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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先闻先生为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是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1902年出生于四川江津，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先后就读中等科、高等科，1923年毕业，同年赴美留学。1923年至1926年就读普渡大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至1929年就读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先后在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70年７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先闻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购得此书版权，列入“中国现代科学口述历史丛书”（即原拟名为“二十世纪口述中国科学史丛书”）之一种，将在近期出版。为使读者先睹为快，我刊本期选载其中第九章《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1.稻麦改进所
1938年春在家过了春节后，同李竞雄坐船下渝，和稻麦改进所所长杨允奎博士乘小包车直发成都。那时成渝公路已通，由下江来渝的小包车，因汽油还有储存，仍在行驶。由渝至蓉，是沿东大路修建的，全长四百多公里，内江是半程，因动身较迟，所以当晚就宿在内江，第二天午后到了成都东郊外原来静居寺的稻麦改进所。我同竞雄分配到一间宿舍。吃的是包饭，六块大洋一月。那时生活程度不高，尤其在四川，更觉得大洋值钱。八人一桌，四荤四素一汤，初一、十五还可以大打“牙祭”，鸡鸭鱼肉之多，好像吃喜酒一样。我的薪水是三百六十九元一月，抗战关系，发薪七折八扣，这样我每月还有将近两百大洋的收入，生活相当富裕。
“七七”事变以前，四川进入建设时期，在农林方面，设有许多的改进所。如稻麦、家畜保育、病虫（成都），林业（灌县），棉花（遂宁），蚕桑（三台），甘蔗（内江），园艺（江津）等，统由四川省建设厅管辖。所长人选，多半是四川人在国外留学的或国内著名大学毕业的。那时农业建设，似乎都注重形式，“所”、“场”纷纷成立。有一个所，就有一个衙门。因为是农事机关，庭园多半培植花木，是可供游人游览的胜地，好像在军阀时期，北京“三贝子”花园的农业试验所，就是一个极显著的例子。我回国后，到过不少城市，参观过各地遍设的农业机构，差不多都是这个格调。到静居寺以前，我畏惧的亦在此。哪知见了允奎后，这个恐惧都消失殆尽。允奎（编者注：即杨允奎）是清华1929年毕业的，也是清华留美制的最后一班生。允奎似乎与我差不多大小，是川北安岳县人，清华毕业后，在Ohio State念遗传学，得了博士学位。人比我略高，口比较阔，脸现酱铜色，剃平头，虎虎然有活力，常微露笑容，见面后知允奎是君子人，的确是想为国家做事的人。前面提到过的彭家元，已先到所工作。彭的老同事陈禹平等，也都来帮忙，所中那时有徐守愚、陈之万（中央大学棉业训练班毕业）。
总所在成都静居寺。由公家拨来庙产六百余亩水稻田，全在都江堰灌溉系统内。附设三个分所：一在泸县，一在合川，一在绵阳，分别代表川南、川东及川北的地区。每个分所都有分所所长一人，都是允奎的学生们（允奎返国后，先后在保定及川大教书）。其他还有“老玉米”张连桂，“红苕”洪瑞林，以后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来的有冯天铭、杨鸿祖、蔡旭，及日本京都帝大念了短时期的管相桓等人。人才很整齐，做事都肯任劳任怨，合作无间。所中人员都是斗笠一顶，草鞋一双，上身穿的是三峡布衣（卢作孚的织布工厂出品），下身穿遂宁织的黄色紫花粗布裤。抗战时公务员每天要办九小时公，礼拜天上午还加班五小时，上下一心，共赴国难。我那时的职位是技师，除开有关土壤工作外，似乎我都负责指导、讨论，同时还领导同仁在田间工作。这种以身作则的工作风气，一经倡导，同仁们都不管日晒雨淋，风吹露侵，把田间工作当为必修课。可惜所中图书馆的藏书不多，否则在那段抗战时期中，多看书，多研究，使经验与学识互为表里，更可造就许多学人了。
孟及人本来留在武昌，后因武汉危急，也转来后方成都。那时合川分所的人手有限，所以派人前往帮忙。
赵连芳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当技正兼稻作系主任，那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所长是谢家声，副所长是沈宗瀚兼麦作系主任。该所迁川后，所址在荣昌，赵连芳则率领他系中同仁如杨立炯、周泰初等，还有一位麦作系的张先生也来成都帮忙。
四川稻麦改进所从事改进工作，本来静居寺原址已大兴土木，新宿舍、住宅以及新的研究室、风干室，应有尽有。可惜不大合用而外，亦稍嫌小型。那时人才突增，更形热闹，年轻人的朝气表现无遗。
记得赵连芳来后，所中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同仁们都觉得赵博士一来，稻麦所的繁荣，计日可待。我也怀着这个兴奋的心情欢迎他。的确，赵先生在欢迎会上的演讲，是个振奋人心的兴奋剂，于是人心更为之兴奋，青年人的朝气，更蓬勃了。
所中的研究范围，亦就四川各地方的情形而定，水稻、小麦、玉米及红苕，为四川作物栽培的大轮廓。
水稻的作业，似乎都依照赵氏所提倡的“检定”法。我是执行这项计划实施的负责人，我们悉依照赵氏所订的计划，逐条逐条认真实施，几年后，发现好的品系，多半从好的品种中选出来的。但是这些在各地选的品系，最后在成都平原进行最后决选，似乎每一品系都不能直立不倒，以致竟遭淘汰，我们对于水稻改良的办法，那时还太不切实。在合川检定的一个品种，在绵阳试验甚佳，后由合川买了若干石，船运绵阳一带推广，甚著成效。
1938年4月，经赵连芳的筹划，往来成、渝，奔走协商，把四川的农林机构整齐划一为一元化，定名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仍设置于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下。那时厅长是何兆衡。在四川谈建设，首推卢、何，卢是指的卢作孚。这个时期，这种措施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所址仍以稻麦改进所的原址为扩大组织的所址，因经费大增，所以又新盖了许多试验室和宿舍。
赵连芳的报告中，似乎提到那年由中央及省方拨付的经费，有一千两百多万大洋。那时抗战军兴，中央用这样庞大的经费和力量来发展作为后方根据地的四川（较之中央农业实验所，似乎每年只有百余万的经费，就庞大太多了），以稳定后方人心，奠定抗战的根基，足食足兵，才可长期抵抗下去，又可容纳许多学者及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完美的策划，我心里很庆幸它有赵先生这样一个干练的人领导。
川农所成立后，副所长是杨允奎博士，我被派任为食粮作物组主任，程绍迥博士担任家畜保育所主任，周宗璜博士为病虫害组主任，杨显东博士为经济组主任，彭家元为土壤肥料组主任，钟俊麟为园艺组主任，蚕桑组是尹良荧，棉花组是中农所的胡竟良。那时员工有一千二百多人，全所得过学士的有五十多人，得博士的二十多人，食粮作物组连分所在内，有员工一百多人，经费当年是一百八十多万元。我当主任后，批第一份公文时，几番思索，考虑再考虑，才下笔写了三个大字“拟如拟”，没当过行政主管，一开始连批公文都得费心。等到各事稍安定，我才回江津接家眷到蓉，作久居之计。
2.四川农业改进所
在1937年12月离开珞珈山时，曾和同事们说过，我们四川江津的房子比较宽大，假如不嫌弃的话，每一大间屋子可以住一家人，我只要一个大头一月的租金。后来王抚五校长太太及叶矫全家，都来住过一段时间，马师亮太太沈家芳和她妹妹沈家琴住在我家“洋房子”楼上，都与如玲（编者注：即李先闻夫人郑如玲）处得很好。
1968年沈家琴由美带两个大女儿回台湾省亲，到过南港。1969年在偶然的场合中，知道家琴武大毕业后，同杨俊先博士（是马师亮的助手）结婚后赴美的。杨先生是依利诺大学的博士，在IIT大学教书，现在差不多二十多年了。他们附近有五位同事的太太，都闲不了，于是在芝加哥东南公路上开了一家餐馆名Dragon Inn（金龙厅），设备讲究，厨子、大师傅、二师傅、三师傅都是从台北峨嵋餐厅用重金聘去的，专烧川菜，与中国城的粤菜不同。附近五百英里远近的人们，都趋之若鹜。我这次到美国，在芝加哥城小住，也去Dragon Inn光顾了几次，并与家琴话旧，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若比邻”。
从蓉返几水（江津）后，马师亮亦由前方到津，于是我们两家搭轮船西上到乐山（武汉大学西迁嘉定）。第二天，我还去拜访王抚五校长及周鲠生教务长。那时农学院的一二年级生已转入重庆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去了，叶雅各院长又去了昆明转就他业，农学院似乎已不存在了，尤其大难当头，已不是安定培养下一代的承平时期了，因此向校长及教务长诉说我的苦衷，并希望他们谅解。第二天坐公路车到成都，我们被指定的住宅是与赵连芳同一栋，他的向东，我们的向西，一共有四小间，还有厨房及下人住房，有电灯，但是没有厕所，很不方便，可是在战时，能配到像这样的住处，已是难得而珍贵无比的了。
我们从1933年后，在河南开封为小孩们的营养计，自己曾喂养瑞士小羊群，离开武昌时，羊群都送给友人了，于是辗转又买了几只奶羊。大女儿恩泽稍稍长大，也教她学着挤羊奶，所以后来恩泽读大学，进农学院，农场实习时，老师们挤牛奶，挤不出，干着急，恩泽还表演一手她挤羊奶的真功夫，老师赞她很会示范哩！我们的子女长大后，一个个都比较高大，腿直，背不驼，羊奶的功效不小。
我一生从事作物育种工作，第一次遭受失败的是“美国谷”。1939年夏天，中央农业实验所赵连芳的学生杨立炯，有一天，他从广汉检定水稻回所同我说：“美国谷”是当地一个农民选出来繁殖的，普通的水稻一穗上只有一百多粒，“美国谷”每穗有三百多粒，这品种如能推广，产量岂不是可加两三倍。于是我陪水稻专家赵所长专程前往广汉农家视察，赵先生于视察这个又高又大的新种后，频频点头。我们又经过一年视察，第三年，我们就把它定为推广示范种，又过一年，“美国谷”因稻秆不能直立而倒伏，以致减产，反赶不上当地原来的谷种。本来，在四川稻田中——一般的稻田中——稻株都高低不一，成熟期亦不一致，不像现在台湾品种那么纯。有一种俗名叫做“多不老”的，秋季割稻时，其他的稻株都已成熟，田中还留下这种稻几株，好像到冬都不会成熟似的。其实这种稻株是秈与粳（四川的糯稻都是粳型）的杂交种，所以特别高大，晚熟，而结实率不太高，有的竟不结实，这个广汉的老百姓，是个好事的人，每年把成熟不太晚的种挑出来，第二年播下，连续的选，这以育种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混合选种，杂交种就第二代中分离，有的是粳型，有的是秈型，以糯与非糯而言，当然是一与三之比。这位农民继续每年选种、留种，一直到“美国谷”比较纯化以后，也许是第四代或第五代了。“美国谷”当然还在继续的分离中，加以植株高大而秆子又太弱，经不起在广汉一带肥田的考验而倒伏，我们最初认为“天之骄子”的“美国谷”，因为我们的认识不足而遭逢第一次失败的命运。失败过后，大家互相推脱责任，人心惶惶然，我于是力主正义，因我是主持人，一切责任，当然都是我来承当，于是人言才慢慢地平息。经过这次尝试的大失败，我做事就更加小心了。
1938年第一届劝农大会
1937年年底，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谈到农改所在四川是第一年成立，为什么不把握一个机会，将所中的工作展览出来？让老百姓及一般人们看看，使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呢？于是和所长讨论后，订于第二年旧历年的元旦举行，由所中拨适当经费，每组的设计及布置，由每组负责。这样一来，形成组与组之间的竞争心，都想自己这一组的展览是全所最好的。反正是冬闲，大家不忙，筹备这一届展览，都很尽力。以食粮组来说，全组总动员，花了两个多月工夫设计、布置，在岁末将近开幕时，又大忙几个通宵，全体都没有睡。元旦开幕，门一开，人潮就涌进来，真不是预先所想象得到的，比成都的花会还热闹，我们用计数机计算了一下，三天中来会参观的不下五万人。各组房屋都不大，人挤人，好像乌鱼群南游模样，每间会场，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我们办事人进进出出，只好把窗口当门，爬进爬出，人是忙累不堪，却换得精神上的鼓励和愉快。“功夫没有白花”，众口一词这样说，所以这种会，一直继续了三年，似乎一年比一年好，来参观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这是在省城办农业推广相当成功的几次。
华西坝协和大学的Dickenson教授，从事农业方面的推广若干年，确有成绩。成都的麻皮苹果（Grimes golden）及许多的花木种，都是他引进的，尤其是在成都有牛奶喝，是他引进乳牛的功劳。有一天，赵连芳同我都在华西坝开会，Dickenson教授对许多人提到赵同我对于四川农业的研究及推广，的确开了个“新纪元”。赵当所长，受这种恭维话，自可当之无愧，我听了觉得无地自容，因为我不过是一个“跑龙套”，走在前面的一个。
