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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认为，20世纪伊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近代经济赢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机遇，民族资本企业成长快速，实力雄厚的家族集团相继形成。然而，伴随着后来国民政府对经济领域控制的加强，企业家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微妙变化，他们的沉浮荣辱，值得今人玩味。
刘鸿生：“大老板”变成了“小伙计”
刘鸿生（1888—1956），名克定，浙江定海人，生于上海。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当过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后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相继投资于火柴、水泥、毛织、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到1931年，刘家企业的资产总额达740余万元，刘鸿生被称为“火柴大王”和“煤炭大王”。但这样一位上海滩的大老板，却逐渐发现自己终究是个小伙计。
事情要从上世纪30年代初说起。由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蔓延，中国经济面临资金短缺等诸多困难，刘鸿生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1933年3月，他写信告诉儿子刘念仁：“我敢说，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经济方面没有一样能使我乐观。我们确实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丝毫不知道这个黑暗路程何时能够走完。为了在危机下挣扎，我不得不更加尽力来经营我的各项事业。”1935年9月，他在给另一个儿子刘念孝的信中说：“居民购买力的低落，政府政策上的举棋不定，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动摇不定，是使工商业达到今日地步的主要因素。……我现在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我无法使我们的营业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款项。企业的衰落，使到处都感到这种困难。”在刘鸿记账房职员的记忆里，1932年以后刘鸿生经常不断地向银行告贷，华商银行的路子走不通时，又多次转向外商银行，如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联系借款，但结果均未能如愿。①于是，社会上开始传闻刘鸿生企业即将倒闭，刘鸿生回忆说：“那一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过‘年三十’，总有人来逼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亲人也对我失去信心。”无奈之下，他登门拜访宋子文，希望这位刚刚上任的中国银行董事长伸出援手。
然而宋子文脸色一变，问道：“你用什么作抵押呢？”
“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刘鸿生回答。
宋子文嘲笑地说：“O.S.（即刘鸿生的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蒙受了羞辱的刘鸿生绝望地回到家中，对儿子们说：“船沉之前，吃饱了米的老鼠总是先跑掉的。”“我只不过作了宋的伙计而已。”②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鸿生避难香港，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1940年12月，蒋介石请刘鸿生吃饭，穆藕初作陪。蒋说：“鸿生先生，我们盼望你很久了，我已清楚了解你为抗日救国，牺牲上海价值一千多万元的企业，断然来后方办工厂，精神实在可嘉，令人钦佩之至。今晚我只请你同穆藕初两个人便饭，穆藕老可作证，我保证偿还你损失的一千万元，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和各种专业人才。你要钱就给钱，你要原料就给原料，这一点穆藕老可作证。”刘表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完成委员长给我的任务。”③
