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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瑞金建立红色政权到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面对严酷的环境和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夹缝中求生存，高举政治传播的燎原火炬，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点燃了胜利的希望。在这段应对危局困境和苦难中创造辉煌的历史中，党和红军通过政治传播积极争取民心、努力积聚政治资源，革命主张得到了广泛传播，革命理想信念得到了充分彰显与阐扬。从政治传播视角分析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信息传播与建设的内在逻辑，总结其基本经验，对于当代政治传播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政治传播；拉斯韦尔模式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5-0023-05
揆诸党史，党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一部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史，也是一部开拓创新的政治传播史，只是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传播的目的、内容、载体、受体、效果各有不同。本文选取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即土地革命中后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931年11月）到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作为研究的时间范围。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从在江西瑞金创建中央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经历了从稳定发展时期的政治传播氛围到自然环境恶劣、物质条件匮乏的政治传播环境的转换，但是历史环境的变换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华夏大地上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之路。
党和红军对自身政治理念与革命理想的宣传具有极强的政治传播属性，通过发挥政治传播作用，达到了紧密联系群众的效果，这些都体现了政治传播的重要意义。因此，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置于政治传播视角下，对其在有限条件下进行政治信息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是适宜的，同时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借助在传播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领域都拥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学家、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进行分析，即从政治传播主体（Who）、政治传播内容（Says What）、政治传播载体（In Which Channel）以及政治传播受体（To Whom）和政治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五个主要维度来进行探析。
一、中共革命早期政治传播主体分析
政治传播者，是“在政治活动中凭借一定媒介，采取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人们表现、传送知识、感情、意思等精神内容的个人或集团。”[1]中共革命早期的政治传播主体，主要是政治领袖、各级党组织和工农红军。
（一）政治意见领袖引领政治传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央苏区党的政治传播工作进入稳定发展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二苏大”报告中为中央苏区党的政治传播工作指明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方向。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到长征结束时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这个领导集体的形成不仅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2]，也为土地革命中后期中国共产党能实施成功的政治传播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内新的领导集体，是特定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杰出代表，具有强烈的阶级使命感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正是由于他们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使得他们成为引领政治传播的意见领袖，成为政治信息流通和传播的关键主体，把准中共政治传播内在逻辑的脉搏。在进行政治传播时，他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重视政治传播；二是将政治传播纳入战略框架，将其制度化、标准化；三是注重政治传播人才培养，建设政治传播队伍；四是作为政治信念传播的“把关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一支忠诚的政治传播队伍
政治传播贯穿革命早期全过程，上至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下至普通战士，都能主动地将战斗中的经历与感想诉诸笔端、凝成文字，或写成诗歌、编成歌曲等。这样不仅可以起到调节自我的作用，更是宣传理念、鼓动激情、争取支持的有效形式。1934年11月9日，长征伊始，红军总政治部就下达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令中明确要求：“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的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3]从党政领导干部到各级党组织，再到工农红军的普通战士，政治传播在他们手里是一支可以照亮前路、可以燎原的火把。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政治素养的培养，不仅是在长征途中，更是在革命早期塑造了一支上下一心、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政治传播队伍。
二、中共革命早期政治传播内容分析
1931年到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的政治传播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时进行早期的探索与尝试；长征时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瓦窑堡会议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奠基，在转战到延安以后基本走向成熟。土地革命中后期，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传播进行的一段非常积极主动的实践过程，从政治传播效果来看是成功的，为在延安时期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第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进行编码的过程，编码就是将目的、意愿或意义转化成为符号或者代码的过程。政治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指政治信息，中共革命早期的政治传播内容涉及政治理念和革命理想两方面。政治理念的传播包括：党的纲领、主张、方针政策。革命理想的传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想。
