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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先生是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是中国“少年班”（Special Class for the Gifted Young）最早的倡导人，这应当是确凿无疑的。这要源于他于1974年的一次归国访问。这年5月中旬，他偕夫人第二次归国访问，首先参观了上海芭蕾舞学校，受到该校从少年中选拔苗子进行培养的启发，随后又参观了复旦大学，并写了《参观复旦大学感想》，他建议对十三四岁少年进行培养，他们到十九岁就能够达到独立进行科研工作的水平。继而，他到北京又就此建议征求科学界一些朋友的意见，获得支持。最后，他把这份建议呈递周恩来总理并请转呈毛泽东主席，周总理和毛主席都表示同意實验，但并没有实施，直到4年以后的1978年3月，中国第一个“少年班”才在中国科技大学诞生。
“少年班”是改革的产物
1978年3月8日，中国科技大学在合肥举行了“少年班”第一期开学典礼，这一期总共招收了宁铂等21名少年大学生。消息一传出，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对于刚刚结束“文革”十年浩劫，曾经一度被“读书无用”误导，急盼快出人才和多出人才的国人来说，破格将一批少年招进大学培养，无疑是破天荒的大事。
为什么是中国科技大学举办“少年班”？这无疑带点偶然性，事情得从宁铂的发现说起。1977年10月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院院长方毅写了长达10页的信，推荐他的朋友宁恩渐的儿子宁铂，反映他在语文、数学、围棋等方面智慧超人。11月3日，方毅副总理立即批示：“如果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这个批示转到了中科大。大约十多天以后，中国科技大学的两名老师到达宁铂所在的赣州八中对他进行考试和面试，对宁铂和另外两名少年进行了数学考试，宁铂考得了67分，另外两人一人考得80分，一人得了64分。经过笔试和面试，他们准备录取宁铂等人。紧接着，又发现和录取了多名智力超前的少年，组建了中国科技大学第一个“少年班”，总共21人。其中，宁铂已经14岁，年龄最小的谢彦波只有11岁。
教育是“文革”破坏的重灾区，十年停止招生，人才青黄不接，各条战线盼才若渴。“少年班”诞生于那个特殊年代，它一旦横空出世，就犹如一颗耀眼明星，格外引人关注。自中科大第一个“少年班”诞生后，其他各校纷纷效仿，全国一下又创办了12个“少年班”，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与此同时，教育部还指定了一批重点中学与“少年班”相配套，积极为“少年班”物色和推荐优秀的少年，如北京八中、人民大学附中、天津耀华中学、沈阳育才中学、无锡天一中学、湖北黄冈中学等。后来，选拔的触角延伸到某些小学，一个物色、推荐“神童”的体系似乎已经形成了。
但是，好景不长，大概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不少大学的“少年班”纷纷停办了。个中原因不言自明，一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多的“神童”，二是对“少年班”的质疑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什么“揠苗助长”“违背教育规律”“变相的放卫星”，等等。由于这些原因，到了1980年代后期，大多数大学中的“少年班”都停止招生了，最后只剩下中国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大学的“少年班”。2018年是“少年班”诞生40周年，应当说，这两所大学坚持不懈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教育改革需要实验，而他们可贵之处就在于体现了这种精神。
为什么“少年班”诞生于1978年？这是与那个特殊的时代密切相联系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经过拨乱反正，不清除极“左”思潮，离开了思想解放的大前提，就不可能创办“少年班”。人们记忆犹新，在极“左”年代，“神童”、权威、博士、专家都是禁忌，不仅不能提倡，而且都是要受到批判的。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7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志复出，恢复了他在党政军的各个领导职务，而他自告奋勇提出要亲自抓教育和科学两个重灾区。这一年8月4日到6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教育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从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全国大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决议，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各条战线都十分重视延揽人才。这一切，都为“少年班”的创办扫清了障碍，所以说“少年班”是改革的产物，是恰如其分的。
