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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教学方法论专著，《大学》显现了教学方法的五种属性：一是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视为 “明明德”的程序与方法，从而使教学方法显现为教学目的的实现路径；二是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活动本身的做法当做教法与学法，从而使教学方法显现为所学之事本身的做法；三是将《大学》视为儒学思想的具体化，从而使教学方法显现为教学理论的方法化；四是将《大学》视为以小学为基的大学方法论，从而使教学方法显现为学生身心发展状况的自然延伸；五是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活动方法视为创作者本人教学能力的外部表现，从而使教学方法显现为教师素质的外化。
【关键词】《大学》；教学方法；教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6）05004402
《大学》作为成人之法，从方法与目的、方法与内容、方法与理论、方法与对象、方法与主体五个角度论述了成就“大人”的方法论系统，这种论述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目前世界最早系统论述教学方法论的专著，而且对当今的成人教育具有重大启示。
一、教学方法即教学目的的达成路径
《大学》认为成人之法的适当性不仅表现为教学方法自身的系统性，更表现为达成成人之教育目的的有效性，表现为教育目的自身的适当性。因此，《大学》开篇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教学目标系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然后，从整体角度论述了达到教学目的的操作程序，共分八个紧密相连的操作步骤，每个步骤都以前面步骤为基础，都为前面步骤规定了方向，从而环环相扣。[2]在这八个步骤中，“修身”是中心环节，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目的，又是由“内圣”过渡到“外王”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从关系角度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操作步骤进行了具体论述，从而使每一步骤都成为由特定活动方式组成的活动体系，从而使《大学》呈现为一个为达“明明德”教学目的而由八个子活动系统所组成的活动体系。
二、教学方法即事本身的做法
《大学》认为教学方法在其根源上来源于要学做的事本身。因此，《大学》在论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种活动的教学方法时，直接论述了这八种活动分别是如何进行的，即“物如何格，知如何致，意如何诚，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家如何齐，国如何治，天下如何平”，而没有具体论述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因为在《大学》看来，把握了事的做法即把握了学法和教法，三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事本身。从这种意义上讲，《大学》主要是通过论述达到“明明德”教学目的的八种活动的做法本身，来表明或暗示学生的学法和教师的教法，因而是没有直接提及教法与学法的教学方法论体系，是直接回到“事情的做法”本身的教学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论体系使教学可以直接触及教学方法的根源与本质，从而使教法不是回归于教师，学法不是回归于学生，而是回归于要学做的事本身，从而使教学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内容——事的做法本身。
三、教学方法即教学理论的方法化
《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教学方法论专著，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大学》所揭示的教学方法论有自己深厚的理论支撑——孔子儒学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的教学方法主要以性善论为基，从而表现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哲学思想的具体展开，[3]表现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展开，表现为“自觉而觉他”的儒家精神。朱熹意识到了《大学》背后的理论基础，并试图以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大学》；王阳明则不满朱熹对《大学》的理学化阐释，认为其解释违背了《大学》原意，因而主张恢复《大学》古本，认为《大学》的主旨是致良知的过程与方法，而不是即物穷理，从而使《大学》打上阳明心学的烙印。
由此可见，不同的教学理论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即使同一种教学方法也会在不同的教学理论视域下呈现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意义。这一历史经验启示当今中国成人教育改革不能简单地移植国外的做法，因为同一做法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使得许多在西方富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在中国教学实践中却显得“不大中用”，甚至是举步维艰，就像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在中国的遭遇一样。[4]鉴于此，中国教学改革必须寻找适合中国文化特色的方法之路，而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之路。另外，中国教学改革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防止复古的国粹主义，因为继承历史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从过去，经现在，带着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去开拓未来。
四、教学方法即身心发展规律的具体应用
