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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取得这些胜利，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新闻舆论工作功不可没。
现在，我们正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新闻舆论战线如何把握大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本期起，本刊开设“党的百年新闻宣传工作研究”专栏，研讨党史上新闻舆论工作取得的成就、经验，以及新的媒介环境下的指导意义，助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翻开崭新篇章。
摘要：延安边区群众报一直围绕“群众”二字做文章，被陕甘宁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咱群众的报”。本文将“边区群众报在办报实践中与群众互动的动态过程”定义为“群众化”。边区群众报坚持党性，强调政治性，进行彻底的群众化，实现了党报与群众报的统一。这是“延安道路”在新闻传播事业中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本文最终落脚于当下，指出新时代背景下的党报改革仍需继承和发展党报的群众性。
关键词：边区群众报；群众；群众化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8-0001-03
延安边区群众报（以下简称边区群众报）的创办时间为1940年3月25日—1948年1月9日，是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边区群众报是延安创办的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陕甘宁边区发行最广的报纸”[1]。习仲勋1946年在《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中指出：“六年来，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是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它告诉边区群众和干部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当边区的喇叭筒，而且教边区干部和群众怎样来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2]延安边区群众报一直围绕“群众”二字做文章，被陕甘宁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咱群众的报”。本文主要探讨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办报模式及其对我国当下党报改革的实践意义。
一、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
本文的“群众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特指边区群众报在办报实践中与群众互动的过程。边区群众报是以“群众”命名的报纸，是一个群众化的媒体，用通俗的方式传播群众性的内容，通过方言土语（或通俗化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教育和引导群众。群众是传播者，是受传者，也是传播渠道，这是一个以群众为中心的群众化传播体系。在办报过程中，报社人员逐渐成长为具有群众观点的新闻工作者。报社人员良好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作风，是群众化传播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对于整个信息传播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曾经负责边区群众报副刊的作家柯蓝回忆，报社当时“上下左右团结一致，人人刻苦钻研业务。边区群众报初办时一共七、八个人。要采访、要编稿、要排版、要校对，特别繁重的是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来稿、来信。而且要做到有着有落有答复”[3]。报社当时分为通采部和编辑部，但由于人比较少，不可能做到完全清晰的分工。报社人员既做“编辑、通信联络、资料、校对等工作”，又“轮流下乡采访，组织通讯员写稿，深入读报组读报听取读者意见等等”，他们工作积极，也没有“勉强和敷衍塞责”的情况[4]。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办报实践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深入群众采访
到农村蹲点是边区群众报社的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一个优良传统。报社人员在蹲点的区县有明确的分工，他们和边区群众交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养成深厚的感情。有时当地的干部群众还主动来和报社工作人员交谈。报社人员熟悉群众的生活，知道群众真正需要什么信息，了解群众的意愿，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报社记者到了农村，就在老乡家里住下。除了回报社写稿和编稿的时间之外，记者都在老乡家住着。边区群众报把编辑部搬到了农村，做到了“吃透两头”，既真正了解中央的政策，也深入农村基层一线，反映了边区的生产生活实际。
（二）群众参与编辑审稿
近代中国革命带来了一整套新的话语体系，而不仅是一些词汇或者革命行动。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这套话语体系如何转换成地方性话语，为当地人所接受，即这套话语体系如何进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并进行重构。因此，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也是在地化的过程。当时报社人员多为外地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并不能做到真正全面的了解，对边区群众的语言、生活情况等方面较为陌生，因此，报社采用了非常切合报社实际的集体审稿的办法。“从具体的稿子当中，提出问题，进行研究。一期稿子，往往讨论一两天，做到每个稿子，每个字句，都是经过大家思考过和集体反复修改过的。从若干具体问题中，提出通俗报纸、刊物的编写理论和方法，进行讨论。”[5]
在边区群众报群众化传播体系中，报社人员和普通群众都是传播主体。报社人员集体审稿的同时，还请不识字或者识字少的来自边区的烧饭师傅、勤杂人员等参加审稿。创办初期，报社人员写好的新闻稿都要拿到柳林区附近的村子里，请群众参与审稿。群众参与审稿的方法主要是报社人员将报纸一字一句念给群众听，群众听懂了，就算定稿；如果群众听不懂，就要向群众解释，如果还不懂，就要重写或修改。当时边区群众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如果报纸写得太深奥或者语言表达不符合当地的习惯，群众就无法理解。群众参与编辑审稿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另外，边区群众报还注重群众的反馈。报纸出版之后，在延安附近的村里读报，主要是看老百姓能不能听懂。1941年3月，在边区群众报创办一周年时，报社根据一年来的大众化工作实践出版了《大众化工作研究》，刊登杨蜚生创作的十幅木刻——“本社生活素描”[6]，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报社人员的工作和生产生活情况，如集体审稿、学新文字、开学习讨论会、参加生产等。
（三）注重通讯员队伍建设
边区群众报的通讯员是边区各个地方和单位的活跃分子，包括学生、教员和基层干部等，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通讯员的报道是报社新闻采写的重要補充，也使报纸更加贴近群众。大众通讯员队伍建设是开门办报、群众参与办报的体现。报社人员首先需要去农村进行调研，然后组织和建设通讯网。工农通讯员最多时有一万多名。针对通讯员写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报社还编辑出版了《大众习作》，出刊于1940年到1941年，不定期出版，三十二开本，由通讯科主编，胡采负责编辑。该刊对通讯员进行写作指导和工作指导，对通讯员提高写作水平帮助很大。曾任通讯科科长的张思俊回忆道：“说到大众通讯工作，不仅要广泛、深入、细致地进行工农通讯网的组织工作，更重要的还须对工农通讯员进行细致、具体的工作指导和写作指导。”[5] （四）传播渠道的多样化
