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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墨·时光
记忆里，过年是从写春联开始的。在我们那儿，春联俗称“门对”，无论穷家还是阔院，只要到了过年，都会贴上一样红艳醒目的门对，祈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那时候，门对多是手写的。除了城里人，农村手头再富足的人家，也不愿意拿钱去买那种看起来更加花哨的印刷货。一者是费钱，比买点纸墨请人写花费多了去了;二者是印刷的明显感觉没有档次，让人笑话。毕竟印刷的都是些机器排版的样子货，哪有手写的灵动飘逸有生气呢！
小的时候对日历很懵懂，“小孩盼过年”，我和姐姐却不用扳着手指头算，只要看到父亲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写门对，就可以欢呼着快要过年了。父亲的书法在乡村远近闻名，无论是红白喜事，还是建屋修房，只要写对联，都会找到父亲。父亲一般也不推辞，说好了日子，哪怕家里再忙，也会先放下，带着笔墨砚就过去了。写字的父亲很帅气，也很受乡里人尊敬。而写门对，对于父亲来说，更像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白天，村里人纷纷送来买好的红纸来到我家，然后递上一根烟，简单聊上几句，父亲就搞清楚了要写的幅数和大小尺寸。有的村民客气，在将红纸放桌上的时候，会留下一包烟，父亲也不客套。有的还留下一瓶墨水备用，只是父亲一般不用。父亲写门对有三宝：某次在省城买回的一套好笔，据说是湖笔;一方老先生送的石砚，划痕若干;一本厚厚的对联集成，里面还夹着很多红纸，上面工工整整抄录着父亲多年搜集的各种对联。来的人络绎不绝，很快各式各样的红纸就堆满了桌子，父亲用笔记好各家要写的数目，一丝不苟，很是郑重。
晚上，吃过饭后，父亲泡上热茶就开始准备写门对了。那时乡村的电还不稳定，有时还需点着昏黄的煤油灯。父亲写门对很有步骤感，准备工作很充分。先是根据托写人家的情况，核对好要写的数量与尺寸，用刀将红纸裁剪得宜，有时村人送的红纸不够，父亲就用自家备好的红纸补上;接着，父亲拿出对联集成，按照前门、后门、房门、厨门、窗门等不同需要，确定好要写的春联内容;最后，父亲将裁剪好的红纸按照每幅要写的字数，折成斜十字交叉格，这样写的时候就能左右相对、不偏不倚了。
临写前，父亲先喝足一口热茶。墨在砚台里早已调融，那不是村民送来的那种玻璃瓶装的廉价墨，而是父亲每年都会提前预备好的香墨，闻起来有一种淡淡的芳香味，与红纸的气息相谐。给村人写门对，花时间不说，我家为何还要贴钱买墨呢？既然不用那些廉价墨，父亲为何又不拒收呢？年少的我和姐姐都不能理解，父亲却说，等你们长大了就明白了。
父亲写门对，我和姐姐也能帮上忙。父亲在桌子一边，将红纸依次铺好，但有时桌子不够长，我得在对面等着牵纸。父亲蘸好墨水的笔锋在红纸上“抑扬顿挫”，那笔画像是动听的音符在跳跃着，唱出了对新年的祝福和美好祈愿。父亲的书法，很有一种圆润醇厚之意，不着锋芒，却非常耐看。等写到一半，桌子的长度不够了，这时我就小心翼翼地牵着红纸的两角，确保在虚空中与桌子相平，以免还未干透的墨汁滚花了纸面。等到一副门对写好，我和姐姐就各牵着上下两角，慢慢地移送到房间里，静等吹干后被村人取走。
从八九岁时开始，每年的腊月底都是这样的。这写门对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父亲平时话不多，写门对的时候，反而愿意多说一些。说一说这个字为什么這么写，这个笔画为什么这么处理，某个书法家又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要挑这副对联，这副对联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有的对联为什么不合适;村里某某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他家最希望得到怎样的祝福，等等。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门对大概也是“合为事”而写。
