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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晚清两位最重要的官员，他们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从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再到同事关系，最后到李鸿章的地位、声望甚至超过了曾国藩。这种关系变化是如何实现的呢？李鸿章曾三次帮助曾国藩收拾烂摊子，从中可以略窥一斑。
李鸿章替曾国藩带兵援沪
李鸿章首先是曾国藩的学生。他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有着“同年”之谊，因此李鸿章和李瀚章都先后拜在曾国藩门下。1845年，李鸿章赴京会试，结果名落孙山，在父亲介绍下，李鸿章以年家子（科举时代称有年谊者的晚辈）身份拜见曾国藩，对曾国藩的道德学问非常敬佩。第二年，曾国藩得了肺病，在北京报国寺静养，李鸿章以弟子身份来侍奉他，正式成为曾国藩的弟子。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搞团练，李鸿章刚开始时也以翰林的身份在老家安徽搞团练。虽然战绩不错，但因为年轻气盛、风头太劲，李鸿章屡受排挤、嫉恨，曾写诗感叹道：“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最后，混得很不如意的李鸿章决定投奔老师，于是在1852年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在曾国藩帐下，李鸿章主要从事文牍工作，刚开始时抄抄写写，后来是批稿拟奏。虽然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华很是认可，说他“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而素有匡济时艰、澄清天下之志的李鸿章怎甘心只当一个幕僚？他一直对在外带兵打仗跃跃欲试。但曾国藩可能觉得，李鸿章操弄刀笔要比行军布阵更在行，所以几次拒绝了李鸿章的主动请缨。李鸿章还一度因为与曾国藩意见相左，而在曾国藩困守祁门时出走，在外闲逛了一年多后才又回到曾国藩门下，使得曾对李有了“难与共患难”的印象。
李鸿章的机会最终还是来了，而且来得非常突然。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矛头转向上海，上海岌岌可危。惶恐之中，上海的豪绅、地主、商人们组团向曾国藩求援乞师，并带来巨款。但曾国藩此时并无援助上海的计划，且手下的大将也都各自鏖战，无人可派。清廷接到江苏告急的信后，点名让曾国藩弟弟曾国荃派兵救援。曾国藩也有此意，毕竟“打仗亲兄弟”。可围攻天京的曾国荃执拗得很，一心想攻下天京建立首功，其它地方死活都不去。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士杰是个大孝子，以“母老”要率兵防守故乡为由力辞。
“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派李鸿章出山带兵援沪。李鸿章终于等来了机会，回乡很快就招募淮勇七千人，曾国藩又选派了几营士兵作为贺礼送给李鸿章。1862年3月，李鸿章率部在安庆租了洋轮运兵，“穿贼道二千余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淮军抵达上海后，因为穿着简陋被讥讽为“叫花子兵”，但李鸿章很快凭着自己能力和上海的洋人洋枪、大把财富而风生水起。淮军连战连捷、声名鹊起，不久后即与曾国藩的湘军并列，李鸿章也很快被朝廷正式任命为江苏巡抚，与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仅一步之遥，完成了他和曾国藩从师生、幕僚再到属下的关系转变。
李鸿章接曾国藩剿灭捻军
李鸿章主政江苏后，连克常熟、昆山、苏州等地，基本上平定了江苏。围攻天京的曾国荃也终于不负所愿，在1862年6月率军攻陷了天京。天京、苏州的失陷，标志着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轰轰烈烈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很快土崩瓦解。
随着太平天国的式微，清廷面临的最大敌人转为祸乱北方的捻军。不少太平军也投奔捻军，捻军声势越来越浩大，负责剿灭捻军的亲王僧格林沁屡战屡败，最后于1865年被年仅十五六岁的小捻童一刀取命。僧格林沁阵亡后，剿灭捻军的重任便非曾国藩莫属了，朝廷很快颁发上谕，命令“曾国藩出省会剿……不准稍涉迁延”。主动裁减湘军的曾国藩为之“诧叹忧愤”，很不乐意，一连五次上奏陈述自己身心疲惫，请求另派大员剿灭捻军。但大敌当前，容不得曾国藩周旋了，清廷坚决不允所请。
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唉声叹气地拖着病体领命北上。上任后，曾国藩坚持一贯的“结硬寨，打呆仗”打法，但因为捻军擅长骑兵飘忽不定，很少攻打曾的营地，也几乎不攻占城市，使得曾国藩的法宝失效。后来，曾国藩又决定分兵把守、各守其土，并筑起河防以大运河为防线堵截捻军。不料，他苦心经营的河防被捻军轻易撕破，还有一支捻军绕过了河北各路军队，出现在了北京城下的卢沟桥上。殚精竭虑的曾国藩情绪低落灰心至极，此前又屡遭朝廷切责剿捻不力，于是以疾病为由向朝廷告假，并奏请朝廷派李鸿章主持东路剿捻军务。
清廷也看到了曾国藩的有心无力甚至无心作战，很快颁发谕旨，免除了曾国藩节制北方各省军队的任务，任命李鸿章负责剿灭东路捻军、左宗棠负责剿灭西路捻军。李鸿章虽然之前曾嘲讽曾国藩的河防战略，说是“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年后遇公等为知音”，但接任后基本上还是沿用了曾国藩定下的战略。只不过李鸿章统兵打仗能力的确要强于曾国藩，且负责剿灭东路捻军的主力是他一手创建的淮军，再加上捻军出了叛将等一些运气因素，李鸿章耗时一年多终于剿灭了东路捻军，西路捻军也很快被左宗棠剿灭。