到成都后，向熊大仕博士借了一架研究用的Leitz显微镜，我每天抽一些时间，同李竞雄来从事理论的研究。记得1938年春天，我们将在成都继续研究小米的进化问题，于是把1937年夏在武昌辛辛苦苦杂交获得的若干种子，由于是第一次种间杂交成功的，所以小心翼翼地培育它们，使它们发芽。农化试验室已经买了许多化学药品，因此请彭家元先生替我们配一种Knopp Solution“营养液”，却一天一天的变白，以致都死去。连普通的种，也都变白死去，才想到Knopp Solution有问题，找彭家元问他，他说是王先生配的，请问王先生之后，才知道他把公式内的铁，原来只有百分之一的溶液内，取一滴就够了，哪知他弄错了，把它配成百分之一溶液，比需要量加了两千倍。天呀！这么强的铁成分，难怪所有的种子发芽后要变白而死去了。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失败，只好在1938年夏天，再从事杂交工作，一直等到1940年才把小米的祖先是狗尾巴草的遗传问题弄清楚，足足的耽误了一整年时间。
在1938年开第一次劝农大会的第三天的下午，在路上碰见彭家元太太，带她的亲戚们来农改所参观，因此李竞雄便进入了他生命的另一页。他早年丧父母，是伯父母养育大的，在浙大农学院成绩特佳，每年都得奖学金，身高五尺八九寸，真是一表人才。皮肤白皙，性情和蔼，聪明勤学，待人宽恕，做事又负责，是我学生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自遇彭太太亲戚张怀瑾小姐后，就一见倾心，坠入情网。张家是蓉城世家，怀瑾娇小秀丽，会计学校毕业后，始终不愿意嫁与军方或财阀子弟，高瞻远瞩，早已过了“标梅”时期，得遇竞雄，就心许了。似乎那时好多四川姑娘，都愿意嫁下江来的青年，本来竞雄的“七折八扣”薪金每月可得百元左右，谁知1939年春，物价突飞猛涨，我们进川时，米每斗只值大洋两元，陡然涨了四倍，每斗要卖八元，大街上穷人“吃大户”的，一批过了又一批，我们拿钱也买不到白米了，人心大慌。
竞雄的准丈母娘，暗有悔婚的意思，但怀瑾不改初志，立即洗尽铅华，穿一袭蓝布，一双布鞋，到农改所当会计，自食其力，以期与竞雄朝夕厮守在一起。张老太太见两人这样互相爱慕，也不忍太逆女儿的意思，只好答应怀瑾与竞雄的婚事。他俩结婚的那一天，如玲不舒服，没有去。我身兼数职，既要当主婚人，又要当证婚人，其实真正的介绍人，还应该是我。我平常虽不大喝酒，但还有点酒量，成都产的黄酒（仿绍兴酒）喝十杯八杯，并不算一回事，只是开始而已，谁知那天，心中总觉得他俩的婚姻，好像一出旧戏“嫌贫爱富”的重演，未免不自在。俗话说：“心中有事酒醉人。”我并不曾多吃酒，九点多钟，喜酒散后，骑洋马（自行车）回静居寺。冷风扑面吹来，酒意上涌，觉得路上的洋车，都一辆一辆的向我撞来，大有故意来撞我的样子。幸好没有闯祸，踏到家门，才松口气，但人已跌下洋马，如玲听见声音，赶快开门扶我进去，洗洗脸，上床躺下。平日睡前总欢喜在床上看看书，今晚拿起书来，只见字东倒西歪，看不清，放下书，看天花板，也在转。醉是醉了，心中却老丢不掉“嫌贫爱富”的这幕现在戏剧，觉得老一辈的思想可笑，年轻一辈的受委屈，忽然大打哈哈，便人事不知。如玲找人去请医生来，为我打针，给我吃药，忙了三四个小时，我全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头还是痛，痛恶这“嫌贫爱富”四个字。竞雄、怀瑾婚后生子，远赴甘肃农业改进所工作一些时候，又回成都，入协和大学教书。后来张老太太意念转变些，女儿总还是女儿，就资助竞雄留学美国，在我的母校Cornell大学攻读细胞遗传学，得了博士。回国就清华大学的聘，去四川把怀瑾母子四人接到上海，住在我家。我那时已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任职，金圆券又不值钱，东西又买不到，我们两家十口，只好吃罐头度日。竞雄为遵守诺言，携眷北上去清华，这是1948年春天，从此天南地北，音信两无，人生真像梦一样。J.C.（汝祺），H.W.（先闻），C.C.（景均）及C.H.（竞雄）是姓李（Li）的在遗传学界的四大金刚，也许将来还会聚首，似乎我们的戏还没有唱完哩！
1937年夏初，我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农学院找到十位年轻有为刚毕业的学生，其中一位是鲍文奎，他同李竞雄两位，对于我的理论研究，协助很多。鲍是宁波人，身材比我略高，脸清瘦，额突出，两眼炯炯有光，一副聪明相，是有天才的人。他对于数学有高深的造诣，不大爱说话，晚上九时至十时，拉拉土制的Violin。等试验室人群散尽后，他就关起门来开始念书，念到黎明才睡。午前十时许起床，白天做些比较不用脑子的事。他读书是无所不读，真是博览群书，是涂治以后我仅见的一位读书人。
抗战结束后，我设法在C.I.T.向Dr.Beadle（继Dr.T.H.Morgan为该校生物学院主持人）找了一笔研究补助费（包括旅费），让鲍在该院Dr.Sterling Emerson（是Dr.R.A.Emerson之子）教授下作论文，得了Ph.D。鲍学成后回国，现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鲍、李两人是假若早来台湾的话，在台湾的遗传学必定有丰盛的收获。时也命也，为之奈何！
1938年秋，蔡旭（公旭）由中央大学转来川农所食粮作物组任麦作股股长，他来后，我们声势为之一振。蔡未来以前，四川省稻麦改进所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合作接受了五六种作高级试验的小麦品种，内有一种，登记上是25V112。当年5月沈宗瀚来成都，我带他到田里看看。看见这个品种后，我问他，为什么这个品种高低不一，似乎不纯。沈看了后，告诉我：“这是他们作的杂交种，那时还在分离中。”公旭的证明是：“这个种是Dr.Percival在意大利采集的一个土种。编号是25H112，原名是Villa Glor。”英国的小麦专家Dr.Percival，在世界各地收集了很多小麦种。Dr.H.H.Love，沈宗瀚先生的业师，在1931年左右又来华，在实业部当顾问，建议由实业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合买了一套Dr.Percival的小麦种，价格是五百英镑。公旭知道这个种很详细，因这个种很矮小，开花时，试验地里其他高生品种容易把花粉降落在这个矮生种的柱头上。的确这些杂交种仍在继续分离中，没有被杂交的，仍是纯一的。
1938年沈宗瀚先生又来成都，我陪他到静居寺大门外左侧的试验田中看看他育成的金大2905号小麦的生长情形，沈先生当时很欢喜，连说了好几个“有希望，有希望”。后来这个种在川北绵阳一带很适合。以后每年在这一带推广几十万亩，增产约一至二成。但是蔡公旭知道2905的内幕甚详：“原来是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在苏北南宿州小麦田中选出来的。”这当然是他一面之词。但川北农民受实惠，这是不用讳言的事实。
从前在开封帮我从事棉花工作的徐守愚先生，四川遂宁人，亦间道返川，到成都帮允奎的忙，我到成都和徐是第二次相逢了。风干室造成后，他自己愿意住在该室的办公室楼上，他的工作是协助冯天铭先生从事水稻的育种。冯是中央大学农艺系毕业，学丰识广，沉默寡言，做事努力，从天亮一直到傍晚，都在田中工作不息，冬季就在风干室做考种工作。徐先生和他不同，一清早在晒场上打太极拳，或高声朗诵英文及《圣经》，终日不下田，亦不做考种工作。代冯天铭做该股工作报告时，每次的开场白都说：“我是冯先生的助手，奉命作此报告。”但对于报告的内容说得糊里糊涂，不知所云。有一次，因金堂（成都平原）有事待理，需要派一个人去一趟，就同徐守愚商量，请他去。他坐在我办公室，直摇头不肯去，又没有说出不去的理由。我于是约他当晚到我家中谈谈，他晚上来了，坦白地说：“不久以前，杨和尚替我看相，叫我最近不要出远门，否则恐遭车祸。”因此不敢去。我恍然大悟他不去的道理，于是晓以大义，劝他说：“我们是学科学的人，绝不要相信迷信而误事误人。”他听后立刻答应去金堂（金堂离蓉只九十华里）。
第二天午后，忽然接到一封电报，是金堂徐守愚发来的，电文云：“赴金堂遭车祸，请派员救助。”我暗想，事情怎会这样巧，教他破除迷信，偏偏就遭车祸，被杨和尚说中了，岂不糟糕，实在对不起徐先生。所以连忙派稻作股股长管相桓前赴金堂救助他。当晚管、徐相偕返所，原来徐乘的公路车，到达金堂时不慎翻车，徐受皮伤，并无大碍，真小题大做，害我派大员去救助，早知如此，不派他去也罢。徐真是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后来派他回遂宁作区域试验，他开始不愿去，去后又说不会做，所以只得另派人接替。徐后来结婚到西昌去当讲师，徐似乎是一个古老派的典型人物，又是神经不太正常的人。这型的人只适合在承平的科举时代，在乱世的现在，就有与大家格格不入的行为做出来，使人感觉他古怪。可惜这块良材美玉，生不逢时，不能琢磨成器，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损失。
静居寺旁边有一个雷家大院，是碾米坊，这座大院有房屋四五十间，是雷家世代相传下来的宅院，因我们所里缺少住宅，就把它买下来做宿舍。房子大，进出的人多，也认不出谁是同事，谁是客人或竟是陌生人，比较杂乱。为徐守愚看相的杨和尚，就是因思想问题被关在雷家大院悔过的一人。也不知当时关了多少这类的人在里面；杨和尚自称是北大毕业，信佛，被诬告而遭政府禁闭，实在冤枉。他的思想自认是纯洁的，看守的人亦任其自由，所以他在所中各处替人“看相”，是否顺便宣传他的“思想”，不得而知。由此可知院中“藏龙卧虎”是铁一般的事实……
1940年将过年的时候，赵所长到我家来，要我于元旦同一个林业组的技正去三台筹办川农所的第一个农业推广所，似乎这桩事很迫急，不容我有推辞的机会。第二天，是元旦日，天气晴朗，本可留在家中与儿女玩玩，共叙天伦乐，但“军令”在身，毅然地一清早就到北门雇长途的包车到三台。记得由蓉至绵阳是一百八十华里，再向东南行一百二十里，就到三台。在北门有一个车夫，混名叫做“飞毛腿”的，据说“两头不看天”，一天可以到绵阳。意思是说，早晨在太阳没有出来前动身，晚上太阳落山后到达。在夏天由蓉到绵阳要走十五六小时，罗江一带上坡下坡路很多，上坡时客人多半下来走，让车夫拉空车上去，下坡则再坐上车。坡度越倾斜，车夫越跑得快，坐在车上，触目惊心，怕车翻人丧，总是拉紧车两旁的扶手，身子笔直不敢动，心却扑通扑通的跳；车夫则把全身扶在“拖把”吊在车上，顺着地心吸力，跟着车轮顺势下去，跑一步，就差不多有二三十尺远，真是脚只稍微点一下地，瞬即飞滚而下坡来。凡到过西川的人们，都知道洋车下去的声势，也许有人还曾被翻车跌伤过。我们这一次没有雇到“飞毛腿”，但所雇的车夫也是健步如飞。当晚宿在过了罗江的一个镇上，第二天住在绵阳分所，第三天下午到三台。三台一带似乎很荒凉，与川西的成都平原及川东的重庆江津一带迥然不同，三台一带似乎雨量较成都平原及川东一带少，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因这一带地方出盐，用火熬盐，所以山中树木遭殃。
第二天，同某君在城中看看推广所的地址，后到城外西乡一带。走到下午二三点钟，又渴又饿，连路都走不动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得走向一个坡上的农家去讨茶水，蒙他给我们一瓦壶（土茶），喝了真像饮了“美酒琼浆”一样舒畅。因附近实在太荒凉了，不容易买到吃的，只好再伸手向农家讨点吃的，以压压我辘辘的饥肠。农妇说：“先生！我们吃过饭了，没有什么东西留下。”随后她又想了一想说：“好吧，我为我的学生留了点吃的，就给你们吃罢。”于是她端出两大碗（土制的碗，碗比我们普通盛汤的碗还要大，叫做品碗）食物来。我的肚子实在太饿，也不管那么许多，端起来大口大口地喝下去，原来是红苕搅拌一点玉米麦的羹糊，喝完一碗，已饱得很，就问她说：“你的学生几岁？”她说：“十岁。”“你们每天吃几餐？”她说“两餐。”“每餐吃几碗？”“大人六碗，学生三碗。”我心想，“我的天呀！每碗足足有一千西西，学生的小小肚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于是给他们以薄酬，再下坡去东行。吃过喝过，精神大好，但一点钟以后到城厢，肚子又在响，希望加点补充，就到一个馆子去吃，吃得好痛快。四川三台一带本不算苦地方，但城厢邻近处生活已经如此，那大川北、大川东、城源、万源及松潘草地等又将如何哩？以三台来看四川，四川实在不配享有“天府”之国的大名。推广所地址选好后，我们就原路回蓉交差了。
1939年春季开始，四川物价上涨，成都九眼桥一带“吃大户”，拿钱买不到米，我把组中收的积谷碾成白米以后，让所中同仁每户可以买两斗来救急，我家有这两斗米，维持了一个短时期。
卢作孚那时在重庆做中央政府的粮食部部长，成都的建设厅长是何兆衡，还兼任四川省的粮食局局长。