“少年班”的成绩有目共睹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迄今已经走过了40年的风雨征程，2018年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而是以《恰同学少年》为题举行征文活动，准备结集出版，我很欣赏这种务实做法，其意义远比庆祝活动更为深远。
2008年3月8日，是“少年班”三十而立的生日，中国科技大学于3月20日至22日，举行庆祝“少年班”30周年的庆典，同时举办“高等教育改革与少年班实践”研讨会，邀请了国际和国内教育专家就“少年班”实践与创新人才培养举行研讨。为了集思广益，科大领导还专门邀请激烈反对“少年班”的人士与会。其中，最激烈的反对者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蔡自兴，他通过“两会”四次提出提案，要求封杀和废止“少年班”。中国科大领导对此则表示，自1990年代以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对于反对意见保持沉默。这无疑是十分开明的做法，兼听则明，有利于“少年班”日臻完善。
值此“少年班”30周年庆典，李政道先生兴致勃勃题词表示祝贺，他写道：
人才代出
创作当少年
桃李天下
教育数科大
与此同时，李政道先生还为《少年班三十年》一书作序和题写了书名，他在序言中写道：“借此机会，很想表达我对少年班的衷心祝愿，希望少年班在未来的年月里获得新的成功，希望少年班的同学们能和其他同学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学业，成长为建设祖国有用的栋梁之材。” 在汉语中，30年为“一世”，世的异体字“卋”是由三个“十”字组成的，所以世与代是相同的意思，一代人平均的年龄也是30年。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无论对于国家或是个人，30年都是成就事业的黄金年轮。同样的，中国科大“少年班”创办的30年中，由于科大和“少年班”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二是经验，三是社会效应。
首先是人才，这是“少年班”创办的最主要的目的。据统计，30年以来，“少年班”共招收31届计1220人，已毕业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博士研究生，占91%。他们之中的相当部分选择学术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大多数人都获得了教授、副教授和国外终身教授的职务。
在这些杰出的毕业生的名单中，诸如张亚勤、高峰、郭元林、骆利群、庄小威、尹希……他們无疑都是“少年班”的佼佼者，也是中科大的骄傲。例如，张亚勤是首届“少年班”的学生，23岁以满分获得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的院士，是该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1999年担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2014年担任中国百度的总裁。庄小威是“少年班”87级的学生，1996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2001年30岁被聘为哈佛大学助理教授，2005年被哈佛大学聘请为物理和化学双科教授，并且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单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从事跨学科领域的顶尖研究。她于201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是华裔美国科学家第一个女院士。尹希是96级“少年班”的学生，200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015年晋升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他研究弦理论，由于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从而获得了2017年科学突破奖·物理学新视野奖，是被世界物理学界寄予厚望的青年物理学家之一。
在这一连串的杰出人物的名单中，并没有当时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神童”宁铂，他既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获得研究生的学位。他于2002年前往五台山出家。
教育是科学，除了纯科学以外，凡科学都需要实验。英国《自然》发表了封面标题《大学实验》，认为“大学要生存下去，与科学研究一样，必须通过实验，才能最终知道究竟哪一种方式适合自己的学校”。依此而论，“少年班”也是一种实验，既然是实验就应当允许失败。现在，我们对宁铂做结论为时尚早，还有待对他进一步地观察。即使宁铂不成功，但并不能证明“少年班”的失败，瑕不掩瑜，“少年班”的成就有目共睹，绝不能因为个别人的问题，而否定“少年班”的方向。
