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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回溯我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和同时期的文化交流概况，阐述了翻译高潮与对外文化交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高潮；文化交流；影响
我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周朝就开始设译官。东汉以后翻译开始渐成规模，以“五四”运动为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25-1279）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十七世纪初）的科技文献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1840-1919）的西学翻译。这三次翻译高潮成为那几个时代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先导。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教翻译
秦代及秦以前，由于大一统的国家还没有建立，与现在理解的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甚少，今天所知者已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而东汉一直到唐宋的佛经翻译，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在此间，我国不但通过大量翻译外文佛教典籍使得本土佛教取得重大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特点，同时还通过向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奠定了东亚文化大国的地位。
也许是唐朝时期中国鼎盛的文化和对外交流盛况太过耀眼，在宋元时期并没有出现许多有影响力的译著，翻译方面乏善可陈。但是，被四面包围的北宋和偏安的南宋都依然保持着活跃的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生命力，而不断发展的海上交通也使得中原与外界的交流没有中断。尤其是元朝时，疆域的不断扩张不但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而且扩大了中华文化辐射的范围，使得火药、印刷术等都传到的欧洲。也为明清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到达中国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明清的中外交流和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翻译
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始于明朝后期。明朝的中外文化交流就范围而言，远远超过以往。不但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这样的近邻和中国交流频繁，甚至远达西欧国家，官方、民间都有交往。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皆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事。
此次翻译高潮的兴起，与欧洲一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有关。其时，他们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为叩开远东古老中华帝国紧闭的大门，又不让中国人感到他们有侵略扩张的意图，利玛窦等人逐步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通过大量的翻译活动，来扩大其影响，抬高天主教的地位。他们的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
然而和传教士们的本意相违，他们似乎在另一方面影响中国人更多一些，比如“西学”。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与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罗雅各，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等相结合，开展了翻译活动，介绍西方自然科学。中国在工业技术上等自然科学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使得西方传教士为首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传播者变成了自然科学的传播者。
另外，明末清初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现，从而使科技翻译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明末清初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把西欧科学文化如历算、天文、数学、物理、哲学、地理、艺术、生理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美术、建筑等输入中国，这些译著使当时的中国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认识到天下之大，远非“九州”所能涵盖。
不论是阪依者还是教外文人，很多都对西学表示了或完全或有所保留的赞同。但是，因梵蒂冈教皇干涉中国教徒“祭天尊孔”，1723 年，雍正帝驱逐西方传教士，仅留少数几名供职于钦天监。此后翻译活动几乎中断，继1744 年戴进贤译撰《仪象考成》后，1767 年，蒋友仁、何国宗等译述之《地球图说》可能是鸦片战争前最后一本科学译书。自雍正帝禁教后，虽然抑制了异教在国内的蔓延及洋人势力在华增长的势头，但同时引入西方科学的翻译活动及正常的外贸活动也随之中断。清代的统治在雍正朝后开始衰微，中国更为封闭，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进一步增大。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但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在文化交流方面，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就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三、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即第三次翻译高潮
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目的很明确：“救国强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痛感中国在技术装备上的落后。于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而引发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化为目标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他们认为西方的“船坚炮利”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于是主张学习西方造船制炮的技术以强大清朝的军事力量，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兼御外辱。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物质层面。
但是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制度和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原因。这种情况使中国的文化输入由科学技术领域转到社会科学领域，维新派的西书翻译主要是介绍外国历史以为中国变法的借鉴，其编译或撰写的书文大致有四个方面：一、记述某些国家因循守旧、不图自强而导致灭亡的情况，如梁启超《波兰灭亡记》，康有为的《突厥削弱记》等。二、论述某些国家因改弦更张、维新变法，而导致国事昌盛的情况，如康有为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等。三、综合考察某些国家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总结出“尊新必胜，守旧必亡”的规律。如唐才常的《各国种类考》等。四、为了反对和抵制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讲述近世资产阶级革命的残酷，以警告清朝统治者，劝其实行变法，如康有为的《法国革命记》等。 这次翻译高潮的杰出代表是严复。严复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用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如蔡元培所说，此书出后，优胜劣败等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层次分明，主次突出。因此尽管人们对这三个字尤其是对雅字的解释存在着分歧，但许多年以来，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
可以说，这次西学翻译高潮是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产物，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冲击，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这样的冲突使变革图存的呼声不断高涨，最终导致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期间，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东渐”的盛行推动了文化交流活动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派出留学生、开办西式学校等等各种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和文化的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鸦片战争前后相比，从思想、宗教、文学、艺术到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文化交流的结果。
四、结语
纵观历史上的几次翻译高潮，都与中外交流的高潮几乎同时，翻译和文化密不可分，互为因果。每次翻译高潮都以活跃的对外交流为背景，同时对外交流的需要又推动了翻译高潮的产生。对外交流频繁、广泛，翻译就兴盛；对外交流减少、停滞（例如清朝中后期），翻译活动也就边缘化甚至乏善可陈。两者相互影响又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长河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篇章。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周景刚.“从三次翻译高潮看翻译与文化的互动”.文化艺术研究，2006（1）.
[3]黎难秋，徐萍，张帆.“中国科学翻译史各时期的特点、成果及简评”.中国翻译，1999（3）.
[4]梁真惠，陈卫国.“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西學翻译对比研究初探”.昌吉学院学报，2005（2）.
[5]周景刚.“从三次翻译高潮看翻译与文化的互动”.文化艺术研究，2006（1）.
