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东方文化回归王小慧和沈洋都是天津人，在上海念大学，然后游学欧美。王小慧刚出了新书《无边界—王小慧艺术札记》，沈洋则完成了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次亮相：主演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两人各自从事西方当代艺术和歌剧，但在这次交谈中，他们更多聊到的是脚下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谈到城市建设、艺术发展，还是年轻人的成长，两位“国际自由人”似乎走得越远，越接近原点。
　　王小慧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她去年个展《花非花》的一些装置和摄影作品。“花”是她多年前艺术创作的一个主题，花的细部拍摄得极美，沈洋非常喜欢她这组照片，联想起了黄自为白居易诗词谱曲的《花非花》。完全没有准备，他就借着月色唱起了这首简单却动人的歌。“花”中自有东方的禅意。完全没有想到，两位职业从事西方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聊起的都是东方。
　　从北到南的文化冲击
　　王小慧和沈洋尽管年纪相差二十岁，对话时却亲近而自然，就像他们相似的人生轨迹，在各自的高考之后，同成长于北方城市天津的两人都选择了南方城市上海的学校，王小慧说：“因为年轻，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下，可以吸收很多东西。”
　　沈洋：一提起上海，就是十里洋场，这话咱们听的多了。上海好像就代表着西化、洋气，与西方接轨的代言人。可一提到天津，要么是麻花、要么是相声、要么是包子。我觉得事实不是这样的，咱们数数租界：上海有五个租界，而天津有九个租界。天津的文化甚至比上海的更加多元化。但很多天津人有一个共同点：中国背景一直很鲜明，不会被西方文化同化掉，无论你在其他国家经历了怎样的文化影响。
　　王小慧：我是在天津生的，但我爸爸是山东人，妈妈是昆山人，我们家也不说天津话。我妈妈就说我是“国际自由人”，身上融合了天津人、山东人和上海人的性格，后来还染上了一些德国人的思维。我考大学时同时被清华、天津和同济录取。我父亲一直相信一句话：树挪死，人挪活。所以最后我选择了同济大学。因为年轻，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下，可以吸收很多东西，然后一点点去认识、理解，再驾驭它们。
　　沈洋：你说的这是文化融合的优点。当初我可以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之间选择，可是天津和北京的文化太过趋同了。过去人家有说：“京油子，卫嘴子。”我一个天津人，再跟北京念个几年书，开玩笑说，身上痞劲儿就太多了，所以我选择了上海。
　　王小慧：刚到上海念书时，我记得当地人很排斥外地人。当时上海人对抗得最厉害的是北京人。我们班里上海人和北京人整天闹两个阵营，我从天津来的嘛，自然就属于北方阵营，经常跟着北京人一起攻击上海人。后来他们还笑话我说，你天天骂上海人，怎么最后还嫁给了一个上海人。其实，上海人蛮聪明的。在全中国都很贫困时，上海其实也贫困，但是上海人就是能穿得洋气。“洋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创意。所有最新的服装样式，都是从上海流行出去的，当时像《上海服装》这种杂志，我带回天津去，大家都抢着看，要学要模仿。比如说北方人要用六尺布做一件衣服，上海人就能只用五尺布。再比如说他们发明的“套裁”，搁现在来说都是创意。
　　沈洋：而且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虽然有些“丑话说前头”，有些事儿先跟你掰扯一下，但是很靠谱。我跟你说这事儿做了，那就是做了。八点见，那就是八点见。我们经常说上海人斤斤计较，其实换个角度来说，上海人这种一是一二是二的做法，是比较国际化的做法。
　　寻找中国到欧美的平衡点
　　不同年代但经历相似，两人感受到了不同文化在自己身上的冲击和融合，同时也更深刻的感受到中国文化中的美，他们都呼唤一种正在消逝的情怀，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所需要的旧时情怀。王小慧说：“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距离产生美。”
　　王小慧：这一点在我后来去德国后感触就更深了，德国人的“死板”其实也得两面看。我是1986年出国的，那时候外国什么样儿，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念书的时候，整个同济大学只有一本外国杂志。那时候连电视都不普及，可想而知出去以后文化差异对我们的冲击。
　　举个例子，一天我去参加聚会，是慕尼黑一位女副市长的生日。她那时四十岁，男朋友是当时慕尼黑一家报社的总编辑。到后来聚会快结束了，剩下就几个亲近的朋友。总编辑坐在窗台上，女市长站他面前，两个人在那儿亲啊亲，亲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我完全不能想像一个政治家在公众场合竟然那么“不检点”。在我们念大学时，恋人在公共场合手拉手都是不可以的。