其次是经验，“少年班”做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尝试，其经验是有价值的。中科大“少年班”从一开始就是实行独立自主招生，到1986年基本形成了高考初试，复试录取的模式，这对普遍推行自主招生改革是有参考价值的。在培养模式上，“少年班”将“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指导思想贯穿大学全过程，并将其贯穿于课程学习与科技创新活动有机结合的自主化学习与研究的培养过程。对于少数专业意愿十分明确的学生，从入学起就进入主修专业，按照相关专业培养计划学习。对于大部分学生，实行两段式（2 2）模式，即前两年完成基础课学习，后两年在导师指导下举行个性化的专业学习。
与此同时，科大还仿效“少年班”创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简称试点班或称为零零班），这两个实验班互相借鉴，相互促进，有力推动了全校的教学改革。根据学生的兴趣，与有关学院还创办了“华罗庚班”“严济慈班”“物质科学班”，以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强化培养。
再次是社会效应，对学校和社会风气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在中国教育界，“少年班”可能是最响亮的大学品牌，广大的家长关注率特别高，因为他们都有“望子成龙”的心结，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杰出人才。对于幼儿和小学生，也会起到激励他们努力学习的作用，使他们爱学习、爱科学，使得当科学家重新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总之，“少年班”的影响是正能量，我们应当充分借助它的影响力，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少年班”的问题与改革方向
我是“少年班”的坚定支持者，在我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曾经效仿科大也创办了“少年班”，并且成立教学改革实验科，专门抓好“少年班”和插班生这两个新生事物。在试招了三届以后，由于我被免职而停办，实属非常可惜。
在我看来，“少年班”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锦上添花的问题。希望擦亮这个品牌，在更高层次上办好“少年班”。那么，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是不规范，应当按照学术规范提高“少年班”的水准。我在本文中，凡用到“少年班”，我都是打引号的，说明我并不赞成这个名称。本来，“少年班”就是一个口头语或习惯用语，而不是教育专业术语，也不是学科名称。所谓“少年班”就是指同一届大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一批学生，或叫小大学生，其指导思想就是让一些少年提前上大学和提前毕业。由于这个名称定格了，所以40年以来，“少年班”一直停留在培养小大学生的层面上，而未能实现跨越。大约是在21世纪初，全国各大学的系都升格为学院，这在国外是从来没有过的。遗憾的是，中科大也未能免俗，借“少年班”30周年庆典时，将系级“少年班”升格为“少年班”学院，这让学术界十分费解。
那么，应当如果规范呢？从教育规范来说，“少年班”中的一部分是属于智力超前的少儿，教育心理学认定，在少年儿童中确实存在智力超前的少儿，大约占这个人群的3%。因此，我建议将“少年班”学院改名为智力超前教育学院，或精英教育学院，甚至可以使用特殊教育学院，但绝不能叫“少年班”学院。
其次是目标定得太低，应当按照精英人才来培养智力超前的儿童。坦率说，现在“少年班”取得的成就，仅仅停留在培养了多少多少的博士、教授和院士，以及IT和金融行业的多少CEO。但是，这些并不足以显示“少年班”的成就，因为这些成就其他大学也能够达到，就以院士来说，“少年班”也就出现两三个院士，而北京大学等培养的院士甚至比“少年班”还要多。
因此，科大“少年班”必须实现跨越，以实施精英教育为己任。我们应当坦承，中国现在还没有精英教育，如果中科大愿意这样做，将填补我国精英教育的空白点，把从少儿到大学的精英教育衔接起来，其意义非常深远。精英理论认为，在人类任何历史阶段，都存在极少数的精英人才，他们在性格、智力、能力、创造力等方面，都要超过其他大多数的人，他们往往引领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精英教育必须按照“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培养，宁缺毋滥；必须实行个性化的教学，因材施教，让每一个智力超常的幼儿的智慧最充分地发挥出来，再现牛顿、笛卡尔、达·芬奇、高斯等这样全才式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大学是一所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理科大学，既无人文社会科学，也没有工程技术，这是该校实施精英教育的先天缺陷。当然，科大没有必要再追求“大而全”办学模式，可通过校际之间的合作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再次是理论落后于实践。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而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40年以来，科大“少年班”的办学经验是丰富的，但我觉得既缺少教育理论的指导，又没有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仅仅停留在行政管理的层面上。这一点，“少年班”的不规范做法就是证明。因此，我建议中国科技大学应当成立精英教育研究室或所，隶属精英教育学院，聘请教育学家参加研究，做到以任务带动研究，以研究促进教育改革，希望在精英人才培养、精英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是为至盼。
