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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法，更注重耕地质量建设，明确具体的主体责任。”
东北黑土地持续告急，南方部分地区土壤酸化，西北地区耕地盐渍化、沙化……近年来，我国耕地质量频频面临危机。
《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统计显示，当前耕地质量总体等级不高，中低等级（四至七等）耕地面积高达13.28亿亩，占比在72%以上。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土以质为先。没有土壤安全就没有食品安全，耕地保护刻不容缓。
耕地告急
耕地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命根子，但近年来，伴随城镇化进程，我国耕地承载压力不断加大，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各地区的耕地频频告急，耕地质量区域性问题突出。
据调查，东北平原耕地黑土层已由开垦初期的80～100厘米下降到20～30厘米;南方部分地区土壤酸化严重，土壤pH值小于6.5的比例由30年前的52%扩大到65%;西北地区耕地盐渍化面积3亿亩，占全国盐渍化面积的60%。
河南省耕地质量保育科技战略联盟理事长、河南奈安生态治理有限公司技术部长党永富对这组数据印象深刻。
“过去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主要靠耕地资源的高度开发、要素的大量投入，农产品产地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逼近极限，农业生态功能没有发挥充分。”党永富说。
他曾在家里的自留地做了个试验。6分地手工除草，6分地化学除草，结果发现除草剂对农作物有抑制作用，会使农作物减产。不仅如此，虽然除草剂解决了除草问题，但会带来土壤污染等副作用。
影响土地质量的还有化肥。据统计，我国耕地面积不足全世界一成，却使用了全世界近四成的化肥，我国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表明，农田中化肥氮仅约有35%被农作物吸收，40%通过径流淋溶污染水体和土壤。过量施肥还造成土壤板结酸化、重金属含量累积、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出现土壤、水、大气立体污染，影响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等不合理使用，是造成耕地污染的重要原因。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调查点位的16.1%受到污染，其中耕地部分污染比例高达19.4%以上。
2015年，农业农村部出台《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近年来，我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但在党永富看来，与实际需要相比，还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节肥节药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以科技创新确保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防重于治
土壤一旦被污染就很难修复。当前，土壤污染已经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的隐患。
农工党江苏省委会主委周健民长期关注中国土壤污染等环境保护问题，他曾多次表达过对土壤修复的担忧。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相比，大气和水通常处于“可见”状态，找到污染源后就比较容易控制，土壤却很难用肉眼去实施类似的观察。
党永富通过调研了解到，在土地污染治理方面，这几年进展不是很大，因为没有对症下药，缺少有力措施和技术保障。很多治理方案还是传统方法，而且很多在试验阶段。“现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本来是为了减肥减药、防止污染，但不但没有防住，反而使施肥量更大，以前用两次肥料的，现在用五六次甚至更多的都有。”
自今年1月1日起，《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填补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法律空白，我国土壤污染防治进入新的阶段。
党永富认为，《土壤污染防治法》让土壤问题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但这部法律涉及面很广，在耕地保护方面提得太少，不足以支持保护耕地健康。
而耕地需要的保护级别更高，所以还需要制定一部更详细、更有针对性的法律对其进行更严格的保护。他建议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法，更注重耕地质量建设，明确具体的主体责任。
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玉珍也提出，对安全利用类耕地，制定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优先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轮作、间作等措施，降低农产品残留物超标风险。对严格管控类耕地，要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通过采取种植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实现安全利用。对受污染耕地，要识别污染来源和途径，采取切断污染途径、整治污染源等措施，防止新增污染。
党永富强调，土壤污染，一是要防，二是要治，但防比治更重要，要通过各种渠道防止土地污染。
在基层实践中，党永富研发出治理土壤酸化板结的微蜜新材料技术，在同等条件下可以减少使用30%的化肥，粮食增产8%，品质提升3个百分点。
在减少农药污染上，他用一种植物提取物代替了浸泡种子的农药，可以防病防虫。“就这一项，一年可以给一个县替代150吨化肥、农药。”
但他也表示，土壤污染防治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不是一兩项技术能解决的，化学农业需要转型升级发展到过程农业，对不同作物的全过程链进行管理，达到农业增效与环境永续兼顾。