李鸿章对东路捻军的剿灭，完成了曾国藩的未竟事业，标志着曾国藩開始日落西山而李鸿章开始红日高照。两人的地位此时已基本平等，平定东路捻军后，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任湖广总督。而此时的曾国藩快60岁了，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李鸿章才40多岁，属于他的未来才刚刚开始。
李鸿章代曾国藩处理教案
“寿则多辱”，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不会料到，天津会是他的滑铁卢。1870年四五月份，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而此时教会育婴堂中恰有几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1870年6月20日，有个叫武兰珍的人因为被民众怀疑与儿童失踪绑架有关而被送到官府，他的口供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第二天，天津知县刘杰带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教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但此时群情激愤，已不管真假，千余民众包围了教堂，并与教堂人员抛砖互殴。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遇、理论，并怒而开枪，打伤了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等人。天津民众彻底被激怒了，先是群起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包括修女、神父、法国领事馆人员、法国侨民、俄国侨民等在内的18名外国人和30多名中国教徒，还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当地其它4座基督教堂。
这么多法国人被杀，他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1870年6月24日派军舰来到天津，并联合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要求处死中国相关官员，否则开战。清廷遂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处理此事。曾国藩调查后认为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并应法国要求，商议决定处死为首杀人者20人，充军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赔偿外国人损失46万两银，再派特使去法国道歉。
这个决定遭到了当时“爱国青年”的痛骂。“诟詈之声大作”，曾国藩为千夫所指，几乎全国欲杀，甚至一直引他为豪的“京师湖南同乡”，也“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城会馆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湖南老家绅民更是一怒砸了他的家宅。为朝廷背黑锅的曾国藩还被慈禧怒斥，“曾国藩率行给假他出，实属不知缓急。若再托词远避，国法俱在，岂能宽宥！”最终，朝廷于八月下令将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任上，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一职，继续处理“天津教案”。
接手教案的李鸿章本来想改变处理决定，不必“一命抵一命”。但具体办案后，他很快发现此路不通，不得不按照曾国藩的方案来办，最后只是因为被打死的外国人中有4名是俄国人，而俄国只要高额经济赔偿不要抵命，所以李鸿章只是将原来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4人缓刑，其余一概不变。而此时因为清廷急于了结此事，舆论也已发泄，李鸿章的决定很快被通过、执行，没有引起太大反对。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天津教案后，有对联如此挖苦曾国藩。的确，倒霉的曾国藩因为此事身败名裂，一下子从万人敬仰的中兴名臣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且因为此事，他惹恼了慈禧，失去了信任，承受着“外惭清議，内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的煎熬。两月后，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人报告说又有反教会群众敲打署衙大门，竟然吓得曾国藩一下子瘫倒在地。从此，曾国藩身心俱垮、抑郁万分，两年后便离开了人世。
相较之下，李鸿章则幸运得多，他的办案决定其实与曾国藩差不多，却未受攻击，只能让人感叹时也运也。此时的李鸿章已取代曾国藩成为第一汉臣，此后更是如日中天，甚至一手遮天、权势熏天20多年。但怪异的是，最终李鸿章也背上了“丧权辱国”“卖国贼”的骂名，且比曾国藩被骂严重得多，1901年11月7日临死前他还在病榻前被俄国公使逼迫签字。
