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车轮碾轧过后，故乡有了两张面孔：一张贫困凋弊、一张纯净诗意。
　　对来自乡村的人而言，日益衰败的土地是心底的伤痕。“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出身北京大院的作家王朔这样形容。略含讥讽的语辞，点出了故乡的尴尬。
　　陈统奎不想让自己的乡愁变成王朔笔下的模样。他的家乡、海口市博学村是个古村落，仅有300余人。被火山岩覆盖的土地不利于作物的生长。他多次写信反映，村里用水的问题才得到解决。他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人。因为家里穷，入学前村民给他凑学费、办酒席。
　　五年前，陈统奎受台湾桃米村“社区营造”经验的启发，开始在家乡推行生态村建设计划，期望依靠乡民自己的力量改造家乡，建立有活力、有共识的社会共同体。他领着乡亲给博学村搭建民宿，修环山自行车赛道，还参与发起返乡大学生论坛。今年，他创立了“火山村”荔枝品牌，向外界出售村里的古法种植荔枝。
　　他感到自己是通过行动改造乡村、恢复传统乡土价值队伍中的一员。在这股日益壮大的潮流中，他遇见了赵翼、刘敬文和钟文彬。四人都来自乡村。今年6月12日，赵、陈、刘三人受钟之邀，在新农堂的北京活动上做分享。新农堂是钟文彬依托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品牌农业”，搭建的农业企业家分享平台。平台上的人致力于为农业正名。他们反对传统化学农业，强调农产品的健康安全，懂得利用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推行理念和产品。
　　6月12日当晚，四名农业领域的创业者决定组建一个组合，一起推行农业转型的理念。组合被命名“Farmer 4”，四人戏谑地称自己是农业领域的F4。今年九月，他们要在上海的喜马拉雅中心办一场真人秀，分享自己和农业的故事。秀的主题是“再造故乡”。“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开始反思自己跟故乡、土地、种子和雨水的关系。”刘敬文说。
　　在他们这里，故乡那张现实的面孔，无需诗意的慰藉遮蔽。

