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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语文教学的“低效”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为此人们对其诟病甚多，而对此批评较早，影响最大的，要数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的关于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之说。
一、语文教育界的“一声春雷”
1978年，吕叔湘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说：“十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很明显，吕叔湘先生觉得人们“还认识不足”、“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就是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问题，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吕叔湘”问题——主要就是语文教学“效果很差”和效率不高的问题。语文教学要追求怎样的效率呢?用吕先生的话说就是“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要以什么来衡量语文的教学效果呢?那就是学生的“成绩”。
由于吕叔湘先生的批评确实比较中肯，兼之吕先生在语文界乃至整个教育界具有崇高威望，他的“疾呼”产生了强烈反响，被喻为是“一声春雷”，而这声“春雷”确实也意示着语文教育发展“春天”的到来：一是引发了关于如何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与效率的讨论，通过讨论语文学科“工具性”的定位重新被确立，“语文教学科学化”则成为大家的共识和奋斗目标；二是开启了新时期如火如荼的语文教学改革热潮。可以说，加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的语文教育改革实验，直接间接都是在吕先生的启发下，为解决“吕叔湘问题”即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问题而展开的。这些改革都不同程度的在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方面摸索出很多宝贵的经验，语文教学得到恢复和长足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正在酝酿之中，吕先生对语文教育的“发难”，无异于在语文界率先开启关于语文教学之效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吕叔湘先生的讲话来得非常及时。长期以来语文教育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尤其“文革”期间，语文教育更是遭到严重破坏，语文教学质量低下是有目共睹的。吕叔湘先生以语文教育中这“迫切问题”作为突破口，作出批评，发出呼吁，让大家正视语文教学质量低的问题，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催生改革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
二、语文教育界的集体迷思
自从吕叔湘先生提出来之后，“少、慢、差、费”简直成了对语文教学总体评价的“定论”。又成了语文界久治不愈的“顽疾”和难以打破的“魔咒”，很多语文教育改革就是以医治这“顽疾”和打破这“魔咒”而展开的——本轮语文新课程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大量的研究语文教育教学的文章更是常常拿“少、慢、差、费”来说事，其中有两波批评特别引人注目：其一是“97大批判”。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刊载王丽、邹静之、薛毅三人的文章，猛烈批判语文教育。王丽说的语文教材陈旧，课后练习设计刻板，作文模式化等；邹静之从女儿语文作业看，语知作业数量庞大、答案唯一，作文模式化并充满假话等；薛毅则集中探讨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选文以及解读的种种误区和弊端……他们的视角虽然不尽相同，但隐含一个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认为语文教育教学效果不佳。非改不可——实际上都是冲着长期存在的“吕叔湘问题”即语文教学的效率问题而来的。其二是语文“无效教学”批判。2005年，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徐江副教授在《人民教育》第9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的万言长文，有如一颗重磅炸弹，直轰当下的整个中学语文教学(包括实施课程改革之后)基本都是“无效”的!而在此前后，徐先生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密集声讨语文教学的“无效性”。徐先生的批判是继“97大批判”之后对语文教学的一个最猛烈的批判声音，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徐先生认为过去乃至课改当下的语文教学不仅说是“低效”的，干脆说就是“无效”的——这无异于说，语文教学不仅是“少、慢、差、费”，简直是全“废”了!徐江先生的批评，其实也没有超出“吕叔湘问题”的范围，只是批评更严厉、否定更彻底罢了。
在中小学各门学科中，语文学科受非议最多，而大家对语文非议最多的又集中在所谓的“少、慢、差、费”上。这就让人犯疑了，明明语文教育界的权威早就作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提了出来，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问题为何就是久拖不决以致于使语文教学饱受责难呢?或许我们还要问，这个问题为何会产生呢?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具体实践者面对挥之不去的“少、慢、差、费”都陷入了迷思——问题根源到底在哪儿?