后来的事实是，刘鸿生再一次遭到了耍弄。为了筹集办厂款项，他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求助，后者附加了四条苛刻条件：1.工厂必须在一年内开工，否则全部财产由财政部处理；2.开工后产品若为市场需要，以国货银行为主的官僚资本有优先投资权；3.董事长由宋子良担任；4.刘鸿生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由官僚资本集团派人出任，此人掌管企业的财权。对此，刘鸿生无力抗拒。他后来写道：“我到了重庆之后，很快的就发现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小伙计。我并没有得到蒋政府的支援，倒为当时的大老板赚了一笔国难财。” ④
穆藕初：被“撤职查办”的农本局总经理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上海浦东人。早年入棉花行学徒，后任上海江海关办事员、江苏铁路公司警务长。1909年夏赴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农科、纺织和企业管理等，1914年获农学硕士。当年回国后与胞兄穆湘瑶共建德大纱厂，任经理。此后，相继创办上海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中华劝工银行等，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和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委、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
由于引进和率先实践西方的科学管理制度，穆藕初的企业经营一度大获成功，享有“棉纱大王”之誉，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和推崇。后来退出实业界，热心文化教育事业，至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穆藕初有过表白，他说：“鄙人一商人耳。向来为工商界服务，未谙政治”，考虑到“今日政府已至建设时代，在建设时代之工商业，实与政府有互动之必要。而政府与工商间，必须有人为之沟通”，所以当孔祥熙请他出山时，才“贸然应命”。任期内，他倾注心血，全力以赴，以娴熟的专业学识、旺盛的工作热情，努力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
但他毕竟不适应官场游戏，最终在农本局总经理任上栽了跟头。农本局于1936年春在南京成立，原是国民政府对农业运销的统制机构，抗战后隶属经济部。1941年1月农本局改组，划出粮食方面的业务，主要任务是购销棉花、棉纱、棉布及其增产平价。穆藕初到任后，即对局务实施严格管理。例如，规定棉花﹑棉纱﹑棉布由政府统一购销，棉花部分交工厂加工成所谓洋纱，部分让民间纺户代纺成土纱，用洋纱做经线、土纱做纬线织成的布料，农本局办事处销售，称为“平价布”，以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1942年9月，发生了“福生蓉庄案”。此事惊动了当局，蒋介石、翁文灏严令穆藕初迅即查办，限期具报。
11月2日，穆藕初出席全国总动员会议。蒋介石主持，军需总长陈良抱怨：军用棉花，一斤还未收到。蒋问是怎么回事？经济部长翁文灏说：此事应由农本局回答。穆藕初反映：物资局的行政手续不妥，还有敲诈行为。蒋面露不悦，一边的翁文灏和物资局的官僚还在互相推诿，蒋很不耐烦，问：“究竟责任在谁？”翁文灏咬定：责任在农本局。于是蒋大发脾气，说穆藕初阳奉阴违，不顾军需民用，办得太不妥当，把穆藕初训了一通。开完会，穆藕初回到农本局，对人说：糟了，糟了！第二天，重庆各大报刊登中央社讯：“农本局总经理穆湘玥，对于业务阳奉阴违，相诿卸责，贻误要公情事，当局已有令将其撤职查办。”当日，穆藕初致信友人：两载以来，心力交瘁。日昨业已摆除一切，仍回怡园寓中从事静养……⑤ 穆藕初离职的真正原因，有这样几种分析。1.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有人认为：“自从穆藕初任总经理，花﹑纱﹑布的产﹑运﹑销﹑供的关系逐渐上轨道，农本局方面也大有钱赚，因此国民党政府的各派系都想夺取这个赚钱的机构，争夺最激烈的是政学系和孔祥熙财团。在名份上农本局隶属于经济部，归政学系的翁文灏所管，实际上穆藕初受孔祥熙的节制和利用，双方都想名实兼而有之。特别是政学系不甘利权外溢，便先从穆藕初开刀，致穆藕初突然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2.妨碍了官僚集团的攫取财富。有人说：“穆先生办事廉洁有能，为各方所嫉忌，当时重庆有‘穆先生自己不想发财，妨害他人发财’之传说。”在那次蒋介石亲自参加的会议上，有人对农本局的工作提出指责，穆藕初原可以坦然说明，“但穆先生在平时受了官僚许多气，一听见陈良的攻击，随即侃侃而道，把经过情形和盘托出，说了许多话。”这种刚正不阿的书生气引致了更大的嫉恨。3.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蒋介石，因为“穆藕初和黄炎培很要好，黄炎培在抗战后期是反对蒋介石的，他的文字当时重庆各报都不登载，他的诗文便送到农本局来交《农本副刊》发表”。⑥
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病逝。次年2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称穆藕初“志行忠贞，学识明达，创办纱厂，成绩卓著”，在农本局等部任职期间，“奖进农业生产，提倡手工纺织，有裨战时衣食之筹给，良非浅鲜，近以积劳病逝，良深悼惜，应予褒扬，以彰勋勚”云云。⑦
