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于1935年夏应高尔基之邀对莫斯科作了为时一个月的访问，他的《莫斯科日记》热烈赞扬苏联的同时又对一些现象表示了深深的疑虑，但这些疑虑最后又“想通了”。
　　他虽然对个人崇拜反感之致，但却对斯大林的造神运动保持理解。在参加了一次盛大游行后，他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与我交谈的斯大林，以及像罗马皇帝一样花了6 个小时欣赏自己封神仪式的斯大林。”然而他又认为这是人们“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此时“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
　　农民在“集体化”中的悲惨遭遇、种种残酷的政治迫害等等，他开始都难以接受，后来居然全都想通了，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在国内还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反抗、国外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形势所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然存在。”“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但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这一切。这是‘战时状态’。这是‘戒严状态’。”这些文字使人不寒而栗，很难想象这些文字是出自满怀人道、博爱精神的罗曼·罗兰笔下。
　　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他看到苏联的领导人拥有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在生活中享有超出人们想象的特权，正在形成一个“新贵”阶层。他对此深表忧虑，认为今后很可能会产生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急迫地、真诚地希望苏共和斯大林能正视、解决这一问题。但随即又表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我从不认为，革命能够一下子、立即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无阶级的社会。”“苏联革命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对苏联革命的荣耀来说，这已足够……”
　　他是杰出的思想家，对人类的痛苦与罪恶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悲悯和愤怒，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情狂热中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坚决反战，呼吁人们应该认清祖国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与罪恶，公开主张“让祖国战败”，因此被自己的同胞和政府视为“叛徒”“卖国贼”，完全孤立，备受打击。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他更是不惜冒生命危险，公开揭露其罪恶，要人们认清它的巨大危害。
　　然而，在看到苏联的某些弊病甚至罪恶时，他不顾事实地对其公开颂扬，只在日记中写下所见的某些真实情况、吐露自己的疑虑，但随即又千方百计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亦即“可以原谅”的理由，生怕引起50年后（在日记稿上，罗曼·罗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的读者对苏联、对他的态度和观点的“误解”，所以在“日记”的最后再次强调：“我不希望，批评性意见以及对某些事情的某种克制态度会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今日读此文字，深感历史的嘲讽实在过于残酷。当然，我们不必也无权嘲笑、苛责先贤，但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心情格外沉重地进行一种历史的追问：这是为什么？
　　很明显，并不是对一种外在力量的惧怕使他“不敢”对斯大林的苏联做出批评，而是一种道德性的内在约束使他们噤若寒蝉。他虽被称为“人类的良知”，但在各种宏伟说辞的精美包装面前，他的良知却完全“瘫痪”，所以虽然看到了种种严重的问题，但又为自己有这种思想而深感歉疚，更不愿意将其说出，生怕造成各种不良影响，甚至进一步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的理由。他没有意识到，任何罪恶其实都可以得到解释；罪恶一旦被开脱，罪犯便更加肆无忌惮。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们的这种回避或自我欺骗，使悲剧更为深重。事实说明，他们缺乏的并不是承认、说出真理的勇气，而是认识真理的理性，所以良知就被那些宏伟说辞轻易捕获。
　　罗曼·罗兰可能不会想到，就在写下这些日记50多年后，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竟彻底解体。原因当然很多，但像他这种有“人类良知”之称的人明明看到其严重弊病，却出于自以为是“道德”的原因“讳疾忌医”，终于沉疴不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
　　雷颐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