三、“少、慢、差、费”的概念分析
分析哲学流派认为，哲学上很多的问题和争议其实是由于概念不清、认识模糊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最基本的就是从澄清概念人手。教育中也存在不少由于认识模糊而产生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少、慢、差、费”就是其中一个。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就两个：一是“少、慢、差、费”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不容易短时间解决；二是人们对“少、慢、差、费”的理解有问题——在解决“少、慢、差、费”这个问题前我们应该首先对这个提法本身作为一个概念进行语义和逻辑分析。
所谓“少、慢、差、费”事实上是“内容少，进度慢，效果差和费时多”的简称。显然，这其中的“少、慢、费”都是针对“效率”来说的，而“差”则是就“效果”而言。可见，吕叔湘先生指称语文教学存在的“少、慢、差、费”这“迫切问题”严格上说不是一个，而是包含两个问题，即语文教学的“效率”问题和“效果”问题。要特别指出的是，吕先生谈话的标题“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是特指“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和“高等院校里的公共外语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而我们在这里为其区分出来的“效率”和“效果”是包含在“中小学语文教学”这一个问题中的。可以看出，吕先生的“少、慢、差、费”之说颇有含糊之处：其一，明明存在着“效率”和“效果”两个问题，吕先生却笼统的将其称为一个问题，且只就“效率”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其二，吕先生将学业成绩作为衡量学生语文水平即语文教学效果的标准。然而，“效率”等同于“效果”吗?“效率不高”问题解决就意味着“效果很差”问题解决了吗?学业“成绩”能作为全面客观衡量学生语文水平的标准吗?吕先生对这些隐含的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而很多人则是不加辨析地全盘接受吕先生的“少、慢、差、费”论断。
从语义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效”有“效果”和“效率”两个主要含义，“效果”讲有和无，“效率”分高和低。“效果”和“效率”相关但不是一定成正比的，效率高不一定效果好，效率低也不一定效果差。而吕叔湘先生在论述中给人的感觉是将“低效率”等同于“差效果”，后来的很多认同吕先生“少、慢、差、费”论者更往往是变本加厉的将“低效率”等同于“无效果”——新课改中“有效教学”这个概念引进来之后，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就被表述为语文“无效教学”，徐江先生就是一个代表。“有效教学”理念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的产物，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其概念的英文表述是effectiveteaching。effective翻译为中文意思是“效果、生效的”，而中文的“效”有“效果”、“效率”、“效仿”、“效益”、“效能”、“效应”、“效用”等多种解释，在“有效教学”这个概念语境中“效”只能取“效率”和“效果”(“效果”可包括相近的“效益”、“效能”、“效应”、“效用”等)两种含义——稍有常识者都不会直接说“效率”等同于“效果”，但在实际上有意无意的将“低效教学”称为“无效教学”则屡见不鲜!
这也许不是吕叔湘先生的本意，但正是他这样强调语文教学的效率甚于效果，又将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衡量语文教学效果的主要指标，客观上还是促使语文教育界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逐渐形成了“语文课本 教辅资料 学生作文选 频繁考试”的急功近利、快餐式的语文教学的“新传统”。这套“高效”的提高语文学业成绩的教学方式在新世纪随着国外新课程理论的传人又被猛烈抨击，而批评者资以批判的理论武器正是“有效教学”理念!也就是说，新课改理论者借西方的“有效教学”理论来反本土的以吕叔湘先生为始作俑者的“有效教学”理论(表述为反“少、慢、差、费”)——其实大家都在追求“有效”，但由于对“有效”的标准不同而产生分歧；又由于对“有效”内涵都含糊其词不甚了了，所以就各说各话，莫衷一是。理论界的含糊认识使实践界第一线语文教师们无所适从，语文教学好像怎么做都不对，很多人都纳闷了，语文教学的“效”到底是什么?如何做才是“有效教学”而不是“少、慢、差、费”?如果吕叔湘先生对语文教学的有效与否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界定。他的“少、慢、差、费”论也许就不至于产生后续的一些“副作用”。
四、“少、慢、差、费”的价值重估