陈光甫：“欲罢不能”的财政委员会主任
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历任江苏省银行监督、中国银行顾问。1915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北伐战争时期，陈光甫开始了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起先出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相继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被委派为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无非是看中自己的钱和在金融界的声望，对此，陈光甫心知肚明。1927年3月，在获悉蒋介石的任命之后，陈光甫致电唐寿民征询意见：“昨晤蒋，促就财委，因有北方营业关系，未决。革军北伐，须在沪筹一千万。蒋与武汉政府究竟决裂否？请探速复。”唐回复：“汉对蒋全是口诛笔伐，并无事实决裂表示。沪财政，蒋已派人不少。宋前日专轮来沪，据云：拟商互让和平办法。财委，鄙意待宋到，晤商再决。筹款事，相当帮助无妨。”于是，陈光甫呈函蒋介石，流露出犹豫退辞之意：“蒙委苏省财会一席，勉为承乏，实以北伐之功未竟，聊尽国民一分责任然未尝不时虞陨越，致负钧之期望耳。乃尊意复拟以财次一职见委，益使辉德彷徨莫知所措。自维忝居商界，未谙计政，倘贸然拜命，深恐徒误国事，无补时艰，诚非所以报知遇之道也。”蒋介石当然不允，明示如下：“财次万难辞退，务请勉为其难，共仗危局。财会既成立，请速执行职权，将各项征收机关分国家与地方，从新由财会及财部名义收回。……以后江北肃清，政府基础稳固，建设亟须开始，全仗诸公群策群力，奠定国基。万望毅然出任，勿稍退辞。”⑧
上任伊始，陈光甫果然身手不凡，一方面迅即推动华侨认捐，一方面托钱新之转呈10万元汇票，以示资助。同年9月，陈光甫遭丧亲之痛，蒋介石马上发电：“闻兄失怙，至深怅悯，望节哀思，为时珍重。”陈光甫则“远蒙垂唁，感泣至深”。⑨
尽管和政府走得很近，这位表面风光的银行家仍然有苦难言，满腹牢骚。1928年，陈光甫在给同行好友的信中写道：“汉口地方创业匪易，官场、商界均觉银行可欺，不还即不还，我方毫无能力。一般官场醉生梦死，总以为银行不要紧。彼时不解，亦觉与感情有伤，今借而不还，信用二字何在。本行在汉口已入于欲罢不能之势，存款愈多，风险愈大。外人总云我行赚钱而不知暗中有损。造物夺人，乘除不已。哲学家好笑吾人贪而无功，为不知进退之徒也。”⑩ 这番表白，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世相写真。
张公权：“栗栗危惧”的中央银行总裁
张公权（1889—1979），名嘉璈，上海宝山人。1901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方言馆习法文，后进宝山学堂。1905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半年后赴日留学，入庆应大学进修财政学。1909年毕业回国，任邮传部路政司司员，负责编辑《邮传公报》。1914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提任总行副总裁，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30年代起，张公权出任国民政府经济方面的多项重要职务，计有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铁道部部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
张公权厌恶官场习气，为此而弃官就商，投身金融界以后，曾以“敢于抗命”著称。他服务的中国银行具有半官方色彩，为了替北洋政府“破落户的财政”撑台面，中国银行垫款达1000多万元。1916年5月，北洋政府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兑钞票，止付存款。那年张公权30岁，血气方刚，感到“停兑”事关重大，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银行等于自取灭亡。他和当时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研究之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国银行之桎梏”，于是决定“拒受北京命令，照常兑现付存”。 5月12日那天，交通银行奉命停兑，中国银行却照样兑现。那天，汉口路三号中行门前人山人海，等候兑现的队伍延绵几条马路，有数千人之多。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一场风暴渐渐平息，张公权意识到：“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吸收的存款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媒体则把张公权和宋汉章赞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不过，牛人也有牛不起来的时候。随着越来越深地介入国民政府的经济决策体制，张公权在强权政治面前逐渐没有了脾气。1933年8月，蒋介石致电中国银行张公权等人，已有颐指气使之象：“西北为国家边防所寄，甘肃尤为西北重心”，“查甘省收支虽不甚悬殊，而金融停滞，必先筹得一宗周转基金，乃可着手进行。现该省府派财政厅长朱铎民到沪接洽，极知兄等关怀大局，务望鼎力援助，予以便利，俾有成就。一切详情由朱君面达，恕不缕缕。”