（摘自5月17日《南方周末》。作者为武汉大学前校长）
“少年班”是改革的产物
1978年3月8日，中国科技大学在合肥举行了“少年班”第一期开学典礼，这一期总共招收了宁铂等21名少年大学生。消息一传出，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对于刚刚结束“文革”十年浩劫，曾经一度被“读书无用”误导，急盼快出人才和多出人才的国人来说，破格将一批少年招进大学培养，无疑是破天荒的大事。
为什么是中国科技大学举办“少年班”？这无疑带点偶然性，事情得从宁铂的发现说起。1977年10月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院院长方毅写了长达10页的信，推荐他的朋友宁恩渐的儿子宁铂，反映他在语文、数学、围棋等方面智慧超人。11月3日，方毅副总理立即批示：“如果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这个批示转到了中科大。大约十多天以后，中国科技大学的两名老师到达宁铂所在的赣州八中对他进行考试和面试，对宁铂和另外两名少年进行了数学考试，宁铂考得了67分，另外两人一人考得80分，一人得了64分。经过笔试和面试，他们准备录取宁铂等人。紧接着，又发现和录取了多名智力超前的少年，组建了中国科技大学第一个“少年班”，总共21人。其中，宁铂已经14岁，年龄最小的谢彦波只有11岁。
教育是“文革”破坏的重灾区，十年停止招生，人才青黄不接，各条战线盼才若渴。“少年班”诞生于那个特殊年代，它一旦横空出世，就犹如一颗耀眼明星，格外引人关注。自中科大第一个“少年班”诞生后，其他各校纷纷效仿，全国一下又创办了12个“少年班”，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与此同时，教育部还指定了一批重点中学与“少年班”相配套，积极为“少年班”物色和推荐优秀的少年，如北京八中、人民大学附中、天津耀华中学、沈阳育才中学、无锡天一中学、湖北黄冈中学等。后来，选拔的触角延伸到某些小学，一个物色、推荐“神童”的体系似乎已经形成了。
但是，好景不长，大概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不少大学的“少年班”纷纷停办了。个中原因不言自明，一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多的“神童”，二是对“少年班”的质疑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什么“揠苗助长”“违背教育规律”“变相的放卫星”，等等。由于这些原因，到了1980年代后期，大多数大学中的“少年班”都停止招生了，最后只剩下中国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大学的“少年班”。2018年是“少年班”诞生40周年，应当说，这两所大学坚持不懈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教育改革需要实验，而他们可贵之处就在于体现了这种精神。
为什么“少年班”诞生于1978年？这是与那个特殊的时代密切相联系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经过拨乱反正，不清除极“左”思潮，离开了思想解放的大前提，就不可能创办“少年班”。人们记忆犹新，在极“左”年代，“神童”、权威、博士、专家都是禁忌，不仅不能提倡，而且都是要受到批判的。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7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志复出，恢复了他在党政军的各个领导职务，而他自告奋勇提出要亲自抓教育和科学两个重灾区。这一年8月4日到6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教育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从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全国大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决议，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各条战线都十分重视延揽人才。这一切，都为“少年班”的创办扫清了障碍，所以说“少年班”是改革的产物，是恰如其分的。
“少年班”的成绩有目共睹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迄今已经走过了40年的风雨征程，2018年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而是以《恰同学少年》为题举行征文活动，准备结集出版，我很欣赏这种务实做法，其意义远比庆祝活动更为深远。