我们不必也不可能如尼采所主张的那样“重估一切价值”，但就语文教学而言，我们有必要问：一、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是不是一无是处必须全部改革掉?二、语文学科是否必然可以跟其他学科一样借助有关方法手段完全可以做到“多、快、好、省”?三、如果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虽然是弊端但也有一定的“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语文教学中哪些方面是可以追求“多、快、好、省”，哪些方面则必须容忍、承认、保留甚至提倡“少、慢、差、费”的?作这些思考时。我们就是在对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进行一番“价值重估”。
语文学科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汉语与其他语言更有根本的区别。结合汉语文的自身特点来看，我们对其所谓的“少、慢、差、费”会有不同的诠释：其一是“少”，量变可以导致质变，但数量少不见得就意味着能量小质量差。对汉语文而言，少而精有很大的能量，古代启蒙读《千字文》，掌握千把字就可以无障碍的阅读。这在其他拼音文字语言中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在表意汉语中则是完全可以的。千把字多乎哉?不多也!但能说这“少”就是过错吗?况且，短时间教学内容少也可以积少成多。其二是“慢”，常言道慢功出细活，语文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慢”的学科，从一篇阅读材料中提炼信息，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但是如果是要沉思体悟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的经典作品，那么语文学习中像古人一样品味揣摩，涵咏咀嚼，反复吟读乃至熟读成诵就是很有必要的，那样一来慢是慢了点。但效果不容否认。其三是“差”，语文学科中不少东西的掌握一时看似乎完全没有用。甚至对有些内容学生根本就不理解。只是要强行将其占有(如所谓的“死记硬背”)却不得要旨，乍看效果很“差”。然而有朝一日突然发现它们的价值。甚至是终身受用!这时再回过头去看，所谓的“差”其实并不差啊!其四是“费”，语文教学有些内容有多种理解，自己在不同时段学习也会产生不同体会，很难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不断投入时间去一遍又一遍的学习，费时确实很多，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样的教学是在“浪费”资源。就是在那篇关于“少、慢、差、费”的讲话中，吕叔湘先生提到，“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语文课占用这么多时间，必然挤别门功课的时间。”看课外书自然不会挤别门课的教学的时间，但还是花时间了的!所以总的看来，效果虽然好，但是所“费”的时间精力也更多——那平均下来看也可以认为是“慢”，甚至认为是“差”——因为比较好的效果是以更大的成本为代价的。这样看来，语文的“少”、“费”、“慢”乃至“差”都似乎不能完全避免，其存在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当代著名书法家谢云谈到语文学习对他学习书法的影响时，回忆了中学一篇课文《七歌》的教学：“师长教课时声泪俱下，背诵下来，至今犹记。师长用了几堂课教完这篇《七歌》诗，吟诵便教了一堂课，先是师长作全文教读的吟诵。从缓慢的声调而至吐出高亢悠远的旋律，眉峰的颤动而至眼角的含泪，吟毕音息停顿下来，老师瞳孔清如秋潭，凝视全场学子，课堂里静息无声，如是诗境、音乐、吟诵、恬静的气息合而为一，盎然古意，余音袅袅。于是，从读郑板桥诗至于字于画，深深被吸引感染，临写之甚殷。”“用了几堂课”就教一首诗，内容不可谓不“少”；单单吟诵“便教了一堂课”，进度不可谓不“慢”；老师投入教那首诗的时间精力和感情也确实是“费”了不少，但学生的语文测试成绩并不见得因此就很好，所以如果仅用学生的学业成绩来衡量这样的语文教学效果的话，很可能也是比较“差”的，但那样的语文课堂教学效果就真的差吗?在当下流行的很多求效率、赶进度的语文课堂中，没有多少语文老师敢于像那样“少、慢、差、费”地上课，那种“静息无声，如是诗境、音乐、吟诵、恬静的气息合而为一，盎然古意，余音袅袅”在功利化、机械化的课堂上是很难看到的。谢先生由于受那样的语文课感染而喜爱上郑板桥诗作字画，并倾情学习且成为书法家——接受那样的语文教育并且后来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谢先生其良好的语文素养是毋庸置疑的，但谢先生如果被放到今天的语文考场上就必然可以考出好成绩吗?(别忘了王蒙考当下的语文卷也弄得不及格!)而就算谢先生跟他的同学语文学业成绩都比较“差”，我们因此就可以认定他们的老师那样的语文教学效果就真的差吗?
可见，“少、慢、差、费”并非是一无是处的，语文学科的教学无法如一些逻辑性强、直线发展的学科那样有可能借助一些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手段的更新，甚至短期突击就可以很明显的收到效果，不能一概做到“多、快、好、省”——大体而言，语文教学中的基础知识学习基本能力培养等科学领域可以借助科学方法手段尽可能作到“多、快、好、省”，而语感、情感、审美情趣等人文素质的养成，更多会呈现“少、慢、差、费”的状态，对此我们要客观的评价和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这样辨析决不是说吕叔湘先生的批评是无的放矢，“少、慢、差、费”问题根本不存在或者无条件的说语文教学就是要“少、慢、差、费”!而是想说语文教学有其特殊性，不能不加区别的批判否定“少、慢、差、费”一味追求“多、快、好、省”，更不能将存在“少、慢、差、费”现象的语文教学统统斥之为“无效”!