兜兜转转就成了Farmer

　　真人秀宣传文案的第一句，形容他们是“四个脚上沾泥的年轻男人”。但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你很难嗅出任何跟泥巴或者一个传统农民有关系的气息。四人里，赵翼是唯一一个农业专业出身。他是无印良品的粉丝，左手腕戴着Misfit Shine手环，监控运动和睡眠。他说手环得了2013年的红点设计大奖，抬起手来演示功能，还推荐大家去买一只可以监测喝水量的水杯。Farmer（农夫）这个称号似乎也是扮酷的装束。
　　赵翼是乡土乡亲茶叶品牌的创始人。品牌成立三年，只缓慢地发布了六款有机茶叶产品。品牌的名字，源自他大学时代领头编著的一套书。2005年7月，时任总理温家宝来信，肯定这套名为“乡土乡亲”的科普读物，夸奖赵翼和同伴有“情系乡土回报乡亲的赤子情怀”。这封信让赵翼迅速获得声名。他的名字出现在《新闻联播》、《人民日报》里。他被安排参加各种活动，被推选为2005年的“大学生年度人物”，成为盛名之下的学生领袖。他因而被赋予更多期待，那条毕业后从政的道路，越来越清晰可见。
　　可是，校园红人没有毕业。赵翼拒绝参加一门课程的补考，成为肄业生。
　　“老子不想玩了。”31岁的赵翼回忆当时受到的触动。22岁生日这天，他被安排去拜访人大代表申纪兰。老太太在山西西沟村山上的博物馆接待赵翼。博物馆的墙上挂满了申纪兰和历届国家领导人的合照，年轻人旁听了如何受到“关心和关爱”的一生。“但我走出博物馆，发现那个山村依然贫穷。我受到很大触动。我绝不愿意这样被符号化，而无法让世界发生任何改变。”他一狠心，没有放下身段去领毕业证。
　　还能往前追溯他反叛的原因。赵翼是农大著名社团农村发展研究会的会长，组织学生到江苏、内蒙、河北、河南等地乡村支农，甚至创立过一家校外的农业科技发展中心。这些漂亮的履历给信心添砖加瓦，却又掺杂着无力和尴尬。当他站在北京南站的上访村里，面对着十数年生活无着的访民，当支农所在地的村长带着没有销路的绿色大米来京求助，他站在学校超市门口组织义卖，消极的、无能为力的，甚至狼狈的感觉就会涌上心头。
　　他了解土地的伤痕。开始创业后，他开过茶馆、卖过大米和粽子。兜兜转转，他才创立乡土乡亲，出售透明溯源的有机茶叶。
　　赵翼创业的故事，钟文彬和刘敬文都讲过。钟文彬用这个故事佐证赵翼的“道路自信”：他是个非常有想法且有决心践行的人。
　　评价他人的同时，可能也是总结自己。当年，小赵翼两岁的钟文彬以高分录取中国公安大学。但热血的报国念头很快被严苛的军事化管理浇熄。入学9个月时间，钟文彬只有两次机会踏出校门。毕业去路大体定下，人生履历仿佛已经写就。钟文彬渐生厌烦甚至恐惧，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退学复读。100多天后，被浙江大学传播学录取。他的老师是浙大农业品牌研究学的创始人，他领着钟文彬，到好多个县城考察过当地农业。这是钟文彬和农业的缘起。
　　在赴上海之约的途中，刘敬文总结四人的共同之处：八十年代生，不曾挨饿，对生计没有深沉的隐忧；人生早期都比较顺利，积攒一定信心；听从内心声音，不愿意沿固定人生轨道滑行，敢于尝试。
　　如今，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创业已经不是新鲜事，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将目光瞄准了互联网和科技公司，他们以“酷味”十足的面目，和风投们讨价还价。与这些大多数不一样的是，Farmer4投身到了世界上最为古老和最传统的行业——农业和农村。在都还算顺风顺水的时候，出于对可以预见未来的不满，和对故乡的心怀眷恋，他们对人生既定的轨迹进行了断然转向。现在，无论是兜兜转转还是跌跌撞撞，他们选择了将“故乡”和“农业”来作为自己未来的两大关键词。 　　八月的第二个周末，组合四人相约上海，筹划九月的真人秀。陈统奎在自己的茶馆接待了大家。组队两月后，这是第一次正经的讨论。
　　讨论行进到售票问题时，四人发生分歧。钟文彬担心票销路不好，建议借助新农堂的品牌力量，把这场真人秀称作新农堂第五期活动。陈、赵两人强烈反对，认为F4象征着一种精神，要超越自身品牌。“再造故乡纯粹是情怀，说法很重要。”赵翼说，“卖票不是关键，关键是把F4作为符号推出去。”钟文彬显得比他们保守。他反驳说：“我觉得你们过度自信了。我想的，是如何让新农堂利用现有的影响力为F4输血。第一场仗干得不好，F4就是一场笑话。”
　　气氛有点僵，刘敬文跳出来圆场。经过又一轮协商，四人才就文案说法达成一致。
　　刘敬文是维吉达尼品牌的创始人。维吉达尼是维语“良心”的音译，在新疆成立农民合作社，通过网络帮助农户售卖干果。他当年是深圳大学的才子，大二开始给杂志写专栏，拒绝英语四级考试，会领着同学看片长7小时的文艺电影，比谁看得久谁就牛逼。他毕业后进入深圳《晶报》，曾是报纸最年轻的部门主任。30岁这年，文青遭遇身份焦虑。新疆7·5事件之后，深圳市对口支援喀什。他辞去工作，作为援疆社工奔赴喀什。
　　过去数十年，资源重新分配，城乡矛盾激化，乡村失去被照料的机会。它的脆弱，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这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面对的情况如此相似。
　　许多人开始反思，如何救济乡土。思考和相应的行动已渐成声势。但不同于当年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眼下乡建潮流的主人公更为多样。按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的看法，重建乡村的主体大致有四类，包括最早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在农业领域创业的年轻人、城市里意欲转变生活方式的成功人士，以及组织化的NGO。杨团提到，创业年轻人意欲改变的对象不一定是农村，更多的是农业。F4四人正是如此。

“一起回到土地上”