村人开始来取门对了，都带着真诚的笑容，递上烟，唠几句。父亲会放下手中的笔，取来已经挨家叠好的门对，摊开，告诉村人哪是大门、后门、房门、厨门、窗门，上联在上贴右、下联在下贴左，某副门对是什么意思，祝福着新年好运。最后还将多余的红纸附上——我们那里是有过年送礼夹红纸、用红纸包红包这一习俗的。这在我看来有点浪费时间的事情，父亲却从未怠慢。
我家的门对最后写，有时要到除夕下午才写好。等我年纪稍长，父亲就只写大门和后门，其他稍小一点的门对就让我来写。他也不作过多要求，如何剪裁折印，选写什么对联，怎么布局构笔，一概不问。他倒过来帮我牵纸，我在他的注视下难免有点犹豫，着笔不稳，有时字的结构散了，有时上下的字斜了，但是父亲依旧保持着笑意，我也就放心大胆写了起来。写完后，因为时间的缘故，有时等不及完全干透，就要用才调好的浆糊贴上。贴上后，房屋也似乎添了三分喜气。这时，父亲才点评起我写的字来。其实也不用多说，字好不好，布局构造如何，贴上门窗一看，也就一目了然了。
我那时年轻气盛，心高气傲，嘴上不说，心里却也知道自己写得不行。于是平日也常对着字帖临摹，用的笔是父亲快写秃了的笔，用的纸大多是无用的书本，用的墨自然是父亲给村人写门对时不用的墨，那墨汁有着一种刺鼻的味道，长时间闻着确实不舒服。春节时出去走亲戚，看到有的人家门对写得好，就情不自禁地伫立在侧，用手虚临起来，晚上回来睡觉还不忘在被子上勾勾画画。其实，我对书法也算不上是多么情有独钟，最初的愿望不过是想着能写出一副让父亲满意称赞的门对。意外的是我的毛笔字还没让父亲满意，钢笔字却让学校里的老师都觉得还不错，于是“承包”了很多年的黑板报，以至于上大学还拿过“三字一笔一画”等书法比赛奖项。
父亲没有正儿八经教我书法，我的字和父亲的风格也确实不一样。他学颜，我学柳。他的字雅正端方，有醇厚圆润之美，我却不喜藏锋，偏爱潇洒飘逸。只是在父亲眼里，我的字难免就有点筋骨稍软，有形无力了。其实，我知道父亲还算是满意的。因为等我上了高中，每年腊月底给村人写门对的事情就慢慢交到我手上了。那时，村里已经开始时兴起买那种印刷的门对了，在外打工挣钱的年轻人不在乎买门对的几个钱，况且，那买来的门对上印着各种花纹，纸张靓丽，墨色粗黑，内容浮夸，正合了一种返乡着锦的微妙心理。但是，还有不少村人喜欢手写门对。
我写门对已经和父亲那时大不一样了，少了一丝不苟，却多了一点“效率”。父亲写门对前，又是计算又是挑选，又是剪裁又是折印，临下笔前还用小楷先写一遍，以便写的时候合理布局。这些被我一一省却，效率自然提升了很多。村人来取门对时，自然是对我颇为夸赞。而父亲看在眼里，却没有说出口来。大概那时我意气风发，他怕打击我的自信吧。或许在他看来，书法也只是一种爱好，也无须要求过高。父亲的性子向来包容，极少苛求别人，即使是子女，也都宽容随意。 毕业后，我远离家乡，常年在异地工作，只在过年过节时回家小住。这时，父亲已经不怎么需要替村人写门对了，自家的门对一般也是等我回来写。我有时在电话里说，回来的时间肯定晚，要么你就自己写吧。去街上买门对的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是说不出口的。父亲却不同意，坚持要我回家来写，于是我家的门对往往又是到除夕才能写好，而父亲却还是很高兴，在红黑相间的纸墨香里，夸哪个字写得不错，指哪个字还缺火候。然后我们父子一起贴对子，我贴他看着，确保高下齐平、不偏不倚。就像小时候他贴我看着一样。我一直都明白，其实父亲不是要我写门对，而是在催我早点儿回家。
纸墨香里有父亲。父亲走后，我在城里买了房子，将母亲接到新居，连着几年也未回乡过年。我怕，怕住在不能贴上红色门对的家乡老屋，更怕不能见到老屋里站着用心评点门对的熟悉背影。
呼唤·时光