1939年底似乎赵所长到过重庆一趟，去接洽一个重要的业务。回蓉后，在聊天时，轻松地告诉我，卢、何要借重川农所的力量去收买小麦，以作发“军粮”用。因为川农所可以拿推广小麦（金大2905）为借口，不会引起纠纷，这个差事又落在我的头上。从三台回蓉后不久，何兆衡一清早就约我到粮食局去谈谈。我到该局，在外面等着会他的人有几十位，经何的秘书通知何后，他立刻就要我越众人前往看他。见到他，他很客气地说，这回的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我原谅，同时希望我帮忙。我因军事紧急，这种权宜的措施，不得不帮忙，以维持后方的安宁，于是把成都到江油一带的办理水稻检定工作的人员调到成都，面授权宜，告诉他们，这是帮国家的忙，绝不要有不法的事件发生，同事们差不多都是高农毕业生，约二十几左右，血气方刚，勇往直前，毫不畏怯。这样把每县收购的小麦数量，分派定规了后，纷纷前往各县开始工作，在约定的时间，粮食局派高级职员一人，约八时许，乘雇用的汽车来所接我，直驶中央银行，提款二千万元（合美金三百五十万元）。到粮食局，他把钞票分成一包一包，标明县分数额，一齐用一个大麻袋装好，由我带回家，打算明早动身，到各县去发。那么多钞票，放在哪里呢？于是如玲把铁制衣箱内衣服取出，将这袋钞票装入锁上，自以为安全不少，其实人家如果要偷或要抢，钞票装在麻袋和铁箱还不是一样，一提就提走了。当时装箱锁上，是自己谨慎的措施，那晚才能安心入睡，也同“掩耳盗铃”一样好笑。第二天一大早，粮食局某高级职员就雇用汽车来接我一块儿动身。装钞票箱子放在车子后座我的旁边，某高级职员与司机并坐，指挥前进路线。上车后他告诉司机开往重庆的东大路，开到简阳方面去，到了春熙路后，某君又告诉司机改向东北方面驶，先到剑阁前站的江油。江油距成都二百多公里，我自懂事到那时，从未见到过两万元以上的现款，现在运这样大数的款子，打江油走。江油附近，是土匪出没的地区，加以小时候爱看美国西部片，总担心怕遇着歹人。先往东大路走，路上人多，路上比较清静，心中还安适，一经改往袍哥集中的江油，心中就惊恐万状。但人已上车，只得“硬着头皮充好汉”，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下午一两点钟到江油，把现款二百万元交给县政府，再南下到绵阳、德阳、广汉，一县一县的送现款。回家时已半夜了，这一天所受的惊风骇浪气氛，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遭遇，幸好我们以“突击”方式把偌大的款子送完，使得人不知鬼不觉的平安回来。
以后又买了二、三千万的小麦，好像都没有再找我同去，这是我对于后方军糈有些微贡献的真实报道。
被宪兵队拘留二十二小时
1940年早春，我同厨子老凌（凌老三），也就是我读小学时候背我上金山寺的小僮，那时已四十多岁，还没有娶妻，那时技正出差，可带一名公差，由公家出公费，老凌已来我家几年了，很想回凌家坝去一趟，看看他年事已高的老母，他的大哥凌金廷仍是凌家坝的佃客。对老凌来讲，这是一举两得的。我也两三年没有去江津问候四叔了，同时要去泸县看杨技士（中农所）大为宣传的两季稻。又约了合川的孟及人在泸县会面，所以一大早就到车站，搭木炭车到璧山属的来凤驿，下午二时下车步行了五十里，翻山到德感坝，渡河到江津，抵家时，已万家灯火。四叔很康健，姊妹们都怡然相处。小住两日，又搭船到泸县，及人已先到达，这是我当食粮组主任后，第一次到这地方分场，以兴奋、快慰的心情和该分场员工见面。杨守仁君是赵所长中央大学农艺系的学生，江北人，原在中农所服务，随赵先生到川农所帮忙的。对于四川推广两季稻，从理想演进成为实验，觉得这个方法推广后，可以增加水稻的产量至少三成，并不妨碍冬作。杨身材有五尺六寸左右高，嘴很大，常露笑容，能言善道，满口江北话，嗓音宏大，谈到两季稻时，吐沫满天飞，是一个很好的推广人才。两季谷是一种早稻、一种晚稻先后在田中下种，早稻在清明（三月）时种下，行距较宽，晚稻是用的“浙场三号”，在谷雨（四月）时播在早稻行中。早稻七月初成熟割去后，空间都让给晚稻；晚稻在九月底或十月初收获，两季相加，在试验田中较一季的增加四五成。由于晚稻过晚，四川的二化螟因环境的赐予，也就变为多化性了。螟虫的为害与日俱增，所得与所失两抵。但因在各地作两季谷试验，将“浙场三号”稻种引进至各地。在四川丘陵地带，春雨不及时的话，无法插秧，以致旱灾频频发生，“浙场三号”，清明播种，谷雨可插秧（秧苗才一月）。插秧晚到夏至（六月底七月初），秧已达一百日左右，亦可栽插，成熟时有五成收，后来老百姓因“浙场三号”米质好，可以卖得高价，米粒长，占斗，老百姓们以它作纳粮的谷种，这是老百姓自动尝试而成功的，在年岁干旱时，以老秧插秧，还可以收若干稻谷，不致全军覆没。这是推广两季谷的真正收获，这是后话。
在泸县时，有一位看相的名手，场中同仁都争先的介绍我们去看相，到那里，看相的人看见及人，就说他是贵相，可做一品官。及人来台后，曾官封台湾糖业公司农务室的经理，综管该公司的农务事宜。看相的看我，只是三品官的料。及人身高六尺，头大口方，鼻梁高悬，红光满面，我看他相，亦是一品当朝的大员，岂止是看相的一人看法而已。
回程，我过江后，坐了辆黄包车，预备到隆昌后，改乘由渝来隆昌驶内江的公路车客车转内江，再转成都。老凌本是抬滑竿的，善走路，出公差本不准报包车费，他自愿走路，随包车前往，泸州到隆昌有一百二十华里，预计下午三时以前到达，可乘由渝开来的公路木炭客车驶内江，哪知老凌久不抬滑竿，随包车前行，包车是用轮子推着走，车夫被推着走，尤其是下坡，其快如飞，老凌起头还能跟着跑，和包车差不多快。后来越走越不行，因为脚上打了一个大泡，简直没法前进，只好雇一滑竿，抬老凌到隆昌，至该地时，已万家灯火，只得住栈房。第二天，一早就到车站，在茶馆泡了两碗茶，慢慢地等，慢慢地问。到中午正在吃午饭时，忽见一辆卡车驶来，看见有些客人都要向内江方面去，那辆卡车就停在转角的一头，有些人提行李上车，我同老凌也去拿着我们的行李卷、手提箱，交了四十五元给司机，原来由渝至蓉，每人只需二十五元，我身上只带五十元，预备留五元在内江住店及沿途伙食的费用，所以给了他四十五元。不料这是军车，擅作“黄鱼”生意（台湾名“黄牛”），搭车人需要讲价的。我们没有“走江湖”经验，门槛儿不精，把身上带的钱倾囊给了他，买两个座位上成都。上车后，他那帆布篷盖得严严的，七八个黄鱼在铁板上坐着，也有坐在自己铺盖卷上的，我觉得篷盖得严密，空气不大够，加以路不平，车身颠簸摇晃得厉害，心里闷得慌，只想吐，把头伸出去，吸了新鲜空气，才把呕吐遏止了。一个钟头后到埤木镇，客人下车，渡河，汽车要摆渡过沱江的上流，方可到内江。七个黄鱼下车后，因沿途一阵阵黄沙卷进车的后面，所以每个人都像土人一般。上渡船后，有一个宪兵也上船，我还在问同行的伙伴，到内江是不是安全，他以目朝宪兵望一望，并示意叫我不要再说话。过渡后，我们的卡车也摆渡过来，我们跟着上车，宪兵也上去，到内江前两公里，循例黄鱼要先下车，步行到城，这是“掩耳盗铃”，识者一看，就知道我们不是走路的。走了一段路，到宪兵队门前，忽然有宪兵四人，手提盒子手枪，把我们包围起来，命令我们跟着他们一步一步爬上石坎，走几十步到他们的办公室，叫我们坐在客厅里。这时已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有宪兵来告诉我们说，请你们上来是要证明司机是带黄鱼，有人又来恐吓我们，说坐军车，违反军纪，应受三五年徒刑。当我们被“押”上宪兵队时，曾遇见我的推广训练班学生某某，在隆昌推广所当主任，适逢其会，到内江来公干，看见我后，问什么事？我说：“没有车子可搭，只有这个军车路过，付了公路车票价的一倍后，搭车来此。”他说：“这不要紧，问问就会放的。”问我内江住什么旅馆？他说过一会儿到旅馆去找我。六时许宪兵队的士兵们吃了晚饭后，因我像个读书人，是在做事的，首先请我到他们排长的办公室去问。我告诉他：我从成都出来的目的，因为交通不便，在隆昌等公路客车时，适逢一卡车经过，有人在拉客，我们给他四十五元，要赶回成都报告办理“两季谷”的经过等等。排长问我时，有一个便衣人在笔记，该排长看过记录以后，交给我看，我看记的与我讲的差不多。排长说：“是不是有错？”我摇头，他就叫记录人为我打十指手印，这所谓“秀才遇见兵”没有礼可讲，只得伸出手来，乖乖的打下，老凌亦打了手印。排长还算讲理，说：“你们坐的是军车，为了证明司机的违背军纪，只有委屈你们一点。”然后一个一个的问，打手印。询问完毕后，是将近八点，我正在客厅休息，忽然我的学生某某从外面进来，带一位军官来，说要见排长，小兵带领军官到排长卧室去。十分钟后，见该军官气冲冲地走出来，大声骂排长不应该把为国家出力的学人糟蹋、侮辱而不释放（据后来军官告诉我，他们几乎要动枪，经人解劝，才离去的）。军官走后，排长立刻下令，把全体黄鱼关在排长室对门一间小房内。房中有桐油灯一盏，室只六尺方，向天井的一面是纸糊的窗，靠大门好像是杉木钉的，室正中有门板两块，室的一隅是一个尿桶，室中还有一条长板凳，约四尺长，两尺高。被关进后，黄鱼们在凳子或门板上坐着，室外有一个小兵执枪守卫。老凌老泪直流、愁容满面地说：“我活了这么大了，还没有坐过‘卡房’。”说完，更是眼泪鼻涕直流，大声啼哭起来。我无计可施，只得好言安慰他，自己也心焦，所以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有个“黄鱼”在房子另一角落里，把身上带来的文件全拿出来，堆在一起，放火烧掉，一时满屋烟雾迷漫，害我们连眼都张不开，不想哭的人也似乎在哭了。
一会儿，排长下令，将司机助手放出去，叫他把司机的行李卷拿来，以备黄鱼们过夜之用。行李取来，大家帮忙把被铺上。那时是三月底，晚上还很冷，我们都和衣而卧，你枕我，我压你，臭虫、跳蚤也来凑热闹，心事重重，哪里睡得着。半夜告知荷枪的守卫，出去大解了一次，别人鼾声大作，更引起我的愁思，想：我为国家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要遭受这种虐待？为什么交通不方便？那里防备疏忽，尽可逃走，但怕逃走，反惹麻烦，假若老这样不得自由的话，我真宁愿一死了之。越想越不是味儿，不久，窗外微露曙光，老凌睁开眼，翻身而起，我们二人对坐在板凳上，你看我，我看你，徒唤奈何，又不让我们通信出去。正在无计可施时，一会儿听见隔壁屋里有起床穿衣声，于是我隔着墙向那边问话。有一人回答说，他是此地驻扎的补训师管区士兵，我从墙缝里，塞过去二元法币及一封信，请他到城外四里地的甘蔗改良场，交给陈让卿场长，昨晚本已写过一封同样信，交给司机的助手（送红包一元）请他送给陈场长，恐怕时间晚，没有送去，所以再写这封信，双管齐下，总该好些。
房子进门处是宪兵队的灶房，他们烧柴火，一点火后，烟都喷到我们住的房里来，房中又没有通气的窗门，以致满屋浓烟，我们眼都睁不开，眼泪汪汪，忍无可忍，只好要求小兵准我们到外面天井内吸点新鲜空气，后来慢慢地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扩大了，能走到进来时候的客厅。厢房里有人在下象棋，我们也可以去参观，打乒乓也许我们参加。后来知道除排长外，这队只有宪兵十二人。
事后才知道为什么会闹出这件事来。原来在埤木镇和我们一同上渡船的宪兵，本是成都航空委员会的士兵，因故被开除，心中有怨气没处出，正好碰着载我们的卡车是属于航空委员会的，这位宪兵抓着这个机会，公报私仇，想法子要把这个司机关几年“卡房”，在我们上渡船前，他就打好主意，摇电话到部队，所以一到内江，就有四名宪兵执枪来欢迎我们“黄鱼”到队部去。我们到队部，假使言词和顺“孝敬”一些红包，天大的事都可化为没有事，可巧我手头没有钱，同行的人似乎都舍不得破钞，加上军官（连长）来和宪兵排长有了言词冲突，因此小事就变成大事了。
中午，我的学生陈让卿场长同一位警官到排长室办交涉，进去约谈一小时，还打了手印，排长就命我同老凌可出去，我因同情心，就请陈场长也保其他的黄鱼出去，和陈场长同来的是内江县的警察局长，这批黄鱼亦得保释。只有那位司机，原想找点外快，不料会遇到对头的宪兵报仇，听说被关了几个月哩！我们被释放后，吸到自由空气，觉得世界上没有一处不美。出宪兵队时，已下午两点钟，一共被拘留了二十二小时，在这段期间中，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更没有水洗脸了。一出来就饱餐一顿，晚上陈场长请我，请谢县长明霄（清华同学）、警察局长、连长及李主任作陪。第二天，陈场长代我们买了车票，又借给我五十元，坐公路车径返成都。
日机轰炸成都
1940年11月二女惠泽生。抗战已三年余了，长沙的三进三退，敌机在各处轰炸，以致死伤累累，物价一直高涨。每年年底四叔汇一点租钱来，我们就买一船松材，预备煮饭用。组中的预算虽说有少数的增加，但远敌不过物价高涨的速度。因此出差是苦事，每次都要赔钱，同事们都不要出差，组中的事因此停顿下来，朝气亦因经费不足而迟缓衰退。
我家生活，以前每天买五毛钱菜，鱼肉蔬菜应有尽有，物价一涨，就只能买少许猪肉点缀而已，所以屋子左边地就辟成菜园，倒能自给自足。
1938年5月1日开始，重庆被大轰炸，敌人盘踞宜昌，只要天气晴朗，一零一机都要进川到各城轰炸。前在武昌时，日机多以汉口、汉阳或武昌城内为投弹目标，珞珈山却从来没有投过一次弹。那时敌机来时，每次我都让妻儿们进防空洞，然后自己带了Charlie上山，藏身在石后，用望远镜看敌机投弹的处所，每次都尽兴而返。在成都时，因距宜昌较远，敌机轰炸重庆，成都亦放警报，每次都是放“预行”而已（当时警报有三种，一预行，二空袭，三紧急）。当年八月初，清华同学会在城西南角同学会会所中开同学会，记得李方桂夫妇还在成都教书。如玲同我也去开会，午饭后，二时许，我骑“洋马”跟如玲洋车后进城，打桥牌（那时已进入Contract Bridge时代），正打得兴高采烈时，忽闻“预行”警报声，大家都不以为意，继续打牌。半小时后，空袭警报声大鸣，敌机入川后，有袭成都模样。我们都惊慌了，估计由城西穿城至城东，出东门返所，至少有十二华里，交通工具又无着，没法这样走。算一算出小南门到家畜保育所去，只有两华里，见大家也都往南奔，我就把如玲放在车的横杠上，带她往南逃。刚到家畜保育所内广大的空旷地上的职员宿舍时，紧急警报已大鸣，如玲进屋去，我就急忙跑到所中河沟的半岛上，那里有一个四尺深的洞，是为熊猫避暑用的，这时变为临时防空洞了。洞中已有一人，两个大人挤在一个小洞里，真够挤了。当时四面安静无声，约过了几分钟，我伸头出洞望北一看，敌机已带着隆隆声由川北飞来，一字雁行有十八架之多。我连忙躲在洞口内看，高射炮声起处，一蓬一蓬黑烟向上冒。我方有一二架驱逐机升空迎战，不幸被敌机强大火力所击中，先后坠落。敌机临城北上空时，为首机翼闪了一闪，炸弹就一个连一个的下降，接着爆炸声，房屋倒塌声，黑烟四起，火光冲天，一片嘈杂惨景。我见敌机临近我存身洞时，还在下“蛋”，急急匍匐到窖深处，爆炸声震耳欲聋，泥土飞进洞来，几乎把我埋了。最大的几声炸弹声轰炸后，就静寂下来，我慢慢站起来后，拍去满身泥土，走出洞来，见五十尺外柳树下就落了一弹，五人丧生，太险了！太险了！再多丢一弹，也许我也完了。逃到宿舍去，见宿舍完整，如玲及朋友都无恙，心稍安，挂念着静居寺的孩子们，急急骑“洋马”带如玲由华西坝绕东门到九眼桥回家。保育所中炸弹坑就有五六个之多，那里面积不到五十亩地。回家后，见所中无损，孩子们也只受虚惊。从此对于轰炸就恐惧万分，一听见警报声，就开始抽烟斗，上厕所，不管有无大便，总要去蹲一蹲。直到现在，台北如试放警报，明知无事，还是心为之一惊。事隔三十多年，那种亲身看见和遭受到轰炸的可怕，到现在还有“余悸”。