当时的传播渠道主要是读报组、黑板报、冬学、宣传队等。报社让每一个通讯员尽量组织一个读报组，民间的干部和教员等也组织了一些读报组，向农民宣读报纸的内容。该报也会对一些表现比较好的读报组进行报道，如1945年4月29日，边区群众报刊登了马家沟读报组互相写信，既谈了工作，又学了文化。黑板报的信息主要来自报纸，直接写或者画到黑板上，是更加直观的传播形式。黑板报“大多集中在集市贸易点，出报时间选择在集市贸易日，一边出报一边朗读，以使不识字的群众接受信息。”[7]冬学是边区政府的一种提高农民文化素养的方式，边区群众报也是群众冬学的主要内容。宣传队则是更灵活的寓教于乐的一种形式。干部下乡也常带着边区群众报宣讲边区政府的政策，介绍生产生活经验。
二、“延安道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
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局部执政，施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这种革命实践也被称为“延安道路”。“延安道路”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一个“整体纲领，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8]。“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办报实践是“延安道路”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同时，新闻传播也是“延安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闻传播领域、在新闻工作中的集中体现”[9]。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变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体现就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建党、革命、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结合起来，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10]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思想逐渐形成并得以发展。他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发动群众参与到办报中来，并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延安道路”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都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特征。
“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办报实践是“延安道路”在新闻事业中的体现。群众化是边区群众报独特的新闻实践的总结，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群众化。1940年，毛泽东在周文送来的报纸清样上，将边区大众报改为边区群众报，从“大众”到“群众”，一字之差，却很有深意。毛泽东没有给“群众”下过具体的定义，不过其主要是指“大多数人”。在这里，毛泽东从群众的角度来解释大众化，在群众和大众化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为群众服务的特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群众”“人民”“人民群众”等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是自然运用。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并对“群众”一词重新进行阐释。“群众”的词性和词义发生变化，开始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视，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意识和群众路线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出现了以“群众”命名的报纸和刊物。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群众”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中国古代传统的群众观念认为，群众就是众多的人，没有政治色彩；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概念则是褒义，它是無产阶级的，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念，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化是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传播，使群众喜闻乐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既传达党和政府的指示和政策，也有群众的发声。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与基层组织的交流，即将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到基层组织，建立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交流，真正实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广泛开展通讯员和读报组的工作，打破了中国共产党与基层社会的隔绝。边区群众报十分注重选拔和培养基层工农通讯员，不断扩大通讯网。工农通讯员积极参与新闻传播，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写自己最熟悉的日常生活。群众写自己，自己写，也进行自我教育，这样有利于中央了解各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把握各项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情况。边区群众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实现了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的统一。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属于群众办报思想的范畴，是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贯彻执行，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体现。因此，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延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道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的体现。
三、启示：新时代背景下党报改革的群众性
在新媒体时代，党报发展形势严峻，党报改革势在必行。尽管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党报的群众性仍需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的三次党报改革虽然具体内容各异，但对群众性的坚持从未改变。