世上有一种最美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在我们那儿，母亲呼唤孩子的声音绝对算不上美丽。几十年前，吾乡尚有小儿出生之后，家人必取贱名以求好养的风俗。因为随意、重名的也多，这其中尤以“孬货”为多，大约在父母们心里，这个称呼最不带“人身攻击”，而且还有一点可爱呆萌的感觉。
那时的儿童不像现在会有这么多玩乐的去处，多是三五一群聚在村口空地嬉戏玩耍，玩弹珠、踢毽子、扔沙包、滚铁环、摔溜溜球、跳橡皮筋、斗火柴皮、赛纸飞机，甚至是玩泥巴、掏鸟窝、斗公鸡（一种乡间游戏，曲腿架膝，对冲互撞，落地为败），随手拈来，都是开心，往往忘却了回家的时间。于是，每到夕阳西下、炊烟袅袅之际，村内就会传来母亲们此起彼伏的呼唤声——“小孬货喂，你跑哪块儿去了啰，快家来哉……”“小胖大肚子喂，家来吃饭了哉……”那呼唤声音毫无例外都是粗犷的，有着极具穿透力的高声贝，且带有某种奇特的韵律和声波，至今想来亲切如斯、如在耳畔。
不过那时听来，却是一种既熟悉得让人安心、又敬畏得让人听从的呼唤，所有的孩子刹那间停住吵闹与游戏，竖起耳朵用心辨识，然后果断地抛弃亲密“战友”，连蹦带跳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还一边不忘呼应着：“家来了哦，就家来了哦！”那奔跑的心是忐忑着的，也是期待着的，忐忑的是等会儿肯定要被母亲数落了，期待的是不知道母亲给准备了什么好吃的晚餐。想不到的是，这后来都成了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还没有回到家，远远就能看到系着围裙在门外四处张望的母亲。母亲看到那在傍晚霞光下灵动黝黑的小身影，仿佛才吁缓了一口气似的，将才脱口喊出一半的“小孬货喂……”收进嗓子，把跑过来的“小孬货”一把拉进屋子里，少不了的是几声重复了无数次的数落，少不了的是看似惩罚实则拍打身上灰尘的几巴掌，少不了的是桌上已经盛好了的冒着热气、蕴着甜香的饭菜。
这一幕，在村庄的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里发生、重演;这一幕，也成为所有走出村庄的游子想家时总会重温的画面;这一幕，当然也被母亲密密缝在窗前、灯下、田里、村头的思念里。在这小小的村庄里，孩子的称谓千奇百怪，母亲的呼唤各有各样，却都如一根牢牢牵系着风筝的长线一般，准时地响彻在离家孩子的耳边和梦里，牵引他们记住回家的路。
在我的梦里，母亲的呼唤并不总是理直气壮，也有担忧和恐惧。有一次，我突然畏冷发热。在那时乡村，感冒发烧这种小问题，一般不会马上去诊所，而是看看和扛扛。半夜，我烧得厉害，说起糊话，只感觉如坠冰洞、身体忽大忽小。这让独自在家的母亲慌了神，用毛巾帮我擦拭降温，用乡下的土方子帮我捂汗。烧糊涂的我，耳朵里全是母亲担忧和自责的呼唤：“小孬货喂，妈妈的好宝宝，马上就好了哩，好了就不烧了啊，都怪妈妈不好呀……”很有一种祥林嫂“我真傻”似的弯弯绕，更有与祥林嫂对阿毛一样的内疚和温软。
大概是源于母亲呼唤的魔力，第二天早上，我似乎退了烧。这时的母亲一改昨夜的无措，不顾我对医生的害怕与抵制，坚决将我带到诊所，几针下去加上点滴，立马将母亲沙哑的声音又变得“强壮”起来，对我的各种索要小店零食的无理要求一概拒绝，最后仅仅满足了吃一根雪糕的要求。那是我第一次吃雪糕，而母亲从未吃过。
很多年后，我已经对雪糕失去任何兴趣，却始终记得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吃着雪糕、在火热的夏天因為畏冷还盖着一床被子的情景，因为旁边坐着的是看护着我的母亲，那时年轻而慈爱的母亲。愁眉舒展的母亲很美，一样美的还有那因散发着光辉而显得格外温和清亮的声音，那声音在轻轻哼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
或许，在母亲眼睛里，孩子永远都是最亮的那颗星星;其实，在孩子耳朵里，母亲的每一声呼唤，也都是一曲流淌在心灵中最美的声音。
