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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被公认为抗日英雄。1943年春,郑洞国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新1军军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的重要时刻,他脱离国民党阵营,毅然回到人民的怀抱。《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是他晚年写就的一本回忆录,下文记述的是郑洞国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以及在黄埔军校时期和蒋介石的接触。
蒋介石先生是一位在我个人前半生经历中起很大影响的人,从进入黄埔军校到祖国大陆解放,我前后共跟随了他二十余年。蒋先生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待部下威严、令人敬畏的官长。他性情严肃、刻板,十分注意仪表,平时出入军校,都身着军装,足登乌黑锃亮的长筒马靴,戴着雪白的手套,并有卫兵跟从。我们很少敢于接近他讲话,有时迎面碰上,也必须规规矩矩地远远站定,向他敬礼,待他走过后方敢行动。不过,他一般并不轻易处罚学生。
我在军校时只见他发过两次脾气,一次是因军校师生换装,队长以上官佐的军服质料好一些,有位队长就此提了意见,却不知怎么触怒了蒋先生,他当众大发了一阵脾气,将那位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另一次是一位学生队长与几位同学闹矛盾,一直闹到校部,要求面见廖仲恺党代表解决。蒋先生答复说,廖党代表很忙,平时不在学校,他是校长,有事可对他讲,但其中一位执意不肯,蒋先生对此事本已不快,见那人如此固执,不禁大怒,将其痛骂了一顿,差点又关了他的禁闭。当时我碰巧有事去校部,故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在军校学习期间,我同蒋先生只有过一次私下谈话。那时他就住在军校内,几乎每星期都要找学生个别谈话。某次我与其他三四位同学一起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然后轮流进去见他。轮到我时,心中颇有些紧张。蒋氏见我进去,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花名册,方问:“你叫郑洞国?是哪里人啊?”我赶紧立正回答说是湖南石门人。他接着问起我家中的情形,为何要来投考黄埔军校,以及能否过惯军校生活,等等。他的浙江奉化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所以不得不格外留意听他讲话。我说话时他嘴巴里“嗯,嗯”地应着,末了又勉励了我几句,就结束了这次召见,待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才发现自己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
虽然我在军校期间同蒋先生的直接接触不多,但精神上受其影响还是不小的。一方面,由于他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向我们灌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等信条;另一方面,蒋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其事业的捍卫者,因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信赖和拥戴。大革命初期,蒋先生确实是以革命左派的形象出现的。例如他在对黄埔军校学生的演讲和训示中,曾多次强调国共合作对于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一再申明“谁反对共产同志,谁便是反对革命”。某次,他甚至慷慨激昂地当众宣布:倘将来有一日他有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同志之举动,则大家均可起而反对他,也可枪毙他。
总的说,在与蒋先生的关系上,我最初受着双重意识的支配:一方面基于旧的“忠孝”意识而绝对服从蒋氏的权威;另一方面则出于革命、爱国的热情和信念,将蒋氏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来拥戴。在大革命蓬勃发展时期,这种双重意识背后隐藏着的矛盾并不明显。然而一旦国共两党决裂,这种双重意识便立即在我的头脑中发生了尖锐冲突,结果前一种思想意识占了上风,这是我终生引以为憾的事情。
(责任编辑/齐风)
蒋介石先生是一位在我个人前半生经历中起很大影响的人,从进入黄埔军校到祖国大陆解放,我前后共跟随了他二十余年。蒋先生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待部下威严、令人敬畏的官长。他性情严肃、刻板,十分注意仪表,平时出入军校,都身着军装,足登乌黑锃亮的长筒马靴,戴着雪白的手套,并有卫兵跟从。我们很少敢于接近他讲话,有时迎面碰上,也必须规规矩矩地远远站定,向他敬礼,待他走过后方敢行动。不过,他一般并不轻易处罚学生。
我在军校时只见他发过两次脾气,一次是因军校师生换装,队长以上官佐的军服质料好一些,有位队长就此提了意见,却不知怎么触怒了蒋先生,他当众大发了一阵脾气,将那位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另一次是一位学生队长与几位同学闹矛盾,一直闹到校部,要求面见廖仲恺党代表解决。蒋先生答复说,廖党代表很忙,平时不在学校,他是校长,有事可对他讲,但其中一位执意不肯,蒋先生对此事本已不快,见那人如此固执,不禁大怒,将其痛骂了一顿,差点又关了他的禁闭。当时我碰巧有事去校部,故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在军校学习期间,我同蒋先生只有过一次私下谈话。那时他就住在军校内,几乎每星期都要找学生个别谈话。某次我与其他三四位同学一起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然后轮流进去见他。轮到我时,心中颇有些紧张。蒋氏见我进去,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花名册,方问:“你叫郑洞国?是哪里人啊?”我赶紧立正回答说是湖南石门人。他接着问起我家中的情形,为何要来投考黄埔军校,以及能否过惯军校生活,等等。他的浙江奉化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所以不得不格外留意听他讲话。我说话时他嘴巴里“嗯,嗯”地应着,末了又勉励了我几句,就结束了这次召见,待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才发现自己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
虽然我在军校期间同蒋先生的直接接触不多,但精神上受其影响还是不小的。一方面,由于他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向我们灌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等信条;另一方面,蒋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其事业的捍卫者,因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信赖和拥戴。大革命初期,蒋先生确实是以革命左派的形象出现的。例如他在对黄埔军校学生的演讲和训示中,曾多次强调国共合作对于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一再申明“谁反对共产同志,谁便是反对革命”。某次,他甚至慷慨激昂地当众宣布:倘将来有一日他有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同志之举动,则大家均可起而反对他,也可枪毙他。
总的说,在与蒋先生的关系上,我最初受着双重意识的支配:一方面基于旧的“忠孝”意识而绝对服从蒋氏的权威;另一方面则出于革命、爱国的热情和信念,将蒋氏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来拥戴。在大革命蓬勃发展时期,这种双重意识背后隐藏着的矛盾并不明显。然而一旦国共两党决裂,这种双重意识便立即在我的头脑中发生了尖锐冲突,结果前一种思想意识占了上风,这是我终生引以为憾的事情。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