一、语文教育界的“一声春雷”
1978年，吕叔湘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说：“十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很明显，吕叔湘先生觉得人们“还认识不足”、“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就是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问题，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吕叔湘”问题——主要就是语文教学“效果很差”和效率不高的问题。语文教学要追求怎样的效率呢?用吕先生的话说就是“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要以什么来衡量语文的教学效果呢?那就是学生的“成绩”。
由于吕叔湘先生的批评确实比较中肯，兼之吕先生在语文界乃至整个教育界具有崇高威望，他的“疾呼”产生了强烈反响，被喻为是“一声春雷”，而这声“春雷”确实也意示着语文教育发展“春天”的到来：一是引发了关于如何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与效率的讨论，通过讨论语文学科“工具性”的定位重新被确立，“语文教学科学化”则成为大家的共识和奋斗目标；二是开启了新时期如火如荼的语文教学改革热潮。可以说，加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的语文教育改革实验，直接间接都是在吕先生的启发下，为解决“吕叔湘问题”即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问题而展开的。这些改革都不同程度的在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方面摸索出很多宝贵的经验，语文教学得到恢复和长足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正在酝酿之中，吕先生对语文教育的“发难”，无异于在语文界率先开启关于语文教学之效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吕叔湘先生的讲话来得非常及时。长期以来语文教育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尤其“文革”期间，语文教育更是遭到严重破坏，语文教学质量低下是有目共睹的。吕叔湘先生以语文教育中这“迫切问题”作为突破口，作出批评，发出呼吁，让大家正视语文教学质量低的问题，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催生改革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
二、语文教育界的集体迷思
自从吕叔湘先生提出来之后，“少、慢、差、费”简直成了对语文教学总体评价的“定论”。又成了语文界久治不愈的“顽疾”和难以打破的“魔咒”，很多语文教育改革就是以医治这“顽疾”和打破这“魔咒”而展开的——本轮语文新课程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大量的研究语文教育教学的文章更是常常拿“少、慢、差、费”来说事，其中有两波批评特别引人注目：其一是“97大批判”。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刊载王丽、邹静之、薛毅三人的文章，猛烈批判语文教育。王丽说的语文教材陈旧，课后练习设计刻板，作文模式化等；邹静之从女儿语文作业看，语知作业数量庞大、答案唯一，作文模式化并充满假话等；薛毅则集中探讨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选文以及解读的种种误区和弊端……他们的视角虽然不尽相同，但隐含一个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认为语文教育教学效果不佳。非改不可——实际上都是冲着长期存在的“吕叔湘问题”即语文教学的效率问题而来的。其二是语文“无效教学”批判。2005年，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徐江副教授在《人民教育》第9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的万言长文，有如一颗重磅炸弹，直轰当下的整个中学语文教学(包括实施课程改革之后)基本都是“无效”的!而在此前后，徐先生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密集声讨语文教学的“无效性”。徐先生的批判是继“97大批判”之后对语文教学的一个最猛烈的批判声音，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徐先生认为过去乃至课改当下的语文教学不仅说是“低效”的，干脆说就是“无效”的——这无异于说，语文教学不仅是“少、慢、差、费”，简直是全“废”了!徐江先生的批评，其实也没有超出“吕叔湘问题”的范围，只是批评更严厉、否定更彻底罢了。
在中小学各门学科中，语文学科受非议最多，而大家对语文非议最多的又集中在所谓的“少、慢、差、费”上。这就让人犯疑了，明明语文教育界的权威早就作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提了出来，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问题为何就是久拖不决以致于使语文教学饱受责难呢?或许我们还要问，这个问题为何会产生呢?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具体实践者面对挥之不去的“少、慢、差、费”都陷入了迷思——问题根源到底在哪儿?
