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人生即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题记
　　一
　　梦境遭一个不明声音破坏。
　　我掀开沉重的眼睑，极力捕捉声音的源头，却什么也没有。侧身觑窗外，农历八月的初夜深黑如墨，连喧嚣的市声都隐匿得了然无痕。就手摁开枕边手机，触屏上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三点一刻。刚刚告别一个多年难遇的酷夏，受夠燠热的人们多么需要一场安静的睡眠啊。我不想从昏蒙的睡意中幡然清醒，正欲回到刚才酣畅快意的梦境里去，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听得出来，它来自卧室门外：始于客厅，穿过餐厅，停在我的卧室门口，好像犹豫一下后，在由重及轻的节奏里，胶底鞋摩擦地砖的“嚓嚓”声返回客厅。沉凝、滞重、疲沓的脚步声里传递出不言而喻的病状。
　　——卧室外面走动着母亲。
　　几天来，母亲老是唠叨一件事，她的右腿有些痛，痛起来连骨头都酥痒，搁哪儿也不舒服，成夜睡不好觉。我很家常地说，腿痛就去看医生吧。未竟的话意里透着不耐烦的旁注：我又不是医生，解不了你的痛，唠叨有啥用！有家药房就在我们楼下，出楼梯口往东蹽五百步即到。坐诊的邡医生原先在老家卫生院当院长，退休后受聘过来。他是老中医，也是母亲的熟人，把脉挺方便。母亲说，过几天再看吧，指不定就拖好了。母亲是个敏感的人，尤其善于捕捉话锋里暗藏的机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长期与我妻子（也就是她唯一的儿媳妇）斗嘴狡舌的历练。可这次母亲没计较我的漠然，她或许已经习惯了儿子说话的方式。母亲受穷惯了，小病微恙从来舍不得花钱。她的理念是“病有离身之日”，有些毛病拖着拖着就给拖没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抵抗力超强，一般的病痛从来不哼不唧，也很少求医问药，多是躺几天，扛些日子就康复了。关于母亲的腿痛，我一开始真不以为意。母亲十三岁丧父，两年后，她的母亲（也就是我外婆）患风湿性关节炎瘫痪倒床。为了供养唯一的舅舅读书，母亲只好挑起重担撑立门户。她每天大清早上山割牛草，露水湿透半截身子，即便来了月事也没法回避，染上寒湿病自在情理之中。加上外婆的遗传，母亲腿痛就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母亲的寒湿甚至累及于我。我不止一次听她说，生下我时，我浑身起了一层风湿疙瘩，连我的胎衣都是蓝色的。我从母亲身上先天承袭了可恶的寒湿，至今不惧热只怕冷。掐指算来，我把母亲接进县城，一起生活已将近二十年。我把单位发给我的“医疗保障卡”交给母亲，方便老人家有个头痛脑热时去药房消费。母亲不是小孩，我不能抱她哄她，更无法像呼叫转移那样替代她的痛痒。作为儿子，我能做的只有这些。而且，我自以为做得够好了——母亲满意，街坊对我的孝道也一直赞赏有加。
　　近几年来，母亲老是脚冷。依她的话说，她那一双脚已经不属于她，早就“死”了。从农历八月到次年五月，母亲总是冷得受不住。父亲早在十多年前殁了，再没人替母亲暖脚。小女儿很上心，给奶奶买了老人专用的电炉子，两只脚伸进去，被套覆上来能蒙住下肢。这件专属于她老人家的电器一年中很少闲着。晚上睡觉，母亲脚头要放热水袋。水温稍退，她会在半夜里“冻”醒，必须起来给热水袋续开水，挺不方便。妻子倒是有办法，她坚持每天临睡前给母亲泡脚。泡脚桶是大女儿特意网购的，接通电源后可调节水温和时长，还有足底按摩功能。每次都是母亲泡脚在先，我们再泡。老话说睡前烫烫脚，如吃安眠药。对母亲来说，泡脚自然是最好不过的御寒方式，可这次接连泡过几天后，我问母亲好点没有，母亲的语气不太确定。妻子说，只要坚持天天泡脚，腿痛肯定会好。妻子的话语里含着表功的意思——母亲如果腿痛好转，她每天烧水倒水功不可没。
　　关于妻子和母亲的婆媳关系，我既不想回避，也无需隐讳。客观地说，她俩的关系不是所有婆媳关系中最好的，但也不至于太坏。婆媳似乎天生就是一对冤家。当然，如我们宣传口上经常树为道德模范的贤妻良母那样的好儿媳还是有的，只是因为稀少，才让官方乐此不疲地倡导和弘扬。我一直坚持认为，婆媳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中间人的儿子（也就是丈夫）在处理家庭关系中的态度和掌控力。一边是生养自己的母亲，一边是朝夕相伴的妻子，怎样在两个重要女人之间端平一碗水，学问博大精深。我承认我做得不够好。我能做的是压制妻子，尽力保护母亲。促成我带着明显情感倾向的全部理由是，母亲是前辈老人，她把我们兄妹四个拉扯大，吃过不少苦，现在老了，身体和能力大不如前，应该受到理解与尊重。另外，我骨子里扶弱不扶强的意识根深蒂固，相对于妻子来说，母亲属弱势群体，即便她不在理，也应给予足够的原谅和宽宥。我自知我在处理妻子和母亲的关系中，有点拉偏架，方法简单粗暴，对妻子很是霸道和不公，但我只能违心地坚持。在我的强势面前，忠厚的妻子只好自认倒霉，怪只怪自己当初选择了这么混账的男人做丈夫。她和母亲的关系一路走来，经历了一个由好到坏再到较好的曲折历程。这是双方都在让步和妥协的结果——时间才是最好的生活导师，许多人生的道理会在岁月的流逝里了悟，某些人性的缺陷亦会在时光的打磨中修补。
　　卧室门口的脚步声踩踏在我心上，把我的心踩踏得跟黑夜一样幽暗。我悄悄摸下床，趿拉着拖鞋，蹀躞至门边，像一个心怀叵测的人，窥探着母亲的动静。门缝里漏出微弱的光，那是从客厅日光灯管里泻出来的。那只灯管十多年了，跟母亲一样老态龙钟，启动后像负重哮喘的老人，发出“嗞嗞”的电流声。母亲的卧室就在我隔壁，旁边还有她的孙女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小曾孙。为了不影响我们的睡眠，她只拧亮客厅的灯。母亲减缓腿痛的最好办法，是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有限的空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让疼痛在活动中得以缓解。我听出来了，她每一次迈步都伴随着一声轻微的呻吟。她刻意压抑的呻吟里传递出一个九旬老人疼痛之中无奈的隐忍。窗外黢黑，在这样凉爽适宜的秋夜，在这座阒寂的山城，人们都在尽情地享受生活，唯有我母亲在孤独痛苦地承受着病痛的煎熬。想到此，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拽着，一扯一扯地生疼。
　　出现在母亲面前时，她抬眼看了我一下，旋即脑袋耷拉下去，声音轻飘如一个远逝的尾音，是我把你弄醒了？ 　　不是，我起夜。妈，你痛得受不住吧？
　　母亲摆着手，弱弱地说，你轻点声，他们都在睡觉。