（一）坚定的政治信念塑造明确的传播主题
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政治传播都非常重视，尤其注重政治传播的目的性和指向性，即塑造目标明确、旗帜鲜明的传播内容，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中央苏区的政治传播工作迅速发展起来，不仅创立了专门的结构管理，还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政治宣传系统[4]。“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成为当时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的政治传播主题。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会议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红军在现时期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5]。早期革命中，党明确提出了政治传播的目标是争取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政治传播的主题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及红军性质、宗旨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展开。一方面，阐明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團，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项重大任务，并着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另一方面，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在传播中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开辟新世界。土地革命中后期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团结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一阶段政治传播的主旋律。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并倡导和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将明确的政治信息通过传播“注射”到群众的血液中，这样精准而有力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保障了政治信息在接受者的身上“一击即中”的政治传播效果。 （二）灵活的传播理念决定通俗化的传播内容
1.政治修辞口语化。修辞是政治传播的手段，服务于政治传播的价值基础。没有恰当的修辞，政治传播就难以有效地进行[6]。从中央苏区到万里长征，党和红军的政治传播路径完成了由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政治传播的对象主要是生活在贫苦一线的劳苦大众，他们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以及有独特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面对这样情况复杂的传播环境，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灵活的政治传播理念，通过“接地气”地通俗化方式组织政治传播内容。
通俗化的政治传播内容主要体现在口语化的政治修辞手法上，主要运用了情景修辞法。例如，“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绅粮堆谷满仓，干人无米煮汤；地主豪绅住洋房子，工人农民住茅棚，还有种种苛捐杂税，把工农血汗吸得精光；只有拥护红军打胜仗，工农才能得解放” 等通俗易懂口语化的标语口号，充分实践了情景修辞的三个要素：将传播受众置于反压迫事变的状态中；鼓动受众积极参与；隐喻家国情感、反压迫的决心以及党的威望等。面对不同场景不同对象，以娴熟的语言运用与说服艺术，赢得受众的认同，动员集结群众的力量，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超凡的传播智慧与政治软实力。
2.内容形式多元化。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因时施宜，树立了灵活多样的政治传播理念，这决定了政治传播内容具有通俗化的特征，通俗化的传播内容又造就了“接地气”地多元化傳播内容形式。政治传播内容集中表现为三类：静态文字形式的标语、动态语言形式的口号和歌曲。
精炼简明、容易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保留时间久，是标语化传播的特点。在有限的字符数里要精准表达传播意图，不仅考验着党和红军的文字造诣，更要求党和红军具备高超的政治传播能力。党和红军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成功地将党的纲领、政策、方针和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等，编成脍炙人口的标语向广大群众宣传。为了强化标语宣传，1934 年《红色战士必读（第一种）》将每个战士均要写标语口号的工作，以章程形式固定下来[7]，这体现出党和红军对政治传播制度化、标准化的意识。
相比静态的文字传播形式，动态的语言传播形式更加生动灵活，也更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主要依靠直接人际传播形式进行传播的要求。通过口头语言、体态语言等形式进行信息交流，以唱歌、跳舞、诗歌、戏曲、口号等多元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和部队的革命热情。红军编写的各种标语口号因其独特的历史风貌，在中国革命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体现形式，可谓丰富了政治传播形式的一大创举。
三、中共革命早期政治传播载体分析
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采用的政治传播载体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大众媒介。现在的大众媒介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当时由于技术发展有限，大众媒介的运用以报刊、广播为主。第二，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治组织体系，是其进行内外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第三，人。以人为媒介，通过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进行信息传递。
（一）物质条件匮乏，充分发挥人的传播媒介作用
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进行政治传播的物质条件有限，尤其是在长征期间党和红军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在没有固定根据地情况下，要组织实施有效的政治传播，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人为传播媒介。上至党的领导人，下至普通红军战士，每个人都化身成为行动的“政治符号”，深入群众当中，通过与群众的沟通交流，用一言一行传播着党和红军的政治理念，在人与人面对面的交谈中自然的将政治信息传递。党和红军以实际行动实践着“共产党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的号召。