《大学》所论述的教学方法论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主要因为《大学》对教学方法的论述既以普遍的人性论为据，又以15岁以上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为基础：一方面《大学》所述教学方法是以人人本有却易受到遮蔽的仁义礼智之性为其人性论基础，从而使其方法论具有适用广泛的普遍性。正像朱熹所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5]另一方面《大学》所述教学方法不是适用于所有学段儿童的万能方法，而是以15岁以上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为基础而制定的，因而对15岁以上儿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8—15岁儿童则不适用。虽然这种教学方法以小学阶段的工夫为基础，然而这种做法对当今成人教育的启示是成人教育的方法应以成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而不应仅仅将中小学的教学方法直接移植过来，虽然这种移植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
五、教学方法即教师素质的外化形式
《大学》所述的教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被孔子的弟子曾参发现并以专著的形式书写下来，从而成为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教育财富，主要取决于《大学》作者自身的素质。从方法与能力相关联的角度看，是曾参本人的教育家素质使其可以将就学于孔子的学习经验和自己教育他人的教学经验系统地探索出来，总结出来。曾参自己的教学经验与儒学教育思想家素质使其总结出来的《大学》教学方法既不同于“俗儒记诵词章”的教学法，又不同于“异端虚无寂灭”的教学法，并认为前者虽“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后者则虽“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不但如此，《大学》这套教学方法对“其他权谋术数的功名之说”亦形成了无声的批判，从而使君子可以有幸而闻“人间之大道”，小人有幸而蒙“至治之泽”，虽然《大学》没有对这些权谋术数进行直接的批判。[6]
此外，《大学》所述教学方法论的丰富内涵之所以能够被朱熹、王阳明这样的著名教育家挖掘出来，主要取决于挖掘者自身的素质。从这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是《大学》之类的名著成就了朱熹与王阳明，不如说朱熹与王阳明成就了《大学》：朱熹以理学形式使《大学》成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王阳明则以心学形式使《大学》成为“致良知”的方法论，二者所揭示的《大学》内涵虽然大为不同，甚至相互驳斥，但同样富有成效，从而使《大学》的意义更加丰富，使《大学》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使《大学》为更多的学习者、教育家和学者所关注。
【参考文献】
[1][2][5][6]朱熹.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6，4，1，2.
[3]于述胜.“意义—感通”之学以情意为本：以《礼记·大学》为中心的义理阐释[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3）：83.
[4]徐继存.教学方法阐释[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1）：60.（编辑/赵晓东）
【关键词】《大学》；教学方法；教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6）05004402
《大学》作为成人之法，从方法与目的、方法与内容、方法与理论、方法与对象、方法与主体五个角度论述了成就“大人”的方法论系统，这种论述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目前世界最早系统论述教学方法论的专著，而且对当今的成人教育具有重大启示。
一、教学方法即教学目的的达成路径
《大学》认为成人之法的适当性不仅表现为教学方法自身的系统性，更表现为达成成人之教育目的的有效性，表现为教育目的自身的适当性。因此，《大学》开篇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教学目标系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然后，从整体角度论述了达到教学目的的操作程序，共分八个紧密相连的操作步骤，每个步骤都以前面步骤为基础，都为前面步骤规定了方向，从而环环相扣。[2]在这八个步骤中，“修身”是中心环节，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目的，又是由“内圣”过渡到“外王”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从关系角度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操作步骤进行了具体论述，从而使每一步骤都成为由特定活动方式组成的活动体系，从而使《大学》呈现为一个为达“明明德”教学目的而由八个子活动系统所组成的活动体系。
二、教学方法即事本身的做法
《大学》认为教学方法在其根源上来源于要学做的事本身。因此，《大学》在论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种活动的教学方法时，直接论述了这八种活动分别是如何进行的，即“物如何格，知如何致，意如何诚，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家如何齐，国如何治，天下如何平”，而没有具体论述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因为在《大学》看来，把握了事的做法即把握了学法和教法，三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事本身。从这种意义上讲，《大学》主要是通过论述达到“明明德”教学目的的八种活动的做法本身，来表明或暗示学生的学法和教师的教法，因而是没有直接提及教法与学法的教学方法论体系，是直接回到“事情的做法”本身的教学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论体系使教学可以直接触及教学方法的根源与本质，从而使教法不是回归于教师，学法不是回归于学生，而是回归于要学做的事本身，从而使教学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内容——事的做法本身。