琥珀·时光
有故事的时光，宛如琥珀般多彩，包蕴着一种令人期待的神秘与未知。在那个电还没有普及、照明都算是一种奢侈的年代，没有电视的喧嚣，也没有网络的侵扰，在乡村儿童的思维里，听故事就是最有趣的娱乐，有故事就是最美好的时光。
夏日的夜晚，村里人们热得难以入睡，三三两两地摇着蒲扇纳凉起来，这时候故事开讲了。讲故事的自然都是那些老人家。早早地，在他们周围集聚起一群小孩子。老爷爷们大多是“演义派”，讲的是王侯将相、斗智斗勇，桃园三结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刘关张义结金兰”立即催生了许多结拜兄弟，“将军三箭射天山”让无数男娃子眼冒小星星，“三休樊梨花、三请樊梨花”将“渣男”的称号穿越到数十年前的乡村，“珍珠翡翠白玉汤”的真相也笑坏了贪吃的小伙伴们。女孩子倒是喜欢围在老太太们膝前听故事，她们应该算是“苦情派”，讲的是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牛郎与织女，杨乃武与小白菜，相较男孩子这边的一惊一乍，忽而兴奋高呼，忽而耸然变色，女孩子们往往是安安静静的，不过她们听完故事后，却有的脸红起来，有的含着忧伤，眼角似乎都还氲着湿气。不管怎么说，在夏夜的晚上，除了高悬的明月和星星，还有无数的故事在逐着流萤，漂浮在每个孩子的心中和梦里。
有故事的时光总是快乐的。儿时的我总是将那些故事当成真实，很有一种“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的幼稚与纯真。那时，因为无人照看，母亲常带着我下地干农活，她一边辛勤劳作，一边还要给我讲故事，哄着我不哭不闹。穿透琥珀般的时光，记忆里最为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农闲时母亲带我砍柴的情景。在一片萧索的秋季野外，母亲拿着镰刀一边砍着干枯的柴草，一边给我讲着严格来说不能算是故事的故事。母亲不识字，自然也不会讲什么童话、寓言和民间传说，和我讲得最多的就是她小时候与大舅、二舅、小姨一起成长的时光，讲那个名叫“彭山”的小山村里的人和事，讲我出生下来后的各种有趣的言行举止……母亲讲的故事零碎而纷乱，穿过时光的隧道抵达今天的脑海里，只剩下这如琥珀般包裹隐藏了无数过往的画面，透着一种奇特的熟悉与温热。
父亲只在闲暇且心情好的时候讲故事。父亲读过私塾，看过不少书籍。他讲故事的时候虽然不多，却非常有技巧，起承转合，什么时候停顿，什么时候互动，什么时候留悬念，什么时候反转，什么时候抖包袱，都有一种勾人心弦的魅力，这大概与他经常听评书有关。父亲的故事大多带有教育意义。比如，“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让我和姐姐为争吃一个大苹果而顿感羞愧，“凿壁偷光”的故事又让我对苦读成才有了一种莫名的向往……就像神秘的琥珀一般，父亲的故事，总会给予我一点反思和想象的空间，去自行摸索和成长。后来，我大了、工作了，父亲也老了、病了，当皱纹慢慢布满他的脸庞，当痛苦开始侵蚀他的心房，我再也没能听到过他讲的故事了。父亲故去后，常常听到叔伯们讲起他的故事，在那些故事里，年轻而健康的父亲，是那样的风华正茂，那么的生动形象，远比“父亲”这个严肃的称呼活泼快乐得多。
女儿才两周岁多，就已经深深迷恋上各种故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缠着要讲故事给她听。我和妻子工作都很忙，却也不敢敷衍孩子的渴望，于是只好买来各种儿童故事书籍来学习，然后讲给女儿听，她听着听着也就慢慢睡着了。对着熟睡的女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然后相视而笑，就像完成了一天最重大的任务。有时，我看着女儿带着满足而微笑的小脸，想必每天晚上听故事，也是她最为渴望和幸福的美好时光！