赵所长离职
1942年春天，中央新任命的农林部长沈鸿烈来成都考察，川农所的同仁热烈欢迎这位曾在山东敌后打游击的英雄来领导我们。虽然抗战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滇缅公路已被敌人封锁，物资更形缺乏，所有的用品全是“土”货或“克难”仿造的，但川农所的士气仍保持青年人朝气而不衰，同仁们在英明干练的赵所长连芳领导之下，大家束紧裤带，继续努力工作，成绩还一天一天显著起来。在川北、川东一带，蚕种的推广，增加农家的副业；脱籽棉在遂宁一带大量推广种植，搬进川的纱厂，可以纺三十支以上的细纱了。农作物新品种及新方法的在各地示范推广，使农产物的产量大增，尤其像前面提到过的“浙场三号”，的确供给农民一个防旱的新品种。这样一来，作为抗战根据地的四川食粮大增，足够军糈民食，国民政府因此传令嘉奖赵先生，赵使学农的人扬眉吐气了。但是物价日昂，川农所经费更加增，就引起议会的物议。1940年底，建设厅厅长何兆衡辞职，西康刘文辉推荐北平农专毕业的胡子昂到成都做厅长。胡是一个胖子，有五尺六寸左右高度，圆圆的脸，走路是外八字，嗓门很大，发言时声音响亮。
早在1932年左右，赵先生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时，在南京当农业处长，是实业部以外的一个农业机构，综管全国农业发展事宜。江西省在南昌设立一个农学院，聘北平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考取清华官费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四川下川东巴东人董时进博士为院长。胡子昂那时在该院，综管总务业务，连芳先生到南昌视察时，胡迎送如仪，“恪尽厥职”，一旦身为厅长，职位在连芳之上，中国人一句老话说：“不怕官，只怕管。”胡因职位关系，也常来静居寺“视察”。赵此时已变为下属，只得迎送如仪。我想赵先生心中一定很苦闷，虽说表面不露声色，但表情方面，旁观的人都清楚得很。
“下江人”来川后，四川人耳目一新。抗战前，四川的大学，只有省高师（四川大学前身）和教会办的协和大学。而四川的初级教育，从光复以后起普遍的发展，每年出川到京沪一带进大学的川中子弟，数以千计，这与现在台湾大专毕业生到美国进修情形略同。抗战后迁川的大学及专科很多。人们有个通病，彼此存有地方观念，彼此隔阂，并不因相处时间久而融洽，反而越久，摩擦越多，加以川人文化水准逐渐提高，觉得“下江人”不过尔尔，因之常有水火不相容的情势。记得有一次，赵所长因到重庆有公干，四川省议会开会，轮着赵的工作报告，由我代表出席报告川农所工作成绩概要。当时我回川不久，似乎还是用“京片子”报告的，有位女性省议员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她说：“我同您一样要纳粮。”她说：“你为啥子不会讲四川话？”我说：“在北京住久了，把四川话都忘掉了，一时改不回来。”这可以表示川人，尤其是有权势的人，对于“下江人”的憎恨和妒忌，恨不得把“下江人”立刻“赶出川”。沈部长那一次到成都视察后，回重庆时是走的川北那一条路，经绵阳、三台、遂宁等地，才回重庆，好像是沈副所长宗瀚陪着去的。他返渝后，电召赵先生到渝，说赵的计划太大，许多的事务都只看见计划，而不见成绩，人们对赵多持这样批评，尤其农业界有权势的，都众口一词的这样批评赵。我的看法是：假如法币的价值真能稳定的话，川农所那些有朝气、有才学的年轻人，定可做出更伟大而切实际的成绩来。赵先生见大势已去，无法恋栈，就到胡子昂公馆去，递给他一个辞呈。胡见辞呈以后（据赵亲自告诉我说，胡打了几个哈哈连说好几个“好”字），并称赞赵快人快事，也是“川人的福音”，于是赵就离开成都，仍在中农所供职并兼农业部的某种重要职务。赵离开静居寺时，所中同仁连家眷及工人等几百人，都跟着送行，赵先生步行出家，走到大门前旗杆下时，平时礼贤下士，待人亦诚恳有加，此次远离，何时再行聚首，谁都不知道，难怪送行的人哭呢？
的确，币制既然这样贬值，又是在乱世，任何有才干的人，挑起这个重担亦都无计可施。
沈部长在川北亲自考察的情形，有部分恐怕也是真实的，假若他头三年来川的话，恐怕也是第二个华西坝Dickenson教授了，欲加之罪，当然“罪名”成立，加以川人要自己出马，胡子昂唯恐赵先生不辞职，所以看见赵先生的辞呈，连连地点头称好。赵先生去后，胡厅长、董所长都是北大农专派的头子，以为一党一派，川人治川的形势已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所以在胡当厅长的两年期间，一心一意，去掉赵的旧人，引用川人，尤其是北农毕业生到川农所做事，造成清一色北农派。不过我也是川人，他们动我不掉。当胡卸任的前夕，他亲自对我说：“这两年，我替你作吹鼓手。”啊呀！真是天晓得。
……
赵先生胆大心细，对于中国农业的认识，是我衷心佩服的。他忠心为国，日夜勤劳，红色重要卷宗，每天要带回家中批阅，一直批阅到深夜。1941年有一天，赵先生因太紧张，在所长室中昏厥，似乎有轻微脑充血的象征，所幸吉人天相，休息半小时，回家静养几天就好了。
同事们学生气太重，多数有“大爷”脾气，又年轻少经验，对于账目不大注意，以致赵先生离职后，还请了二三十个会计，经两年余的整理才将赵先生任内经手的账目理清。批评的人们，每以此责赵先生，我以旁观的立场看，责任应由大家负，才是公允的批评。
川农所改组
1941年起，沈成章（编者注：沈鸿烈，字成章）当部长后，他对于后方的各省如四川、甘肃、云贵、广西等大行改革。以川农所本身的各组都变为场，各组的主任改称场长，当然全属于川农所统辖，直属于建设厅。又新添设了两个大的机构：（1）粮食增产督导团；（2）推广繁殖站。前者是由建设厅长胡子昂当总督导，以川农所所长董时进为实际主持人，我则调为部派简任技正副之。繁殖站的主任，又派我充任，这是一个直属农林部的机构。我一身兼三个重任，似乎责任很大而重，但通通是叠床架屋的骈枝机构，机构越多，用人越复杂越多，不相干的人也纷纷的挤进来。从前认为川农所是技术人才的禁地，以致一股朝气，变为暮年奄奄待毙的景象。加以通货膨胀，薪金同经费不能与物价的高涨成正比，同事们多半已成家，青菜豆腐都有不能自给的状态，出差更赔钱，所以都呆在家中帮忙家事。
督导团有几件事值得一提的：
（1）子昂为我们介绍一个曹秘书，是位五十余岁的老夫子，在公事房大抽其水烟袋，骨瘦如柴，不过四十公斤之谱，一撇八字胡须，活像一个“冬烘”。据说他曾在下川东某县当过知县。他家住在北门乡下，每礼拜一下午来，礼拜五一早，就不告而去了。
（2）胡厅长又派了几位督导员来团工作，他们似乎都是“北农”的毕业生，督导区域都被指定在成都平原内，到差时来静居寺见过一面，都是四十多岁的川人，家都住在成都，每月来团一次，除领微薄的薪水及配给外，并报领一笔数目不小的出差费，都是由胡、董会同打了图章后发的，似乎没有一个人到过任所，都是由成都寄来报表，好像真有其事的样子。天晓得，这种“闭户造车”、自欺欺人的报告，我又不得不在报告中把这类报告报在内，否则有抹杀他人“成绩”的嫌疑，因此我也做了从犯。但我内心的苦闷至此已达顶端，所以自暴自弃，一有机会，就去打麻将或打桥牌，以度此无聊的岁月。
（3）有一天曹秘书忽然来和我讲，建设厅派会计来查账。本来一切行政大权，都操在董所长手中（胡子昂印章也是他盖的），甚至于一切经费配给，都是他自己管，查账的事，应该与我无关，但曹秘书把那位查账大员带来我处，介绍见我，又带他们到董副总督导那儿去了。过了一会，他们又到我场里来，气势汹汹，好像我做过什么不法事似的，问东问西，又问不出所以然来，凡事不是我当家，而他们把我当“贼”待。啰嗦了一个多钟头，才扬长而去。我当时心中的愤怒，不言可知，如果那时我血压高的话，也许当场就气死，像以后的傅斯年一样。事后才知是曹秘书同成都平原的那几个督导员，联名控告我变卖公家的配给米。其实这事是曹秘书监守自盗，用这个假动作栽祸于人，这种官场通病，我不过置身其中，被人栽赃而已。假如我当时也会做官的话，仅可一笑置之，愤怒是多余的事了。
（4）三个机构既然通归一人指挥，同事已从以往一百八十余人的场面，增加至三百余人。我觉得公文太多，一个人无法处理。于是函邀合川的孟及人来成都帮忙我看公文。及人同我一个办公室，我看的公文，是及人放在红色卷宗里的，件数不多，因此我能抽空到鲍文奎的研究室作研究。
此时用的人很多，但时进对于业务不太热心，每天在办公室写小品文、办农报并组织农民党，对于所长、副总督的职责，不过是在应卯而已。
我的公文既然有及人处理，我就专心把竞雄、文奎等同我做的研究成绩，陆续做成报告，在董所长两年任内，我们一共写了十几篇报告。有的是用英文写的，大多数都在美国刊登。论文的特色是：因为没有参考书，论文中没有引用参考文献，有的话是自己发表的论文或引用国内发表的论文。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农艺杂志发表一篇长达二十五页（印就的）的论文，该刊负责人要我汇七十余元（美金）去还欠款，我复信说：“我没有法子可想，一来太穷，二来没有法子汇。”他们只好以相赠的方式，免掉我们应补缴的欠款。是不是因为这些论文的发表，后来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选院士时，我被选上，若果然是的话，在此应当谢谢时进兄给我的写作机会，亦应当谢谢及人为我分劳的大功。
前面已提到过及人相貌堂堂，有“一品官的相”。所以到场长室来看我的人士，每每会误认，及人总是以手对我一指说：“那是场长。”及人帮忙到1943年春天。本来及人在合川分场工作，来时是技士职（旧任）。他在乡下时多，四川省政府在成都省城的人们，对于乡下的工作者每每歧视。在合川时，我们替他做呈文，要升他为技正（他的薪金已远超过技正所得），都未见批复。后及人来成都，我又几次写呈文替他催促，当时成都好多年轻比及人资浅的人都一个个的升上去了，而及人还没有升。有一次，我亲自呈文到建设厅，主管的人亲口向我说：“这是一件小事，决不成问题。”我同时也向胡厅长报告，胡厅长还请那位主管人来关照，但还是石沉大海似的，公文老没有下来。及人心中彷徨，于是在陕西水利委员会李仪祉先生那里找到了一个适当职位，1943年早春，就离蓉北去。十一年相处，亦弟亦友的伙伴，不能再朝夕在一起，我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及人走后，厅中才把及人升等的公文送来，马后炮当然放不响了。不久及人从西安到重庆，帮赵连芳先生的忙，后来又跟赵先生来台湾接收，转糖业公司服务一直到现在。
两位上将部长
陈济棠上将做了第一任的农林部长。他做部长的时候，我的职位是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属农业改进所内的一个组的组主任，厅长只是一位简任官，到重庆，也没有机会去拜会这位赫赫有名的“天南王”陈上将。我的地位，也不会和他接头，他在任内，似乎一次也没有到成都，所以一直不曾和陈部长碰过面。
第二任部长是曾任过海军上将的沈鸿烈。他到四川以前，已经内定为部长，那时他在敌人的后方山东打游击。1941年秋天，他的次长雷法章先来川农所讲演，雷先生以浓重的湖北土音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吐沫四溅，声震屋瓦的足足讲了三个钟头模样。从沈先生率领十八个部下由鲁西南进入山东后，组织庞大的游击队，与日军、汪政权的军队作战的始末，表扬沈的丰功伟绩，把沈先生捧得像“天神”一样，我听了之后，为之动容。1942年春，是沈部长就职后第一次来成都视察，白天到川农所，我们陪他老人家到农场去看看。虽说他是海军出身，但对于我们的工作似乎有极大的兴趣。在田中常以他乡音湖北天门话问这个长，问那个短，使得这个参观旅行很有兴趣与意味。成章部长那时五十余岁，比我略高，方方的红色的脸，衬以红色酒糟鼻子，是具有活力的表现，他满面笑容，讲话时有老学究的风度，听说他是秀才出身，国学很有根底。
有一天，成都交通银行行长沈××（原在青岛沈先生那里供过职的）在行内设宴为他的老上司洗尘。沈成章先生是不吃四脚动物的，那天是成都有名的彭厨做的菜，成都的彭厨也和现在台北的彭厨一样，不开店，可到各公馆办酒席，是包办性质。我回忆多年来吃过无数的酒席中，要以那次同沈部长吃的中国菜为最好的一次。席中只有鱼、虾、白鳗、鸡、鸭、鹅，没有陆上四脚的牛羊猪肉，但有水中的四脚游的鳖（甲鱼），所有的菜，浮油都去掉，或许是味精加得不少，每道菜都鲜美无比。成都的彭厨似乎比台北的彭厨更高明。
成章先生很兴奋，一上桌就开始“吹”他的得意杰作“在山东打游击”的事，讲了一小时，兴犹未已，似乎越吹越响，我就扫他的“吹”兴，用很细微的声音说：“部长，雷次长前一次在所中宣传您的丰功伟绩有三点多钟哩！”沈立刻变容，以“长者”的口吻训我“不会说话”，并说，那不是宣传，全是真实的报道。后来沈就讲他做青岛市市长任内的经过，与日本人怎样周旋，怎样交涉，一直谈到终席。那晚明月当空，照成一片银色世界，成章先生犹有余兴，就请沈行长在天井里布置一番，赏月清谈，每人沏一盏盖碗清茶，听他继续讲他的抗日、抗暴杰作，一直到夜半以后，才尽“兴”而散。我席间多了一句不中听的话，惹出沈部长的兴致，本来可以在十时以前就寝的我，被罚“禁闭”四小时。
后来，成章先生又来蓉，那次约我清早五时到他行馆去会他。沈部长有夜以当日的习惯，早三时起床，办公到中午，睡一个大大的午觉，晚上早寝，睡一觉就起来办事。跟着他的人就苦了。当夜三时起床，所谓鸡鸣早看天，天上满布星斗，但是月黑头，那时好像是1943年的春天，清早还有寒意，我坐包车去的，恐怕城外不安静，会出事，所以找了一个工人，在车后面推，约四时半，我到沈寓报到。我虽然早，但还有比我更早的二三十位在等候见部长的人。我到后，立即被“传见”。沈先生用毛笔亲自在拟电报稿，见到我，把电文给我看了看，他说想看看我，我同他聊了十分钟左右就告辞。1944年，因救济总署的关系，农林部派了十三人出国，我亦被选上。出国前，沈先生有很多发展中国农业的计划，希望我们到美国学习，考察一年后，回国致用。沈先生确是一位领导的人才。1945年我们回来，沈已调职，真是壮志未酬已离职。