　　母亲站定在客厅中央。她身材矮小，孱弱不堪，满头蓬松的银发，一身素白的纺绸秋衣，在灯光下站成一片洁白，显得有些虚无。我把母亲搀扶到客厅沙发上坐下，向她打听关于病痛的更多细节。她弯下腰，尽力把左腿的裤脚往上撸。裤脚窄小，撸到膝盖处再也撸不动了。母亲的腿白净、饱满、细腻，皮肤上能清晰地看到那些藍莹莹的血管。这条腿虽然趟开过漫漫人生路上的雨雪风霜，但看上去完全不像一条九旬老太落满沧桑的腿，更不像是一条病腿。如果没有寒湿加害于它，它的生命力足以支撑母亲走完未竟的人生路。母亲接住我伸过去的手，引导着我捏她的腿骨，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她像一位投诉冤情的受害人，反复告诉我病痛的位置和感觉，生怕遗漏了至关紧要的“案情”。这里，对对，就是这里面像蚂蚁咬。不是皮肤痒呢，皮肤痒在外面挠就可以，是骨头里不舒服，要使劲掐。母亲边做示范边解释，说着说着，侧过身去，将我的手按在她的股骨位置，说，一直到这儿，半边身子骨都怪痛的。在母亲的牵引下，我的手顺着她缺少弹性的腿部肌肉机械地按摩，思维却在感知和设想母亲的疼痛。我感觉自己正拿捏着疼痛，每一次用力都挑动着自己的神经末梢。母亲突然说，不是受不住，我不会癫床打扰你们。妈，您说什么话啊。您这么痛苦，我们做后人的怎么睡得着呢？可是，这不比肩挑背负，儿子不能替您扛，再痛也得您自己受着。母亲说，我是怕耽误你休息，你是按时上班的人，影响工作可不好，但还是把你惊动了。面对母亲的愧意，我心里说，母亲，我那点工作与您的病相比，狗屁都不是。您已经痛成这样，还在乎什么！我忽然意识到，母亲应该好几夜没睡了，只是我每天头一落枕便神游八极浑然不知。我问母亲，都好几天了吧？她没直接回答我，只说，去睡吧，天快亮了。
　　我回她，您这么难受，做儿子的怎么睡得着呢？
　　我替母亲又捏了几个来回，母亲说，好多了。
　　母亲不会这么快就好，她是想让我歇歇。我手上不停，嘴上也没住。我说，妈，住院吧，不比年轻时候，硬扛着吃亏。
　　母亲说，又不是什么大病，白给医院送钱。
　　我说，现在实行新农合，国家有医保，自己花不了多少钱。
　　母亲还是那句话，挨几天再说，老寒湿腿，哪能说好就好。说着，她推开我的手，不痛了，你去睡吧。
　　见我不信，母亲装作轻松的样子，摇动身子说，真的松快多了，不痛了。
　　和母亲说着话，我的手始终没离开她的病腿。我掐捏着，指尖和心一样用力，渐渐就把母亲疼痛的时光掐短了，窗外的黑也掐白了。
　　二
　　大妹来看母亲。她并不知道母亲腿痛，只是例行来看她。
　　三个妹妹都住在县城，她们隔三差五会来探望母亲，偶尔邀约一起，多是谁有空谁来。母亲腿痛的消息我没知会她们，不是我对母亲的病痛不上心，而是母亲有口谕，妹妹们都在艰难地讨生活，关于她的健康，尽量报喜不报忧，让她们安心干各自的事。这次，我没把母亲的腿痛太当回事，以至于半点口风都没透给她们。三个妹妹虽然栖居在同一座小县城，但她们本质上还是农村人，是奔忙在城市的农村人。做一个农村人颇不容易，做一个寄居在城市里的农村人更是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代农村人非要把自己往城市生活里逼，是拿自己受罪替后人谋福祉。我们的父母是泥巴腿子，他们孕育出我们兄妹四个半泥巴腿子，我们的后人们在城市里出生长大，读书就业，他们没有农村生活经历，才算得上完整的城里人。一个带着农村胎记的人要想把自己彻底置换成城里人，起码需要三代人的付出和努力，而最后成为城市居民的全部意义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大妹每次来都不空着手，不是给母亲买衣服鞋袜，就是送新鲜吃食。妹妹们中，大妹家的条件稍微好些，大妹夫在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做高管，夫妻俩刚刚把儿子送进省城大学。大妹住在县政府广场旁边一幢商住楼的二楼，爬楼梯方便，与我们相距也不远，正适合老人家散步。乔迁之前，我们曾经租住的地方离县政府很近。母亲早先参加过一个老年团队，唱歌跳舞、打太极拳，活动的地方就在政府广场，她对那儿有感情。有了这两个原因，母亲自然往大妹家走得勤些。母亲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势利人，她对每个儿女都一样。她很少到二妹和小妹家走动，自有无奈。二妹在一家民间艺术团当台柱子，用她那副天生的民歌嗓子挣钱养家，供女儿上学。她的房子买在一个小区商住楼的顶层。商住楼本来只批建七层，不安电梯。可人家开发商就有那本事，在顶层加盖出假八层再出售，而且这么明目张胆的违建，连产权都给办了下来。二妹因为缺钱，图便宜买了八楼近百平方米的一套。开发商说，他只是打了政策的“擦边球”，可是他这一擦边，就用很小的成本把业主的钱大把揣进自己的腰包，把二妹家居的幸福指数擦到半天里去了。母亲之所以到二妹家去得少，主要是楼梯难爬。大热天，那一百三十级楼梯爬上去，母亲喘息不止，要歇三次。小妹也有难处。她在一家酒店做领班，带一个二十多人的团队。酒店老板人缘好，善经营，店里生意兴隆。小妹每月都要出满勤，早出晚归很少着家。她一直租房住，新房子刚交首付，还没拿到钥匙。这样一来，别说她暂时没有一个安乐窝，母亲就是去了，也未必能碰到人。
　　母亲既然很少去她的女儿家，我就更谈不上和妹妹们常来常往。这些年来，兄妹感情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淡薄了，我几乎很少主动给妹妹们打电话。偶尔打电话，也是有事说事，缺少某些必要的情感铺垫和沟通。许多时候，我都怀念过去的岁月。那时候，我们都是孩子，像一群小鸟在父母羽翼的呵护下成长。虽然生活条件很差，但温馨快乐。我们兄妹之间偶尔打闹，却从不记隔夜仇，即使被欺负，转过背去抹完眼泪又和好如初。现在，父亲不在了，母亲年事已高，我们也都成了带引号的城里人，条件比过去不知好了多少，理应倍加珍惜当下生活，悉心呵护那份历经风雨的情感，可我心中的那份同胞亲情反而大不如前，渐渐变得疏远。于我来说，表面的原因似乎是俗务缠身，无暇顾及那些情长礼短，而问题的实质是我忘却了自己作为长兄的责任。别人求我帮忙，不管出于蝇头小利还是顾及自己所谓的面子，我总是有求必应。可妹妹们有事要办时，我嘴上能推就推，总是拿那些冠冕堂皇的政策和文件搪塞，实在推不掉，则一拖再拖，拖到最后不了了之。我想，我已经不配做一个兄长，是这个势利的时代把我教唆成一个情感淡漠的冷血人。令人欣慰的是母亲健在，我不必担心妹妹们不经常回娘家看看。是母亲的健康拯救了我堕落的灵魂——我以母亲绑架了亲情。可是，母亲的健康现在出现问题，我如果失去一个健康的母亲，是不是还要面临失去更多宝贵的东西？ 　　大妹来的那天是个周末，在家里“走”了通宵的母亲刚刚入睡，妻子也正好上街办事去了，我们兄妹之间难得有机会交流。我记得母亲上礼拜去过大妹家，回来时情绪不好，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妹说，老妈最近出脾气了。