1947年1月2日，时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公权正过元旦，不料蒋经国不期而至，带来了蒋介石的密函，内称政府即将改组，要张部署完东北经济方面的人事与组织，以免临时仓皇。张公权在《自述》中写道：“接读此信，心中栗栗危惧。似已定调余至政府担任工作。无论财政、或中央银行，均无法补救。……再四思维，虽觉东北工作，已感日暮途穷，然究属范围狭小。若到中央，势必出丑。当即拟一函，托经国兄带回面呈。大意如下‘……全盘经济，病况已深，非局部治疗所能救治。更非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补救。深虑竭蹶，不能胜任，请予谅察。’”2月27日，张公权奉命到达南京，28日，面见蒋介石，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具体过程，张的《日记》有如下记载：蒋“对于金融事，极不放心，故决定先发表我为中央银行总裁”，“当答以照今日经济、财政、金融情形，非中央银行单独力量所能挽救；且以本人能力薄弱，恐难有所贡献。设政府改组，有通盘计划，当勉尽棉薄”，“余再告以金融情形到此地步，余虽勉强担任，而能否有所成就，实无把握。且以向与党部毫无关系，深恐不能取得党方合作，办事难免捉襟见肘，至为忧虑。主席答云：‘党方上级干部无问题。’”“今日此一决定，可称为余一生过程中一重大转变，心中栗栗危惧。”
在栗栗危惧中，张公权当了中央银行总裁。仅过半年，他黯然离职。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出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9、33页。
②④出自刘鸿生：《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
③⑤⑥⑦分别出自穆家修等编：《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第680-682页、第681-682页、第702页。
⑧⑨⑩分别出自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6页、第48页、第68页、第102页。
分别出自姚嵩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传纪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第29页、第784页、第801-802页。
刘鸿生：“大老板”变成了“小伙计”
刘鸿生（1888—1956），名克定，浙江定海人，生于上海。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当过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后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相继投资于火柴、水泥、毛织、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到1931年，刘家企业的资产总额达740余万元，刘鸿生被称为“火柴大王”和“煤炭大王”。但这样一位上海滩的大老板，却逐渐发现自己终究是个小伙计。
事情要从上世纪30年代初说起。由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蔓延，中国经济面临资金短缺等诸多困难，刘鸿生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1933年3月，他写信告诉儿子刘念仁：“我敢说，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经济方面没有一样能使我乐观。我们确实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丝毫不知道这个黑暗路程何时能够走完。为了在危机下挣扎，我不得不更加尽力来经营我的各项事业。”1935年9月，他在给另一个儿子刘念孝的信中说：“居民购买力的低落，政府政策上的举棋不定，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动摇不定，是使工商业达到今日地步的主要因素。……我现在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我无法使我们的营业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款项。企业的衰落，使到处都感到这种困难。”在刘鸿记账房职员的记忆里，1932年以后刘鸿生经常不断地向银行告贷，华商银行的路子走不通时，又多次转向外商银行，如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联系借款，但结果均未能如愿。①于是，社会上开始传闻刘鸿生企业即将倒闭，刘鸿生回忆说：“那一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过‘年三十’，总有人来逼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亲人也对我失去信心。”无奈之下，他登门拜访宋子文，希望这位刚刚上任的中国银行董事长伸出援手。