来台后，沈先生还亲自到台南来看我，我仍然用不会说话的口吻问他老人家说：“沈先生，我们的认识，不过仅仅短短的两次，您那时为什么选派我出国？”（许多人似乎都要托人情的）他不迟疑的立刻回答我：“我看你是一个怪物。”我仍然用不会说话的口吻说：“我想您也是一个怪物，怪物才能认识怪物。”沈笑容满面，当时打个哈哈。之后，我到台中回拜他老人家一次。
他老人家后来多病。1960年左右，沈先生从台北养好病回台中，我们在火车上遇见，一直谈了三四小时。到台中沈先生下车，他老人家下车后，忽然想起，又回到车窗边，和我挥手告别。我因事忙，以后也没有能再到台中去看他。1968年沈先生去世，回想与沈先生相处甚短，但一见如故，有知己之感，人生相处，到底有几个知己？往事真不堪回首。我至今还忆念这个酒糟鼻子的“沈怪物”，不知他在天之灵，还能记得我这个“小小怪物”吗？
1.稻麦改进所
1938年春在家过了春节后，同李竞雄坐船下渝，和稻麦改进所所长杨允奎博士乘小包车直发成都。那时成渝公路已通，由下江来渝的小包车，因汽油还有储存，仍在行驶。由渝至蓉，是沿东大路修建的，全长四百多公里，内江是半程，因动身较迟，所以当晚就宿在内江，第二天午后到了成都东郊外原来静居寺的稻麦改进所。我同竞雄分配到一间宿舍。吃的是包饭，六块大洋一月。那时生活程度不高，尤其在四川，更觉得大洋值钱。八人一桌，四荤四素一汤，初一、十五还可以大打“牙祭”，鸡鸭鱼肉之多，好像吃喜酒一样。我的薪水是三百六十九元一月，抗战关系，发薪七折八扣，这样我每月还有将近两百大洋的收入，生活相当富裕。
“七七”事变以前，四川进入建设时期，在农林方面，设有许多的改进所。如稻麦、家畜保育、病虫（成都），林业（灌县），棉花（遂宁），蚕桑（三台），甘蔗（内江），园艺（江津）等，统由四川省建设厅管辖。所长人选，多半是四川人在国外留学的或国内著名大学毕业的。那时农业建设，似乎都注重形式，“所”、“场”纷纷成立。有一个所，就有一个衙门。因为是农事机关，庭园多半培植花木，是可供游人游览的胜地，好像在军阀时期，北京“三贝子”花园的农业试验所，就是一个极显著的例子。我回国后，到过不少城市，参观过各地遍设的农业机构，差不多都是这个格调。到静居寺以前，我畏惧的亦在此。哪知见了允奎后，这个恐惧都消失殆尽。允奎（编者注：即杨允奎）是清华1929年毕业的，也是清华留美制的最后一班生。允奎似乎与我差不多大小，是川北安岳县人，清华毕业后，在Ohio State念遗传学，得了博士学位。人比我略高，口比较阔，脸现酱铜色，剃平头，虎虎然有活力，常微露笑容，见面后知允奎是君子人，的确是想为国家做事的人。前面提到过的彭家元，已先到所工作。彭的老同事陈禹平等，也都来帮忙，所中那时有徐守愚、陈之万（中央大学棉业训练班毕业）。
总所在成都静居寺。由公家拨来庙产六百余亩水稻田，全在都江堰灌溉系统内。附设三个分所：一在泸县，一在合川，一在绵阳，分别代表川南、川东及川北的地区。每个分所都有分所所长一人，都是允奎的学生们（允奎返国后，先后在保定及川大教书）。其他还有“老玉米”张连桂，“红苕”洪瑞林，以后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来的有冯天铭、杨鸿祖、蔡旭，及日本京都帝大念了短时期的管相桓等人。人才很整齐，做事都肯任劳任怨，合作无间。所中人员都是斗笠一顶，草鞋一双，上身穿的是三峡布衣（卢作孚的织布工厂出品），下身穿遂宁织的黄色紫花粗布裤。抗战时公务员每天要办九小时公，礼拜天上午还加班五小时，上下一心，共赴国难。我那时的职位是技师，除开有关土壤工作外，似乎我都负责指导、讨论，同时还领导同仁在田间工作。这种以身作则的工作风气，一经倡导，同仁们都不管日晒雨淋，风吹露侵，把田间工作当为必修课。可惜所中图书馆的藏书不多，否则在那段抗战时期中，多看书，多研究，使经验与学识互为表里，更可造就许多学人了。
孟及人本来留在武昌，后因武汉危急，也转来后方成都。那时合川分所的人手有限，所以派人前往帮忙。
赵连芳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当技正兼稻作系主任，那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所长是谢家声，副所长是沈宗瀚兼麦作系主任。该所迁川后，所址在荣昌，赵连芳则率领他系中同仁如杨立炯、周泰初等，还有一位麦作系的张先生也来成都帮忙。
四川稻麦改进所从事改进工作，本来静居寺原址已大兴土木，新宿舍、住宅以及新的研究室、风干室，应有尽有。可惜不大合用而外，亦稍嫌小型。那时人才突增，更形热闹，年轻人的朝气表现无遗。
记得赵连芳来后，所中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同仁们都觉得赵博士一来，稻麦所的繁荣，计日可待。我也怀着这个兴奋的心情欢迎他。的确，赵先生在欢迎会上的演讲，是个振奋人心的兴奋剂，于是人心更为之兴奋，青年人的朝气，更蓬勃了。
所中的研究范围，亦就四川各地方的情形而定，水稻、小麦、玉米及红苕，为四川作物栽培的大轮廓。
水稻的作业，似乎都依照赵氏所提倡的“检定”法。我是执行这项计划实施的负责人，我们悉依照赵氏所订的计划，逐条逐条认真实施，几年后，发现好的品系，多半从好的品种中选出来的。但是这些在各地选的品系，最后在成都平原进行最后决选，似乎每一品系都不能直立不倒，以致竟遭淘汰，我们对于水稻改良的办法，那时还太不切实。在合川检定的一个品种，在绵阳试验甚佳，后由合川买了若干石，船运绵阳一带推广，甚著成效。
1938年4月，经赵连芳的筹划，往来成、渝，奔走协商，把四川的农林机构整齐划一为一元化，定名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仍设置于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下。那时厅长是何兆衡。在四川谈建设，首推卢、何，卢是指的卢作孚。这个时期，这种措施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所址仍以稻麦改进所的原址为扩大组织的所址，因经费大增，所以又新盖了许多试验室和宿舍。
赵连芳的报告中，似乎提到那年由中央及省方拨付的经费，有一千两百多万大洋。那时抗战军兴，中央用这样庞大的经费和力量来发展作为后方根据地的四川（较之中央农业实验所，似乎每年只有百余万的经费，就庞大太多了），以稳定后方人心，奠定抗战的根基，足食足兵，才可长期抵抗下去，又可容纳许多学者及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完美的策划，我心里很庆幸它有赵先生这样一个干练的人领导。
川农所成立后，副所长是杨允奎博士，我被派任为食粮作物组主任，程绍迥博士担任家畜保育所主任，周宗璜博士为病虫害组主任，杨显东博士为经济组主任，彭家元为土壤肥料组主任，钟俊麟为园艺组主任，蚕桑组是尹良荧，棉花组是中农所的胡竟良。那时员工有一千二百多人，全所得过学士的有五十多人，得博士的二十多人，食粮作物组连分所在内，有员工一百多人，经费当年是一百八十多万元。我当主任后，批第一份公文时，几番思索，考虑再考虑，才下笔写了三个大字“拟如拟”，没当过行政主管，一开始连批公文都得费心。等到各事稍安定，我才回江津接家眷到蓉，作久居之计。
2.四川农业改进所
在1937年12月离开珞珈山时，曾和同事们说过，我们四川江津的房子比较宽大，假如不嫌弃的话，每一大间屋子可以住一家人，我只要一个大头一月的租金。后来王抚五校长太太及叶矫全家，都来住过一段时间，马师亮太太沈家芳和她妹妹沈家琴住在我家“洋房子”楼上，都与如玲（编者注：即李先闻夫人郑如玲）处得很好。
1968年沈家琴由美带两个大女儿回台湾省亲，到过南港。1969年在偶然的场合中，知道家琴武大毕业后，同杨俊先博士（是马师亮的助手）结婚后赴美的。杨先生是依利诺大学的博士，在IIT大学教书，现在差不多二十多年了。他们附近有五位同事的太太，都闲不了，于是在芝加哥东南公路上开了一家餐馆名Dragon Inn（金龙厅），设备讲究，厨子、大师傅、二师傅、三师傅都是从台北峨嵋餐厅用重金聘去的，专烧川菜，与中国城的粤菜不同。附近五百英里远近的人们，都趋之若鹜。我这次到美国，在芝加哥城小住，也去Dragon Inn光顾了几次，并与家琴话旧，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若比邻”。
从蓉返几水（江津）后，马师亮亦由前方到津，于是我们两家搭轮船西上到乐山（武汉大学西迁嘉定）。第二天，我还去拜访王抚五校长及周鲠生教务长。那时农学院的一二年级生已转入重庆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去了，叶雅各院长又去了昆明转就他业，农学院似乎已不存在了，尤其大难当头，已不是安定培养下一代的承平时期了，因此向校长及教务长诉说我的苦衷，并希望他们谅解。第二天坐公路车到成都，我们被指定的住宅是与赵连芳同一栋，他的向东，我们的向西，一共有四小间，还有厨房及下人住房，有电灯，但是没有厕所，很不方便，可是在战时，能配到像这样的住处，已是难得而珍贵无比的了。
我们从1933年后，在河南开封为小孩们的营养计，自己曾喂养瑞士小羊群，离开武昌时，羊群都送给友人了，于是辗转又买了几只奶羊。大女儿恩泽稍稍长大，也教她学着挤羊奶，所以后来恩泽读大学，进农学院，农场实习时，老师们挤牛奶，挤不出，干着急，恩泽还表演一手她挤羊奶的真功夫，老师赞她很会示范哩！我们的子女长大后，一个个都比较高大，腿直，背不驼，羊奶的功效不小。
我一生从事作物育种工作，第一次遭受失败的是“美国谷”。1939年夏天，中央农业实验所赵连芳的学生杨立炯，有一天，他从广汉检定水稻回所同我说：“美国谷”是当地一个农民选出来繁殖的，普通的水稻一穗上只有一百多粒，“美国谷”每穗有三百多粒，这品种如能推广，产量岂不是可加两三倍。于是我陪水稻专家赵所长专程前往广汉农家视察，赵先生于视察这个又高又大的新种后，频频点头。我们又经过一年视察，第三年，我们就把它定为推广示范种，又过一年，“美国谷”因稻秆不能直立而倒伏，以致减产，反赶不上当地原来的谷种。本来，在四川稻田中——一般的稻田中——稻株都高低不一，成熟期亦不一致，不像现在台湾品种那么纯。有一种俗名叫做“多不老”的，秋季割稻时，其他的稻株都已成熟，田中还留下这种稻几株，好像到冬都不会成熟似的。其实这种稻株是秈与粳（四川的糯稻都是粳型）的杂交种，所以特别高大，晚熟，而结实率不太高，有的竟不结实，这个广汉的老百姓，是个好事的人，每年把成熟不太晚的种挑出来，第二年播下，连续的选，这以育种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混合选种，杂交种就第二代中分离，有的是粳型，有的是秈型，以糯与非糯而言，当然是一与三之比。这位农民继续每年选种、留种，一直到“美国谷”比较纯化以后，也许是第四代或第五代了。“美国谷”当然还在继续的分离中，加以植株高大而秆子又太弱，经不起在广汉一带肥田的考验而倒伏，我们最初认为“天之骄子”的“美国谷”，因为我们的认识不足而遭逢第一次失败的命运。失败过后，大家互相推脱责任，人心惶惶然，我于是力主正义，因我是主持人，一切责任，当然都是我来承当，于是人言才慢慢地平息。经过这次尝试的大失败，我做事就更加小心了。
1938年第一届劝农大会
1937年年底，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谈到农改所在四川是第一年成立，为什么不把握一个机会，将所中的工作展览出来？让老百姓及一般人们看看，使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呢？于是和所长讨论后，订于第二年旧历年的元旦举行，由所中拨适当经费，每组的设计及布置，由每组负责。这样一来，形成组与组之间的竞争心，都想自己这一组的展览是全所最好的。反正是冬闲，大家不忙，筹备这一届展览，都很尽力。以食粮组来说，全组总动员，花了两个多月工夫设计、布置，在岁末将近开幕时，又大忙几个通宵，全体都没有睡。元旦开幕，门一开，人潮就涌进来，真不是预先所想象得到的，比成都的花会还热闹，我们用计数机计算了一下，三天中来会参观的不下五万人。各组房屋都不大，人挤人，好像乌鱼群南游模样，每间会场，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我们办事人进进出出，只好把窗口当门，爬进爬出，人是忙累不堪，却换得精神上的鼓励和愉快。“功夫没有白花”，众口一词这样说，所以这种会，一直继续了三年，似乎一年比一年好，来参观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这是在省城办农业推广相当成功的几次。
华西坝协和大学的Dickenson教授，从事农业方面的推广若干年，确有成绩。成都的麻皮苹果（Grimes golden）及许多的花木种，都是他引进的，尤其是在成都有牛奶喝，是他引进乳牛的功劳。有一天，赵连芳同我都在华西坝开会，Dickenson教授对许多人提到赵同我对于四川农业的研究及推广，的确开了个“新纪元”。赵当所长，受这种恭维话，自可当之无愧，我听了觉得无地自容，因为我不过是一个“跑龙套”，走在前面的一个。
到成都后，向熊大仕博士借了一架研究用的Leitz显微镜，我每天抽一些时间，同李竞雄来从事理论的研究。记得1938年春天，我们将在成都继续研究小米的进化问题，于是把1937年夏在武昌辛辛苦苦杂交获得的若干种子，由于是第一次种间杂交成功的，所以小心翼翼地培育它们，使它们发芽。农化试验室已经买了许多化学药品，因此请彭家元先生替我们配一种Knopp Solution“营养液”，却一天一天的变白，以致都死去。连普通的种，也都变白死去，才想到Knopp Solution有问题，找彭家元问他，他说是王先生配的，请问王先生之后，才知道他把公式内的铁，原来只有百分之一的溶液内，取一滴就够了，哪知他弄错了，把它配成百分之一溶液，比需要量加了两千倍。天呀！这么强的铁成分，难怪所有的种子发芽后要变白而死去了。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失败，只好在1938年夏天，再从事杂交工作，一直等到1940年才把小米的祖先是狗尾巴草的遗传问题弄清楚，足足的耽误了一整年时间。