　　顺着这无厘头的话，我从她嘴里掏出了一个秘密。上礼拜，我去外地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母亲和妻子为件小事发生争执。盥洗室的水龙头拧开后没关上，妻子上午买菜回来，听见哗哗的水流声，先关龙头，再告诉母亲，让她往后注意。母亲当时正在客厅里唱“李铁梅家的表叔”，她拒绝接受儿媳妇的忠告，信誓旦旦说自己没用过水。妻子的愚蠢在于，对一个大脑开始萎缩，逐步走向健忘的老人家来说，她的提醒也好，忠言也罢，都毫无意义。她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不声不响地关掉龙头，然后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根本就用不着对一个九旬老太做“友情提示”。母亲认为自己没干的事情，儿媳妇非要嫁祸于她，这是一种不尊重老人的行为。她甚至认为没关水龙头的人指不定就是儿媳妇自己，那么，儿媳妇反过来栽赃于她，是蓄意陷害，属道德问题。于是，婆媳两人各不相让，争论不休。她们就像火车两边的轮子，看着是往同一个方向跑，却永远在各自的轨道上找不到交集。后来母亲冷静下来，想到了我教给她的方法，去大妹家寻求“避难”。
　　到了大妹家，母亲把自己和儿媳妇之间的过节如实讲了。令她没想到的是，她的“投诉”没有得到女儿的支持——大妹给她泼了一瓢冷水——与其相信母亲的记忆力，大妹还不如相信嫂子的善意。三个妹妹中，大妹的原则性和心直口快是公认的。许多时候，她的公正和无私不择对象与场合，让人心里诚服却面子上难受。
　　这次，母亲也一样。
　　大妹说，妈，肯定是你忘记关了，嫂子没外心，她的意见你应该接受。
　　大妹向着嫂子说话不是她要胳膊肘朝外拐，而是因为她领教过母亲糟糕透顶的记忆力。可在母亲那里，女儿这样的态度让她心生不快。
　　母亲在儿媳妇那儿受气，原指望会在女儿嘴里讨一个公道，获得一点安慰，想不到大妹会帮着外人。她气哼哼说，我老了，不受后人喜欢了，你们就合着伙欺负我吧，早点死了算啦。说完，母亲坐在沙发上，嘤嘤哭起来。
　　大妹开始劝慰母亲。大妹的劝慰只是语气上软下来，原则上并没有让步，坚持过错不在嫂子。母亲后来听不下去了，气冲冲地换鞋离开大妹家。难怪母亲那天回家时情绪低落，对出差归来的我显得不冷不热——糟糕的记忆力在戕害一个老人的同时，居然让母亲昏庸到把错误当成了真理！
　　母亲选择去大妹家，是我教给她回避矛盾的方法。母亲曾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投诉”妻子，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我对母亲说，妈，你也是从媳妇熬成婆的老人，对怎么做儿媳妇和婆婆，应该有切身体会。媳妇是一直伺候你到老的人，有些事情，到时候儿子做起来不方便，还得指靠她，你最应该处好关系的人就是她。
　　母亲说，我已经做得够好了，我并没得罪她。
　　天啦！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这哪是得罪不得罪的问题。母亲在观念里把儿媳妇定位于客人，这么多年过去，连曾孙都有了，她内心深处还没把儿媳妇当成自家人。那么，主客之间相处时间长了，怎会不生出罅隙？
　　我直言不讳说，我看你对待女儿和对待儿媳妇就是两个样。比如你和妹妹发生争执后，从来不往心里去，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而和媳妇发生矛盾则耿耿于怀。
　　母亲说，没有啊。
　　我说，真没有？
　　母亲不说话了。她向我“投诉”儿媳妇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说明一切，她自知理亏，只能保持缄默。
　　我说，妈，你其实完全不必和儿媳妇正面冲突的。我不在家，当你觉得不爽的时候，可以去大妹家散心啊。你这一走，儿媳妇再也不会烦你，你心里舒坦，家里又不失和，岂不两全其美？
　　母亲就是听了我的计策，才去了大妹家。只是她没想到，她自以为是的那些“冤情”讨不回公道，大女儿家也不是她的避风港。
　　三
　　邡医生一番望闻问切后，很武断地说，腰椎间盘突出，一个讨嫌的病。这种病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只有多锻炼，慢慢恢复。
　　为什么不是寒湿呢？邡医生的诊断让我和母亲都感到意外。邡医生解释道，寒湿必须伴有红肿，而且主要在关节部位。母亲腿痛的位置和症状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不適恰好吻合。
　　可是，我痛得受不住，而且一阵追着一阵，就没个消停的时候，以前从没这么痛过。你是医生，就没什么好办法吗？
　　我替母亲补充说，能不能用什么药物缓解疼痛？老人家整宿睡不着觉，这么拖下去，纵是钢铸铁造的身板也会被拖垮。
　　邡医生说，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去大医院做手术。他看了母亲一眼，然后，目光转向我，摇了摇头说，这么大年纪了，我看没必要。
　　母亲说，我吃不下饭，肚子也不舒服。
　　胃炎，饮食不良引起的肠胃病。邡医生很有把握地说，它和腿痛是两个病，互不相干。我可以给你开点胃药拿回去吃，这个倒不是问题。
　　母亲本来不愿看医生，差不多是我架着去的。一连好几天，她都是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把一个个漫长的黑夜走成黎明。尽管她坚持不要我们陪夜，可是，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卧室门外那些揪心的摩擦声，针尖一样挑动我的每根神经，让我在黑夜里睁大黑色的眼睛。
　　几天下来，我发现母亲明显苍老了，原先硬朗的身子骨变得孱弱不堪。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还从来没有哪场大病能把她摧折成这样。看来，母亲对疾病惯用的以拖待愈的方法这次失灵了，无论如何得去看医生。
　　就这样，我们从邡医生坐诊的药房里拿回五剂中药和几盒西药。邡医生吞吞吐吐说，吃完这些药如有好转，就再来复脉吧……我理解他没说完的话尾巴是，如果不见效，就别再去找他。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医生对自己的医术都非常自信，他们相信自己胜过华佗。他们把病人的脉动捏在手里就等于把票子攥在手心，可是，面对我母亲，邡医生却摆出畏难和放弃的姿态，这是为什么？难道母亲真的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觳觫。 　　又耗完一个星期。那五剂中药毫无疗效，母亲的腿痛有增无减。她终于答应去住院检查治疗。