边区群众报由陕甘宁边区党委创办，是一份地方党报，面对的是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和群众，与面向全国的中央党报区别开来。边区群众报在办报过程中突出地方特色，并定位为群众化的小型地方党报。群众化是边区群众报最明显的特征，该报以“群众”命名，最终成了真正的群众报。“小型”是指边区群众报的小报性质。因为“小”，所以少了大报的严肃性。“地方”是边区群众报相对于中央级党报而言，充分考虑到了陕甘宁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本土性。“党报”是边区群众报的最根本特征，该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纸，具有党性。为了使读者听得懂、看得懂，报社人员需要对稿件进行改编。边区群众报用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方式进行传播，整合了大众化报纸和党报的优点，实现了党报和群众报的统一，是在坚持党性原则前提下的群众报。具体而言，群众报是指面向群众，围绕群众办报，嵌入群众日常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群众报不像传统党报那样严肃庄重，而是通俗亲民。边区群众报坚持党性，强调政治性，也坚持大众化，并进行彻底的群众化。边区群众报在陕甘宁边区发行非常广，还被陕甘宁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咱群众的报”。在陕北人的话语体系中，“咱”的说法表达了一种亲近感。这也是对“群众报”的最好注解。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改版社论《致读者》，指出党报要满足“读者需求”“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这就说明，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党的报纸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党报和群众报是统一的，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切实服务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群众的报纸。群众性是党报的生存之基，只有植根于群众的土壤，党报才能得以持续发展。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法开展工作”。在新闻宣传领域，应重视党报群众工作，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真正做到接地气，贴近人民群众。我国新闻战线的“贴近群众”“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都是在加强新闻媒体与群众的联系。新时代背景下，党报应结合实际与群众互动，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作用，使群众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新闻传播。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763.
[2] 习仲勋.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N].边区群众报，1946-04-07（1）.
[3] 柯蓝.一生不能忘怀[C]//五十年华1940-1990《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陕西日报》.陕西日报社，1990：20.
[4] 翟准.《边区群众报》的一些片断回忆[C]//五十年华1940-1990《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陕西日报》.陕西日报社，1990：48.
[5] 张思俊.工农通讯员的益友——《大众习作》[C]//五十年华1940-1990《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陕西日报》.陕西日报社，1990：38-39.
[6] 大眾读物社.大众化工作研究[M].延安：新华书店，1941：1-166.
[7] 李文.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黑板报[J].新闻知识，2008（3）：66.
[8]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02.
[9] 郑保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与特点[J].中国记者，2001（5）：28.
[10] 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在今天的发展[J].当代传播，2014（1）：40.
作者简介：田颂云（1982—），女，河南安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新闻史。
现在，我们正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新闻舆论战线如何把握大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本期起，本刊开设“党的百年新闻宣传工作研究”专栏，研讨党史上新闻舆论工作取得的成就、经验，以及新的媒介环境下的指导意义，助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翻开崭新篇章。
摘要：延安边区群众报一直围绕“群众”二字做文章，被陕甘宁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咱群众的报”。本文将“边区群众报在办报实践中与群众互动的动态过程”定义为“群众化”。边区群众报坚持党性，强调政治性，进行彻底的群众化，实现了党报与群众报的统一。这是“延安道路”在新闻传播事业中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本文最终落脚于当下，指出新时代背景下的党报改革仍需继承和发展党报的群众性。
关键词：边区群众报；群众；群众化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8-0001-03
延安边区群众报（以下简称边区群众报）的创办时间为1940年3月25日—1948年1月9日，是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边区群众报是延安创办的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陕甘宁边区发行最广的报纸”[1]。习仲勋1946年在《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中指出：“六年来，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是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它告诉边区群众和干部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当边区的喇叭筒，而且教边区干部和群众怎样来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2]延安边区群众报一直围绕“群众”二字做文章，被陕甘宁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咱群众的报”。本文主要探讨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办报模式及其对我国当下党报改革的实践意义。
一、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