然而宋子文脸色一变，问道：“你用什么作抵押呢？”
“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刘鸿生回答。
宋子文嘲笑地说：“O.S.（即刘鸿生的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蒙受了羞辱的刘鸿生绝望地回到家中，对儿子们说：“船沉之前，吃饱了米的老鼠总是先跑掉的。”“我只不过作了宋的伙计而已。”②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鸿生避难香港，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1940年12月，蒋介石请刘鸿生吃饭，穆藕初作陪。蒋说：“鸿生先生，我们盼望你很久了，我已清楚了解你为抗日救国，牺牲上海价值一千多万元的企业，断然来后方办工厂，精神实在可嘉，令人钦佩之至。今晚我只请你同穆藕初两个人便饭，穆藕老可作证，我保证偿还你损失的一千万元，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和各种专业人才。你要钱就给钱，你要原料就给原料，这一点穆藕老可作证。”刘表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完成委员长给我的任务。”③
后来的事实是，刘鸿生再一次遭到了耍弄。为了筹集办厂款项，他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求助，后者附加了四条苛刻条件：1.工厂必须在一年内开工，否则全部财产由财政部处理；2.开工后产品若为市场需要，以国货银行为主的官僚资本有优先投资权；3.董事长由宋子良担任；4.刘鸿生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由官僚资本集团派人出任，此人掌管企业的财权。对此，刘鸿生无力抗拒。他后来写道：“我到了重庆之后，很快的就发现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小伙计。我并没有得到蒋政府的支援，倒为当时的大老板赚了一笔国难财。” ④
穆藕初：被“撤职查办”的农本局总经理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上海浦东人。早年入棉花行学徒，后任上海江海关办事员、江苏铁路公司警务长。1909年夏赴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农科、纺织和企业管理等，1914年获农学硕士。当年回国后与胞兄穆湘瑶共建德大纱厂，任经理。此后，相继创办上海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中华劝工银行等，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和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委、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
由于引进和率先实践西方的科学管理制度，穆藕初的企业经营一度大获成功，享有“棉纱大王”之誉，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和推崇。后来退出实业界，热心文化教育事业，至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穆藕初有过表白，他说：“鄙人一商人耳。向来为工商界服务，未谙政治”，考虑到“今日政府已至建设时代，在建设时代之工商业，实与政府有互动之必要。而政府与工商间，必须有人为之沟通”，所以当孔祥熙请他出山时，才“贸然应命”。任期内，他倾注心血，全力以赴，以娴熟的专业学识、旺盛的工作热情，努力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
但他毕竟不适应官场游戏，最终在农本局总经理任上栽了跟头。农本局于1936年春在南京成立，原是国民政府对农业运销的统制机构，抗战后隶属经济部。1941年1月农本局改组，划出粮食方面的业务，主要任务是购销棉花、棉纱、棉布及其增产平价。穆藕初到任后，即对局务实施严格管理。例如，规定棉花﹑棉纱﹑棉布由政府统一购销，棉花部分交工厂加工成所谓洋纱，部分让民间纺户代纺成土纱，用洋纱做经线、土纱做纬线织成的布料，农本局办事处销售，称为“平价布”，以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1942年9月，发生了“福生蓉庄案”。此事惊动了当局，蒋介石、翁文灏严令穆藕初迅即查办，限期具报。