　　县红十字会医院的郎院长是我学生，当兵进藏后成为一名操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现在名头很响。听说我母亲病重，他让我马上送过去，并承诺只要是能治得好的病，保证给老人家治好。大妹说，养老尽孝，儿女都有责任，我们三姊妹出份子钱。大妹的心情我理解——我大女儿成家后生孩子;小女儿大学才毕业，正忙着考研;没工作的老婆照应着一大家子吃喝拉撒，比谁都忙碌;我一个人上行政班，拿那点可怜的薪水，负担可想而知。我否决了大妹的提议。俗语云，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妹妹们有自己的公公婆婆，她们的责任在丈夫那边。我不能因为母亲生病，让妹夫有想法，让妹妹们在婆家不好做人。我咬牙说，钱不用你们摊，你们多出点力吧。
　　住院期间，母亲需全天候护理。我要正常上班，大女儿刚刚生完小孩，妻子每天买菜弄饭洗衣搞卫生，还要伺候女儿母子俩，劳力很成问题。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大妹负责白天陪护母亲，午饭由我妻子送，晚上我和二妹、小妹轮流值班，三天轮一次。新建的红十字会医院坐落在澧水南岸，我们都住在北岸老城区，去那儿没有直达公交，得倒车或打车。打车每次二十元，超过晚上九点还得另加。这对两个值晚班的妹妹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她们给人家打工，每天的工资只有几十元）。郎院长特殊照顾，安排了一个单独病房，空出两个床位供我们陪护休息。
　　检查结果当天出来，郎院长把内科、骨科和放射科的主任、主治医生召集到一起，对母亲的病情集体会诊，得出的结论和邡医生几无二致：一是腰椎间盘突出，腿痛系坐骨神经受压迫所致;二是肠胃系统有轻微炎症。郎院长举着X光片，在灯光前指着每个部位给我们作非常专业的解释，说炎症可望在短期治愈，家属的任务是要给病人做些流质性食物，比如熬稀饭或煲汤。病人前段时间进食少，营养没跟上，可煲些鸡汤、鱼汤之类补充营养。关于坐骨神经痛，郎院长的建议是鉴于老人家年龄偏大，只能做保守性治疗，具体方法是理疗与药物配合，让疼痛逐步缓解。阿弥陀佛，母亲没有患上不治之症，她虽然会有痛苦，但暂无生命之虞，我们做儿女的总算放心了。
　　这个夜晚，我睡了近半月来的第一个囫囵觉。我第一次对医院和医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原来，家属把病人交给医院的同时，也就交出了一份信任和托付。同时有一种被解脱、被释放、被赦免的轻松。
　　第三天，轮到我值夜。我早早来到母亲的病房，见大妹正在给母亲捏腿。大妹的一双手都用上了，她牙巴咬紧，指头在母亲的右边大腿和屁股上陷得很深，可母亲还一个劲说，使劲，再加点力。大概过了三分钟，母亲说，扶我下来，我要走走。大妹说，你才上床还不到五分钟，又下来走？大妹可能觉得这话硌了点，又莞尔道，妈，你是不是忘了刚才下床走过？母亲说，我不舒服，我还是要下来走动。大妹说，你不舒服，我给你按摩。医生交代过，你要多躺着休息。母亲嘴上不再坚持，可她的身子却在反抗，未等大妹伸手，一双腿已经撂下床，大妹只得扶住她在房间里走。我发现母亲走得很吃力，大半个身子都依靠在大妹肩上，比在家里时的状况差远了。我忐忑地问，电话里不是说好些了吗，怎么还是这副样子？大妹把我叫到一边，不无忧虑地说，妈的病情未见好转，也不知道医院到底确诊没有。我说，慢慢来，母亲年纪大，又拖延了治疗，哪能立竿见影？等我陪她一夜看看情况后再说。
　　这天夜里，我通宵未眠。除了给母亲捏腿揉腿外，再就是扶她下地走动。母亲是个坐不住的人，平时五点多钟就出去晨练，下午坚持散步，每天活动量很大。现在，病魔将她囚禁于小小病室，她当然不能适应。母亲走一阵坐一阵，或倚在我身边说话。话也说得不够利索，有上句没下句，看起来很累。我让她躺在床上休息，她看了看病床，很纠结地说，躺着不舒服，一会儿又要起来。我知道母亲其实很想躺一躺，但她知道自己躺不了几分钟又要起来，不想折腾我。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在深度睡眠中忘记一切痛苦，好好休息静养，可是，一个病痛加身的人怎能睡着呢？捏腿，走动，我暗自记下频率，大概每一刻钟一次。我陪母亲就这么折腾了一夜，相信妹妹们每天也都是这样熬过来的，真是太辛苦她们了。二妹的那个艺术团已经没有市场竞争力，她失业后在一家小餐馆端菜洗盘子，客人散去后才能下夜班。小妹的酒店规模大，生意好，事无巨细都是她在替老板操心。两个妹妹白天上班，晚上通宵不能合眼，真不知道這么熬下去会不会把她们拖垮。天快亮的时候，母亲总算有了一次不到四十分钟的浅睡。在她那来之不易的鼾声里，我把自己固定在床上，极力保持安静，生怕惊扰到母亲。病房里那股浊重的来苏水味儿将我刺激得格外清醒，内心开始自责：我要是有钱该多好，那样的话，我就可以雇一个保姆，专职伺候病重的母亲，既专业熨帖，又能给亲人减少负累。
　　四
　　白天，大女儿带着孩子到医院看奶奶。
　　我手机里下载的“亲宝宝”载有孙子的成长记录。我发现，每当我打开视频，母亲就暂时忘了疼痛，专心致志欣赏她的曾孙。这个曾孙是母亲有生之年看到的第三代后人，我想，母亲一定很想念她的孙女和曾孙。小曾孙刚满双月，按说不宜去医院那种带病菌的地方。可是，他病中的祖奶奶想念他，我就不顾忌那么多了。
　　母子俩刚出现在病房门口，坐在床头的母亲一把撇开大妹，老远就伸出手要接小曾孙。小家伙依偎在祖奶奶怀里，在她的逗弄下咧嘴大笑，发出银铃般的童声。母亲带着假牙的嘴噙住一只舞动的小拳头，也开心地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松弛的皱纹逐渐散开，像花儿一样开放，看不出半点病象。站在生命两端的祖孙俩让我产生了关于人生和命运的联想。小家伙是初升的旭日，世界在他面前呈现出美好和希望，而此刻的母亲却正站在接近人生终点的某个路口留恋顾盼，希望能挽留住一点什么。他们祖孙之间看似零距离相处，实则隔了整整一个人生的距离。
　　大妹将小家伙抱出去玩，大女儿撩开奶奶的裤腿给她按摩。按到脚背那儿，大女儿突然想起什么，提出要给奶奶修剪脚趾甲。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要帮奶奶修剪一次。奶奶年纪大了，身子弯下去很吃力，且够不到自己的脚趾，大女儿就成了奶奶的专职修脚师。 　　母亲的右踝关节那儿有一个标志性的肉瘤，看起来很不雅观，可那是母亲一生引以为荣的“勋章”。每次修剪指甲的时候，她都会借此把二十多年前那件旧事翻出来。大女儿一岁三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带她去县城大妹家过生日。回来时班车在途中抛锚，离家还有二十多公里，乘客只能弃车步行。母亲本来就有一个很沉的背包，还要背着十多公斤的孙女走二十多公里山路，何其艰难。她用随身携带的零食讨好一个放月假回家的饥肠辘辘的高中生，希望他能结伴同行，帮助背背孙女，可大女儿认生，像口香糖一样贴在奶奶身上撕不下来。花甲之年的母亲白白付出那些零食，只得背着她走。天快黑时我得到消息，请表弟骑自行车去接母亲。在西山垭一个下坡弯道上，表弟的破单车刹闸失灵骑翻了。母亲抱着孙女坐在自行车后架上，车子侧翻时，为了保护孩子，她让自己的身子垫底，造成多处挫伤，右脚也崴了，踝关节鼓起好大一个包。按说只要及时拔火罐，把淤积在那儿的气血敷出来，就不会留下这枚“纪念章”，可一向遇到小病小伤硬扛到底的母亲说不碍事，就拖延下来长成了肉瘤。
