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之于彩视作品，一直以来部属于双面刃，利弊各半——好处是可以营造地方氛围和生活氛围;坏处是一旦用不到位，观众就会跳戏，彩响其对剧情的接受废
　　徐江
　　诗人，作家，文化批评家。生于1967年，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居天津。
　　前段时间看两个剧——《跨过鸭绿江》和《山海情》。一个是国际题材，一个是国内地方题材，网上评分都不低，为了逼真，两个剧都在语言上下足了功夫。
　　《跨过鸭绿江》里，涉及国外人物时，分别用到了朝鲜语、英语和俄语。中国人的角色，无论领袖、统帅还是普通百姓，都一律使用普通话。这样层次感鲜明，表演上避免了“装”和“硬”的痕迹。
　　《山海情》因为涉及宁夏和福建这两个主要故事发生地，相关角色多使用两地方言和带方言味的普通话。不过，《山海情》在表现甘肃场景的剧情时，出现的方言不止上述两种，有不少演员还在说陕西话——可能非西北籍的演员以为西北各省方言的发音近似，就拿西安腔的陕西话和陕北腔的陕西话来代替甘肃话了。
　　方言之于影视作品，一直以来都属于双面刃，利弊各半——好处是可以营造地方氛围和生活氛围;坏处是一旦用不到位，观众就会跳戏，影响其对剧情的接受度。《山海情》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两面性。说福建腔普通话的几位主要演员——郭京飞、黄觉和姚晨，发挥都很到位，尤其是前两位非闽籍演员，他们说的话至少是大家印象中的“闽普”，加上福建籍演员姚晨等，福建的味道就表现出来了。至于说话带着陕西味的几个角色，传递给观众的方位感则发生了偏移，给演员们出色的面部和肢体表演，多少打了折扣。
　　其实方言和方言味普通话出现在影视作品，尤其是剧集里，其作用就如同烹饪时的某些特殊佐料 不是非它不可，可一旦用了，就必须用到位，要么原汁原味，要么对于特点稍加夸张，务求给观众留下印象。像张嘉益、闫妮先后合作的《一仆二主》《装台》就属于前一种情况;前几年的《平凡的世界》《大刀记》，则更靠近后一种情形。这两种情形，都能烘托剧情氛围。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不一定每个演员都用到方言或方言腔普通话，但全剧整体上注重营造出一种地域氛围，这方面成功的剧集不少，比如几年前的《战长沙》，还有《林海雪原》和《和平饭店》。
　　当然，地域特征明显，却不太使用方言的剧集，也未见得就没有成功之作，比如周迅、秦海璐的《红高粱》（山东背景），张嘉益的《借枪》（天津背景）、《悬崖》（哈尔滨背景），段奕宏、陈冲、曾江的《海上盂府》（上海背景），更早些的何冰、林永健的《敌后武工队》（河北背景）……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使用方言，基本上成了内地电视剧制作的主流。这里面，一部分原因跟全国普及、推广普通话的大环境有关;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方言对演员语言天赋的考验，不是随便谁说几句“侉调儿”的台词都能演出彩儿的。当然，这种制作理念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副作用”，一些演技过硬但普通话不是太过关的优秀舞台剧演员，在他们青年到盛年这一时段，迟迟难以通过剧集被更多观众所熟知，如程昱、彭玉、张洪杰，以及已故的“著名老太太”柏青等……
　　方言进入剧集，对于导演，算是审美风格挑战;对于演员，则属于在声音造型方面的自我挑战。挑战成功了，结果自然是大家都说好：一旦不成功，观众一定会质疑导演和演员的功课没有做足。这里面，演员承载的压力无疑是更大的。所以，大部分演员即便愿意挑战一下自己，也多是拿自己熟悉的家乡话试手。正因如此，像《红色》中的“金爷”李天柱，《父母爱情》中的“秀娥嫂子”刘天池，《平凡的世界》里的王雷，《山海情》里的郭京飞、祖峰和黄觉，这些演员成功背后所付出的艰辛，才更让观众起敬，也因此增加了对这些剧集的好感。
　　方言进入剧集，进入电影，进入话剧舞台……从美学和表演的丰富性上讲，无疑是个挺大的进步，也符合世界性的表演潮流。不过具体到某一部作品，方言种类过多却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会形成听觉上的杂乱和观赏方面的阻碍;如非导演刻意追求，种类不宜过多。另外，需要提醒导演和演员们的是，绝对不能把追求影视中方言带来的审美丰富性，作为自身普通话不过关的挡箭牌。毕竟，我们这些年已经看过太多操着“高梁花子”的“上海滩教父”和“老北京”了，總不能让每一代观众都一边看剧集一边寻思演员的乡音，脑子不停地冒出如下跳戏的念头： “他是怎么在那个年代、在以欺生著称的旧上海混出来的？”“一个老北京，说话老是这腔调，他得是跟谁一块儿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