11月2日，穆藕初出席全国总动员会议。蒋介石主持，军需总长陈良抱怨：军用棉花，一斤还未收到。蒋问是怎么回事？经济部长翁文灏说：此事应由农本局回答。穆藕初反映：物资局的行政手续不妥，还有敲诈行为。蒋面露不悦，一边的翁文灏和物资局的官僚还在互相推诿，蒋很不耐烦，问：“究竟责任在谁？”翁文灏咬定：责任在农本局。于是蒋大发脾气，说穆藕初阳奉阴违，不顾军需民用，办得太不妥当，把穆藕初训了一通。开完会，穆藕初回到农本局，对人说：糟了，糟了！第二天，重庆各大报刊登中央社讯：“农本局总经理穆湘玥，对于业务阳奉阴违，相诿卸责，贻误要公情事，当局已有令将其撤职查办。”当日，穆藕初致信友人：两载以来，心力交瘁。日昨业已摆除一切，仍回怡园寓中从事静养……⑤ 穆藕初离职的真正原因，有这样几种分析。1.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有人认为：“自从穆藕初任总经理，花﹑纱﹑布的产﹑运﹑销﹑供的关系逐渐上轨道，农本局方面也大有钱赚，因此国民党政府的各派系都想夺取这个赚钱的机构，争夺最激烈的是政学系和孔祥熙财团。在名份上农本局隶属于经济部，归政学系的翁文灏所管，实际上穆藕初受孔祥熙的节制和利用，双方都想名实兼而有之。特别是政学系不甘利权外溢，便先从穆藕初开刀，致穆藕初突然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2.妨碍了官僚集团的攫取财富。有人说：“穆先生办事廉洁有能，为各方所嫉忌，当时重庆有‘穆先生自己不想发财，妨害他人发财’之传说。”在那次蒋介石亲自参加的会议上，有人对农本局的工作提出指责，穆藕初原可以坦然说明，“但穆先生在平时受了官僚许多气，一听见陈良的攻击，随即侃侃而道，把经过情形和盘托出，说了许多话。”这种刚正不阿的书生气引致了更大的嫉恨。3.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蒋介石，因为“穆藕初和黄炎培很要好，黄炎培在抗战后期是反对蒋介石的，他的文字当时重庆各报都不登载，他的诗文便送到农本局来交《农本副刊》发表”。⑥
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病逝。次年2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称穆藕初“志行忠贞，学识明达，创办纱厂，成绩卓著”，在农本局等部任职期间，“奖进农业生产，提倡手工纺织，有裨战时衣食之筹给，良非浅鲜，近以积劳病逝，良深悼惜，应予褒扬，以彰勋勚”云云。⑦
陈光甫：“欲罢不能”的财政委员会主任
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历任江苏省银行监督、中国银行顾问。1915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北伐战争时期，陈光甫开始了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起先出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相继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被委派为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无非是看中自己的钱和在金融界的声望，对此，陈光甫心知肚明。1927年3月，在获悉蒋介石的任命之后，陈光甫致电唐寿民征询意见：“昨晤蒋，促就财委，因有北方营业关系，未决。革军北伐，须在沪筹一千万。蒋与武汉政府究竟决裂否？请探速复。”唐回复：“汉对蒋全是口诛笔伐，并无事实决裂表示。沪财政，蒋已派人不少。宋前日专轮来沪，据云：拟商互让和平办法。财委，鄙意待宋到，晤商再决。筹款事，相当帮助无妨。”于是，陈光甫呈函蒋介石，流露出犹豫退辞之意：“蒙委苏省财会一席，勉为承乏，实以北伐之功未竟，聊尽国民一分责任然未尝不时虞陨越，致负钧之期望耳。乃尊意复拟以财次一职见委，益使辉德彷徨莫知所措。自维忝居商界，未谙计政，倘贸然拜命，深恐徒误国事，无补时艰，诚非所以报知遇之道也。”蒋介石当然不允，明示如下：“财次万难辞退，务请勉为其难，共仗危局。财会既成立，请速执行职权，将各项征收机关分国家与地方，从新由财会及财部名义收回。……以后江北肃清，政府基础稳固，建设亟须开始，全仗诸公群策群力，奠定国基。万望毅然出任，勿稍退辞。”⑧
上任伊始，陈光甫果然身手不凡，一方面迅即推动华侨认捐，一方面托钱新之转呈10万元汇票，以示资助。同年9月，陈光甫遭丧亲之痛，蒋介石马上发电：“闻兄失怙，至深怅悯，望节哀思，为时珍重。”陈光甫则“远蒙垂唁，感泣至深”。⑨
尽管和政府走得很近，这位表面风光的银行家仍然有苦难言，满腹牢骚。1928年，陈光甫在给同行好友的信中写道：“汉口地方创业匪易，官场、商界均觉银行可欺，不还即不还，我方毫无能力。一般官场醉生梦死，总以为银行不要紧。彼时不解，亦觉与感情有伤，今借而不还，信用二字何在。本行在汉口已入于欲罢不能之势，存款愈多，风险愈大。外人总云我行赚钱而不知暗中有损。造物夺人，乘除不已。哲学家好笑吾人贪而无功，为不知进退之徒也。”⑩ 这番表白，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世相写真。
张公权：“栗栗危惧”的中央银行总裁