本文的“群众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特指边区群众报在办报实践中与群众互动的过程。边区群众报是以“群众”命名的报纸，是一个群众化的媒体，用通俗的方式传播群众性的内容，通过方言土语（或通俗化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教育和引导群众。群众是传播者，是受传者，也是传播渠道，这是一个以群众为中心的群众化传播体系。在办报过程中，报社人员逐渐成长为具有群众观点的新闻工作者。报社人员良好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作风，是群众化传播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对于整个信息传播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曾经负责边区群众报副刊的作家柯蓝回忆，报社当时“上下左右团结一致，人人刻苦钻研业务。边区群众报初办时一共七、八个人。要采访、要编稿、要排版、要校对，特别繁重的是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来稿、来信。而且要做到有着有落有答复”[3]。报社当时分为通采部和编辑部，但由于人比较少，不可能做到完全清晰的分工。报社人员既做“编辑、通信联络、资料、校对等工作”，又“轮流下乡采访，组织通讯员写稿，深入读报组读报听取读者意见等等”，他们工作积极，也没有“勉强和敷衍塞责”的情况[4]。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办报实践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深入群众采访
到农村蹲点是边区群众报社的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一个优良传统。报社人员在蹲点的区县有明确的分工，他们和边区群众交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养成深厚的感情。有时当地的干部群众还主动来和报社工作人员交谈。报社人员熟悉群众的生活，知道群众真正需要什么信息，了解群众的意愿，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报社记者到了农村，就在老乡家里住下。除了回报社写稿和编稿的时间之外，记者都在老乡家住着。边区群众报把编辑部搬到了农村，做到了“吃透两头”，既真正了解中央的政策，也深入农村基层一线，反映了边区的生产生活实际。
（二）群众参与编辑审稿
近代中国革命带来了一整套新的话语体系，而不仅是一些词汇或者革命行动。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这套话语体系如何转换成地方性话语，为当地人所接受，即这套话语体系如何进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并进行重构。因此，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也是在地化的过程。当时报社人员多为外地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并不能做到真正全面的了解，对边区群众的语言、生活情况等方面较为陌生，因此，报社采用了非常切合报社实际的集体审稿的办法。“从具体的稿子当中，提出问题，进行研究。一期稿子，往往讨论一两天，做到每个稿子，每个字句，都是经过大家思考过和集体反复修改过的。从若干具体问题中，提出通俗报纸、刊物的编写理论和方法，进行讨论。”[5]
在边区群众报群众化传播体系中，报社人员和普通群众都是传播主体。报社人员集体审稿的同时，还请不识字或者识字少的来自边区的烧饭师傅、勤杂人员等参加审稿。创办初期，报社人员写好的新闻稿都要拿到柳林区附近的村子里，请群众参与审稿。群众参与审稿的方法主要是报社人员将报纸一字一句念给群众听，群众听懂了，就算定稿；如果群众听不懂，就要向群众解释，如果还不懂，就要重写或修改。当时边区群众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如果报纸写得太深奥或者语言表达不符合当地的习惯，群众就无法理解。群众参与编辑审稿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另外，边区群众报还注重群众的反馈。报纸出版之后，在延安附近的村里读报，主要是看老百姓能不能听懂。1941年3月，在边区群众报创办一周年时，报社根据一年来的大众化工作实践出版了《大众化工作研究》，刊登杨蜚生创作的十幅木刻——“本社生活素描”[6]，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报社人员的工作和生产生活情况，如集体审稿、学新文字、开学习讨论会、参加生产等。
（三）注重通讯员队伍建设
边区群众报的通讯员是边区各个地方和单位的活跃分子，包括学生、教员和基层干部等，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通讯员的报道是报社新闻采写的重要補充，也使报纸更加贴近群众。大众通讯员队伍建设是开门办报、群众参与办报的体现。报社人员首先需要去农村进行调研，然后组织和建设通讯网。工农通讯员最多时有一万多名。针对通讯员写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报社还编辑出版了《大众习作》，出刊于1940年到1941年，不定期出版，三十二开本，由通讯科主编，胡采负责编辑。该刊对通讯员进行写作指导和工作指导，对通讯员提高写作水平帮助很大。曾任通讯科科长的张思俊回忆道：“说到大众通讯工作，不仅要广泛、深入、细致地进行工农通讯网的组织工作，更重要的还须对工农通讯员进行细致、具体的工作指导和写作指导。”[5] （四）传播渠道的多样化
当时的传播渠道主要是读报组、黑板报、冬学、宣传队等。报社让每一个通讯员尽量组织一个读报组，民间的干部和教员等也组织了一些读报组，向农民宣读报纸的内容。该报也会对一些表现比较好的读报组进行报道，如1945年4月29日，边区群众报刊登了马家沟读报组互相写信，既谈了工作，又学了文化。黑板报的信息主要来自报纸，直接写或者画到黑板上，是更加直观的传播形式。黑板报“大多集中在集市贸易点，出报时间选择在集市贸易日，一边出报一边朗读，以使不识字的群众接受信息。”[7]冬学是边区政府的一种提高农民文化素养的方式，边区群众报也是群众冬学的主要内容。宣传队则是更灵活的寓教于乐的一种形式。干部下乡也常带着边区群众报宣讲边区政府的政策，介绍生产生活经验。
二、“延安道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
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局部执政，施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这种革命实践也被称为“延安道路”。“延安道路”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一个“整体纲领，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8]。“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办报实践是“延安道路”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同时，新闻传播也是“延安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闻传播领域、在新闻工作中的集中体现”[9]。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变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体现就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建党、革命、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结合起来，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10]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思想逐渐形成并得以发展。他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发动群众参与到办报中来，并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延安道路”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都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特征。