　　沈洋：对于搞文艺创作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眼界、思想要开放，文化冲击会带来很多。我是2007年去的美国，在那之前我已经去过好几次欧洲，所以生活上很快就适应了。唯独一样，就是拿卡迪夫（英国BBC卡迪夫国际声乐大赛）大奖的那年我念大四，还是学生，可是到了美国，我面对的都是职业的音乐家，于是我也必须以职业歌剧演员的要求去面对自己。完全没有时间让我紧张，挑战特别大，状态一下就变了。我得告诉自己，上来就得唱，而且得唱好。
　　王小慧：我们现在经常说要“换位思考”。有了换位，就有了距离感。我们从小在中国长大，对很多东西都习以为常了，也不珍惜。我小时候特喜欢各种西方的事物，但到了德国以后，回头再来看，突然觉得中国很多东西都那么好。
　　沈洋：我也有同感。在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念书时，我反而每天都在看中国历史。打个比方，就像一个秤，一边儿重了就要在另一边儿加点儿砝码。我们一直在寻找文化自身的平衡点。
　　“玩”藝术，不要僵尸跳舞
　　沈洋的微博上签名是“专业音乐和摄影发烧友，经常客串唱歌”；做跨界艺术，王小慧说自己没有太认真学大多凭直觉。他们不要“僵尸在跳舞”，他们要活着的艺术。不太在乎技巧，不太在乎成败。
　　沈洋：我喜欢研究摄影技术，但任何的技术都是手段，就艺术本身而言，手段只是相对的。艺术和其他行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不可知性。就是说，要说凡·高和伦勃朗究竟谁更伟大？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客观的衡量标准。 　　王小慧：我很赞同。目的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用最高精尖的设备，我也可以用最原始的方式。我相信你们唱歌也是这样，如果大家听完你的演唱，交口称赞都只是说：“哎哟！这个人的技巧太好了！”只是这样的话，没人会觉得你是大艺术家的。真正的大师，可能人家完全不提技巧这件事，而只在意他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
　　沈洋：我从你的作品里能清楚地看到作品的灵魂，这就不是技术能达到的。在拍摄之前，你就很清楚自己最终要呈现什么，其实就不必在乎手段了。所以你不故弄玄虚，甚至刻意弱化技术的存在。现在很多摄影发烧友的作品，一看就是设备特别好，照片也确实好看，可是他要表达什么？我感受不到。
　　王小慧：我二十年前对技术注重得多，那时候总买各种照相机。但到现在我都没有读完我先生俞霖当时要求我看完的那三本《纽约摄影学院教程》，没兴趣就是没兴趣。我很多都是凭直觉在做，从来不用闪光灯。我有一本书叫《从眼睛到眼睛》，就是很近的去拍你的眼睛。这种近距离的拍摄，一打光就做作了。我在农村拍小孩子，一旦有灯拉开阵势了，孩子们就紧张，眼神就不对了。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原生态的东西：技巧上不讲究，但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震撼人心。我在非洲看原住民跳舞非常受感染，他们的舞蹈中有无限的生命力。
　　沈洋：你的心态我也有，就是随心所欲的状态。我的梦想是把唱歌这个事业变成业余的。我一直说，自己是偶尔客串唱歌。这东西应该就是玩儿。因为兴趣我才去学、我才去唱。当你从中不再能获得乐趣，脑子里顾及太多，事情变成繁枝琐节时，艺术家需要的冲动也就没有了。
　　用口述历史了解传统
　　最近，王小慧和沈洋身边都有长辈离世。王小慧说到父亲的时候声音哽咽，沈洋谈起师友难掩惋惜。斯人离去，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王小慧：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身上有些东西，现在很难见到了。我爸爸刚走，他原名叫王延年，过去在我们那儿“王延年”这三个字就是好人的代名词。这就好像一个品牌、一个口碑。最难的是，他为人好，多少年如一日。别人对他一点点好，他都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要加倍偿还的。但是这个时代，特别缺乏一种道德心。
　　沈洋：我觉得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某一个阶层在消失。包括你的父亲，还有我的老师杨立青先生这样的人。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这个人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今的时代，我们轻易以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能够超越过去的一切，因而丢掉了前辈身上的一些品德，从而出现了对历史、对过去不够尊重的问题。我这两年在美国或欧洲，总是想办法去见一些老先生，去看看他们，跟他们聊聊过去。不久前我在美国见到了杨雪兰的母亲、107岁的严幼韵老太太，她1905年出生在天津。当我坐在她面前，她一说起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时，你马上就会懂得如何尊重前辈和他们留下的遗产。我想尽量多听一些过去的故事，口述历史能让我们了解传统是怎么创造的，这本身就是传统的延续。