　　下月底，刘敬文又要带着团队的伙伴回到喀什。这是维吉达尼每年例行的团队旅行。
　　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古丝绸之路的要冲。秋季是喀什一年到头中最美的三个月，道路是白杨树叶子铺就的。阳光充足，生活区里处处是甜蜜的食物。杏子、葡萄长在家门口，大枣晾晒在戈壁滩上。
　　在那里，把车开到绿洲和沙漠的交界处，风景变换，会看见高度落差极大的戈壁。再往前走，沙漠一望无际，只有一条路穿行。在这公路片似的画面里，刘敬文看过拇指般粗细的“龙卷风”、穿着艾特莱丝绸的美丽姑娘，也依稀看见自己的故乡。他出生在广东湛江的农村，那是一个熟人社会。“做肠粉的阿姨就是看着我长大的，她哪好意思在肠粉里面放不好的？我很怀念那种温情脉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喀什看见的故乡是心理上的。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日益荒芜，不复昔日诗意，关于真实故乡的美好念想不断减损。而在西部僻壤上，刘敬文重新发现了自己持久怀念的某些东西。
　　这些东西首先关乎信任。刘敬文第一次从喀什机场走出来，对新疆的认识还停留在王洛宾的歌里。他坐上了司机买买提的出租车。这个维吾尔人的热情，让习惯了都市人际模式的他印象深刻，两人彼此交换手机号码。隔天夜里，刘敬文困在偏僻之处。一通电话，只见过一面的买买提就开着车来搭救他。“我在喀什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美好的。”刘敬文说，买买提塑造了他对喀什的初始印象，之后遇见的那么多人，都是对这印象的巩固。
　　这些东西还关乎劳作的人对土地、对自然时序的尊重。刘敬文和社工在寻访会制作维吾尔传统乐器民间艺人的途中，路遇依布拉依木老人。老人热情帮忙带路，还邀请一行人去家中做客。老人家里堆满了小圆枣，这种枣可以治病。他家有几百棵枣树，都是野生的，恰好长在他的地里。树龄最长的一棵已经超过500岁了。每年8月枣子成熟，他就准时赶着驴车到地里把枣子摇下来。

　　七八月份，喀什的果子又开始熟了。李雨蒙正忙着拜访农户，上架新的产品。维吉达尼准备开展小圆枣树认养项目。用户支付枣树一年的管理费用，就可以获得这一年枣树所产的果实，或者店里等价的其他产品。维吉达尼提供寄送服务。
　　在整个新疆大地上，小圆枣树只剩千余棵，集中在吾库萨克乡。因为销量不好，农户多疏于管理，许多树开始荒掉。维吉达尼想把它们留存下来。
　　“我们一起回到土地上。”这是维吉达尼的一句宣言。“在与农户合作的过程中，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不了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生长其上的作物。”刘敬文拿自己售卖的干果举例，比如，过了一个冬天的杏干会变得硬邦邦的，用清水泡好长一会儿，它们才会从冬眠里舒展开来；过了冬天的红枣，身材比从前苗条一圈，水分在干燥的喀什蒸发得厉害；春夏秋冬不可能吃到同样品质的干果，也没有永远不长虫又无防腐剂添加的果子。
　　乡愁，毋宁说是对传统乡土价值的认同和追求，通过枣子、无花果、巴旦木，传递到购买者手中。这是刘敬文真正想做的事。“我的初心，是要把在喀什的美好感受传递给大家。”这种感受，源自人与人、人与土地间的美好关系。
　　故乡，在农人心头萦绕不去。钟文彬的公众号曾经推送过一段音频。那是某个夏夜，钟文彬在杭州临安的乡村里，录下的蛙鸣。他在旁白里说：“大家听见，我家乡的蛙鸣了吗？说实在话，能听见这样的声音，是叫人庆幸的。在城市里久了，有时候都忘记，自己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这几句在后台引发潮水般的反馈。新农堂里的企业家说他们极有共鸣，他们的故乡也是这样，夏天听到阵阵蛙鸣。或者说，他们心中的故乡，都如这般保存着未被破坏的自然魅力，象征着诗意的、适合栖居的土地。
　　奶奶去世后，钟文彬回老家的次数更加稀少。虽然他在那里有栋老房子，但至亲已去，再加上外乡的老板在村边造了个电镀厂，污染了水土，他现在“死也不会在那边住”。他的故乡在心里，实际上已回不去。“新农堂”成了他安放乡愁的平台。