（二）利用有限条件，开创丰富传播形式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政治传播的一大特征和优点。期间，党和红军因地制宜地运用了语言、文字、艺术、行动等一切可能的方式方法，积极展开政治宣传运动，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传播形式。
1.报纸书刊。共产党人非常注重创办报刊，通过报刊等纸质媒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宣传共产党革命理念，用平面文字撞击民众思想、唤醒政治觉悟。党的许多领导人在办报创刊方面都具有极高的造诣，还时常亲自撰写社论文章或新闻稿件。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中央苏区的新闻报刊事业进入了繁盛发展阶段，《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与《青年实话》以发行量和影响力大而并称为中央苏区四大红色报刊。长征路上万道河千重山，能带上征途的物品有限，但仍然在有限条件下坚持编辑出版了一批新闻与理论报刊，有“为着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与战略方针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的《前进》；还有专供基层干部战士传阅的《战士报》。这些报刊传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政策法令和政治思想，报道红军行军作战的消息，指导解决实际问题，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为保证长征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8]。中国共产党在油墨毛边纸上开创了一方坚强的舆论阵地。
2.广播电台。中共中央于瑞金创办了以收发新闻材料为主的早期文字广播电台——红色中华新闻台，在长征途中进行的政治传播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新闻电台承担起了沟通内外的角色，对外了解敌军情况、传递自己的声音，对内在部队作战陷入低迷时，引用从电台抄收的国际新闻，来鼓舞全体指战员树立信心、坚定信念、战胜困难。党还注重无线电专业人才的培养，毛泽东积极鼓励创办红军通信学校，为建立和发展无线电通讯事业及文字广播电台奠定基础。
3.文学艺术。党和红军的政治宣传形式灵活多样，反映在文艺工作中则体现为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曲、戏剧和舞蹈，开创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形式。据统计，在行军途中及之后创作的仅有关长征题材的诗词歌曲就有3万多首。为了丰富战士们的文化生活，红军文艺工作者还利用民间戏曲小调，自编自演了很多戏剧、乐曲和歌舞。如：《一只草鞋》（话剧）、《彼巴依德瓦》（歌剧）、《打倒刘湘》（川剧）等[9]。 （三）充分运用国际传播渠道树立良好形象
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传播主体，不仅将目光锁定在中国最贫苦的工农阶级身上，而且拥有开阔的眼界，很早就意识到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美国和法国分别创办了《先锋报》、《救国时报》，主要传播对象是海外侨胞。《先锋报》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湖南等地开辟革命根据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有过专门报道。“八一”宣言发表后，《先锋报》及时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的政治诉求，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作出了重要贡献[10]。1935年《救国时报》连载长征见闻，成为较早向世界全面介绍这一伟大创举的文献资料，长征被西方学者称为“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
除了创办国际报刊杂志，中国共产党还注重通过同国际友人、记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交往，加深自身政治传播的影响。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苏区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采访，党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尽可能的为其提供便利条件，斯诺所著《红星闪耀中国》向世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四、中共革命早期治传播受体分析
随着中国早期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发展，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土地革命中后期也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逐渐发展成熟的阶段。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受体主要是知识水平较低的工农群体，而长征经过的少数民族区域众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传播受众的复杂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存在地域差异，还存在民族差异，在语言、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天差地别。要克服重重阻碍，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传播党的理想信念、政治理念，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一般地，对传播受体的研究分析主要围绕其特点、行为动机、价值等方面展开，但由于当时记录的资料有限，无法切实全面的对这一阶段的传播受体进行考究，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针对政治传播对象制定的传播策略中，侧面展现其政治传播受体的特点。
（一）群众路线编织情感纽带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和红军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积极践行群众路线理念。首先，分析和掌握受众的心理特征。政治传播是传输思想观念的政治行为，它要求传播主体必须了解受众实际，掌握受众心理。土地革命中后期，也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阶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帝、抗日、坚决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工农阶级迫切的愿望，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主张，政治传播主体与受体在心理情感上具有共通的契合性。通过走群众路线，来编织传播主体和受体之间的情感纽带。
其次，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受众具体情况实施有效的政治传播。例如长征初期，总政治部就曾指示“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 1935年，又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并依据这个发布切合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具体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等[11]。充分考虑群众现状，通过保护群众根本利益，采用个性化的政治修辞来争取受众的政治认同。