从替曾国藩出兵援沪、接曾国藩剿灭捻军、代曾国藩处理教案，李鸿章的地位逐步从旭日东升到红日高照再到如日中天，他和曾国藩的关系也逐渐从师生、幕僚，转为下属、同事，再到最后地位、声望超过曾国藩。这其中有李鸿章的能力因素，也有不少命运因素。命由己造，运乃天定。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李鸿章替曾国藩带兵援沪
李鸿章首先是曾国藩的学生。他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有着“同年”之谊，因此李鸿章和李瀚章都先后拜在曾国藩门下。1845年，李鸿章赴京会试，结果名落孙山，在父亲介绍下，李鸿章以年家子（科举时代称有年谊者的晚辈）身份拜见曾国藩，对曾国藩的道德学问非常敬佩。第二年，曾国藩得了肺病，在北京报国寺静养，李鸿章以弟子身份来侍奉他，正式成为曾国藩的弟子。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搞团练，李鸿章刚开始时也以翰林的身份在老家安徽搞团练。虽然战绩不错，但因为年轻气盛、风头太劲，李鸿章屡受排挤、嫉恨，曾写诗感叹道：“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最后，混得很不如意的李鸿章决定投奔老师，于是在1852年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在曾国藩帐下，李鸿章主要从事文牍工作，刚开始时抄抄写写，后来是批稿拟奏。虽然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华很是认可，说他“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而素有匡济时艰、澄清天下之志的李鸿章怎甘心只当一个幕僚？他一直对在外带兵打仗跃跃欲试。但曾国藩可能觉得，李鸿章操弄刀笔要比行军布阵更在行，所以几次拒绝了李鸿章的主动请缨。李鸿章还一度因为与曾国藩意见相左，而在曾国藩困守祁门时出走，在外闲逛了一年多后才又回到曾国藩门下，使得曾对李有了“难与共患难”的印象。
李鸿章的机会最终还是来了，而且来得非常突然。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矛头转向上海，上海岌岌可危。惶恐之中，上海的豪绅、地主、商人们组团向曾国藩求援乞师，并带来巨款。但曾国藩此时并无援助上海的计划，且手下的大将也都各自鏖战，无人可派。清廷接到江苏告急的信后，点名让曾国藩弟弟曾国荃派兵救援。曾国藩也有此意，毕竟“打仗亲兄弟”。可围攻天京的曾国荃执拗得很，一心想攻下天京建立首功，其它地方死活都不去。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士杰是个大孝子，以“母老”要率兵防守故乡为由力辞。
“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派李鸿章出山带兵援沪。李鸿章终于等来了机会，回乡很快就招募淮勇七千人，曾国藩又选派了几营士兵作为贺礼送给李鸿章。1862年3月，李鸿章率部在安庆租了洋轮运兵，“穿贼道二千余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淮军抵达上海后，因为穿着简陋被讥讽为“叫花子兵”，但李鸿章很快凭着自己能力和上海的洋人洋枪、大把财富而风生水起。淮军连战连捷、声名鹊起，不久后即与曾国藩的湘军并列，李鸿章也很快被朝廷正式任命为江苏巡抚，与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仅一步之遥，完成了他和曾国藩从师生、幕僚再到属下的关系转变。
李鸿章接曾国藩剿灭捻军
李鸿章主政江苏后，连克常熟、昆山、苏州等地，基本上平定了江苏。围攻天京的曾国荃也终于不负所愿，在1862年6月率军攻陷了天京。天京、苏州的失陷，标志着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轰轰烈烈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很快土崩瓦解。
随着太平天国的式微，清廷面临的最大敌人转为祸乱北方的捻军。不少太平军也投奔捻军，捻军声势越来越浩大，负责剿灭捻军的亲王僧格林沁屡战屡败，最后于1865年被年仅十五六岁的小捻童一刀取命。僧格林沁阵亡后，剿灭捻军的重任便非曾国藩莫属了，朝廷很快颁发上谕，命令“曾国藩出省会剿……不准稍涉迁延”。主动裁减湘军的曾国藩为之“诧叹忧愤”，很不乐意，一连五次上奏陈述自己身心疲惫，请求另派大员剿灭捻军。但大敌当前，容不得曾国藩周旋了，清廷坚决不允所请。
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唉声叹气地拖着病体领命北上。上任后，曾国藩坚持一贯的“结硬寨，打呆仗”打法，但因为捻军擅长骑兵飘忽不定，很少攻打曾的营地，也几乎不攻占城市，使得曾国藩的法宝失效。后来，曾国藩又决定分兵把守、各守其土，并筑起河防以大运河为防线堵截捻军。不料，他苦心经营的河防被捻军轻易撕破，还有一支捻军绕过了河北各路军队，出现在了北京城下的卢沟桥上。殚精竭虑的曾国藩情绪低落灰心至极，此前又屡遭朝廷切责剿捻不力，于是以疾病为由向朝廷告假，并奏请朝廷派李鸿章主持东路剿捻军务。
清廷也看到了曾国藩的有心无力甚至无心作战，很快颁发谕旨，免除了曾国藩节制北方各省军队的任务，任命李鸿章负责剿灭东路捻军、左宗棠负责剿灭西路捻军。李鸿章虽然之前曾嘲讽曾国藩的河防战略，说是“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年后遇公等为知音”，但接任后基本上还是沿用了曾国藩定下的战略。只不过李鸿章统兵打仗能力的确要强于曾国藩，且负责剿灭东路捻军的主力是他一手创建的淮军，再加上捻军出了叛将等一些运气因素，李鸿章耗时一年多终于剿灭了东路捻军，西路捻军也很快被左宗棠剿灭。