直接、真诚、不绕弯子

　　陈统奎将自己的婚礼定在10月1日。婚礼举行的15天后，他会带队走出大陆，去台湾学习借鉴品牌农业和社区营造的经验。一部分成员是博学村的年轻乡民。带他们外出游学，是陈统奎数年前对乡亲的承诺。
　　关于这个《南风窗》的前记者于2009年开始在家乡进行“社区营造”计划的故事，媒体曾经有过很多报道。这一看似文绉绉的概念，源自70年代后期遍布日本全国的“社区营造”运动。它是指，倡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以行动的力量培养“社区意识”和“建立共识”，以营造社区理想的生活环境质量，在“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社会共同体”。
　　陈统奎的“社区营造”和李昌平的“郝堂实验”同年开始，比欧宁的“碧山计划”还要早两年。后两者是知名的乡村建设项目，都强调扎根乡土，强调适应乡村逻辑和规则。“碧山计划”意欲逆城市化而行，恢复传统的农耕雨读。而“郝堂实验”以其内置金融模式知名，通过在农民内部，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山林、水塘，甚至房屋进行抵押流转，从而获得发展资金。
　　相较于碧山的共同体建设、郝堂村的内置金融模式，四人组合目前做的事情离乡土要往外走一些，目标也显得具体。 今年，陈统奎开始向外销售故乡的农产品。他创立“火山村荔枝”品牌，主营村里种的自然农法荔枝。他打算把重心移到火山村荔枝的自然农法，让荔枝项目成为村子社区再造的新起点。钟文彬期待影响一群农人，赵翼希望转变农人生产方式。刘敬文说，他每天睡醒就会想，如果自己做的事情能惠及两万户农户，让他们拥有体面生活，是多美的事情。
　　并不是只有扎根农村，才能为乡土创造价值。“乡土建设如果是座房子，不能说贴近地面的那块砖，就比上面的砖更有价值。”刘敬文说。他们的努力，更多体现在用经济力量消弭城乡裂痕，拯救沦陷的故乡。
　　这个过程中，商业和网络社交平台的力量不可替代。维吉达尼的销售主要通过互联网实现。2012年前后，新浪微博发展迅速，大V的点赞或转发，能引来极大的关注流量。最早时候，刘敬文给粉丝数排名靠前的上百名大V发送私信，介绍维吉达尼，希望对方帮忙转发。老榕和姚晨先后转发过维吉达尼的售卖微博。刘敬文这样形容当年大V转发的效果：“你有玩过一种游戏机吗？大V的转发就像给游戏机投了枚硬币，‘叮’一声，‘噌’，代表销量的光柱就往上蹿。”赵翼卖茶、钟文彬网罗新农人，都借助于网络这个平台。这在传统农业模式中，是不可想象的。
　　陈统奎也不遗余力地利用社交媒体，推行自己“再造故乡”的理念。他充沛的精力令人惊叹。陈统奎是四个人里事务最杂、最广的一个。除了照应博学村里的琐碎事情，陈统奎在上海身兼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常在浦东新区的一家茶馆开办各种各样的分享会，最近的一次，是组织台湾来的伙伴分享民宿经验。他参加各种各样的乡村发展活动。
　　他散发着一种接近土地的扎实、坚韧的气息。当年，陈统奎适应并利用乡村逻辑和规则，费心力说服村民自己掏钱筹款，建成那条自行车赛道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气息。多年的时政记者经验，给了他与政府打交道的技巧，和传播影响力的优势。陈统奎非常善于打造理念，比如博学村的“蜂蜜共和国”，关于使命的“再造故乡”，鼓励大学生的返乡浪潮。
　　他亦善于利用整合资源。记者时期积攒了一定的人脉，但这是不够的。据他说，关键的秘诀在于直接、真诚、不绕弯子。“比如想办返乡论坛的时候，我先找到可能赞助我的最大机构，阐述完‘再造魅力故乡’的理念后，直接告诉对方，我需要三辆大巴和20万元。我说明自己不会从这个项目中盈利，问他可以给多少。之后，我再用大机构赞助的这一条，去说服其他机构。”

　　“大家为什么会相信你许诺的愿景呢？”记者问。“因为即使是画饼，我最后一定会实现它。”他答。陈统奎最近在招募台湾游学团的成员，由他带队赴台湾，学习品牌农业和社区营造的经验。有一部分成员已经定下，全是博学村的年轻乡民。这恰好实现了数年前他向家乡许下的承诺。
　　可是，占据精力的家乡社区营造工作并没有带来成正比的收入。陈统奎说，目前他主要的收入来自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的工资和研究补助。