（二）民族政策凝聚政治共识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遵循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反对民族歧视，鼓励少数民族积极反抗压迫。1934到1936短短两年间，中共中央和红军针对少数民族问题，至少发布了14个重要文件[12]，党对民族问题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国共产党不仅大力宣传实施制定的民族政策，还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一直以来，党和红军都注重维护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将赤色革命的星火撒向少数民族地区，凝聚共识，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
五、中共革命早期政治传播效果分析
1931年到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转战多地，创造了人类传播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进行了有效的政治传播实践活动，取得的基本经验有：其一，利用创造条件，明确有效地传播革命理想和政治理念。政治传播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所进行的传播活动，中国共产党创造条件，运用报刊、广播电臺、诗歌、漫画、戏剧等传播媒介，有效地传播了党和红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抗日政策主张。其二，密切联系群众，争取最大支持与拥护。在进行政治传播过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受众情况，激发受压迫最深的工农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战斗热情，争取阶级支持，扩大政治影响。其三，揭露敌人反面宣传，扭转宣传形势。通过政治传播洗清国民党的污蔑，从宣传战斗的不利状态转换到有利情势，对内稳固军心和鼓舞士气，对外加强军民关系和民族团结。其四，推行民族政策，争取政治认同。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采取灵活多变的革命政治理念宣传方式，不仅达到政治文化建设效果，更使民族政策得到认同。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政治传播达到了取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将中国革命带向了胜利。
结语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是相同的。早期中共革命政治传播的内在逻辑体现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是政治传播的总纲；一切从实际出发，受众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是决定政治传播政策的旨要；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利用有限条件激发政治传播潜能。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写给当下政治传播建设最生动的教科书，历史烛照未来，期待中国共产党创造政治传播崭新的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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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亚云.论政治修辞与政治传播[J].河南社会科学，2001，（5） .
[7]何艳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标语口号宣传研究[D].暨南大学，2014.5.
[8]毕耕，谭圣洁.红军长征中的报刊宣传[J].中国出版，2016，（10）.
[9]张卫波.星火征程中的一种特殊战力[N].北京日报，2016-09-26.
[10]陈日浓.中国对外传播史略[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1]王跃飞.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3，（6）.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民族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卫令海）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政治传播；拉斯韦尔模式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5-0023-05
揆诸党史，党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一部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史，也是一部开拓创新的政治传播史，只是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传播的目的、内容、载体、受体、效果各有不同。本文选取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即土地革命中后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931年11月）到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作为研究的时间范围。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从在江西瑞金创建中央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经历了从稳定发展时期的政治传播氛围到自然环境恶劣、物质条件匮乏的政治传播环境的转换，但是历史环境的变换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华夏大地上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之路。
党和红军对自身政治理念与革命理想的宣传具有极强的政治传播属性，通过发挥政治传播作用，达到了紧密联系群众的效果，这些都体现了政治传播的重要意义。因此，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置于政治传播视角下，对其在有限条件下进行政治信息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是适宜的，同时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借助在传播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领域都拥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学家、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进行分析，即从政治传播主体（Who）、政治传播内容（Says What）、政治传播载体（In Which Channel）以及政治传播受体（To Whom）和政治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五个主要维度来进行探析。
一、中共革命早期政治传播主体分析
政治传播者，是“在政治活动中凭借一定媒介，采取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人们表现、传送知识、感情、意思等精神内容的个人或集团。”[1]中共革命早期的政治传播主体，主要是政治领袖、各级党组织和工农红军。