　　近些年来，大女儿热衷于给奶奶洗脚和修剪指甲，她是不是对那颗肉瘤心存一个感恩的记忆呢？
　　小妹的电话是在凌晨五点钟打给我的。她的啜泣让我惊醒，我挺身竖起来，莫非母亲……小妹抽抽搭搭地说，哥，我是躲在卫生间瞒着妈打给你的。她的状况越来越差，昨夜里对我说，她硬是受不住了。她不想住院了，只想回家……你看是不是转院？停了片刻，小妹甚至说，哥，你如果差钱，我们来凑，没钱我们借，救妈妈要紧。说到这里，小妹已经泣不成声。
　　我慌忙赶到红十字会医院，问了母亲的情况，然后打电话给郎院长。我开门见山向他求证母亲的病是否诊断正确，医院到底有无治愈的把握。郎院长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腰椎病的保守性治疗本来就是慢功夫，老人家年龄大，恢复起来效果会差些。再说，刚刚接受理疗的人身体会出现反弹，母亲的疼痛有增无减，也属正常。在我的要求下，郎院长同意开点安眠药，保证母亲晚上的睡眠。我特别交代值夜的二妹和小妹，药物要严格保管，每天晚上十二点钟以后，只能给母亲服用半片。可妹妹第二天反馈的信息是：不管用！母亲还是痛。即使这样，她每天上午还得在大妹的搀扶下，去医院理疗室做牵引。面对那些刑具一样的器械，母亲战战兢兢，她本就疼痛的腿骨不得不经受着一次次人为的折磨。
　　我想到了县城那家以治疗颈肩腰腿痛闻名的专科门诊，就带着母亲的X光片，找到那家门诊的主任求诊。这个主任曾是县医院的科室主任，他看了看片子，很权威地说，不仅是腰椎问题，还伴有骨质增生。当他得知患者是我母亲，而且是个已经年届九十周岁的老妪时，马上把片子还给我，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很抱歉，我们不收治七十岁以上的病人。我问为什么，他表情漠然地说，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我们的理疗会把他们本就脆弱的骨头揉捏成齑粉。他扶了扶眼镜，以那种看破世事的语气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个啥呢？弄回家静养吧。
　　主任的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母亲曾因感冒发烧去一家个体诊所买药，人家不卖，说是非得有后人陪着才发药。医生后来告诉我，某家个体诊所在给一位老人吊水时，老人突发心梗死去。患者家属找麻烦，一定要诊所赔偿。这样的医患纠纷司空见惯，不管有理无理，死了人就是天理，医方就得承担责任。后来，诊所老板只好自认倒霉，掏一笔可观的钱替人家尽孝才算了事。老板最后慨叹，教训深刻，老人的钱我们赚不起，但我们躲得起！
　　现在，轮到我母亲了。我终于明白专科门诊主任何以拒诊，作为医生，他选择趋利避害，但这对母亲不公平！患了个腰椎病尚且如此，如果患上什么不治之症，她会受到怎样的冷遇呢？年龄大不是母亲的过错，患腰椎病也不是她的过错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是主任自己的母亲，他会怎样对待？这人尽皆知的道理，我又同谁去说呢？
　　妻子给母亲煲来了新鲜的鸡汤。她坐在床沿，拧开保温桶，在母亲胸前铺开毛巾，用调羹一口一口地喂食。母亲吃得很费力，每吃一口都要夸赞鸡汤的味道好，咸淡合适，不烫嘴。母亲边吃边说话，有汤水从嘴角流出来，妻子马上拿纸巾给她擦去。妻子还给母亲带来了梳子，交代妹妹们说，妈是个讲究人，很在乎形象，要给她多梳头，出去走动一定记得给她整理好衣服。我留意到这些细节，心里五味杂陈。这对婆媳之间曾经有过龃龉，但自从母亲生病以后，妻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真正走近母亲，把自己当成了孝妇。她每天早上给我们弄早餐，给孙子洗澡，然后去菜市场采买，回家后弄午饭，再送到病房里。下午，她洗衣服，搞卫生，晚上还要替我頂班去医院陪护母亲。她说，母亲是女人，有些事做儿子的弄起来不方便。母亲是通情达理的人，一天晚上她对伺候她的儿媳妇说，妈有时候和你争争吵吵，现在回过头想，是妈不对。等到了那边，我会好好保佑你。妻子红着眼圈说，妈，你都想到哪儿去了，舌头和牙齿还有个磕碰的时候呢。您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一定会好起来的，何必悲观？母亲善解人意地说，是呀，我们母女俩都是火爆性子，脾气一来，发一通就没事了。我心里真的不怨你，从来都没记仇。妻子说，其实，很多矛盾都是误会造成的，妈，我是晚辈，不应该和您计较，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我们现在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病治好，大把的好日子还等着您往下过呢。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你都当奶奶了。母亲叹息一声，吞吞吐吐地说，你放心，我还有些话要给儿子交代……
　　妻子说，有什么话您不妨告诉我，我给他转达。
　　母亲说，有些话我是说给你的，有些话是说给他的，我有分寸。
　　妻子没把这次谈话告诉我，是小妹悄悄透露给我的。其实，我们大致都能猜测出母亲要交代什么。
　　五
　　母亲后来转入县人民医院。
　　在红十字会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半个月，我决定将她转入县城最好的人民医院。人民医院是二甲综合医院，有“全国百佳医院”的美誉。母亲的病如果真如红十字会医院诊断的那样，我把她送到哪里就诊，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一日甚比一日地痛苦，即便人民医院对这样的顽症也没什么好办法，即便掏空我本就所剩无几的钱袋子，即便我们最后都因母亲的病拖垮身体，我也得把母亲送去。我要给一辈子辛苦劳累的母亲一个交代，给妹妹们和所有的亲人一个交代，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母亲如果在人民医院还不能有所好转，我们只能认命了。 　　这个夜晚，我让二妹躺在沙发上休息。母亲已不可救药，但活着的亲人还得活下去，一个也不能倒下。