“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办报实践是“延安道路”在新闻事业中的体现。群众化是边区群众报独特的新闻实践的总结，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群众化。1940年，毛泽东在周文送来的报纸清样上，将边区大众报改为边区群众报，从“大众”到“群众”，一字之差，却很有深意。毛泽东没有给“群众”下过具体的定义，不过其主要是指“大多数人”。在这里，毛泽东从群众的角度来解释大众化，在群众和大众化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为群众服务的特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群众”“人民”“人民群众”等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是自然运用。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并对“群众”一词重新进行阐释。“群众”的词性和词义发生变化，开始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视，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意识和群众路线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出现了以“群众”命名的报纸和刊物。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群众”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中国古代传统的群众观念认为，群众就是众多的人，没有政治色彩；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概念则是褒义，它是無产阶级的，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念，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化是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传播，使群众喜闻乐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既传达党和政府的指示和政策，也有群众的发声。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与基层组织的交流，即将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到基层组织，建立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交流，真正实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广泛开展通讯员和读报组的工作，打破了中国共产党与基层社会的隔绝。边区群众报十分注重选拔和培养基层工农通讯员，不断扩大通讯网。工农通讯员积极参与新闻传播，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写自己最熟悉的日常生活。群众写自己，自己写，也进行自我教育，这样有利于中央了解各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把握各项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情况。边区群众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实现了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的统一。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属于群众办报思想的范畴，是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贯彻执行，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体现。因此，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延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道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边区群众报的群众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的体现。
三、启示：新时代背景下党报改革的群众性
在新媒体时代，党报发展形势严峻，党报改革势在必行。尽管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党报的群众性仍需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的三次党报改革虽然具体内容各异，但对群众性的坚持从未改变。
边区群众报由陕甘宁边区党委创办，是一份地方党报，面对的是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和群众，与面向全国的中央党报区别开来。边区群众报在办报过程中突出地方特色，并定位为群众化的小型地方党报。群众化是边区群众报最明显的特征，该报以“群众”命名，最终成了真正的群众报。“小型”是指边区群众报的小报性质。因为“小”，所以少了大报的严肃性。“地方”是边区群众报相对于中央级党报而言，充分考虑到了陕甘宁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本土性。“党报”是边区群众报的最根本特征，该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纸，具有党性。为了使读者听得懂、看得懂，报社人员需要对稿件进行改编。边区群众报用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方式进行传播，整合了大众化报纸和党报的优点，实现了党报和群众报的统一，是在坚持党性原则前提下的群众报。具体而言，群众报是指面向群众，围绕群众办报，嵌入群众日常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群众报不像传统党报那样严肃庄重，而是通俗亲民。边区群众报坚持党性，强调政治性，也坚持大众化，并进行彻底的群众化。边区群众报在陕甘宁边区发行非常广，还被陕甘宁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咱群众的报”。在陕北人的话语体系中，“咱”的说法表达了一种亲近感。这也是对“群众报”的最好注解。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改版社论《致读者》，指出党报要满足“读者需求”“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这就说明，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党的报纸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党报和群众报是统一的，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切实服务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群众的报纸。群众性是党报的生存之基，只有植根于群众的土壤，党报才能得以持续发展。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法开展工作”。在新闻宣传领域，应重视党报群众工作，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真正做到接地气，贴近人民群众。我国新闻战线的“贴近群众”“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都是在加强新闻媒体与群众的联系。新时代背景下，党报应结合实际与群众互动，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作用，使群众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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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颂云（1982—），女，河南安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