（一）政治意见领袖引领政治传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央苏区党的政治传播工作进入稳定发展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二苏大”报告中为中央苏区党的政治传播工作指明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方向。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到长征结束时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这个领导集体的形成不仅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2]，也为土地革命中后期中国共产党能实施成功的政治传播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内新的领导集体，是特定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杰出代表，具有强烈的阶级使命感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正是由于他们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使得他们成为引领政治传播的意见领袖，成为政治信息流通和传播的关键主体，把准中共政治传播内在逻辑的脉搏。在进行政治传播时，他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重视政治传播；二是将政治传播纳入战略框架，将其制度化、标准化；三是注重政治传播人才培养，建设政治传播队伍；四是作为政治信念传播的“把关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一支忠诚的政治传播队伍
政治传播贯穿革命早期全过程，上至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下至普通战士，都能主动地将战斗中的经历与感想诉诸笔端、凝成文字，或写成诗歌、编成歌曲等。这样不仅可以起到调节自我的作用，更是宣传理念、鼓动激情、争取支持的有效形式。1934年11月9日，长征伊始，红军总政治部就下达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令中明确要求：“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的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3]从党政领导干部到各级党组织，再到工农红军的普通战士，政治传播在他们手里是一支可以照亮前路、可以燎原的火把。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政治素养的培养，不仅是在长征途中，更是在革命早期塑造了一支上下一心、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政治传播队伍。
二、中共革命早期政治传播内容分析
1931年到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的政治传播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时进行早期的探索与尝试；长征时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瓦窑堡会议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奠基，在转战到延安以后基本走向成熟。土地革命中后期，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传播进行的一段非常积极主动的实践过程，从政治传播效果来看是成功的，为在延安时期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第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进行编码的过程，编码就是将目的、意愿或意义转化成为符号或者代码的过程。政治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指政治信息，中共革命早期的政治传播内容涉及政治理念和革命理想两方面。政治理念的传播包括：党的纲领、主张、方针政策。革命理想的传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想。
（一）坚定的政治信念塑造明确的传播主题
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政治传播都非常重视，尤其注重政治传播的目的性和指向性，即塑造目标明确、旗帜鲜明的传播内容，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中央苏区的政治传播工作迅速发展起来，不仅创立了专门的结构管理，还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政治宣传系统[4]。“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成为当时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的政治传播主题。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会议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红军在现时期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5]。早期革命中，党明确提出了政治传播的目标是争取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政治传播的主题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及红军性质、宗旨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展开。一方面，阐明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團，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项重大任务，并着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另一方面，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在传播中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开辟新世界。土地革命中后期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团结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一阶段政治传播的主旋律。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并倡导和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将明确的政治信息通过传播“注射”到群众的血液中，这样精准而有力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保障了政治信息在接受者的身上“一击即中”的政治传播效果。 （二）灵活的传播理念决定通俗化的传播内容
1.政治修辞口语化。修辞是政治传播的手段，服务于政治传播的价值基础。没有恰当的修辞，政治传播就难以有效地进行[6]。从中央苏区到万里长征，党和红军的政治传播路径完成了由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政治传播的对象主要是生活在贫苦一线的劳苦大众，他们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以及有独特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面对这样情况复杂的传播环境，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灵活的政治传播理念，通过“接地气”地通俗化方式组织政治传播内容。