李鸿章对东路捻军的剿灭，完成了曾国藩的未竟事业，标志着曾国藩開始日落西山而李鸿章开始红日高照。两人的地位此时已基本平等，平定东路捻军后，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任湖广总督。而此时的曾国藩快60岁了，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李鸿章才40多岁，属于他的未来才刚刚开始。
李鸿章代曾国藩处理教案
“寿则多辱”，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不会料到，天津会是他的滑铁卢。1870年四五月份，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而此时教会育婴堂中恰有几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1870年6月20日，有个叫武兰珍的人因为被民众怀疑与儿童失踪绑架有关而被送到官府，他的口供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第二天，天津知县刘杰带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教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但此时群情激愤，已不管真假，千余民众包围了教堂，并与教堂人员抛砖互殴。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遇、理论，并怒而开枪，打伤了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等人。天津民众彻底被激怒了，先是群起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包括修女、神父、法国领事馆人员、法国侨民、俄国侨民等在内的18名外国人和30多名中国教徒，还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当地其它4座基督教堂。
这么多法国人被杀，他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1870年6月24日派军舰来到天津，并联合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要求处死中国相关官员，否则开战。清廷遂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处理此事。曾国藩调查后认为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并应法国要求，商议决定处死为首杀人者20人，充军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赔偿外国人损失46万两银，再派特使去法国道歉。
这个决定遭到了当时“爱国青年”的痛骂。“诟詈之声大作”，曾国藩为千夫所指，几乎全国欲杀，甚至一直引他为豪的“京师湖南同乡”，也“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城会馆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湖南老家绅民更是一怒砸了他的家宅。为朝廷背黑锅的曾国藩还被慈禧怒斥，“曾国藩率行给假他出，实属不知缓急。若再托词远避，国法俱在，岂能宽宥！”最终，朝廷于八月下令将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任上，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一职，继续处理“天津教案”。
接手教案的李鸿章本来想改变处理决定，不必“一命抵一命”。但具体办案后，他很快发现此路不通，不得不按照曾国藩的方案来办，最后只是因为被打死的外国人中有4名是俄国人，而俄国只要高额经济赔偿不要抵命，所以李鸿章只是将原来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4人缓刑，其余一概不变。而此时因为清廷急于了结此事，舆论也已发泄，李鸿章的决定很快被通过、执行，没有引起太大反对。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天津教案后，有对联如此挖苦曾国藩。的确，倒霉的曾国藩因为此事身败名裂，一下子从万人敬仰的中兴名臣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且因为此事，他惹恼了慈禧，失去了信任，承受着“外惭清議，内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的煎熬。两月后，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人报告说又有反教会群众敲打署衙大门，竟然吓得曾国藩一下子瘫倒在地。从此，曾国藩身心俱垮、抑郁万分，两年后便离开了人世。
相较之下，李鸿章则幸运得多，他的办案决定其实与曾国藩差不多，却未受攻击，只能让人感叹时也运也。此时的李鸿章已取代曾国藩成为第一汉臣，此后更是如日中天，甚至一手遮天、权势熏天20多年。但怪异的是，最终李鸿章也背上了“丧权辱国”“卖国贼”的骂名，且比曾国藩被骂严重得多，1901年11月7日临死前他还在病榻前被俄国公使逼迫签字。
从替曾国藩出兵援沪、接曾国藩剿灭捻军、代曾国藩处理教案，李鸿章的地位逐步从旭日东升到红日高照再到如日中天，他和曾国藩的关系也逐渐从师生、幕僚，转为下属、同事，再到最后地位、声望超过曾国藩。这其中有李鸿章的能力因素，也有不少命运因素。命由己造，运乃天定。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