在1938年开第一次劝农大会的第三天的下午，在路上碰见彭家元太太，带她的亲戚们来农改所参观，因此李竞雄便进入了他生命的另一页。他早年丧父母，是伯父母养育大的，在浙大农学院成绩特佳，每年都得奖学金，身高五尺八九寸，真是一表人才。皮肤白皙，性情和蔼，聪明勤学，待人宽恕，做事又负责，是我学生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自遇彭太太亲戚张怀瑾小姐后，就一见倾心，坠入情网。张家是蓉城世家，怀瑾娇小秀丽，会计学校毕业后，始终不愿意嫁与军方或财阀子弟，高瞻远瞩，早已过了“标梅”时期，得遇竞雄，就心许了。似乎那时好多四川姑娘，都愿意嫁下江来的青年，本来竞雄的“七折八扣”薪金每月可得百元左右，谁知1939年春，物价突飞猛涨，我们进川时，米每斗只值大洋两元，陡然涨了四倍，每斗要卖八元，大街上穷人“吃大户”的，一批过了又一批，我们拿钱也买不到白米了，人心大慌。
竞雄的准丈母娘，暗有悔婚的意思，但怀瑾不改初志，立即洗尽铅华，穿一袭蓝布，一双布鞋，到农改所当会计，自食其力，以期与竞雄朝夕厮守在一起。张老太太见两人这样互相爱慕，也不忍太逆女儿的意思，只好答应怀瑾与竞雄的婚事。他俩结婚的那一天，如玲不舒服，没有去。我身兼数职，既要当主婚人，又要当证婚人，其实真正的介绍人，还应该是我。我平常虽不大喝酒，但还有点酒量，成都产的黄酒（仿绍兴酒）喝十杯八杯，并不算一回事，只是开始而已，谁知那天，心中总觉得他俩的婚姻，好像一出旧戏“嫌贫爱富”的重演，未免不自在。俗话说：“心中有事酒醉人。”我并不曾多吃酒，九点多钟，喜酒散后，骑洋马（自行车）回静居寺。冷风扑面吹来，酒意上涌，觉得路上的洋车，都一辆一辆的向我撞来，大有故意来撞我的样子。幸好没有闯祸，踏到家门，才松口气，但人已跌下洋马，如玲听见声音，赶快开门扶我进去，洗洗脸，上床躺下。平日睡前总欢喜在床上看看书，今晚拿起书来，只见字东倒西歪，看不清，放下书，看天花板，也在转。醉是醉了，心中却老丢不掉“嫌贫爱富”的这幕现在戏剧，觉得老一辈的思想可笑，年轻一辈的受委屈，忽然大打哈哈，便人事不知。如玲找人去请医生来，为我打针，给我吃药，忙了三四个小时，我全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头还是痛，痛恶这“嫌贫爱富”四个字。竞雄、怀瑾婚后生子，远赴甘肃农业改进所工作一些时候，又回成都，入协和大学教书。后来张老太太意念转变些，女儿总还是女儿，就资助竞雄留学美国，在我的母校Cornell大学攻读细胞遗传学，得了博士。回国就清华大学的聘，去四川把怀瑾母子四人接到上海，住在我家。我那时已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任职，金圆券又不值钱，东西又买不到，我们两家十口，只好吃罐头度日。竞雄为遵守诺言，携眷北上去清华，这是1948年春天，从此天南地北，音信两无，人生真像梦一样。J.C.（汝祺），H.W.（先闻），C.C.（景均）及C.H.（竞雄）是姓李（Li）的在遗传学界的四大金刚，也许将来还会聚首，似乎我们的戏还没有唱完哩！
1937年夏初，我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农学院找到十位年轻有为刚毕业的学生，其中一位是鲍文奎，他同李竞雄两位，对于我的理论研究，协助很多。鲍是宁波人，身材比我略高，脸清瘦，额突出，两眼炯炯有光，一副聪明相，是有天才的人。他对于数学有高深的造诣，不大爱说话，晚上九时至十时，拉拉土制的Violin。等试验室人群散尽后，他就关起门来开始念书，念到黎明才睡。午前十时许起床，白天做些比较不用脑子的事。他读书是无所不读，真是博览群书，是涂治以后我仅见的一位读书人。
抗战结束后，我设法在C.I.T.向Dr.Beadle（继Dr.T.H.Morgan为该校生物学院主持人）找了一笔研究补助费（包括旅费），让鲍在该院Dr.Sterling Emerson（是Dr.R.A.Emerson之子）教授下作论文，得了Ph.D。鲍学成后回国，现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鲍、李两人是假若早来台湾的话，在台湾的遗传学必定有丰盛的收获。时也命也，为之奈何！
1938年秋，蔡旭（公旭）由中央大学转来川农所食粮作物组任麦作股股长，他来后，我们声势为之一振。蔡未来以前，四川省稻麦改进所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合作接受了五六种作高级试验的小麦品种，内有一种，登记上是25V112。当年5月沈宗瀚来成都，我带他到田里看看。看见这个品种后，我问他，为什么这个品种高低不一，似乎不纯。沈看了后，告诉我：“这是他们作的杂交种，那时还在分离中。”公旭的证明是：“这个种是Dr.Percival在意大利采集的一个土种。编号是25H112，原名是Villa Glor。”英国的小麦专家Dr.Percival，在世界各地收集了很多小麦种。Dr.H.H.Love，沈宗瀚先生的业师，在1931年左右又来华，在实业部当顾问，建议由实业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合买了一套Dr.Percival的小麦种，价格是五百英镑。公旭知道这个种很详细，因这个种很矮小，开花时，试验地里其他高生品种容易把花粉降落在这个矮生种的柱头上。的确这些杂交种仍在继续分离中，没有被杂交的，仍是纯一的。
1938年沈宗瀚先生又来成都，我陪他到静居寺大门外左侧的试验田中看看他育成的金大2905号小麦的生长情形，沈先生当时很欢喜，连说了好几个“有希望，有希望”。后来这个种在川北绵阳一带很适合。以后每年在这一带推广几十万亩，增产约一至二成。但是蔡公旭知道2905的内幕甚详：“原来是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在苏北南宿州小麦田中选出来的。”这当然是他一面之词。但川北农民受实惠，这是不用讳言的事实。
从前在开封帮我从事棉花工作的徐守愚先生，四川遂宁人，亦间道返川，到成都帮允奎的忙，我到成都和徐是第二次相逢了。风干室造成后，他自己愿意住在该室的办公室楼上，他的工作是协助冯天铭先生从事水稻的育种。冯是中央大学农艺系毕业，学丰识广，沉默寡言，做事努力，从天亮一直到傍晚，都在田中工作不息，冬季就在风干室做考种工作。徐先生和他不同，一清早在晒场上打太极拳，或高声朗诵英文及《圣经》，终日不下田，亦不做考种工作。代冯天铭做该股工作报告时，每次的开场白都说：“我是冯先生的助手，奉命作此报告。”但对于报告的内容说得糊里糊涂，不知所云。有一次，因金堂（成都平原）有事待理，需要派一个人去一趟，就同徐守愚商量，请他去。他坐在我办公室，直摇头不肯去，又没有说出不去的理由。我于是约他当晚到我家中谈谈，他晚上来了，坦白地说：“不久以前，杨和尚替我看相，叫我最近不要出远门，否则恐遭车祸。”因此不敢去。我恍然大悟他不去的道理，于是晓以大义，劝他说：“我们是学科学的人，绝不要相信迷信而误事误人。”他听后立刻答应去金堂（金堂离蓉只九十华里）。
第二天午后，忽然接到一封电报，是金堂徐守愚发来的，电文云：“赴金堂遭车祸，请派员救助。”我暗想，事情怎会这样巧，教他破除迷信，偏偏就遭车祸，被杨和尚说中了，岂不糟糕，实在对不起徐先生。所以连忙派稻作股股长管相桓前赴金堂救助他。当晚管、徐相偕返所，原来徐乘的公路车，到达金堂时不慎翻车，徐受皮伤，并无大碍，真小题大做，害我派大员去救助，早知如此，不派他去也罢。徐真是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后来派他回遂宁作区域试验，他开始不愿去，去后又说不会做，所以只得另派人接替。徐后来结婚到西昌去当讲师，徐似乎是一个古老派的典型人物，又是神经不太正常的人。这型的人只适合在承平的科举时代，在乱世的现在，就有与大家格格不入的行为做出来，使人感觉他古怪。可惜这块良材美玉，生不逢时，不能琢磨成器，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损失。
静居寺旁边有一个雷家大院，是碾米坊，这座大院有房屋四五十间，是雷家世代相传下来的宅院，因我们所里缺少住宅，就把它买下来做宿舍。房子大，进出的人多，也认不出谁是同事，谁是客人或竟是陌生人，比较杂乱。为徐守愚看相的杨和尚，就是因思想问题被关在雷家大院悔过的一人。也不知当时关了多少这类的人在里面；杨和尚自称是北大毕业，信佛，被诬告而遭政府禁闭，实在冤枉。他的思想自认是纯洁的，看守的人亦任其自由，所以他在所中各处替人“看相”，是否顺便宣传他的“思想”，不得而知。由此可知院中“藏龙卧虎”是铁一般的事实……
1940年将过年的时候，赵所长到我家来，要我于元旦同一个林业组的技正去三台筹办川农所的第一个农业推广所，似乎这桩事很迫急，不容我有推辞的机会。第二天，是元旦日，天气晴朗，本可留在家中与儿女玩玩，共叙天伦乐，但“军令”在身，毅然地一清早就到北门雇长途的包车到三台。记得由蓉至绵阳是一百八十华里，再向东南行一百二十里，就到三台。在北门有一个车夫，混名叫做“飞毛腿”的，据说“两头不看天”，一天可以到绵阳。意思是说，早晨在太阳没有出来前动身，晚上太阳落山后到达。在夏天由蓉到绵阳要走十五六小时，罗江一带上坡下坡路很多，上坡时客人多半下来走，让车夫拉空车上去，下坡则再坐上车。坡度越倾斜，车夫越跑得快，坐在车上，触目惊心，怕车翻人丧，总是拉紧车两旁的扶手，身子笔直不敢动，心却扑通扑通的跳；车夫则把全身扶在“拖把”吊在车上，顺着地心吸力，跟着车轮顺势下去，跑一步，就差不多有二三十尺远，真是脚只稍微点一下地，瞬即飞滚而下坡来。凡到过西川的人们，都知道洋车下去的声势，也许有人还曾被翻车跌伤过。我们这一次没有雇到“飞毛腿”，但所雇的车夫也是健步如飞。当晚宿在过了罗江的一个镇上，第二天住在绵阳分所，第三天下午到三台。三台一带似乎很荒凉，与川西的成都平原及川东的重庆江津一带迥然不同，三台一带似乎雨量较成都平原及川东一带少，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因这一带地方出盐，用火熬盐，所以山中树木遭殃。
第二天，同某君在城中看看推广所的地址，后到城外西乡一带。走到下午二三点钟，又渴又饿，连路都走不动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得走向一个坡上的农家去讨茶水，蒙他给我们一瓦壶（土茶），喝了真像饮了“美酒琼浆”一样舒畅。因附近实在太荒凉了，不容易买到吃的，只好再伸手向农家讨点吃的，以压压我辘辘的饥肠。农妇说：“先生！我们吃过饭了，没有什么东西留下。”随后她又想了一想说：“好吧，我为我的学生留了点吃的，就给你们吃罢。”于是她端出两大碗（土制的碗，碗比我们普通盛汤的碗还要大，叫做品碗）食物来。我的肚子实在太饿，也不管那么许多，端起来大口大口地喝下去，原来是红苕搅拌一点玉米麦的羹糊，喝完一碗，已饱得很，就问她说：“你的学生几岁？”她说：“十岁。”“你们每天吃几餐？”她说“两餐。”“每餐吃几碗？”“大人六碗，学生三碗。”我心想，“我的天呀！每碗足足有一千西西，学生的小小肚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于是给他们以薄酬，再下坡去东行。吃过喝过，精神大好，但一点钟以后到城厢，肚子又在响，希望加点补充，就到一个馆子去吃，吃得好痛快。四川三台一带本不算苦地方，但城厢邻近处生活已经如此，那大川北、大川东、城源、万源及松潘草地等又将如何哩？以三台来看四川，四川实在不配享有“天府”之国的大名。推广所地址选好后，我们就原路回蓉交差了。
1939年春季开始，四川物价上涨，成都九眼桥一带“吃大户”，拿钱买不到米，我把组中收的积谷碾成白米以后，让所中同仁每户可以买两斗来救急，我家有这两斗米，维持了一个短时期。
卢作孚那时在重庆做中央政府的粮食部部长，成都的建设厅长是何兆衡，还兼任四川省的粮食局局长。
1939年底似乎赵所长到过重庆一趟，去接洽一个重要的业务。回蓉后，在聊天时，轻松地告诉我，卢、何要借重川农所的力量去收买小麦，以作发“军粮”用。因为川农所可以拿推广小麦（金大2905）为借口，不会引起纠纷，这个差事又落在我的头上。从三台回蓉后不久，何兆衡一清早就约我到粮食局去谈谈。我到该局，在外面等着会他的人有几十位，经何的秘书通知何后，他立刻就要我越众人前往看他。见到他，他很客气地说，这回的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我原谅，同时希望我帮忙。我因军事紧急，这种权宜的措施，不得不帮忙，以维持后方的安宁，于是把成都到江油一带的办理水稻检定工作的人员调到成都，面授权宜，告诉他们，这是帮国家的忙，绝不要有不法的事件发生，同事们差不多都是高农毕业生，约二十几左右，血气方刚，勇往直前，毫不畏怯。这样把每县收购的小麦数量，分派定规了后，纷纷前往各县开始工作，在约定的时间，粮食局派高级职员一人，约八时许，乘雇用的汽车来所接我，直驶中央银行，提款二千万元（合美金三百五十万元）。到粮食局，他把钞票分成一包一包，标明县分数额，一齐用一个大麻袋装好，由我带回家，打算明早动身，到各县去发。那么多钞票，放在哪里呢？于是如玲把铁制衣箱内衣服取出，将这袋钞票装入锁上，自以为安全不少，其实人家如果要偷或要抢，钞票装在麻袋和铁箱还不是一样，一提就提走了。当时装箱锁上，是自己谨慎的措施，那晚才能安心入睡，也同“掩耳盗铃”一样好笑。第二天一大早，粮食局某高级职员就雇用汽车来接我一块儿动身。装钞票箱子放在车子后座我的旁边，某高级职员与司机并坐，指挥前进路线。上车后他告诉司机开往重庆的东大路，开到简阳方面去，到了春熙路后，某君又告诉司机改向东北方面驶，先到剑阁前站的江油。江油距成都二百多公里，我自懂事到那时，从未见到过两万元以上的现款，现在运这样大数的款子，打江油走。江油附近，是土匪出没的地区，加以小时候爱看美国西部片，总担心怕遇着歹人。先往东大路走，路上人多，路上比较清静，心中还安适，一经改往袍哥集中的江油，心中就惊恐万状。但人已上车，只得“硬着头皮充好汉”，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下午一两点钟到江油，把现款二百万元交给县政府，再南下到绵阳、德阳、广汉，一县一县的送现款。回家时已半夜了，这一天所受的惊风骇浪气氛，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遭遇，幸好我们以“突击”方式把偌大的款子送完，使得人不知鬼不觉的平安回来。