　　王小慧：我们的社会单一地娱乐化，很多人不会思考、不懂创新，因为生活里很多东西来得太容易。前几天我和两个欧洲富二代聊天，发现了一个反差。我们聊天期间一个人在一边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他告诉我们是他儿子第二天要办成人礼，想买一双鞋，要398欧元。他就跟儿子说：“你什么时候自己赚钱的时候再买，你现在花的是爸爸的钱，不是说爸爸买不起，而是爸爸不赞成。”
　　王小慧： 工作像恋爱般享受
　　{F=FAMOUS 王=王小慧}
　　F：你的艺术创作能量从哪里来？
　　王：我一直就是工作机器，其实就是因为喜欢。就像谈恋爱一样，怎样都不觉得累。我想大家都有谈恋爱的经历，像我们过去，两个人一起可以走很长的路，然后分开后各自回家，你可能还要一个人走很长的路，也不会觉得那么远那么累，反而会享受其中。咱们现在很爱说正能量，这种像打鸡血一样的状态，实际上人体内是会分泌正能量的荷尔蒙，比那些整天没事情做还抱怨命运不济的人要健康很多。
　　F：太多社会活动会不会打扰艺术家的孤独感？
　　王：我已经推掉了很多活动，有时候只能犧牲睡眠。比如我在苏州艺术馆的logo，就是有一天做梦梦到的，然后我赶紧拿起日记本画了草图，就是把“慧”字和“园”字结合成一个图形。人们总问我灵感哪儿来的，其实经常就是不经意的。我家里浴缸边上、床头到处都是纸条，想到点儿什么立马记下来。
　　F：你不喜欢被介绍为摄影家？
　　王：我一直说自己是跨界艺术家，我拍照、拍电影、做装置、做雕塑，还写书。包括这次苏州给我的明代老宅，我要把它改造成我个人的当代艺术馆，就是一次跨界艺术创作。五年前我在筹备“国际跨界艺术圆桌会议”的时候，我还得一遍遍解释“跨界”。但现在我有点儿担心跨界在中国讲烂了，怕很快会被大家抛弃。
　　F：你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热？
　　王：中国很多现象都是很奇怪的，不太健康也不太自然，就像打了催化剂一样。在欧洲，大家的心态就平和很多。艺术家们都不是想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没有什么投机的心理。喜欢艺术就认认真真去做，这个最重要。
　　F：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当代艺术和中国老宅融合在一起？
　　王：的确不那么容易。这座古宅其实并不适合做成当代艺术馆，但我的作品里有灯光装置、有摄影、有雕塑，完全是混搭。我想要保留古宅原有的风貌，完全不破坏它。比如我们在外墙做了玻璃立面，让人们能够看见它的原貌。而古宅北面现在那扇现代的不锈钢门，其实是复制了南面原来的明式正门。
　　沈洋 ：30岁前想指挥交响乐
　　{F=FAMOUS 沈=沈洋}
　　F：这两年国内建了很多剧院，你怎么看？
　　沈：咱们先不问观众，也不问剧院，先问中国需要什么。人要吃饭，不看歌剧、不听交响乐都可以活下来。换言之，艺术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建剧院做演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身心是否需要高层次的精神满足？而前提是，让大家有这样的需求，当人们发现自己饿了、渴了，我们就需要剧院了。
　　F：这种艺术普及应该怎么做呢？
　　沈：我有个音乐发烧友朋友，最早是他父亲带他入门的。他父亲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要知道，你现在要听的，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它，你将会错过很多，这将是个遗憾。”信息爆炸导致很多东西好像不珍贵了，但正是这样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安下心来。我们需要独立思考，而不是社会告诉你，你要什么。
　　F：你也算是资深音乐发烧友了，你听老唱片时是在听什么呢？
　　沈：老唱片其实就是历史的录音。那个时代比我们更接近作曲家的时代，甚至很多是作曲家本人录制或者指导录制的，还有他们学生录制的唱片。这些录音能体现当年这个作品的风格，我就是在听一种传统，或者说艺术的传承。
　　F：歌剧艺术是舶来品，你也喜欢中国的戏曲吗？
　　沈：我觉得重要的是让国人欣赏到美。就像国家大剧院现在自己制作歌剧，跟我们复兴京剧、昆曲意义是一样的。歌剧跟我们的传统戏剧一样，是综合的表演艺术。因此歌剧不是唯一，它只是一种美妙的艺术形式。咱们不应该错过任何美的东西。
　　F：明年和上海爱乐合作当指挥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沈：我是一个绝对的古典音乐发烧友，自己在家听交响乐的时间远比听声乐的多。我还一直在研究指挥、研究交响乐作品，在三十岁之前要指挥一次交响乐，这是我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