[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5
[7]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28.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翻译高潮；文化交流；影响
我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周朝就开始设译官。东汉以后翻译开始渐成规模，以“五四”运动为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25-1279）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十七世纪初）的科技文献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1840-1919）的西学翻译。这三次翻译高潮成为那几个时代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先导。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教翻译
秦代及秦以前，由于大一统的国家还没有建立，与现在理解的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甚少，今天所知者已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而东汉一直到唐宋的佛经翻译，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在此间，我国不但通过大量翻译外文佛教典籍使得本土佛教取得重大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特点，同时还通过向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奠定了东亚文化大国的地位。
也许是唐朝时期中国鼎盛的文化和对外交流盛况太过耀眼，在宋元时期并没有出现许多有影响力的译著，翻译方面乏善可陈。但是，被四面包围的北宋和偏安的南宋都依然保持着活跃的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生命力，而不断发展的海上交通也使得中原与外界的交流没有中断。尤其是元朝时，疆域的不断扩张不但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而且扩大了中华文化辐射的范围，使得火药、印刷术等都传到的欧洲。也为明清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到达中国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明清的中外交流和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翻译
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始于明朝后期。明朝的中外文化交流就范围而言，远远超过以往。不但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这样的近邻和中国交流频繁，甚至远达西欧国家，官方、民间都有交往。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皆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事。
此次翻译高潮的兴起，与欧洲一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有关。其时，他们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为叩开远东古老中华帝国紧闭的大门，又不让中国人感到他们有侵略扩张的意图，利玛窦等人逐步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通过大量的翻译活动，来扩大其影响，抬高天主教的地位。他们的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
然而和传教士们的本意相违，他们似乎在另一方面影响中国人更多一些，比如“西学”。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与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罗雅各，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等相结合，开展了翻译活动，介绍西方自然科学。中国在工业技术上等自然科学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使得西方传教士为首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传播者变成了自然科学的传播者。
另外，明末清初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现，从而使科技翻译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明末清初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把西欧科学文化如历算、天文、数学、物理、哲学、地理、艺术、生理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美术、建筑等输入中国，这些译著使当时的中国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认识到天下之大，远非“九州”所能涵盖。
不论是阪依者还是教外文人，很多都对西学表示了或完全或有所保留的赞同。但是，因梵蒂冈教皇干涉中国教徒“祭天尊孔”，1723 年，雍正帝驱逐西方传教士，仅留少数几名供职于钦天监。此后翻译活动几乎中断，继1744 年戴进贤译撰《仪象考成》后，1767 年，蒋友仁、何国宗等译述之《地球图说》可能是鸦片战争前最后一本科学译书。自雍正帝禁教后，虽然抑制了异教在国内的蔓延及洋人势力在华增长的势头，但同时引入西方科学的翻译活动及正常的外贸活动也随之中断。清代的统治在雍正朝后开始衰微，中国更为封闭，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进一步增大。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但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在文化交流方面，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就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三、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即第三次翻译高潮
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目的很明确：“救国强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痛感中国在技术装备上的落后。于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而引发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化为目标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他们认为西方的“船坚炮利”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于是主张学习西方造船制炮的技术以强大清朝的军事力量，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兼御外辱。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物质层面。
但是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制度和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原因。这种情况使中国的文化输入由科学技术领域转到社会科学领域，维新派的西书翻译主要是介绍外国历史以为中国变法的借鉴，其编译或撰写的书文大致有四个方面：一、记述某些国家因循守旧、不图自强而导致灭亡的情况，如梁启超《波兰灭亡记》，康有为的《突厥削弱记》等。二、论述某些国家因改弦更张、维新变法，而导致国事昌盛的情况，如康有为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等。三、综合考察某些国家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总结出“尊新必胜，守旧必亡”的规律。如唐才常的《各国种类考》等。四、为了反对和抵制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讲述近世资产阶级革命的残酷，以警告清朝统治者，劝其实行变法，如康有为的《法国革命记》等。 这次翻译高潮的杰出代表是严复。严复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用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如蔡元培所说，此书出后，优胜劣败等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层次分明，主次突出。因此尽管人们对这三个字尤其是对雅字的解释存在着分歧，但许多年以来，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
可以说，这次西学翻译高潮是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产物，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冲击，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这样的冲突使变革图存的呼声不断高涨，最终导致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期间，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东渐”的盛行推动了文化交流活动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派出留学生、开办西式学校等等各种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和文化的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鸦片战争前后相比，从思想、宗教、文学、艺术到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文化交流的结果。
四、结语
纵观历史上的几次翻译高潮，都与中外交流的高潮几乎同时，翻译和文化密不可分，互为因果。每次翻译高潮都以活跃的对外交流为背景，同时对外交流的需要又推动了翻译高潮的产生。对外交流频繁、广泛，翻译就兴盛；对外交流减少、停滞（例如清朝中后期），翻译活动也就边缘化甚至乏善可陈。两者相互影响又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长河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篇章。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周景刚.“从三次翻译高潮看翻译与文化的互动”.文化艺术研究，2006（1）.
[3]黎难秋，徐萍，张帆.“中国科学翻译史各时期的特点、成果及简评”.中国翻译，1999（3）.
[4]梁真惠，陈卫国.“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西學翻译对比研究初探”.昌吉学院学报，2005（2）.
[5]周景刚.“从三次翻译高潮看翻译与文化的互动”.文化艺术研究，2006（1）.
[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5
[7]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28.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