　　母亲暂时入睡了。她只能靠注射杜冷丁镇痛。开始打一针能管四五个小时，以后间隔越来越短，直至不管用。这是扼杀生命的权宜之计，不到万不得已，医生不愿开红处方，病人家属也不会接受。我坐在病床边，想象着母亲的痛苦。癌细胞正摧毁着母亲年久衰弱的器官，一个九旬老人正用她所剩无几的意志力做生命最艰难最无助最痛苦最绝望的抵抗。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母亲注定处于败局。
　　下半夜，母亲醒过来。杜冷丁的时效已过，母亲是痛醒的。她让我喊醒二妹，说是自己要小解。我说，不用喊她，我一样能弄。母亲迟疑着说，还是喊她吧，她大半夜都在睡。母亲哪知道，她的女儿已经十分虚弱，她熬到天亮后还得上白班，要穿着水靴在厨房内整天转悠，一双手浸泡在冷水里洗菜刷碗。那些盘子碟子、瓷碗炖钵都是有价的，工作必须十分小心，不敢出丝毫差错。二妹多么需要美美地睡上一觉啊！可是，病中的母亲糊涂了，她的难为情其实大可不必。我对母亲说，妈，你能生下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让儿子帮你呢？从小到大，你该给我弄过多少屎尿，就让儿子还你一次人情吧。
　　母亲不说话了。
　　二妹也醒过来了……
　　天亮后，我下楼买早点，出电梯口时碰到曾经在老家当过乡长的T君。我们因为有共同的文学志趣和爱好结下友谊，只是最近几年联系渐少。也不知什么原因，T君老得出人意料。白发苍苍的T君拎着罐子一路飞跑，一打听，是他老伴住院了，而且恰好就住在我母亲对门的病房。他老伴是供销系统的下岗职工，T君退休后，老两口住进县城，房子在计生局家属区，与人民医院只隔着一条马路，直线距离不过五百米。简短交流中，T君告诉我，老伴是大年三十那天突发脑梗送进来的，住了大半年，恢复得还算可以。或许经历的苦难太多，T君向我介绍老伴的情况时没有半点悲戚，就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我想起对门病房里躺着的那位老人。我在一个周末的上午曾走进去看过她，当时，有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正在帮病人料理下身失禁的秽物。病人的眼睛放亮，却不能自如转动。她嘴巴轻微地開合，像是要给我打招呼，却呜哇呜哇吐不出半个音节……T君要给病房里送早餐，我不便多问什么。他约我有时间去病房聊聊，然后一闪身进了电梯。
　　母亲住进人民医院的第三天上午，家里的门铃被摁响，小女儿拖着拉杆箱出现在门口。我连声责备她说，电话里说得好好的，你怎么回来啦？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时间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吗？女儿涨红着脸，抽噎着说，我想念奶奶。她话不多，但已胜过千言万语。我本来还想追问她为什么回来不先吱声，一想问也白问，就罢了。她就是不想告诉我们，她知道我们百分之百不会同意她这时候回家。见女儿站在门口，妻子过来打圆场，快进屋吧，回都回来了，还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我只好向女儿妥协。为了保证她的时间和精力，我以商量的语气说，这样吧，你每天上午到医院陪奶奶半天，中午回家午睡，下午和晚上在家复习备考。去医院也带上复习资料，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不需要你做什么。我还把同样的意思转达给了妹妹们，希望她们能帮着督促。女儿答应了，可到了病房，她把书本撂在一边，抱着奶奶的腿不撒手，一直捏，一直捏。她也无视我们父女之间的约法三章，白天一整天窝在医院里不回家。我好言劝她，希望她能留在家里静下心来看书复习，力争一次考过——母亲是留不住了，但女儿未来的路还很长，这样的得失账谁心里都清楚。可女儿抹着泪告诉我，爸爸，让我多陪陪奶奶吧，我在家里看书看不进去，奶奶的影子老在我眼前晃动。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的泪水下来了……
　　对门伺候病人的大姐到母亲的病房来串门。她是个热心的女人，教给我们许多护理常识。她干这行时间不短了，经验很丰富。从交谈中得知，她就是附近镇子上的居民，是T君雇佣给老伴的专职保姆，月薪五千元，管吃住。T君的老伴原来发过一次脑梗，因抢救及时，没造成大碍，生活尚能勉强自理。没想到今年年三十大清早一家人围着吃团年饭的时候，T君的老伴脑梗再发。儿子当即将母亲扛到人民医院抢救。医生看了病人的情况，认为很不妙，当即就下了病危通知。医生明确告诉T君的儿子，像这种脑梗复发的病人，抢救过来的希望非常渺茫，即使成功，老人家也将成为植物人，而且治疗费用是个无底洞。可儿子不愿看到母亲就这么死去，在这样团聚的日子里丢下母亲，他做不到，换成任何人也做不到！就这样，T君的老伴经抢救又活了过来。保姆说，幸亏他们离医院近，如果再远点，半道上就死了。开始几个月，因为儿子在上海工作，T君只能一个人伺候老伴。他吃了一辈子行政饭，原先一直是老婆伺候他。他动动嘴皮子耍耍笔杆子还可以，伺候病人绝对差火。没到最热的时候，老伴身上就长了褥疮，溃烂出乒乓球大的洞眼，T君自己也一夜间愁白了头。回家探望的儿子这才想办法，雇请专职保姆，T君稍有解脱。他现在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管好老伴和保姆的一日三餐。保姆很尽责，在她的悉心照料下，病人身上的褥疮痊愈了，连体重都增长了四公斤。医生说，像这么下去，病人活个五年十年不在话下。
　　七
　　母亲醒过来了。
　　杜冷丁已经完成它的使命，母亲开始服用吗啡镇痛。药片掌握在值班护士手里，商主任有交代，严格限量，每次只给半片。
　　母亲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问我，天快亮了吗？
　　我看看手机，才凌晨三点。我诓她说，快亮了，只差个把钟头。
　　母亲挪动一下身子，嘴巴咧了咧。她在极力掩饰药效失控后的痛苦。
　　如果有人问我，病人最怕什么？我可以告诉他，病人最怕黑夜。病人希望天永远都是亮的。
　　沙发上的小妹翻了个身，她显然没睡着。我想起她透露给我的信息。母亲在红十字会医院曾当着妻子的面说有什么私密的话要对我讲，现在正好可以问问她，趁便转移她的注意力，减少她的痛苦。所谓遗嘱——母亲的话如果可以称作遗嘱的话——就是行将就木之人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嘱咐。如果抓不住机会，母亲的遗嘱也许会被遗漏。 　　母亲说，儿啊，我要交代你两件事。她说得很吃力，但急于表达的愿望十分强烈。见我未做声，她说，你想听吗？
　　我点着头，脑海里猜想母亲的万般心事。
　　你媳妇是个老实人。我死后，不准你欺负她，更不能抛弃她。
　　我原来一直以为她们婆媳之间有过不睦，儿媳妇在母亲心里的分量并不重，想不到，命快没了，她放心不下的第一件事会是这个。