目前，他正准备建一个“土代表”工作站，作为公益平台来培训土地医生，教农民科学种地。
东北黑土地持续告急，南方部分地区土壤酸化，西北地区耕地盐渍化、沙化……近年来，我国耕地质量频频面临危机。
《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统计显示，当前耕地质量总体等级不高，中低等级（四至七等）耕地面积高达13.28亿亩，占比在72%以上。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土以质为先。没有土壤安全就没有食品安全，耕地保护刻不容缓。
耕地告急
耕地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命根子，但近年来，伴随城镇化进程，我国耕地承载压力不断加大，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各地区的耕地频频告急，耕地质量区域性问题突出。
据调查，东北平原耕地黑土层已由开垦初期的80～100厘米下降到20～30厘米;南方部分地区土壤酸化严重，土壤pH值小于6.5的比例由30年前的52%扩大到65%;西北地区耕地盐渍化面积3亿亩，占全国盐渍化面积的60%。
河南省耕地质量保育科技战略联盟理事长、河南奈安生态治理有限公司技术部长党永富对这组数据印象深刻。
“过去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主要靠耕地资源的高度开发、要素的大量投入，农产品产地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逼近极限，农业生态功能没有发挥充分。”党永富说。
他曾在家里的自留地做了个试验。6分地手工除草，6分地化学除草，结果发现除草剂对农作物有抑制作用，会使农作物减产。不仅如此，虽然除草剂解决了除草问题，但会带来土壤污染等副作用。
影响土地质量的还有化肥。据统计，我国耕地面积不足全世界一成，却使用了全世界近四成的化肥，我国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表明，农田中化肥氮仅约有35%被农作物吸收，40%通过径流淋溶污染水体和土壤。过量施肥还造成土壤板结酸化、重金属含量累积、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出现土壤、水、大气立体污染，影响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等不合理使用，是造成耕地污染的重要原因。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调查点位的16.1%受到污染，其中耕地部分污染比例高达19.4%以上。
2015年，农业农村部出台《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近年来，我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但在党永富看来，与实际需要相比，还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节肥节药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以科技创新确保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防重于治
土壤一旦被污染就很难修复。当前，土壤污染已经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的隐患。
农工党江苏省委会主委周健民长期关注中国土壤污染等环境保护问题，他曾多次表达过对土壤修复的担忧。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相比，大气和水通常处于“可见”状态，找到污染源后就比较容易控制，土壤却很难用肉眼去实施类似的观察。
党永富通过调研了解到，在土地污染治理方面，这几年进展不是很大，因为没有对症下药，缺少有力措施和技术保障。很多治理方案还是传统方法，而且很多在试验阶段。“现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本来是为了减肥减药、防止污染，但不但没有防住，反而使施肥量更大，以前用两次肥料的，现在用五六次甚至更多的都有。”
自今年1月1日起，《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填补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法律空白，我国土壤污染防治进入新的阶段。
党永富认为，《土壤污染防治法》让土壤问题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但这部法律涉及面很广，在耕地保护方面提得太少，不足以支持保护耕地健康。
而耕地需要的保护级别更高，所以还需要制定一部更详细、更有针对性的法律对其进行更严格的保护。他建议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法，更注重耕地质量建设，明确具体的主体责任。
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玉珍也提出，对安全利用类耕地，制定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优先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轮作、间作等措施，降低农产品残留物超标风险。对严格管控类耕地，要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通过采取种植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实现安全利用。对受污染耕地，要识别污染来源和途径，采取切断污染途径、整治污染源等措施，防止新增污染。
党永富强调，土壤污染，一是要防，二是要治，但防比治更重要，要通过各种渠道防止土地污染。
在基层实践中，党永富研发出治理土壤酸化板结的微蜜新材料技术，在同等条件下可以减少使用30%的化肥，粮食增产8%，品质提升3个百分点。
在减少农药污染上，他用一种植物提取物代替了浸泡种子的农药，可以防病防虫。“就这一项，一年可以给一个县替代150吨化肥、农药。”
但他也表示，土壤污染防治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不是一兩项技术能解决的，化学农业需要转型升级发展到过程农业，对不同作物的全过程链进行管理，达到农业增效与环境永续兼顾。
目前，他正准备建一个“土代表”工作站，作为公益平台来培训土地医生，教农民科学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