岁月年轮不停流转。有故事的那些日子，就像一段深藏在琥珀里的时光，可以重现昨日，梦回往昔，也可以留影美好，永为珍藏……
记忆里，过年是从写春联开始的。在我们那儿，春联俗称“门对”，无论穷家还是阔院，只要到了过年，都会贴上一样红艳醒目的门对，祈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那时候，门对多是手写的。除了城里人，农村手头再富足的人家，也不愿意拿钱去买那种看起来更加花哨的印刷货。一者是费钱，比买点纸墨请人写花费多了去了;二者是印刷的明显感觉没有档次，让人笑话。毕竟印刷的都是些机器排版的样子货，哪有手写的灵动飘逸有生气呢！
小的时候对日历很懵懂，“小孩盼过年”，我和姐姐却不用扳着手指头算，只要看到父亲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写门对，就可以欢呼着快要过年了。父亲的书法在乡村远近闻名，无论是红白喜事，还是建屋修房，只要写对联，都会找到父亲。父亲一般也不推辞，说好了日子，哪怕家里再忙，也会先放下，带着笔墨砚就过去了。写字的父亲很帅气，也很受乡里人尊敬。而写门对，对于父亲来说，更像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白天，村里人纷纷送来买好的红纸来到我家，然后递上一根烟，简单聊上几句，父亲就搞清楚了要写的幅数和大小尺寸。有的村民客气，在将红纸放桌上的时候，会留下一包烟，父亲也不客套。有的还留下一瓶墨水备用，只是父亲一般不用。父亲写门对有三宝：某次在省城买回的一套好笔，据说是湖笔;一方老先生送的石砚，划痕若干;一本厚厚的对联集成，里面还夹着很多红纸，上面工工整整抄录着父亲多年搜集的各种对联。来的人络绎不绝，很快各式各样的红纸就堆满了桌子，父亲用笔记好各家要写的数目，一丝不苟，很是郑重。
晚上，吃过饭后，父亲泡上热茶就开始准备写门对了。那时乡村的电还不稳定，有时还需点着昏黄的煤油灯。父亲写门对很有步骤感，准备工作很充分。先是根据托写人家的情况，核对好要写的数量与尺寸，用刀将红纸裁剪得宜，有时村人送的红纸不够，父亲就用自家备好的红纸补上;接着，父亲拿出对联集成，按照前门、后门、房门、厨门、窗门等不同需要，确定好要写的春联内容;最后，父亲将裁剪好的红纸按照每幅要写的字数，折成斜十字交叉格，这样写的时候就能左右相对、不偏不倚了。
临写前，父亲先喝足一口热茶。墨在砚台里早已调融，那不是村民送来的那种玻璃瓶装的廉价墨，而是父亲每年都会提前预备好的香墨，闻起来有一种淡淡的芳香味，与红纸的气息相谐。给村人写门对，花时间不说，我家为何还要贴钱买墨呢？既然不用那些廉价墨，父亲为何又不拒收呢？年少的我和姐姐都不能理解，父亲却说，等你们长大了就明白了。
父亲写门对，我和姐姐也能帮上忙。父亲在桌子一边，将红纸依次铺好，但有时桌子不够长，我得在对面等着牵纸。父亲蘸好墨水的笔锋在红纸上“抑扬顿挫”，那笔画像是动听的音符在跳跃着，唱出了对新年的祝福和美好祈愿。父亲的书法，很有一种圆润醇厚之意，不着锋芒，却非常耐看。等写到一半，桌子的长度不够了，这时我就小心翼翼地牵着红纸的两角，确保在虚空中与桌子相平，以免还未干透的墨汁滚花了纸面。等到一副门对写好，我和姐姐就各牵着上下两角，慢慢地移送到房间里，静等吹干后被村人取走。
从八九岁时开始，每年的腊月底都是这样的。这写门对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父亲平时话不多，写门对的时候，反而愿意多说一些。说一说这个字为什么這么写，这个笔画为什么这么处理，某个书法家又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要挑这副对联，这副对联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有的对联为什么不合适;村里某某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他家最希望得到怎样的祝福，等等。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门对大概也是“合为事”而写。