三、“少、慢、差、费”的概念分析
分析哲学流派认为，哲学上很多的问题和争议其实是由于概念不清、认识模糊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最基本的就是从澄清概念人手。教育中也存在不少由于认识模糊而产生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少、慢、差、费”就是其中一个。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就两个：一是“少、慢、差、费”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不容易短时间解决；二是人们对“少、慢、差、费”的理解有问题——在解决“少、慢、差、费”这个问题前我们应该首先对这个提法本身作为一个概念进行语义和逻辑分析。
所谓“少、慢、差、费”事实上是“内容少，进度慢，效果差和费时多”的简称。显然，这其中的“少、慢、费”都是针对“效率”来说的，而“差”则是就“效果”而言。可见，吕叔湘先生指称语文教学存在的“少、慢、差、费”这“迫切问题”严格上说不是一个，而是包含两个问题，即语文教学的“效率”问题和“效果”问题。要特别指出的是，吕先生谈话的标题“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是特指“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和“高等院校里的公共外语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而我们在这里为其区分出来的“效率”和“效果”是包含在“中小学语文教学”这一个问题中的。可以看出，吕先生的“少、慢、差、费”之说颇有含糊之处：其一，明明存在着“效率”和“效果”两个问题，吕先生却笼统的将其称为一个问题，且只就“效率”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其二，吕先生将学业成绩作为衡量学生语文水平即语文教学效果的标准。然而，“效率”等同于“效果”吗?“效率不高”问题解决就意味着“效果很差”问题解决了吗?学业“成绩”能作为全面客观衡量学生语文水平的标准吗?吕先生对这些隐含的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而很多人则是不加辨析地全盘接受吕先生的“少、慢、差、费”论断。
从语义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效”有“效果”和“效率”两个主要含义，“效果”讲有和无，“效率”分高和低。“效果”和“效率”相关但不是一定成正比的，效率高不一定效果好，效率低也不一定效果差。而吕叔湘先生在论述中给人的感觉是将“低效率”等同于“差效果”，后来的很多认同吕先生“少、慢、差、费”论者更往往是变本加厉的将“低效率”等同于“无效果”——新课改中“有效教学”这个概念引进来之后，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就被表述为语文“无效教学”，徐江先生就是一个代表。“有效教学”理念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的产物，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其概念的英文表述是effectiveteaching。effective翻译为中文意思是“效果、生效的”，而中文的“效”有“效果”、“效率”、“效仿”、“效益”、“效能”、“效应”、“效用”等多种解释，在“有效教学”这个概念语境中“效”只能取“效率”和“效果”(“效果”可包括相近的“效益”、“效能”、“效应”、“效用”等)两种含义——稍有常识者都不会直接说“效率”等同于“效果”，但在实际上有意无意的将“低效教学”称为“无效教学”则屡见不鲜!
这也许不是吕叔湘先生的本意，但正是他这样强调语文教学的效率甚于效果，又将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衡量语文教学效果的主要指标，客观上还是促使语文教育界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逐渐形成了“语文课本 教辅资料 学生作文选 频繁考试”的急功近利、快餐式的语文教学的“新传统”。这套“高效”的提高语文学业成绩的教学方式在新世纪随着国外新课程理论的传人又被猛烈抨击，而批评者资以批判的理论武器正是“有效教学”理念!也就是说，新课改理论者借西方的“有效教学”理论来反本土的以吕叔湘先生为始作俑者的“有效教学”理论(表述为反“少、慢、差、费”)——其实大家都在追求“有效”，但由于对“有效”的标准不同而产生分歧；又由于对“有效”内涵都含糊其词不甚了了，所以就各说各话，莫衷一是。理论界的含糊认识使实践界第一线语文教师们无所适从，语文教学好像怎么做都不对，很多人都纳闷了，语文教学的“效”到底是什么?如何做才是“有效教学”而不是“少、慢、差、费”?如果吕叔湘先生对语文教学的有效与否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界定。他的“少、慢、差、费”论也许就不至于产生后续的一些“副作用”。
四、“少、慢、差、费”的价值重估
我们不必也不可能如尼采所主张的那样“重估一切价值”，但就语文教学而言，我们有必要问：一、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是不是一无是处必须全部改革掉?二、语文学科是否必然可以跟其他学科一样借助有关方法手段完全可以做到“多、快、好、省”?三、如果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虽然是弊端但也有一定的“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语文教学中哪些方面是可以追求“多、快、好、省”，哪些方面则必须容忍、承认、保留甚至提倡“少、慢、差、费”的?作这些思考时。我们就是在对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进行一番“价值重估”。