以后又买了二、三千万的小麦，好像都没有再找我同去，这是我对于后方军糈有些微贡献的真实报道。
被宪兵队拘留二十二小时
1940年早春，我同厨子老凌（凌老三），也就是我读小学时候背我上金山寺的小僮，那时已四十多岁，还没有娶妻，那时技正出差，可带一名公差，由公家出公费，老凌已来我家几年了，很想回凌家坝去一趟，看看他年事已高的老母，他的大哥凌金廷仍是凌家坝的佃客。对老凌来讲，这是一举两得的。我也两三年没有去江津问候四叔了，同时要去泸县看杨技士（中农所）大为宣传的两季稻。又约了合川的孟及人在泸县会面，所以一大早就到车站，搭木炭车到璧山属的来凤驿，下午二时下车步行了五十里，翻山到德感坝，渡河到江津，抵家时，已万家灯火。四叔很康健，姊妹们都怡然相处。小住两日，又搭船到泸县，及人已先到达，这是我当食粮组主任后，第一次到这地方分场，以兴奋、快慰的心情和该分场员工见面。杨守仁君是赵所长中央大学农艺系的学生，江北人，原在中农所服务，随赵先生到川农所帮忙的。对于四川推广两季稻，从理想演进成为实验，觉得这个方法推广后，可以增加水稻的产量至少三成，并不妨碍冬作。杨身材有五尺六寸左右高，嘴很大，常露笑容，能言善道，满口江北话，嗓音宏大，谈到两季稻时，吐沫满天飞，是一个很好的推广人才。两季谷是一种早稻、一种晚稻先后在田中下种，早稻在清明（三月）时种下，行距较宽，晚稻是用的“浙场三号”，在谷雨（四月）时播在早稻行中。早稻七月初成熟割去后，空间都让给晚稻；晚稻在九月底或十月初收获，两季相加，在试验田中较一季的增加四五成。由于晚稻过晚，四川的二化螟因环境的赐予，也就变为多化性了。螟虫的为害与日俱增，所得与所失两抵。但因在各地作两季谷试验，将“浙场三号”稻种引进至各地。在四川丘陵地带，春雨不及时的话，无法插秧，以致旱灾频频发生，“浙场三号”，清明播种，谷雨可插秧（秧苗才一月）。插秧晚到夏至（六月底七月初），秧已达一百日左右，亦可栽插，成熟时有五成收，后来老百姓因“浙场三号”米质好，可以卖得高价，米粒长，占斗，老百姓们以它作纳粮的谷种，这是老百姓自动尝试而成功的，在年岁干旱时，以老秧插秧，还可以收若干稻谷，不致全军覆没。这是推广两季谷的真正收获，这是后话。
在泸县时，有一位看相的名手，场中同仁都争先的介绍我们去看相，到那里，看相的人看见及人，就说他是贵相，可做一品官。及人来台后，曾官封台湾糖业公司农务室的经理，综管该公司的农务事宜。看相的看我，只是三品官的料。及人身高六尺，头大口方，鼻梁高悬，红光满面，我看他相，亦是一品当朝的大员，岂止是看相的一人看法而已。
回程，我过江后，坐了辆黄包车，预备到隆昌后，改乘由渝来隆昌驶内江的公路车客车转内江，再转成都。老凌本是抬滑竿的，善走路，出公差本不准报包车费，他自愿走路，随包车前往，泸州到隆昌有一百二十华里，预计下午三时以前到达，可乘由渝开来的公路木炭客车驶内江，哪知老凌久不抬滑竿，随包车前行，包车是用轮子推着走，车夫被推着走，尤其是下坡，其快如飞，老凌起头还能跟着跑，和包车差不多快。后来越走越不行，因为脚上打了一个大泡，简直没法前进，只好雇一滑竿，抬老凌到隆昌，至该地时，已万家灯火，只得住栈房。第二天，一早就到车站，在茶馆泡了两碗茶，慢慢地等，慢慢地问。到中午正在吃午饭时，忽见一辆卡车驶来，看见有些客人都要向内江方面去，那辆卡车就停在转角的一头，有些人提行李上车，我同老凌也去拿着我们的行李卷、手提箱，交了四十五元给司机，原来由渝至蓉，每人只需二十五元，我身上只带五十元，预备留五元在内江住店及沿途伙食的费用，所以给了他四十五元。不料这是军车，擅作“黄鱼”生意（台湾名“黄牛”），搭车人需要讲价的。我们没有“走江湖”经验，门槛儿不精，把身上带的钱倾囊给了他，买两个座位上成都。上车后，他那帆布篷盖得严严的，七八个黄鱼在铁板上坐着，也有坐在自己铺盖卷上的，我觉得篷盖得严密，空气不大够，加以路不平，车身颠簸摇晃得厉害，心里闷得慌，只想吐，把头伸出去，吸了新鲜空气，才把呕吐遏止了。一个钟头后到埤木镇，客人下车，渡河，汽车要摆渡过沱江的上流，方可到内江。七个黄鱼下车后，因沿途一阵阵黄沙卷进车的后面，所以每个人都像土人一般。上渡船后，有一个宪兵也上船，我还在问同行的伙伴，到内江是不是安全，他以目朝宪兵望一望，并示意叫我不要再说话。过渡后，我们的卡车也摆渡过来，我们跟着上车，宪兵也上去，到内江前两公里，循例黄鱼要先下车，步行到城，这是“掩耳盗铃”，识者一看，就知道我们不是走路的。走了一段路，到宪兵队门前，忽然有宪兵四人，手提盒子手枪，把我们包围起来，命令我们跟着他们一步一步爬上石坎，走几十步到他们的办公室，叫我们坐在客厅里。这时已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有宪兵来告诉我们说，请你们上来是要证明司机是带黄鱼，有人又来恐吓我们，说坐军车，违反军纪，应受三五年徒刑。当我们被“押”上宪兵队时，曾遇见我的推广训练班学生某某，在隆昌推广所当主任，适逢其会，到内江来公干，看见我后，问什么事？我说：“没有车子可搭，只有这个军车路过，付了公路车票价的一倍后，搭车来此。”他说：“这不要紧，问问就会放的。”问我内江住什么旅馆？他说过一会儿到旅馆去找我。六时许宪兵队的士兵们吃了晚饭后，因我像个读书人，是在做事的，首先请我到他们排长的办公室去问。我告诉他：我从成都出来的目的，因为交通不便，在隆昌等公路客车时，适逢一卡车经过，有人在拉客，我们给他四十五元，要赶回成都报告办理“两季谷”的经过等等。排长问我时，有一个便衣人在笔记，该排长看过记录以后，交给我看，我看记的与我讲的差不多。排长说：“是不是有错？”我摇头，他就叫记录人为我打十指手印，这所谓“秀才遇见兵”没有礼可讲，只得伸出手来，乖乖的打下，老凌亦打了手印。排长还算讲理，说：“你们坐的是军车，为了证明司机的违背军纪，只有委屈你们一点。”然后一个一个的问，打手印。询问完毕后，是将近八点，我正在客厅休息，忽然我的学生某某从外面进来，带一位军官来，说要见排长，小兵带领军官到排长卧室去。十分钟后，见该军官气冲冲地走出来，大声骂排长不应该把为国家出力的学人糟蹋、侮辱而不释放（据后来军官告诉我，他们几乎要动枪，经人解劝，才离去的）。军官走后，排长立刻下令，把全体黄鱼关在排长室对门一间小房内。房中有桐油灯一盏，室只六尺方，向天井的一面是纸糊的窗，靠大门好像是杉木钉的，室正中有门板两块，室的一隅是一个尿桶，室中还有一条长板凳，约四尺长，两尺高。被关进后，黄鱼们在凳子或门板上坐着，室外有一个小兵执枪守卫。老凌老泪直流、愁容满面地说：“我活了这么大了，还没有坐过‘卡房’。”说完，更是眼泪鼻涕直流，大声啼哭起来。我无计可施，只得好言安慰他，自己也心焦，所以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有个“黄鱼”在房子另一角落里，把身上带来的文件全拿出来，堆在一起，放火烧掉，一时满屋烟雾迷漫，害我们连眼都张不开，不想哭的人也似乎在哭了。
一会儿，排长下令，将司机助手放出去，叫他把司机的行李卷拿来，以备黄鱼们过夜之用。行李取来，大家帮忙把被铺上。那时是三月底，晚上还很冷，我们都和衣而卧，你枕我，我压你，臭虫、跳蚤也来凑热闹，心事重重，哪里睡得着。半夜告知荷枪的守卫，出去大解了一次，别人鼾声大作，更引起我的愁思，想：我为国家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要遭受这种虐待？为什么交通不方便？那里防备疏忽，尽可逃走，但怕逃走，反惹麻烦，假若老这样不得自由的话，我真宁愿一死了之。越想越不是味儿，不久，窗外微露曙光，老凌睁开眼，翻身而起，我们二人对坐在板凳上，你看我，我看你，徒唤奈何，又不让我们通信出去。正在无计可施时，一会儿听见隔壁屋里有起床穿衣声，于是我隔着墙向那边问话。有一人回答说，他是此地驻扎的补训师管区士兵，我从墙缝里，塞过去二元法币及一封信，请他到城外四里地的甘蔗改良场，交给陈让卿场长，昨晚本已写过一封同样信，交给司机的助手（送红包一元）请他送给陈场长，恐怕时间晚，没有送去，所以再写这封信，双管齐下，总该好些。
房子进门处是宪兵队的灶房，他们烧柴火，一点火后，烟都喷到我们住的房里来，房中又没有通气的窗门，以致满屋浓烟，我们眼都睁不开，眼泪汪汪，忍无可忍，只好要求小兵准我们到外面天井内吸点新鲜空气，后来慢慢地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扩大了，能走到进来时候的客厅。厢房里有人在下象棋，我们也可以去参观，打乒乓也许我们参加。后来知道除排长外，这队只有宪兵十二人。
事后才知道为什么会闹出这件事来。原来在埤木镇和我们一同上渡船的宪兵，本是成都航空委员会的士兵，因故被开除，心中有怨气没处出，正好碰着载我们的卡车是属于航空委员会的，这位宪兵抓着这个机会，公报私仇，想法子要把这个司机关几年“卡房”，在我们上渡船前，他就打好主意，摇电话到部队，所以一到内江，就有四名宪兵执枪来欢迎我们“黄鱼”到队部去。我们到队部，假使言词和顺“孝敬”一些红包，天大的事都可化为没有事，可巧我手头没有钱，同行的人似乎都舍不得破钞，加上军官（连长）来和宪兵排长有了言词冲突，因此小事就变成大事了。
中午，我的学生陈让卿场长同一位警官到排长室办交涉，进去约谈一小时，还打了手印，排长就命我同老凌可出去，我因同情心，就请陈场长也保其他的黄鱼出去，和陈场长同来的是内江县的警察局长，这批黄鱼亦得保释。只有那位司机，原想找点外快，不料会遇到对头的宪兵报仇，听说被关了几个月哩！我们被释放后，吸到自由空气，觉得世界上没有一处不美。出宪兵队时，已下午两点钟，一共被拘留了二十二小时，在这段期间中，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更没有水洗脸了。一出来就饱餐一顿，晚上陈场长请我，请谢县长明霄（清华同学）、警察局长、连长及李主任作陪。第二天，陈场长代我们买了车票，又借给我五十元，坐公路车径返成都。
日机轰炸成都
1940年11月二女惠泽生。抗战已三年余了，长沙的三进三退，敌机在各处轰炸，以致死伤累累，物价一直高涨。每年年底四叔汇一点租钱来，我们就买一船松材，预备煮饭用。组中的预算虽说有少数的增加，但远敌不过物价高涨的速度。因此出差是苦事，每次都要赔钱，同事们都不要出差，组中的事因此停顿下来，朝气亦因经费不足而迟缓衰退。
我家生活，以前每天买五毛钱菜，鱼肉蔬菜应有尽有，物价一涨，就只能买少许猪肉点缀而已，所以屋子左边地就辟成菜园，倒能自给自足。
1938年5月1日开始，重庆被大轰炸，敌人盘踞宜昌，只要天气晴朗，一零一机都要进川到各城轰炸。前在武昌时，日机多以汉口、汉阳或武昌城内为投弹目标，珞珈山却从来没有投过一次弹。那时敌机来时，每次我都让妻儿们进防空洞，然后自己带了Charlie上山，藏身在石后，用望远镜看敌机投弹的处所，每次都尽兴而返。在成都时，因距宜昌较远，敌机轰炸重庆，成都亦放警报，每次都是放“预行”而已（当时警报有三种，一预行，二空袭，三紧急）。当年八月初，清华同学会在城西南角同学会会所中开同学会，记得李方桂夫妇还在成都教书。如玲同我也去开会，午饭后，二时许，我骑“洋马”跟如玲洋车后进城，打桥牌（那时已进入Contract Bridge时代），正打得兴高采烈时，忽闻“预行”警报声，大家都不以为意，继续打牌。半小时后，空袭警报声大鸣，敌机入川后，有袭成都模样。我们都惊慌了，估计由城西穿城至城东，出东门返所，至少有十二华里，交通工具又无着，没法这样走。算一算出小南门到家畜保育所去，只有两华里，见大家也都往南奔，我就把如玲放在车的横杠上，带她往南逃。刚到家畜保育所内广大的空旷地上的职员宿舍时，紧急警报已大鸣，如玲进屋去，我就急忙跑到所中河沟的半岛上，那里有一个四尺深的洞，是为熊猫避暑用的，这时变为临时防空洞了。洞中已有一人，两个大人挤在一个小洞里，真够挤了。当时四面安静无声，约过了几分钟，我伸头出洞望北一看，敌机已带着隆隆声由川北飞来，一字雁行有十八架之多。我连忙躲在洞口内看，高射炮声起处，一蓬一蓬黑烟向上冒。我方有一二架驱逐机升空迎战，不幸被敌机强大火力所击中，先后坠落。敌机临城北上空时，为首机翼闪了一闪，炸弹就一个连一个的下降，接着爆炸声，房屋倒塌声，黑烟四起，火光冲天，一片嘈杂惨景。我见敌机临近我存身洞时，还在下“蛋”，急急匍匐到窖深处，爆炸声震耳欲聋，泥土飞进洞来，几乎把我埋了。最大的几声炸弹声轰炸后，就静寂下来，我慢慢站起来后，拍去满身泥土，走出洞来，见五十尺外柳树下就落了一弹，五人丧生，太险了！太险了！再多丢一弹，也许我也完了。逃到宿舍去，见宿舍完整，如玲及朋友都无恙，心稍安，挂念着静居寺的孩子们，急急骑“洋马”带如玲由华西坝绕东门到九眼桥回家。保育所中炸弹坑就有五六个之多，那里面积不到五十亩地。回家后，见所中无损，孩子们也只受虚惊。从此对于轰炸就恐惧万分，一听见警报声，就开始抽烟斗，上厕所，不管有无大便，总要去蹲一蹲。直到现在，台北如试放警报，明知无事，还是心为之一惊。事隔三十多年，那种亲身看见和遭受到轰炸的可怕，到现在还有“余悸”。
赵所长离职
1942年春天，中央新任命的农林部长沈鸿烈来成都考察，川农所的同仁热烈欢迎这位曾在山东敌后打游击的英雄来领导我们。虽然抗战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滇缅公路已被敌人封锁，物资更形缺乏，所有的用品全是“土”货或“克难”仿造的，但川农所的士气仍保持青年人朝气而不衰，同仁们在英明干练的赵所长连芳领导之下，大家束紧裤带，继续努力工作，成绩还一天一天显著起来。在川北、川东一带，蚕种的推广，增加农家的副业；脱籽棉在遂宁一带大量推广种植，搬进川的纱厂，可以纺三十支以上的细纱了。农作物新品种及新方法的在各地示范推广，使农产物的产量大增，尤其像前面提到过的“浙场三号”，的确供给农民一个防旱的新品种。这样一来，作为抗战根据地的四川食粮大增，足够军糈民食，国民政府因此传令嘉奖赵先生，赵使学农的人扬眉吐气了。但是物价日昂，川农所经费更加增，就引起议会的物议。1940年底，建设厅厅长何兆衡辞职，西康刘文辉推荐北平农专毕业的胡子昂到成都做厅长。胡是一个胖子，有五尺六寸左右高度，圆圆的脸，走路是外八字，嗓门很大，发言时声音响亮。