张公权（1889—1979），名嘉璈，上海宝山人。1901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方言馆习法文，后进宝山学堂。1905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半年后赴日留学，入庆应大学进修财政学。1909年毕业回国，任邮传部路政司司员，负责编辑《邮传公报》。1914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提任总行副总裁，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30年代起，张公权出任国民政府经济方面的多项重要职务，计有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铁道部部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
张公权厌恶官场习气，为此而弃官就商，投身金融界以后，曾以“敢于抗命”著称。他服务的中国银行具有半官方色彩，为了替北洋政府“破落户的财政”撑台面，中国银行垫款达1000多万元。1916年5月，北洋政府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兑钞票，止付存款。那年张公权30岁，血气方刚，感到“停兑”事关重大，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银行等于自取灭亡。他和当时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研究之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国银行之桎梏”，于是决定“拒受北京命令，照常兑现付存”。 5月12日那天，交通银行奉命停兑，中国银行却照样兑现。那天，汉口路三号中行门前人山人海，等候兑现的队伍延绵几条马路，有数千人之多。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一场风暴渐渐平息，张公权意识到：“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吸收的存款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媒体则把张公权和宋汉章赞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不过，牛人也有牛不起来的时候。随着越来越深地介入国民政府的经济决策体制，张公权在强权政治面前逐渐没有了脾气。1933年8月，蒋介石致电中国银行张公权等人，已有颐指气使之象：“西北为国家边防所寄，甘肃尤为西北重心”，“查甘省收支虽不甚悬殊，而金融停滞，必先筹得一宗周转基金，乃可着手进行。现该省府派财政厅长朱铎民到沪接洽，极知兄等关怀大局，务望鼎力援助，予以便利，俾有成就。一切详情由朱君面达，恕不缕缕。”
1947年1月2日，时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公权正过元旦，不料蒋经国不期而至，带来了蒋介石的密函，内称政府即将改组，要张部署完东北经济方面的人事与组织，以免临时仓皇。张公权在《自述》中写道：“接读此信，心中栗栗危惧。似已定调余至政府担任工作。无论财政、或中央银行，均无法补救。……再四思维，虽觉东北工作，已感日暮途穷，然究属范围狭小。若到中央，势必出丑。当即拟一函，托经国兄带回面呈。大意如下‘……全盘经济，病况已深，非局部治疗所能救治。更非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补救。深虑竭蹶，不能胜任，请予谅察。’”2月27日，张公权奉命到达南京，28日，面见蒋介石，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具体过程，张的《日记》有如下记载：蒋“对于金融事，极不放心，故决定先发表我为中央银行总裁”，“当答以照今日经济、财政、金融情形，非中央银行单独力量所能挽救；且以本人能力薄弱，恐难有所贡献。设政府改组，有通盘计划，当勉尽棉薄”，“余再告以金融情形到此地步，余虽勉强担任，而能否有所成就，实无把握。且以向与党部毫无关系，深恐不能取得党方合作，办事难免捉襟见肘，至为忧虑。主席答云：‘党方上级干部无问题。’”“今日此一决定，可称为余一生过程中一重大转变，心中栗栗危惧。”
在栗栗危惧中，张公权当了中央银行总裁。仅过半年，他黯然离职。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出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9、33页。
②④出自刘鸿生：《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
③⑤⑥⑦分别出自穆家修等编：《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第680-682页、第681-682页、第702页。
⑧⑨⑩分别出自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6页、第48页、第68页、第102页。
分别出自姚嵩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传纪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第29页、第784页、第801-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