2008年3月8日，是“少年班”三十而立的生日，中国科技大学于3月20日至22日，举行庆祝“少年班”30周年的庆典，同时举办“高等教育改革与少年班实践”研讨会，邀请了国际和国内教育专家就“少年班”实践与创新人才培养举行研讨。为了集思广益，科大领导还专门邀请激烈反对“少年班”的人士与会。其中，最激烈的反对者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蔡自兴，他通过“两会”四次提出提案，要求封杀和废止“少年班”。中国科大领导对此则表示，自1990年代以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对于反对意见保持沉默。这无疑是十分开明的做法，兼听则明，有利于“少年班”日臻完善。
值此“少年班”30周年庆典，李政道先生兴致勃勃题词表示祝贺，他写道：
人才代出
创作当少年
桃李天下
教育数科大
与此同时，李政道先生还为《少年班三十年》一书作序和题写了书名，他在序言中写道：“借此机会，很想表达我对少年班的衷心祝愿，希望少年班在未来的年月里获得新的成功，希望少年班的同学们能和其他同学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学业，成长为建设祖国有用的栋梁之材。” 在汉语中，30年为“一世”，世的异体字“卋”是由三个“十”字组成的，所以世与代是相同的意思，一代人平均的年龄也是30年。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无论对于国家或是个人，30年都是成就事业的黄金年轮。同样的，中国科大“少年班”创办的30年中，由于科大和“少年班”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二是经验，三是社会效应。
首先是人才，这是“少年班”创办的最主要的目的。据统计，30年以来，“少年班”共招收31届计1220人，已毕业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博士研究生，占91%。他们之中的相当部分选择学术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大多数人都获得了教授、副教授和国外终身教授的职务。
在这些杰出的毕业生的名单中，诸如张亚勤、高峰、郭元林、骆利群、庄小威、尹希……他們无疑都是“少年班”的佼佼者，也是中科大的骄傲。例如，张亚勤是首届“少年班”的学生，23岁以满分获得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的院士，是该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1999年担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2014年担任中国百度的总裁。庄小威是“少年班”87级的学生，1996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2001年30岁被聘为哈佛大学助理教授，2005年被哈佛大学聘请为物理和化学双科教授，并且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单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从事跨学科领域的顶尖研究。她于201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是华裔美国科学家第一个女院士。尹希是96级“少年班”的学生，200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015年晋升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他研究弦理论，由于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从而获得了2017年科学突破奖·物理学新视野奖，是被世界物理学界寄予厚望的青年物理学家之一。
在这一连串的杰出人物的名单中，并没有当时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神童”宁铂，他既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获得研究生的学位。他于2002年前往五台山出家。
教育是科学，除了纯科学以外，凡科学都需要实验。英国《自然》发表了封面标题《大学实验》，认为“大学要生存下去，与科学研究一样，必须通过实验，才能最终知道究竟哪一种方式适合自己的学校”。依此而论，“少年班”也是一种实验，既然是实验就应当允许失败。现在，我们对宁铂做结论为时尚早，还有待对他进一步地观察。即使宁铂不成功，但并不能证明“少年班”的失败，瑕不掩瑜，“少年班”的成就有目共睹，绝不能因为个别人的问题，而否定“少年班”的方向。
其次是经验，“少年班”做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尝试，其经验是有价值的。中科大“少年班”从一开始就是实行独立自主招生，到1986年基本形成了高考初试，复试录取的模式，这对普遍推行自主招生改革是有参考价值的。在培养模式上，“少年班”将“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指导思想贯穿大学全过程，并将其贯穿于课程学习与科技创新活动有机结合的自主化学习与研究的培养过程。对于少数专业意愿十分明确的学生，从入学起就进入主修专业，按照相关专业培养计划学习。对于大部分学生，实行两段式（2 2）模式，即前两年完成基础课学习，后两年在导师指导下举行个性化的专业学习。