　　母亲说，这么多年，我跟你们一起生活，过得自由、幸福，是你这个儿子有能力，能当家主事，你媳妇凡事都依你。你也有孝心，很心疼我，我跟着你们享了福，这辈子我满足啦。戴完高帽子，母亲又说，你媳妇她有缺点，但人无完人，哪个人能没缺点？不管怎么说，她给你生了两个好女儿，她是我们刘家的恩人。你自己也是养女儿的人，女人离开父母到了婆家，丈夫不疼爱还指望谁呢？任何时候，做人都要讲良心。你要记住妈的话，这个家什么时候都不能垮。你是顶梁柱，能撑起这个家的只有你。
　　我抓住母亲的手，很用力……
　　第二件事，我在世，妹妹她们经常回娘家。有时候，她们有难处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说，就拐到我这儿，事情到最后都是我盯着你办。我走后，你要多关心她们，帮助她们。你大些，书读得多，见识也广，知识和能力比她们强，你要把当哥的责任担起来。
　　母亲说到这里，我联想起大妹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有天晚上九点多钟，母亲上她家敲门说，今天是安宝的生日，我来看看他。说完，母亲走进外孙的书房，给了他两百元钱。临走时，母亲像做错事的孩子似的对大妹说，我回家后才想起来——母亲白天去过大妹家，并且在她家吃的午饭，可外孙在校读书，她真没想起这事。大妹问母亲怎么来的，母亲说走沿河马路。大妹垮着脸责怪母亲，他一个晚辈，值得你惦记吗？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要是弄出个好歹怎么得了？说完大妹把母亲送下楼，给她招了辆出租车。大妹告诉我，要不是母亲去，他们都把儿子的生日忘记了。大妹感慨道，妈的记性其实很差，但我们一大家子谁的生日她都记得住，而且一碗水端平，每人给两百元。哥，我总觉得妈才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真正的一家之主，她管的事比谁都多……
　　对大妹这番话，我当时没太在意。母亲刚才的嘱托忽然唤醒了我。
　　我哽咽着说，妈，你说的这些我心里有数，你就放心吧。
　　母親并不放心。她说，我要你亲口告诉我，我说的话你到底能不能做到。
　　我把母亲的手握得更紧了。我跪在母亲床前，用一种最古老、最朴素、最直接、最庄重的方式向她承诺，妈，儿子保证全都做到。
　　母亲无力，只是象征性地牵了牵我的手，起来吧，男儿膝下有黄金，妈信你。
　　我起身去向值班护士要吗啡。母亲都这样了，我才不在乎医院什么规定不规定。护士说，晚上不是服过了吗？
　　我说，不管服没服过，我只要母亲不再疼痛。
　　服完药片，母亲又安详地睡去。沙发上传来小妹的呓语。
　　我带上门，轻手轻脚地来到“博爱楼”八楼窗口。周遭一片黢黑，只有眼前的住院大楼里亮着一片灯火。哦，这时候健康人的天黑了，只有病人的天还亮着。健康的人不惧怕黑夜，他们需要黑夜里的那份沉醉，只有健康堪忧的病人才最怕失去光明。掏出手机，时间显示已是凌晨四点。今天是几号？我想不起来了，我的思维甚至还停留在昨天，脑海里完全没有黑白，没有今天和昨天的时间概念，好像世界上永远都是一天。这些天来，我的生活陷入一片混沌。我需要释放，需要用另外的逻辑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否则，我会疯掉。我开始数对面“祥和楼”亮灯的窗口，像小时候数天上的星星那样，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我数到一百二十多颗“星星”时再也数不清了，因为不断有新的窗口亮起，也偶尔有一两个窗口熄灭下去——这是属于病人的星空，带着某种隔世的奇崛和鬼魅。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就在前不久，也就在我所站立的这栋大楼的某个窗口，有个花季少女跳了下去。我一直无法理解跳楼者哪来的勇气，纵身一跃就把一段鲜活的人生演绎成一道生命的绝唱，那么短暂和决绝。母亲的病让我从中找到了解释。跳楼者需要的其实并不是胆气，他们只需要一场生不如死的大病，只需要一个能掩盖惨烈的黑夜，只需要一方足以陨落生命的平台！可惜，我的母亲连这样的选择都做不到，她躺在病床上已经起不来，连跳楼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的脚被拖把碰了一下，是医院的护工在搞卫生。她每天都必须赶在医生和护士上班之前，把整个楼道和病房拖一遍。因为要抢时间，她无法不弄出声响。我拦下她，表示愿意替她做挨近母亲病房的过道内的卫生，而且病房的卫生也不用她管。母亲和小妹刚刚入睡，她们的休息不容破坏，我有责任保护她们的睡眠。我从护工手里接过拖把，护工很高兴，站在一旁伸展着酸累的腰和手，直到我把拖把还给她。
　　没多久，又响起胶轮摩擦地砖的叮咣声。隔老远，医院内部提供早餐服务的人就敞开嗓子吆喝，开早餐啦，有稀饭馒头饺子米粉，有油条豆浆牛奶海带汤……内容委实丰富。我想上前拦下他们，让他们降低调门，可是，不断有人从病房里冒出来涌向餐车，我只得保持缄默。我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这栋大楼里住着的病人并不只有我的母亲，我没有剥夺人家卖早餐和吃早餐的权利。
　　母亲的病房门开了，小妹走出来。她眯缝着眼，完全是一副惺忪的睡样。在廊道明澈的灯光下，我发现小妹的眼珠是红的，眼圈是黑的。她打着哈欠说，哥，你睡睡吧，下半夜我来陪妈……当她发现卖早餐的人正向她热情招呼时，不无歉疚地说，看，一倒下就睡过了头，不是让你叫我吗？
　　第二天，正碰上T君在病房里陪他老伴，我们聊起来。T君的目光落在床上，感慨道，这人啊，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钱;什么都可以有，就不能有病。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边翻边对我说，我现在天天坚持写日记。从老伴生病住院那天起，我把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等到有一天，我把它整理出来，印成一本书，也算对老伴和后人的一个交代。我知道他所说的“有一天”是哪一天。我说，嫂子现在恢复得蛮好，她真幸运。T君说，有这么个人和没这么个人完全两个样。原先我并不觉得，等她病倒了，我每天一个人回到家打开房门时，屋里冷清清的，才感觉到少是夫妻老是伴啊。只可惜，她现在不能说话，跟一个哑巴差不多。T君拍着笔记本说，老伴不能说，我就和它说，我就对自己说。人，总得要说话嘛，不然，会憋出毛病来。我看着T君的满头银发和一张憔悴的脸，说，老兄，你可要保重自己。保姆在旁边搭讪，乡长可累坏了，嫂子住院后长了八斤，他却瘦了五斤。他把自己身上的肉都割给了老伴。 　　接着，T君问起我母亲的病情。我摇头，半天才幽幽说，我母亲没有嫂子的运气，她得了那个病，已无回天之力，挺不过多长时间了。