通俗化的政治传播内容主要体现在口语化的政治修辞手法上，主要运用了情景修辞法。例如，“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绅粮堆谷满仓，干人无米煮汤；地主豪绅住洋房子，工人农民住茅棚，还有种种苛捐杂税，把工农血汗吸得精光；只有拥护红军打胜仗，工农才能得解放” 等通俗易懂口语化的标语口号，充分实践了情景修辞的三个要素：将传播受众置于反压迫事变的状态中；鼓动受众积极参与；隐喻家国情感、反压迫的决心以及党的威望等。面对不同场景不同对象，以娴熟的语言运用与说服艺术，赢得受众的认同，动员集结群众的力量，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超凡的传播智慧与政治软实力。
2.内容形式多元化。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因时施宜，树立了灵活多样的政治传播理念，这决定了政治传播内容具有通俗化的特征，通俗化的传播内容又造就了“接地气”地多元化傳播内容形式。政治传播内容集中表现为三类：静态文字形式的标语、动态语言形式的口号和歌曲。
精炼简明、容易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保留时间久，是标语化传播的特点。在有限的字符数里要精准表达传播意图，不仅考验着党和红军的文字造诣，更要求党和红军具备高超的政治传播能力。党和红军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成功地将党的纲领、政策、方针和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等，编成脍炙人口的标语向广大群众宣传。为了强化标语宣传，1934 年《红色战士必读（第一种）》将每个战士均要写标语口号的工作，以章程形式固定下来[7]，这体现出党和红军对政治传播制度化、标准化的意识。
相比静态的文字传播形式，动态的语言传播形式更加生动灵活，也更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主要依靠直接人际传播形式进行传播的要求。通过口头语言、体态语言等形式进行信息交流，以唱歌、跳舞、诗歌、戏曲、口号等多元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和部队的革命热情。红军编写的各种标语口号因其独特的历史风貌，在中国革命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体现形式，可谓丰富了政治传播形式的一大创举。
三、中共革命早期政治传播载体分析
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采用的政治传播载体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大众媒介。现在的大众媒介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当时由于技术发展有限，大众媒介的运用以报刊、广播为主。第二，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治组织体系，是其进行内外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第三，人。以人为媒介，通过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进行信息传递。
（一）物质条件匮乏，充分发挥人的传播媒介作用
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进行政治传播的物质条件有限，尤其是在长征期间党和红军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在没有固定根据地情况下，要组织实施有效的政治传播，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人为传播媒介。上至党的领导人，下至普通红军战士，每个人都化身成为行动的“政治符号”，深入群众当中，通过与群众的沟通交流，用一言一行传播着党和红军的政治理念，在人与人面对面的交谈中自然的将政治信息传递。党和红军以实际行动实践着“共产党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的号召。
（二）利用有限条件，开创丰富传播形式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政治传播的一大特征和优点。期间，党和红军因地制宜地运用了语言、文字、艺术、行动等一切可能的方式方法，积极展开政治宣传运动，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传播形式。
1.报纸书刊。共产党人非常注重创办报刊，通过报刊等纸质媒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宣传共产党革命理念，用平面文字撞击民众思想、唤醒政治觉悟。党的许多领导人在办报创刊方面都具有极高的造诣，还时常亲自撰写社论文章或新闻稿件。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中央苏区的新闻报刊事业进入了繁盛发展阶段，《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与《青年实话》以发行量和影响力大而并称为中央苏区四大红色报刊。长征路上万道河千重山，能带上征途的物品有限，但仍然在有限条件下坚持编辑出版了一批新闻与理论报刊，有“为着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与战略方针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的《前进》；还有专供基层干部战士传阅的《战士报》。这些报刊传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政策法令和政治思想，报道红军行军作战的消息，指导解决实际问题，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为保证长征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8]。中国共产党在油墨毛边纸上开创了一方坚强的舆论阵地。
2.广播电台。中共中央于瑞金创办了以收发新闻材料为主的早期文字广播电台——红色中华新闻台，在长征途中进行的政治传播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新闻电台承担起了沟通内外的角色，对外了解敌军情况、传递自己的声音，对内在部队作战陷入低迷时，引用从电台抄收的国际新闻，来鼓舞全体指战员树立信心、坚定信念、战胜困难。党还注重无线电专业人才的培养，毛泽东积极鼓励创办红军通信学校，为建立和发展无线电通讯事业及文字广播电台奠定基础。
3.文学艺术。党和红军的政治宣传形式灵活多样，反映在文艺工作中则体现为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曲、戏剧和舞蹈，开创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形式。据统计，在行军途中及之后创作的仅有关长征题材的诗词歌曲就有3万多首。为了丰富战士们的文化生活，红军文艺工作者还利用民间戏曲小调，自编自演了很多戏剧、乐曲和歌舞。如：《一只草鞋》（话剧）、《彼巴依德瓦》（歌剧）、《打倒刘湘》（川剧）等[9]。 （三）充分运用国际传播渠道树立良好形象
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传播主体，不仅将目光锁定在中国最贫苦的工农阶级身上，而且拥有开阔的眼界，很早就意识到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美国和法国分别创办了《先锋报》、《救国时报》，主要传播对象是海外侨胞。《先锋报》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湖南等地开辟革命根据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有过专门报道。“八一”宣言发表后，《先锋报》及时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的政治诉求，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作出了重要贡献[10]。1935年《救国时报》连载长征见闻，成为较早向世界全面介绍这一伟大创举的文献资料，长征被西方学者称为“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
