,15%呆滞不动,还有25%反向运动。我说那好啊,要是那25%的成功了,你就怀孕了。老姚哈哈大笑,然后笑容又一瞬间收了起来。很突然。
  LISA受洗了,老姚也受洗了,他们的婚礼是在国货路上的老教堂里举行的。牧师在向他们传递神的意旨的时候,那个伴郎高举着双臂,像一个聚拢无线电波的卫星天线。老姚隆重地笑着,LISA的表情则很肃穆,我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阳光从高高的穹顶上喷洒下来,背后的门打开时,我以为会有一个小伙子飞奔而来,然后拉着LISA大义凛然地夺路而逃,而LISA呢,脱掉了高跟鞋,双手提起婚纱,就像大口朱演的那部电影一样。我得意扬扬地坏笑着,我想,也许这也是老姚幻想出现的场景吧。
  8
  巴黎的戴高乐机场配得上“杂乱有章”这个评价。我们凌晨4点到了这里,在一个巨大的玻璃门旁边等行李。时差把我们搞得乱七八糟,不知道这时候是应该强打精神还是让睡意再绵延一会儿。老姚比我有经验,他去买了两杯咖啡,都是加奶的那种。事实上,35岁之后,我就不再喝甜咖啡了,老姚了解,老姚说,现在是凌晨,不要喝得太刺激。我们拿着咖啡出了门,眼前即是HERZ的租车行,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去办租车手续了。这次我们打算从巴黎开车,去波尔多,老姚要在那里买一个酒窖,这既是个玩法,也是个生意。老姚说服我入了一点股,这样可以保证我名正言顺地来这里转转。
  “你去过圣艾米侬吗?”
  “几年前去过一次,那里有个修道院,我曾幻想到那里修道。”
  “那你去过阿维尼翁吗?”
  “没去过,我曾见过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我还会唱:‘在阿维尼翁桥上,人们跳舞’。”
  “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就在圣艾米侬与阿维尼翁中间。景色真好,可惜,一天到晚也看不到几个人。”
  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我与老姚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中年,也许我们都追求过,比如爱情、艺术、财富、成功,但看着异国机场又厚又亮的云彩,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很虚幻。
  老姚说:“我没有想过,那么多人出国了,你会留下。”
  我说:“我也没想到,你会成为一个生意人,还这么发达。”
  老姚说:“我没有想到,你与海静就那么分开了,我原想,也许你们还会重新见面,像韩剧里一样。”
  我说:“你知道后来你怎样了?”
  老姚说:“难道你知道?”
  “我知道。”我说:“后来你死了,是心脏病,毫无征兆。”
  “也许我们都像郝婆手里的鱼,不知道哪条被吃掉,哪条被放生。”老姚说这句时,眼里透出了无限的禅机,我吃惊地看着他。
  老姚呢,他瞪着大眼睛看着我,惯常的不可思议的表情。然后,他的衬衫突然鼓了起来,随后是裤子与外套,仅仅几分钟,他就变得体积巨大无比,他的裤脚处冒出了一串串的白烟,就像一个漏了气的气球,老姚“哧哧”地,就飞到天上去了。
  责任编辑:丁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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