　　T君说，人总归要走那条路，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唉……好歹你们后人都尽了孝道，把她照顾得很好，不留遗憾就行了。
　　从T君那里出来，我有种无地自容的负罪感。此前，我曾有过这样阴暗的想法：我比T君幸运。不管母亲的生命力多么顽强，也就是三五个月的事，指不定会更短。母亲既然不能健康地活着，还不如早点过去，免得承受人世间的痛苦，同时也累及后人。相较而言，T君的解脱还遥遥无期。在我看来，他老伴那样活着跟死又有什么区别呢？躺在床上的分明就是一个活死人！对T君来说，旷日持久地守着一个活死人，很不公道啊。想想T君未来的每个日子都要消耗在带着浓重的来苏水味儿的病房里，我不禁替自己和亲人暗暗庆幸——母亲不会让她的后人承受这样的压力，她生不害人，死也不会害我们。
　　现在，我终于理解了T君，在植物人老伴面前哪来的勇气和坦然。原来，他看到了生命之上的意义，他活在一种宽广无垠的道德之中，他在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老伴的迷途……
　　八
　　母亲呼吸困难，已经没有痛感，吞咽功能正在逐渐丧失，吗啡片只能在水杯里捣碎后用汤匙一小口一小口地喂给她。
　　半个月后，我惴惴地问商主任，母亲还剩多少日子。商主任不答话，但答案分明就写在他脸上：你可以准备后事了。
　　我决定把母亲弄回家。
　　按我们土家人的规矩，人，生有场所，死有地方。母亲是有家的人，儿子在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有母亲的家才是儿女们永远的归宿。
　　我听说生活中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住院的老人在最后时刻要求回家，医生也明确告知病人家属，希望他们把患者弄回去，不要死在医院里。可是，有的后人担心老人死在家中不吉利，或者房子成为“凶宅”后将来不便处理，所以，他们拒绝将老人弄回去，坚持在医院等死，然后直接去殡仪馆……
　　我唾弃这样的后人！
　　母亲的家在县城荷花巷一个名叫“厚福楼”的商住楼五楼，在那套一百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有单独属于她的一间卧室。卧室内安放着一张席梦思床，床头装有一排衣橱，里面挂满她的衣物。在随儿子进城生活的二十年里，她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土家人信奉“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别人屋里的饭好吃，自己家里的床好睡”。同在一座县城，即便是女儿家，哪怕再晚，母亲也从不在外过夜。如果说，母亲寿终正寝的那一刻非来不可的话，她应该回到自己已经习惯的那张床上。多少日子，她躺在那张床上听惯了半夜里火车碾过铁轨的哐啷声和洒水车轧过马路的长啸声，还有雨水击打罩棚，风儿吹动晾衣绳，晨鸟啄响玻璃窗……
　　重阳节，母亲在迎来自己的最后一个节日后离开人世。
　　头天夜里，我给守夜的妹妹交代，让她们无论如何在十二点钟喊醒我。从娘胎里生出来，那根脐带让我们母子连心。我已经真切地预感到母亲将会不久于人世。可是，妹妹们自作主张地心疼我，结果，我从一场噩梦中一骨碌爬起来时，已是凌晨四点。我换下妹妹、妹夫，独自守着气息微弱尚存一点意识的母亲。她已经接近生命的大限，显得宁静而安详。我握住母亲没有温度的手，脑海里回荡着刘和刚的歌声：
　　想想小时候，
　　常拉着妈妈的手，
　　身前身后轉来转去没有忧和愁……
　　拉着妈妈的手，
　　泪水往下流，
　　那双手虽然粗糙，
　　可是她最温柔……
　　可是，我拉不住了。
　　母亲闭着眼睛，她一定不愿看到地狱深处无边无际的黑暗。她游丝一般的气息还保持着和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是的，在这个世界上，还存活着她的亲人，她有太多的留恋和不舍。她甚至到这时候都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怎么就治不好。我想，都这时候了，我不能继续欺瞒她，应该让她舍弃牵挂，不带遗憾地离去。
　　我俯下身子，把嘴巴杵在母亲的耳扇上。话未出口，我已泣不成声，妈，你就安心走吧！你得了一个大病，一个治不好的大病，儿子已经穷尽所有办法，但是治不好。儿子无能啊，你就原谅儿子吧……
　　在我的抽泣声里，母亲的眼睛睁了一下。从她灰暗的眸子里，我看见一星闪光。她的嘴角同时也微微牵动，似有话说。母亲肯定听懂了我的意思，是我的告知击垮了她本就奄奄一息的生命防线……
　　老人临终之际，希望所有的后人都能守候在身边。这既是老人的福气，也是后人的福报。送终，不仅是把一个人送到生命的终点，也是要让他（她）断掉阳世的所有念想，轻松升入到极乐世界里去。
　　这个早晨，我预计离我们给母亲送终的时间不远了。我安排妻子抓紧张罗早餐，亲人们轮流着吃，母亲的床边不能断人。
　　上午九点四十分，母亲最后的时刻到了。我蹭上床，背靠着墙面，将母亲从床上抱起来。我的双手摁在母亲胸口，我的胸部贴紧母亲的后背，两颗心之间只隔着母亲单薄的身体，我终于掐住了母亲最后那次心跳……
　　十三年前，我坐在床上，让生病的父亲躺在我怀里离开这个世界;十三年后，我用同样的方式送别了母亲……
　　办完母亲的丧事回到家中，我感觉房间里空空如也。客厅里应该有母亲唱民歌的身影，现在看不到了;餐厅里应该有母亲收拾碗筷的响动，现在听不到了;卧室里应该有她打呼噜和说梦话的气息，现在也闻不到了。母亲这一走，掏空了儿子的心。一个失去母亲的人，等于失去了大半个世界，我也就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十足的可怜虫。
　　年底，小女儿考研的结果出炉。她的文化课成绩在报考学校排名第九，而该校只招收六名新生。她差了五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五分是因为奶奶的大病给耽误的。如果不是陪奶奶耗时费力，她完全可以多考五分或十分，这一耽误，又要等明年再考。用一年时间挣那五分，不，说不定到次年就是十分、二十分，甚至五十分，我不知道女儿算没算过这笔账。
　　当然，她或许会说，能陪奶奶走过最后的日子，值！
　　这年春节，我把妹妹们全都接到家里团年。吃完团圆饭，我们一起去母亲坟上给老人家拜年。我本来应该回到老家陪岳父母他们过春节，但古人尚有守孝三年的礼制，我至少要在母亲离开我们的第一个年头把亲人们聚拢一起。我要让九泉之下的母亲知道，儿子跪在床边给她做出的承诺是算数的;我要让妹妹们知道，娘走了，娘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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