早在1932年左右，赵先生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时，在南京当农业处长，是实业部以外的一个农业机构，综管全国农业发展事宜。江西省在南昌设立一个农学院，聘北平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考取清华官费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四川下川东巴东人董时进博士为院长。胡子昂那时在该院，综管总务业务，连芳先生到南昌视察时，胡迎送如仪，“恪尽厥职”，一旦身为厅长，职位在连芳之上，中国人一句老话说：“不怕官，只怕管。”胡因职位关系，也常来静居寺“视察”。赵此时已变为下属，只得迎送如仪。我想赵先生心中一定很苦闷，虽说表面不露声色，但表情方面，旁观的人都清楚得很。
“下江人”来川后，四川人耳目一新。抗战前，四川的大学，只有省高师（四川大学前身）和教会办的协和大学。而四川的初级教育，从光复以后起普遍的发展，每年出川到京沪一带进大学的川中子弟，数以千计，这与现在台湾大专毕业生到美国进修情形略同。抗战后迁川的大学及专科很多。人们有个通病，彼此存有地方观念，彼此隔阂，并不因相处时间久而融洽，反而越久，摩擦越多，加以川人文化水准逐渐提高，觉得“下江人”不过尔尔，因之常有水火不相容的情势。记得有一次，赵所长因到重庆有公干，四川省议会开会，轮着赵的工作报告，由我代表出席报告川农所工作成绩概要。当时我回川不久，似乎还是用“京片子”报告的，有位女性省议员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她说：“我同您一样要纳粮。”她说：“你为啥子不会讲四川话？”我说：“在北京住久了，把四川话都忘掉了，一时改不回来。”这可以表示川人，尤其是有权势的人，对于“下江人”的憎恨和妒忌，恨不得把“下江人”立刻“赶出川”。沈部长那一次到成都视察后，回重庆时是走的川北那一条路，经绵阳、三台、遂宁等地，才回重庆，好像是沈副所长宗瀚陪着去的。他返渝后，电召赵先生到渝，说赵的计划太大，许多的事务都只看见计划，而不见成绩，人们对赵多持这样批评，尤其农业界有权势的，都众口一词的这样批评赵。我的看法是：假如法币的价值真能稳定的话，川农所那些有朝气、有才学的年轻人，定可做出更伟大而切实际的成绩来。赵先生见大势已去，无法恋栈，就到胡子昂公馆去，递给他一个辞呈。胡见辞呈以后（据赵亲自告诉我说，胡打了几个哈哈连说好几个“好”字），并称赞赵快人快事，也是“川人的福音”，于是赵就离开成都，仍在中农所供职并兼农业部的某种重要职务。赵离开静居寺时，所中同仁连家眷及工人等几百人，都跟着送行，赵先生步行出家，走到大门前旗杆下时，平时礼贤下士，待人亦诚恳有加，此次远离，何时再行聚首，谁都不知道，难怪送行的人哭呢？
的确，币制既然这样贬值，又是在乱世，任何有才干的人，挑起这个重担亦都无计可施。
沈部长在川北亲自考察的情形，有部分恐怕也是真实的，假若他头三年来川的话，恐怕也是第二个华西坝Dickenson教授了，欲加之罪，当然“罪名”成立，加以川人要自己出马，胡子昂唯恐赵先生不辞职，所以看见赵先生的辞呈，连连地点头称好。赵先生去后，胡厅长、董所长都是北大农专派的头子，以为一党一派，川人治川的形势已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所以在胡当厅长的两年期间，一心一意，去掉赵的旧人，引用川人，尤其是北农毕业生到川农所做事，造成清一色北农派。不过我也是川人，他们动我不掉。当胡卸任的前夕，他亲自对我说：“这两年，我替你作吹鼓手。”啊呀！真是天晓得。
……
赵先生胆大心细，对于中国农业的认识，是我衷心佩服的。他忠心为国，日夜勤劳，红色重要卷宗，每天要带回家中批阅，一直批阅到深夜。1941年有一天，赵先生因太紧张，在所长室中昏厥，似乎有轻微脑充血的象征，所幸吉人天相，休息半小时，回家静养几天就好了。
同事们学生气太重，多数有“大爷”脾气，又年轻少经验，对于账目不大注意，以致赵先生离职后，还请了二三十个会计，经两年余的整理才将赵先生任内经手的账目理清。批评的人们，每以此责赵先生，我以旁观的立场看，责任应由大家负，才是公允的批评。
川农所改组
1941年起，沈成章（编者注：沈鸿烈，字成章）当部长后，他对于后方的各省如四川、甘肃、云贵、广西等大行改革。以川农所本身的各组都变为场，各组的主任改称场长，当然全属于川农所统辖，直属于建设厅。又新添设了两个大的机构：（1）粮食增产督导团；（2）推广繁殖站。前者是由建设厅长胡子昂当总督导，以川农所所长董时进为实际主持人，我则调为部派简任技正副之。繁殖站的主任，又派我充任，这是一个直属农林部的机构。我一身兼三个重任，似乎责任很大而重，但通通是叠床架屋的骈枝机构，机构越多，用人越复杂越多，不相干的人也纷纷的挤进来。从前认为川农所是技术人才的禁地，以致一股朝气，变为暮年奄奄待毙的景象。加以通货膨胀，薪金同经费不能与物价的高涨成正比，同事们多半已成家，青菜豆腐都有不能自给的状态，出差更赔钱，所以都呆在家中帮忙家事。
督导团有几件事值得一提的：
（1）子昂为我们介绍一个曹秘书，是位五十余岁的老夫子，在公事房大抽其水烟袋，骨瘦如柴，不过四十公斤之谱，一撇八字胡须，活像一个“冬烘”。据说他曾在下川东某县当过知县。他家住在北门乡下，每礼拜一下午来，礼拜五一早，就不告而去了。
（2）胡厅长又派了几位督导员来团工作，他们似乎都是“北农”的毕业生，督导区域都被指定在成都平原内，到差时来静居寺见过一面，都是四十多岁的川人，家都住在成都，每月来团一次，除领微薄的薪水及配给外，并报领一笔数目不小的出差费，都是由胡、董会同打了图章后发的，似乎没有一个人到过任所，都是由成都寄来报表，好像真有其事的样子。天晓得，这种“闭户造车”、自欺欺人的报告，我又不得不在报告中把这类报告报在内，否则有抹杀他人“成绩”的嫌疑，因此我也做了从犯。但我内心的苦闷至此已达顶端，所以自暴自弃，一有机会，就去打麻将或打桥牌，以度此无聊的岁月。
（3）有一天曹秘书忽然来和我讲，建设厅派会计来查账。本来一切行政大权，都操在董所长手中（胡子昂印章也是他盖的），甚至于一切经费配给，都是他自己管，查账的事，应该与我无关，但曹秘书把那位查账大员带来我处，介绍见我，又带他们到董副总督导那儿去了。过了一会，他们又到我场里来，气势汹汹，好像我做过什么不法事似的，问东问西，又问不出所以然来，凡事不是我当家，而他们把我当“贼”待。啰嗦了一个多钟头，才扬长而去。我当时心中的愤怒，不言可知，如果那时我血压高的话，也许当场就气死，像以后的傅斯年一样。事后才知是曹秘书同成都平原的那几个督导员，联名控告我变卖公家的配给米。其实这事是曹秘书监守自盗，用这个假动作栽祸于人，这种官场通病，我不过置身其中，被人栽赃而已。假如我当时也会做官的话，仅可一笑置之，愤怒是多余的事了。
（4）三个机构既然通归一人指挥，同事已从以往一百八十余人的场面，增加至三百余人。我觉得公文太多，一个人无法处理。于是函邀合川的孟及人来成都帮忙我看公文。及人同我一个办公室，我看的公文，是及人放在红色卷宗里的，件数不多，因此我能抽空到鲍文奎的研究室作研究。
此时用的人很多，但时进对于业务不太热心，每天在办公室写小品文、办农报并组织农民党，对于所长、副总督的职责，不过是在应卯而已。
我的公文既然有及人处理，我就专心把竞雄、文奎等同我做的研究成绩，陆续做成报告，在董所长两年任内，我们一共写了十几篇报告。有的是用英文写的，大多数都在美国刊登。论文的特色是：因为没有参考书，论文中没有引用参考文献，有的话是自己发表的论文或引用国内发表的论文。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农艺杂志发表一篇长达二十五页（印就的）的论文，该刊负责人要我汇七十余元（美金）去还欠款，我复信说：“我没有法子可想，一来太穷，二来没有法子汇。”他们只好以相赠的方式，免掉我们应补缴的欠款。是不是因为这些论文的发表，后来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选院士时，我被选上，若果然是的话，在此应当谢谢时进兄给我的写作机会，亦应当谢谢及人为我分劳的大功。
前面已提到过及人相貌堂堂，有“一品官的相”。所以到场长室来看我的人士，每每会误认，及人总是以手对我一指说：“那是场长。”及人帮忙到1943年春天。本来及人在合川分场工作，来时是技士职（旧任）。他在乡下时多，四川省政府在成都省城的人们，对于乡下的工作者每每歧视。在合川时，我们替他做呈文，要升他为技正（他的薪金已远超过技正所得），都未见批复。后及人来成都，我又几次写呈文替他催促，当时成都好多年轻比及人资浅的人都一个个的升上去了，而及人还没有升。有一次，我亲自呈文到建设厅，主管的人亲口向我说：“这是一件小事，决不成问题。”我同时也向胡厅长报告，胡厅长还请那位主管人来关照，但还是石沉大海似的，公文老没有下来。及人心中彷徨，于是在陕西水利委员会李仪祉先生那里找到了一个适当职位，1943年早春，就离蓉北去。十一年相处，亦弟亦友的伙伴，不能再朝夕在一起，我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及人走后，厅中才把及人升等的公文送来，马后炮当然放不响了。不久及人从西安到重庆，帮赵连芳先生的忙，后来又跟赵先生来台湾接收，转糖业公司服务一直到现在。
两位上将部长
陈济棠上将做了第一任的农林部长。他做部长的时候，我的职位是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属农业改进所内的一个组的组主任，厅长只是一位简任官，到重庆，也没有机会去拜会这位赫赫有名的“天南王”陈上将。我的地位，也不会和他接头，他在任内，似乎一次也没有到成都，所以一直不曾和陈部长碰过面。
第二任部长是曾任过海军上将的沈鸿烈。他到四川以前，已经内定为部长，那时他在敌人的后方山东打游击。1941年秋天，他的次长雷法章先来川农所讲演，雷先生以浓重的湖北土音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吐沫四溅，声震屋瓦的足足讲了三个钟头模样。从沈先生率领十八个部下由鲁西南进入山东后，组织庞大的游击队，与日军、汪政权的军队作战的始末，表扬沈的丰功伟绩，把沈先生捧得像“天神”一样，我听了之后，为之动容。1942年春，是沈部长就职后第一次来成都视察，白天到川农所，我们陪他老人家到农场去看看。虽说他是海军出身，但对于我们的工作似乎有极大的兴趣。在田中常以他乡音湖北天门话问这个长，问那个短，使得这个参观旅行很有兴趣与意味。成章部长那时五十余岁，比我略高，方方的红色的脸，衬以红色酒糟鼻子，是具有活力的表现，他满面笑容，讲话时有老学究的风度，听说他是秀才出身，国学很有根底。
有一天，成都交通银行行长沈××（原在青岛沈先生那里供过职的）在行内设宴为他的老上司洗尘。沈成章先生是不吃四脚动物的，那天是成都有名的彭厨做的菜，成都的彭厨也和现在台北的彭厨一样，不开店，可到各公馆办酒席，是包办性质。我回忆多年来吃过无数的酒席中，要以那次同沈部长吃的中国菜为最好的一次。席中只有鱼、虾、白鳗、鸡、鸭、鹅，没有陆上四脚的牛羊猪肉，但有水中的四脚游的鳖（甲鱼），所有的菜，浮油都去掉，或许是味精加得不少，每道菜都鲜美无比。成都的彭厨似乎比台北的彭厨更高明。
成章先生很兴奋，一上桌就开始“吹”他的得意杰作“在山东打游击”的事，讲了一小时，兴犹未已，似乎越吹越响，我就扫他的“吹”兴，用很细微的声音说：“部长，雷次长前一次在所中宣传您的丰功伟绩有三点多钟哩！”沈立刻变容，以“长者”的口吻训我“不会说话”，并说，那不是宣传，全是真实的报道。后来沈就讲他做青岛市市长任内的经过，与日本人怎样周旋，怎样交涉，一直谈到终席。那晚明月当空，照成一片银色世界，成章先生犹有余兴，就请沈行长在天井里布置一番，赏月清谈，每人沏一盏盖碗清茶，听他继续讲他的抗日、抗暴杰作，一直到夜半以后，才尽“兴”而散。我席间多了一句不中听的话，惹出沈部长的兴致，本来可以在十时以前就寝的我，被罚“禁闭”四小时。
后来，成章先生又来蓉，那次约我清早五时到他行馆去会他。沈部长有夜以当日的习惯，早三时起床，办公到中午，睡一个大大的午觉，晚上早寝，睡一觉就起来办事。跟着他的人就苦了。当夜三时起床，所谓鸡鸣早看天，天上满布星斗，但是月黑头，那时好像是1943年的春天，清早还有寒意，我坐包车去的，恐怕城外不安静，会出事，所以找了一个工人，在车后面推，约四时半，我到沈寓报到。我虽然早，但还有比我更早的二三十位在等候见部长的人。我到后，立即被“传见”。沈先生用毛笔亲自在拟电报稿，见到我，把电文给我看了看，他说想看看我，我同他聊了十分钟左右就告辞。1944年，因救济总署的关系，农林部派了十三人出国，我亦被选上。出国前，沈先生有很多发展中国农业的计划，希望我们到美国学习，考察一年后，回国致用。沈先生确是一位领导的人才。1945年我们回来，沈已调职，真是壮志未酬已离职。
来台后，沈先生还亲自到台南来看我，我仍然用不会说话的口吻问他老人家说：“沈先生，我们的认识，不过仅仅短短的两次，您那时为什么选派我出国？”（许多人似乎都要托人情的）他不迟疑的立刻回答我：“我看你是一个怪物。”我仍然用不会说话的口吻说：“我想您也是一个怪物，怪物才能认识怪物。”沈笑容满面，当时打个哈哈。之后，我到台中回拜他老人家一次。
他老人家后来多病。1960年左右，沈先生从台北养好病回台中，我们在火车上遇见，一直谈了三四小时。到台中沈先生下车，他老人家下车后，忽然想起，又回到车窗边，和我挥手告别。我因事忙，以后也没有能再到台中去看他。1968年沈先生去世，回想与沈先生相处甚短，但一见如故，有知己之感，人生相处，到底有几个知己？往事真不堪回首。我至今还忆念这个酒糟鼻子的“沈怪物”，不知他在天之灵，还能记得我这个“小小怪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