语文学科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汉语与其他语言更有根本的区别。结合汉语文的自身特点来看，我们对其所谓的“少、慢、差、费”会有不同的诠释：其一是“少”，量变可以导致质变，但数量少不见得就意味着能量小质量差。对汉语文而言，少而精有很大的能量，古代启蒙读《千字文》，掌握千把字就可以无障碍的阅读。这在其他拼音文字语言中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在表意汉语中则是完全可以的。千把字多乎哉?不多也!但能说这“少”就是过错吗?况且，短时间教学内容少也可以积少成多。其二是“慢”，常言道慢功出细活，语文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慢”的学科，从一篇阅读材料中提炼信息，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但是如果是要沉思体悟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的经典作品，那么语文学习中像古人一样品味揣摩，涵咏咀嚼，反复吟读乃至熟读成诵就是很有必要的，那样一来慢是慢了点。但效果不容否认。其三是“差”，语文学科中不少东西的掌握一时看似乎完全没有用。甚至对有些内容学生根本就不理解。只是要强行将其占有(如所谓的“死记硬背”)却不得要旨，乍看效果很“差”。然而有朝一日突然发现它们的价值。甚至是终身受用!这时再回过头去看，所谓的“差”其实并不差啊!其四是“费”，语文教学有些内容有多种理解，自己在不同时段学习也会产生不同体会，很难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不断投入时间去一遍又一遍的学习，费时确实很多，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样的教学是在“浪费”资源。就是在那篇关于“少、慢、差、费”的讲话中，吕叔湘先生提到，“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语文课占用这么多时间，必然挤别门功课的时间。”看课外书自然不会挤别门课的教学的时间，但还是花时间了的!所以总的看来，效果虽然好，但是所“费”的时间精力也更多——那平均下来看也可以认为是“慢”，甚至认为是“差”——因为比较好的效果是以更大的成本为代价的。这样看来，语文的“少”、“费”、“慢”乃至“差”都似乎不能完全避免，其存在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当代著名书法家谢云谈到语文学习对他学习书法的影响时，回忆了中学一篇课文《七歌》的教学：“师长教课时声泪俱下，背诵下来，至今犹记。师长用了几堂课教完这篇《七歌》诗，吟诵便教了一堂课，先是师长作全文教读的吟诵。从缓慢的声调而至吐出高亢悠远的旋律，眉峰的颤动而至眼角的含泪，吟毕音息停顿下来，老师瞳孔清如秋潭，凝视全场学子，课堂里静息无声，如是诗境、音乐、吟诵、恬静的气息合而为一，盎然古意，余音袅袅。于是，从读郑板桥诗至于字于画，深深被吸引感染，临写之甚殷。”“用了几堂课”就教一首诗，内容不可谓不“少”；单单吟诵“便教了一堂课”，进度不可谓不“慢”；老师投入教那首诗的时间精力和感情也确实是“费”了不少，但学生的语文测试成绩并不见得因此就很好，所以如果仅用学生的学业成绩来衡量这样的语文教学效果的话，很可能也是比较“差”的，但那样的语文课堂教学效果就真的差吗?在当下流行的很多求效率、赶进度的语文课堂中，没有多少语文老师敢于像那样“少、慢、差、费”地上课，那种“静息无声，如是诗境、音乐、吟诵、恬静的气息合而为一，盎然古意，余音袅袅”在功利化、机械化的课堂上是很难看到的。谢先生由于受那样的语文课感染而喜爱上郑板桥诗作字画，并倾情学习且成为书法家——接受那样的语文教育并且后来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谢先生其良好的语文素养是毋庸置疑的，但谢先生如果被放到今天的语文考场上就必然可以考出好成绩吗?(别忘了王蒙考当下的语文卷也弄得不及格!)而就算谢先生跟他的同学语文学业成绩都比较“差”，我们因此就可以认定他们的老师那样的语文教学效果就真的差吗?
可见，“少、慢、差、费”并非是一无是处的，语文学科的教学无法如一些逻辑性强、直线发展的学科那样有可能借助一些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手段的更新，甚至短期突击就可以很明显的收到效果，不能一概做到“多、快、好、省”——大体而言，语文教学中的基础知识学习基本能力培养等科学领域可以借助科学方法手段尽可能作到“多、快、好、省”，而语感、情感、审美情趣等人文素质的养成，更多会呈现“少、慢、差、费”的状态，对此我们要客观的评价和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这样辨析决不是说吕叔湘先生的批评是无的放矢，“少、慢、差、费”问题根本不存在或者无条件的说语文教学就是要“少、慢、差、费”!而是想说语文教学有其特殊性，不能不加区别的批判否定“少、慢、差、费”一味追求“多、快、好、省”，更不能将存在“少、慢、差、费”现象的语文教学统统斥之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