村人开始来取门对了，都带着真诚的笑容，递上烟，唠几句。父亲会放下手中的笔，取来已经挨家叠好的门对，摊开，告诉村人哪是大门、后门、房门、厨门、窗门，上联在上贴右、下联在下贴左，某副门对是什么意思，祝福着新年好运。最后还将多余的红纸附上——我们那里是有过年送礼夹红纸、用红纸包红包这一习俗的。这在我看来有点浪费时间的事情，父亲却从未怠慢。
我家的门对最后写，有时要到除夕下午才写好。等我年纪稍长，父亲就只写大门和后门，其他稍小一点的门对就让我来写。他也不作过多要求，如何剪裁折印，选写什么对联，怎么布局构笔，一概不问。他倒过来帮我牵纸，我在他的注视下难免有点犹豫，着笔不稳，有时字的结构散了，有时上下的字斜了，但是父亲依旧保持着笑意，我也就放心大胆写了起来。写完后，因为时间的缘故，有时等不及完全干透，就要用才调好的浆糊贴上。贴上后，房屋也似乎添了三分喜气。这时，父亲才点评起我写的字来。其实也不用多说，字好不好，布局构造如何，贴上门窗一看，也就一目了然了。
我那时年轻气盛，心高气傲，嘴上不说，心里却也知道自己写得不行。于是平日也常对着字帖临摹，用的笔是父亲快写秃了的笔，用的纸大多是无用的书本，用的墨自然是父亲给村人写门对时不用的墨，那墨汁有着一种刺鼻的味道，长时间闻着确实不舒服。春节时出去走亲戚，看到有的人家门对写得好，就情不自禁地伫立在侧，用手虚临起来，晚上回来睡觉还不忘在被子上勾勾画画。其实，我对书法也算不上是多么情有独钟，最初的愿望不过是想着能写出一副让父亲满意称赞的门对。意外的是我的毛笔字还没让父亲满意，钢笔字却让学校里的老师都觉得还不错，于是“承包”了很多年的黑板报，以至于上大学还拿过“三字一笔一画”等书法比赛奖项。
父亲没有正儿八经教我书法，我的字和父亲的风格也确实不一样。他学颜，我学柳。他的字雅正端方，有醇厚圆润之美，我却不喜藏锋，偏爱潇洒飘逸。只是在父亲眼里，我的字难免就有点筋骨稍软，有形无力了。其实，我知道父亲还算是满意的。因为等我上了高中，每年腊月底给村人写门对的事情就慢慢交到我手上了。那时，村里已经开始时兴起买那种印刷的门对了，在外打工挣钱的年轻人不在乎买门对的几个钱，况且，那买来的门对上印着各种花纹，纸张靓丽，墨色粗黑，内容浮夸，正合了一种返乡着锦的微妙心理。但是，还有不少村人喜欢手写门对。
我写门对已经和父亲那时大不一样了，少了一丝不苟，却多了一点“效率”。父亲写门对前，又是计算又是挑选，又是剪裁又是折印，临下笔前还用小楷先写一遍，以便写的时候合理布局。这些被我一一省却，效率自然提升了很多。村人来取门对时，自然是对我颇为夸赞。而父亲看在眼里，却没有说出口来。大概那时我意气风发，他怕打击我的自信吧。或许在他看来，书法也只是一种爱好，也无须要求过高。父亲的性子向来包容，极少苛求别人，即使是子女，也都宽容随意。 毕业后，我远离家乡，常年在异地工作，只在过年过节时回家小住。这时，父亲已经不怎么需要替村人写门对了，自家的门对一般也是等我回来写。我有时在电话里说，回来的时间肯定晚，要么你就自己写吧。去街上买门对的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是说不出口的。父亲却不同意，坚持要我回家来写，于是我家的门对往往又是到除夕才能写好，而父亲却还是很高兴，在红黑相间的纸墨香里，夸哪个字写得不错，指哪个字还缺火候。然后我们父子一起贴对子，我贴他看着，确保高下齐平、不偏不倚。就像小时候他贴我看着一样。我一直都明白，其实父亲不是要我写门对，而是在催我早点儿回家。
纸墨香里有父亲。父亲走后，我在城里买了房子，将母亲接到新居，连着几年也未回乡过年。我怕，怕住在不能贴上红色门对的家乡老屋，更怕不能见到老屋里站着用心评点门对的熟悉背影。
呼唤·时光
世上有一种最美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在我们那儿，母亲呼唤孩子的声音绝对算不上美丽。几十年前，吾乡尚有小儿出生之后，家人必取贱名以求好养的风俗。因为随意、重名的也多，这其中尤以“孬货”为多，大约在父母们心里，这个称呼最不带“人身攻击”，而且还有一点可爱呆萌的感觉。
