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嫂”明德英与辛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多年来，我们在明德英身上灌注了太多意识形态色彩的情感，当一切褪尽，真实的明德英是什么样子的？母性之于战争有着怎样的意义？
　　沂蒙版《愤怒的葡萄》：
　　明德英的战争叙事
　　美国作家斯坦培克在《愤怒的葡萄》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情景：一位少妇在草棚里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年流浪汉，于是她解开上衣，让流浪汉吮吸她的乳汁，流浪汉热泪滚滚，他感到自己进入了天堂，圣母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本书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就在《愤怒的葡萄》热还没降温之时，远离美国的沂蒙山区，却发生了真实版的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
　　1941年深秋，沂南县岸堤村的聋哑媳妇明德英正在家中奶孩子，一位与日伪军作战负伤的小战士突然闯进了她的家门。明德英把小战士隐藏到山上的一座石墓里。可是，石墓周围没有水源，当小战士急需饮水时，明德英情急之中，毅然将自己的乳汁喂进了小战士干裂的口中……这个故事后来被作家刘知侠写成了小说《红嫂》。
　　不同与从“资产阶级小姐”蜕变为女战士的辛锐，明德英更多的是展现了一名母亲的本能，而非家国情仇。电影《沂蒙六姐妹》的副标题是“战争中的女人”，女性对于战争的付出，更多的是间接的方式。
　　真实的“红嫂”与“艺术的乳房”
　　明德英，1911年生于沂南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因病致哑。21岁时，嫁给了既无土地，又无房屋的贫苦村民李开田。乡亲们让他们去看墓林，林边零星地块可供食粮，林里的树木可供柴草……从此，一个茅草窝棚架在了墓地边。
　　1943年初，李开田和明德英夫妇冒着日伪军时常搜查的危险，在自家窝棚、附近墓地、村外石沟和草丛里，精心照料、掩护和转移着伤病的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由于长时间的疲累、饥寒和伤痛的折磨，庄新民奄奄一息。明德英就时常以自己的奶水喂养他，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语境中，女性的身体只属于家庭，不是操持家务，便是进行性欲或与生育有关的事情。从《列女传》可以看到，女性书写，深受作者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构成了“被缚”女性的群像。
　　明德英的乳房，在战争这一特定语境下被放大，成为一种母性的解放象征。从小说《红嫂》、京剧现代戏《红嫂》、芭蕾舞剧《沂蒙颂》到电视剧《沂蒙》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革命叙事中呈现出一抹洁白的人性。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红嫂”遍沂蒙，明德英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她因文艺作品的广为流传而改变了原有的生活轨迹，由原来默默无闻的一个山村农妇变为一个名扬四海的英雄人物。新中国建立后，她先后把儿子、女儿、孙子等送入部队。明德英于1995年与世长辞，享年84岁。
　　战争策源地：母亲和英雄
　　“男人们要作战到什么时候？——只要女人们还在生孩子。”
　　传说中，爱尔兰王国中曾居住着一个名叫克伦德楚的农夫，仙女玛查与他住在一起。一天，乌拉塔人举行盛大的赛会，玛查以九个月的身孕为借口而拒绝参加，而克伦德楚仍坚持让她与国王的马队比试。在第一个达到终点之后，她可怕地尖叫着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没有一个男人能比阵痛中的女人更有力量。“从现在开始，”玛查告诉他们，“你们将像女人一样在床上躺五天四夜，直到第九代”。
　　在一种意义上，可以说分娩特有的痛苦在这里替代了战争特有的苦难。
　　在希腊，战争与分娩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仪式上也体现在词汇上：如ponos是“描述生产的痛苦的一个单词”，但也指“一种漫长而痛苦的任务，如《伊利亚特》中阿该亚战士所进行的无休止的战斗。
　　生育和战争之间的象征性等同可以说是人类文化中少有的稳定特征之一。因此，借助一种极度的反讽，许多女性主义作者以这种方式明确地把生育比作战争。
　　在莫尼卡·维蒂希的《女游击队员们》所描绘的乌托邦女性主义社会中，“当孩子降生时，接生员像战场上的妇女一样欢呼和哭泣。这意味着母亲像战士一样取胜，她俘获了一个孩子”。
　　社会契约要求每一性别的成员都付出他或她自己苦难的什一税：女人要去生育，男人则要去战斗。
　　中国女性的经典困境，即“秦香莲/花木兰”模式，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似乎也总是在“女奴”和“女战士”中做着困难的选择题。“秦香莲”们苦于自己对男性的依附地位，惨淡如“祥林嫂”的那件月白色衬衫；“花木兰”们则迷失于自身的性别立场，《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是一个有力证据，当她的左颊浮现明亮的“党徽”图案，其性别也被阶级性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