三、教学方法即教学理论的方法化
《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教学方法论专著，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大学》所揭示的教学方法论有自己深厚的理论支撑——孔子儒学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的教学方法主要以性善论为基，从而表现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哲学思想的具体展开，[3]表现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展开，表现为“自觉而觉他”的儒家精神。朱熹意识到了《大学》背后的理论基础，并试图以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大学》；王阳明则不满朱熹对《大学》的理学化阐释，认为其解释违背了《大学》原意，因而主张恢复《大学》古本，认为《大学》的主旨是致良知的过程与方法，而不是即物穷理，从而使《大学》打上阳明心学的烙印。
由此可见，不同的教学理论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即使同一种教学方法也会在不同的教学理论视域下呈现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意义。这一历史经验启示当今中国成人教育改革不能简单地移植国外的做法，因为同一做法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使得许多在西方富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在中国教学实践中却显得“不大中用”，甚至是举步维艰，就像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在中国的遭遇一样。[4]鉴于此，中国教学改革必须寻找适合中国文化特色的方法之路，而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之路。另外，中国教学改革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防止复古的国粹主义，因为继承历史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从过去，经现在，带着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去开拓未来。
四、教学方法即身心发展规律的具体应用
《大学》所论述的教学方法论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主要因为《大学》对教学方法的论述既以普遍的人性论为据，又以15岁以上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为基础：一方面《大学》所述教学方法是以人人本有却易受到遮蔽的仁义礼智之性为其人性论基础，从而使其方法论具有适用广泛的普遍性。正像朱熹所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5]另一方面《大学》所述教学方法不是适用于所有学段儿童的万能方法，而是以15岁以上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为基础而制定的，因而对15岁以上儿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8—15岁儿童则不适用。虽然这种教学方法以小学阶段的工夫为基础，然而这种做法对当今成人教育的启示是成人教育的方法应以成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而不应仅仅将中小学的教学方法直接移植过来，虽然这种移植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
五、教学方法即教师素质的外化形式
《大学》所述的教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被孔子的弟子曾参发现并以专著的形式书写下来，从而成为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教育财富，主要取决于《大学》作者自身的素质。从方法与能力相关联的角度看，是曾参本人的教育家素质使其可以将就学于孔子的学习经验和自己教育他人的教学经验系统地探索出来，总结出来。曾参自己的教学经验与儒学教育思想家素质使其总结出来的《大学》教学方法既不同于“俗儒记诵词章”的教学法，又不同于“异端虚无寂灭”的教学法，并认为前者虽“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后者则虽“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不但如此，《大学》这套教学方法对“其他权谋术数的功名之说”亦形成了无声的批判，从而使君子可以有幸而闻“人间之大道”，小人有幸而蒙“至治之泽”，虽然《大学》没有对这些权谋术数进行直接的批判。[6]
此外，《大学》所述教学方法论的丰富内涵之所以能够被朱熹、王阳明这样的著名教育家挖掘出来，主要取决于挖掘者自身的素质。从这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是《大学》之类的名著成就了朱熹与王阳明，不如说朱熹与王阳明成就了《大学》：朱熹以理学形式使《大学》成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王阳明则以心学形式使《大学》成为“致良知”的方法论，二者所揭示的《大学》内涵虽然大为不同，甚至相互驳斥，但同样富有成效，从而使《大学》的意义更加丰富，使《大学》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使《大学》为更多的学习者、教育家和学者所关注。
【参考文献】
[1][2][5][6]朱熹.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6，4，1，2.
[3]于述胜.“意义—感通”之学以情意为本：以《礼记·大学》为中心的义理阐释[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3）：83.
[4]徐继存.教学方法阐释[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1）：60.（编辑/赵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