那时的儿童不像现在会有这么多玩乐的去处，多是三五一群聚在村口空地嬉戏玩耍，玩弹珠、踢毽子、扔沙包、滚铁环、摔溜溜球、跳橡皮筋、斗火柴皮、赛纸飞机，甚至是玩泥巴、掏鸟窝、斗公鸡（一种乡间游戏，曲腿架膝，对冲互撞，落地为败），随手拈来，都是开心，往往忘却了回家的时间。于是，每到夕阳西下、炊烟袅袅之际，村内就会传来母亲们此起彼伏的呼唤声——“小孬货喂，你跑哪块儿去了啰，快家来哉……”“小胖大肚子喂，家来吃饭了哉……”那呼唤声音毫无例外都是粗犷的，有着极具穿透力的高声贝，且带有某种奇特的韵律和声波，至今想来亲切如斯、如在耳畔。
不过那时听来，却是一种既熟悉得让人安心、又敬畏得让人听从的呼唤，所有的孩子刹那间停住吵闹与游戏，竖起耳朵用心辨识，然后果断地抛弃亲密“战友”，连蹦带跳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还一边不忘呼应着：“家来了哦，就家来了哦！”那奔跑的心是忐忑着的，也是期待着的，忐忑的是等会儿肯定要被母亲数落了，期待的是不知道母亲给准备了什么好吃的晚餐。想不到的是，这后来都成了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还没有回到家，远远就能看到系着围裙在门外四处张望的母亲。母亲看到那在傍晚霞光下灵动黝黑的小身影，仿佛才吁缓了一口气似的，将才脱口喊出一半的“小孬货喂……”收进嗓子，把跑过来的“小孬货”一把拉进屋子里，少不了的是几声重复了无数次的数落，少不了的是看似惩罚实则拍打身上灰尘的几巴掌，少不了的是桌上已经盛好了的冒着热气、蕴着甜香的饭菜。
这一幕，在村庄的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里发生、重演;这一幕，也成为所有走出村庄的游子想家时总会重温的画面;这一幕，当然也被母亲密密缝在窗前、灯下、田里、村头的思念里。在这小小的村庄里，孩子的称谓千奇百怪，母亲的呼唤各有各样，却都如一根牢牢牵系着风筝的长线一般，准时地响彻在离家孩子的耳边和梦里，牵引他们记住回家的路。
在我的梦里，母亲的呼唤并不总是理直气壮，也有担忧和恐惧。有一次，我突然畏冷发热。在那时乡村，感冒发烧这种小问题，一般不会马上去诊所，而是看看和扛扛。半夜，我烧得厉害，说起糊话，只感觉如坠冰洞、身体忽大忽小。这让独自在家的母亲慌了神，用毛巾帮我擦拭降温，用乡下的土方子帮我捂汗。烧糊涂的我，耳朵里全是母亲担忧和自责的呼唤：“小孬货喂，妈妈的好宝宝，马上就好了哩，好了就不烧了啊，都怪妈妈不好呀……”很有一种祥林嫂“我真傻”似的弯弯绕，更有与祥林嫂对阿毛一样的内疚和温软。
大概是源于母亲呼唤的魔力，第二天早上，我似乎退了烧。这时的母亲一改昨夜的无措，不顾我对医生的害怕与抵制，坚决将我带到诊所，几针下去加上点滴，立马将母亲沙哑的声音又变得“强壮”起来，对我的各种索要小店零食的无理要求一概拒绝，最后仅仅满足了吃一根雪糕的要求。那是我第一次吃雪糕，而母亲从未吃过。
很多年后，我已经对雪糕失去任何兴趣，却始终记得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吃着雪糕、在火热的夏天因為畏冷还盖着一床被子的情景，因为旁边坐着的是看护着我的母亲，那时年轻而慈爱的母亲。愁眉舒展的母亲很美，一样美的还有那因散发着光辉而显得格外温和清亮的声音，那声音在轻轻哼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
或许，在母亲眼睛里，孩子永远都是最亮的那颗星星;其实，在孩子耳朵里，母亲的每一声呼唤，也都是一曲流淌在心灵中最美的声音。
琥珀·时光
有故事的时光，宛如琥珀般多彩，包蕴着一种令人期待的神秘与未知。在那个电还没有普及、照明都算是一种奢侈的年代，没有电视的喧嚣，也没有网络的侵扰，在乡村儿童的思维里，听故事就是最有趣的娱乐，有故事就是最美好的时光。
