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钟书在《围城》里对婚姻曾做这样的比喻，而他自己的婚姻却是个例外：钱钟书与杨绛，两位大师的携手相伴或许才是对婚姻的最好注脚。
　　钱钟书，生于1910年，江苏无锡人，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杨绛，生于1911年，祖籍江苏无锡，1932年到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外国文学。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这个人就是钱钟书。他数学考试极差，可英文、国文却是特优，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一入清华，钱钟书便开始开创一项又一项的“纪录”：读书数量第一，发表文章第一……
　　1932年春，杨绛到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外国文学，那时清华大学的女生很少，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就更少得可怜。杨绛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气质“与众不同”。她身材窈窕，衣着朴素，面容白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是众多男生梦寐以求、穷追不舍的对象。
　　1932年的春天，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女生宿舍古月堂的门外。
　　两人相见时，钱钟书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个子不高，面容清癯，显得瘦小，虽算不上风度翩翩，但目光却炯炯有神，闪烁着机智和自负。钱钟书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诙谐幽默，使得他光彩照人。交谈后，两人才发觉确实很有缘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就曾跟母亲到过钱钟书的家，当时钱钟书没在家，自然没见着面，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了“前缘”。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的名士，同被誉为“江南才子”，可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当然，最大的缘分还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学上的共识与追求，性格上互相吸引。这些无不促使两人一见钟情。
　　然而，之后钱钟书却莫名其妙地被人告诉说杨绛有男朋友，杨绛也被人告诉说钱钟书已订婚。于是，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继续书信往来。
　　杨绛与钱钟书并没有陶醉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消磨时光，而是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心灵上默契交融，文学更是成了他们爱的桥梁。热恋期间，钱钟书给杨绛写了很多情诗。有一首诗竟融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他最为得意，称“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诗中有一联曰：“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他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蜒动荡却捉摸不透;心府的城堡被爱的神箭攻破，无法把守。众所周知，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然而钱钟书却化腐朽为神奇，把理学家道貌岸然的语录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变成了自己的“爱情宣言”。
　　1933年夏天，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清华早就有意让他留校或攻读硕士学位，可他拒绝了。钱钟书另有选择，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是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召他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3年初秋，钱钟书在家度假，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亲，仍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不料杨绛寄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父看到了，老先生不打招呼擅自拆阅。这种庄重严肃而又带有封建家长的作风很有点像《围城》中的方遁翁。但老先生看过信后，对未来儿媳大加赞赏。因为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认为杨绛大方懂事，能体贴理解对方父母。老先生高兴之际，也不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杨绛亦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很赏识钱钟书。尽管两人是自由恋爱，但还得返回来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过场”。钱父带着钱钟书去见杨绛的父母，正式提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媒人，再后是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一家大饭馆举办酒席，宴请双方的族人及至亲好友，男女分席，订婚礼也颇隆重。
　　订婚后，杨绛就是钱钟书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了，不过她还要上学，仍要回清华读书。钱钟书则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
　　1935年夏季，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在20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堪称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两年后，《围城》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上海沦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杨绛曾读到一位英国作家概括的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她将这段话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在他们彼此眼中，爱情总是闪现最初的模样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