与此同时，科大还仿效“少年班”创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简称试点班或称为零零班），这两个实验班互相借鉴，相互促进，有力推动了全校的教学改革。根据学生的兴趣，与有关学院还创办了“华罗庚班”“严济慈班”“物质科学班”，以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强化培养。
再次是社会效应，对学校和社会风气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在中国教育界，“少年班”可能是最响亮的大学品牌，广大的家长关注率特别高，因为他们都有“望子成龙”的心结，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杰出人才。对于幼儿和小学生，也会起到激励他们努力学习的作用，使他们爱学习、爱科学，使得当科学家重新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总之，“少年班”的影响是正能量，我们应当充分借助它的影响力，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少年班”的问题与改革方向
我是“少年班”的坚定支持者，在我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曾经效仿科大也创办了“少年班”，并且成立教学改革实验科，专门抓好“少年班”和插班生这两个新生事物。在试招了三届以后，由于我被免职而停办，实属非常可惜。
在我看来，“少年班”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锦上添花的问题。希望擦亮这个品牌，在更高层次上办好“少年班”。那么，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是不规范，应当按照学术规范提高“少年班”的水准。我在本文中，凡用到“少年班”，我都是打引号的，说明我并不赞成这个名称。本来，“少年班”就是一个口头语或习惯用语，而不是教育专业术语，也不是学科名称。所谓“少年班”就是指同一届大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一批学生，或叫小大学生，其指导思想就是让一些少年提前上大学和提前毕业。由于这个名称定格了，所以40年以来，“少年班”一直停留在培养小大学生的层面上，而未能实现跨越。大约是在21世纪初，全国各大学的系都升格为学院，这在国外是从来没有过的。遗憾的是，中科大也未能免俗，借“少年班”30周年庆典时，将系级“少年班”升格为“少年班”学院，这让学术界十分费解。
那么，应当如果规范呢？从教育规范来说，“少年班”中的一部分是属于智力超前的少儿，教育心理学认定，在少年儿童中确实存在智力超前的少儿，大约占这个人群的3%。因此，我建议将“少年班”学院改名为智力超前教育学院，或精英教育学院，甚至可以使用特殊教育学院，但绝不能叫“少年班”学院。
其次是目标定得太低，应当按照精英人才来培养智力超前的儿童。坦率说，现在“少年班”取得的成就，仅仅停留在培养了多少多少的博士、教授和院士，以及IT和金融行业的多少CEO。但是，这些并不足以显示“少年班”的成就，因为这些成就其他大学也能够达到，就以院士来说，“少年班”也就出现两三个院士，而北京大学等培养的院士甚至比“少年班”还要多。
因此，科大“少年班”必须实现跨越，以实施精英教育为己任。我们应当坦承，中国现在还没有精英教育，如果中科大愿意这样做，将填补我国精英教育的空白点，把从少儿到大学的精英教育衔接起来，其意义非常深远。精英理论认为，在人类任何历史阶段，都存在极少数的精英人才，他们在性格、智力、能力、创造力等方面，都要超过其他大多数的人，他们往往引领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精英教育必须按照“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培养，宁缺毋滥；必须实行个性化的教学，因材施教，让每一个智力超常的幼儿的智慧最充分地发挥出来，再现牛顿、笛卡尔、达·芬奇、高斯等这样全才式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大学是一所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理科大学，既无人文社会科学，也没有工程技术，这是该校实施精英教育的先天缺陷。当然，科大没有必要再追求“大而全”办学模式，可通过校际之间的合作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再次是理论落后于实践。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而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40年以来，科大“少年班”的办学经验是丰富的，但我觉得既缺少教育理论的指导，又没有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仅仅停留在行政管理的层面上。这一点，“少年班”的不规范做法就是证明。因此，我建议中国科技大学应当成立精英教育研究室或所，隶属精英教育学院，聘请教育学家参加研究，做到以任务带动研究，以研究促进教育改革，希望在精英人才培养、精英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是为至盼。
（摘自5月17日《南方周末》。作者为武汉大学前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