除了创办国际报刊杂志，中国共产党还注重通过同国际友人、记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交往，加深自身政治传播的影响。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苏区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采访，党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尽可能的为其提供便利条件，斯诺所著《红星闪耀中国》向世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四、中共革命早期治传播受体分析
随着中国早期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发展，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土地革命中后期也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逐渐发展成熟的阶段。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受体主要是知识水平较低的工农群体，而长征经过的少数民族区域众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传播受众的复杂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存在地域差异，还存在民族差异，在语言、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天差地别。要克服重重阻碍，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传播党的理想信念、政治理念，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一般地，对传播受体的研究分析主要围绕其特点、行为动机、价值等方面展开，但由于当时记录的资料有限，无法切实全面的对这一阶段的传播受体进行考究，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针对政治传播对象制定的传播策略中，侧面展现其政治传播受体的特点。
（一）群众路线编织情感纽带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和红军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积极践行群众路线理念。首先，分析和掌握受众的心理特征。政治传播是传输思想观念的政治行为，它要求传播主体必须了解受众实际，掌握受众心理。土地革命中后期，也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阶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帝、抗日、坚决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工农阶级迫切的愿望，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主张，政治传播主体与受体在心理情感上具有共通的契合性。通过走群众路线，来编织传播主体和受体之间的情感纽带。
其次，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受众具体情况实施有效的政治传播。例如长征初期，总政治部就曾指示“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 1935年，又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并依据这个发布切合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具体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等[11]。充分考虑群众现状，通过保护群众根本利益，采用个性化的政治修辞来争取受众的政治认同。
（二）民族政策凝聚政治共识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遵循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反对民族歧视，鼓励少数民族积极反抗压迫。1934到1936短短两年间，中共中央和红军针对少数民族问题，至少发布了14个重要文件[12]，党对民族问题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国共产党不仅大力宣传实施制定的民族政策，还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一直以来，党和红军都注重维护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将赤色革命的星火撒向少数民族地区，凝聚共识，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
五、中共革命早期政治传播效果分析
1931年到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转战多地，创造了人类传播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进行了有效的政治传播实践活动，取得的基本经验有：其一，利用创造条件，明确有效地传播革命理想和政治理念。政治传播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所进行的传播活动，中国共产党创造条件，运用报刊、广播电臺、诗歌、漫画、戏剧等传播媒介，有效地传播了党和红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抗日政策主张。其二，密切联系群众，争取最大支持与拥护。在进行政治传播过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受众情况，激发受压迫最深的工农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战斗热情，争取阶级支持，扩大政治影响。其三，揭露敌人反面宣传，扭转宣传形势。通过政治传播洗清国民党的污蔑，从宣传战斗的不利状态转换到有利情势，对内稳固军心和鼓舞士气，对外加强军民关系和民族团结。其四，推行民族政策，争取政治认同。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采取灵活多变的革命政治理念宣传方式，不仅达到政治文化建设效果，更使民族政策得到认同。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政治传播达到了取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将中国革命带向了胜利。
结语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是相同的。早期中共革命政治传播的内在逻辑体现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是政治传播的总纲；一切从实际出发，受众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是决定政治传播政策的旨要；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利用有限条件激发政治传播潜能。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写给当下政治传播建设最生动的教科书，历史烛照未来，期待中国共产党创造政治传播崭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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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卫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