夏日的夜晚，村里人们热得难以入睡，三三两两地摇着蒲扇纳凉起来，这时候故事开讲了。讲故事的自然都是那些老人家。早早地，在他们周围集聚起一群小孩子。老爷爷们大多是“演义派”，讲的是王侯将相、斗智斗勇，桃园三结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刘关张义结金兰”立即催生了许多结拜兄弟，“将军三箭射天山”让无数男娃子眼冒小星星，“三休樊梨花、三请樊梨花”将“渣男”的称号穿越到数十年前的乡村，“珍珠翡翠白玉汤”的真相也笑坏了贪吃的小伙伴们。女孩子倒是喜欢围在老太太们膝前听故事，她们应该算是“苦情派”，讲的是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牛郎与织女，杨乃武与小白菜，相较男孩子这边的一惊一乍，忽而兴奋高呼，忽而耸然变色，女孩子们往往是安安静静的，不过她们听完故事后，却有的脸红起来，有的含着忧伤，眼角似乎都还氲着湿气。不管怎么说，在夏夜的晚上，除了高悬的明月和星星，还有无数的故事在逐着流萤，漂浮在每个孩子的心中和梦里。
有故事的时光总是快乐的。儿时的我总是将那些故事当成真实，很有一种“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的幼稚与纯真。那时，因为无人照看，母亲常带着我下地干农活，她一边辛勤劳作，一边还要给我讲故事，哄着我不哭不闹。穿透琥珀般的时光，记忆里最为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农闲时母亲带我砍柴的情景。在一片萧索的秋季野外，母亲拿着镰刀一边砍着干枯的柴草，一边给我讲着严格来说不能算是故事的故事。母亲不识字，自然也不会讲什么童话、寓言和民间传说，和我讲得最多的就是她小时候与大舅、二舅、小姨一起成长的时光，讲那个名叫“彭山”的小山村里的人和事，讲我出生下来后的各种有趣的言行举止……母亲讲的故事零碎而纷乱，穿过时光的隧道抵达今天的脑海里，只剩下这如琥珀般包裹隐藏了无数过往的画面，透着一种奇特的熟悉与温热。
父亲只在闲暇且心情好的时候讲故事。父亲读过私塾，看过不少书籍。他讲故事的时候虽然不多，却非常有技巧，起承转合，什么时候停顿，什么时候互动，什么时候留悬念，什么时候反转，什么时候抖包袱，都有一种勾人心弦的魅力，这大概与他经常听评书有关。父亲的故事大多带有教育意义。比如，“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让我和姐姐为争吃一个大苹果而顿感羞愧，“凿壁偷光”的故事又让我对苦读成才有了一种莫名的向往……就像神秘的琥珀一般，父亲的故事，总会给予我一点反思和想象的空间，去自行摸索和成长。后来，我大了、工作了，父亲也老了、病了，当皱纹慢慢布满他的脸庞，当痛苦开始侵蚀他的心房，我再也没能听到过他讲的故事了。父亲故去后，常常听到叔伯们讲起他的故事，在那些故事里，年轻而健康的父亲，是那样的风华正茂，那么的生动形象，远比“父亲”这个严肃的称呼活泼快乐得多。
女儿才两周岁多，就已经深深迷恋上各种故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缠着要讲故事给她听。我和妻子工作都很忙，却也不敢敷衍孩子的渴望，于是只好买来各种儿童故事书籍来学习，然后讲给女儿听，她听着听着也就慢慢睡着了。对着熟睡的女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然后相视而笑，就像完成了一天最重大的任务。有时，我看着女儿带着满足而微笑的小脸，想必每天晚上听故事，也是她最为渴望和幸福的美好时光！
岁月年轮不停流转。有故事的那些日子，就像一段深藏在琥珀里的时光，可以重现昨日，梦回往昔，也可以留影美好，永为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