　　潜移默化中，关系建设和情感联接加深了他们和生产者之间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干果、茶叶和荔枝，都通过自由的互联网直接到达用户手中。不同于传统模式中的层层中介，互联网或者电商模式减少流通环节，从而减少了利益的分摊者。维吉达尼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收购产品。赵翼将合作茶农的利润提升了数倍。陈统奎在提高收购价的同时，另外给荔枝农补贴。扩大化利益的激励，是农户愿意坚守更耗时耗力的传统生产模式的关键。他们有底气，可以不简单粗暴地给作物喷上农药。提高农户的收入，才是重建农耕荣耀、信任关系的核心。
　　“在想做的事情里，我们都找到了现实主义的实现方式。”钟文彬说，大家都有情怀，也都明白，仅有情怀是不够的。四个人认同彼此的路径，因而走到了一起。

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头

　　农耕的浪漫，如星火般，在拥挤的城市里复苏。复苏的标记，多是阳台上种的几棵青葱，或者房顶一小片豆苗。田园式的情调中，更多的，是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在中国，这几乎是让每个人沮丧的话题。“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普通的人不复陶潜笔下自给自足田园生活的可能。糟糕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他们对可信赖的食物有更强烈的需求。
　　“Farmer4”各人的干果、茶叶、荔枝获得认同，首先是因为购买者相信，它们是安全的食物。在这里，人和食物间的信任被重新构筑。紧随其后的，是消费者和农户对生产方式转变和传统乡土价值的认同。
　　这是通过商业力量实现的。用无农害、质量上乘的产品，告诉消费者什么是好的食物。标准得以重新建立。由此生出了赵翼所谓“消费选票”的概念，即用消费者的力量鼓励农作艺术家的坚守，支持更多生产者转变生产方式。他认为，这一切很难透过NGO组织来实现，因为NGO缺乏效率和激励，有理想却不够务实。自由的、现实的经济力量，才能够创造上述价值。
　　同为小米手机理念的粉丝，刘敬文和赵翼都花费力气，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和认同，调动他们的需求力量，反向支持生产者。农人故事的讲述、产品的透明溯源、人性化互动方式的设计，都属此类。
　　陈统奎售卖的火山村荔枝，直接采用认购的方式。消费者购买荔枝礼盒，付的钱会被用来资助荔枝农赴台学习有机农业九天。这是一种营销策略，通过产品的人情味来打动消费者。但营销两字，丝毫不减损其中情怀的价值。农人生产方式的转变，需要来自消费者的长久支持。
　　在传统市场运作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纽带被分割。消费者离土地太远了。因而，营销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教育方式。通过告诉消费者，不同时令大枣会有不同面貌，无添加的无花果会生虫，影响他们去接受和认同自然时序。“农耕不仅是浪漫，也会有残酷的。”赵翼说。今年，乡土乡亲的安吉白茶遭受病虫害，产量减少三分之一，采下的鲜叶里可能混有名叫黑刺粉虱的小虫。如果弃掉这批茶叶，茶农的收入成问题。赵翼胆子大，将白茶照常上架。乡土乡亲在店里醒目的地方标注“没有农药，或有小虫”，并特意写了篇文章，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结果，混有小虫的白茶被消费者接受了。

　　守护大地协会是日本新农业的代表。它的创始人藤田和芳说过，“空喊口号是无益的。与其高喊一百句口号，不如将一根没有农药的萝卜送到消费者手里。”赵翼多次提起这句话给他的启示。眼下，他、刘敬文、陈统奎都在做“将一根没有农药的萝卜送到消费者手里”的事。而钟文彬搭建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分享“送萝卜”的理念和经验。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们四个，连同其他在农业领域创业的年轻人，在美好土地的感召之外，也体味着其中的艰难。
　　一方面，保证农产品安全健康、保护农村生态，更多涉及公共利益。农业本身具有公益性，承载不了过高利润。这有违商人的应有之义。
　　另外，正如钟文彬所下的定义，“新农人”用商业联接城市和农村。他们必须同时应付土地秩序、乡村规则和市场逻辑。在尊重土地、顺应乡土传统之外，如何合理地分配利益？这是很难给出好答案的。人情味的、有情怀的营销模式是一方面，但并不足为继。陈统奎就为此烦扰。目前，火山村荔枝项目在营销方面花费了太多精力和成本，但荔枝的售卖期不过两个礼拜。
　　这对“新农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需要时刻回到土地身边，了解它的变化和状况。农村生产者不能用简单的市场逻辑应付，需要更多的关系建设。在此基础上，再思考如何合理地扩大利益。杨团曾建议，在农业领域创业的年轻人要搭建“线上线下共同合作的平台”。这恰好契合Farmer4的模式，组队形成合力。
　　八月的第二个周六，在上海一家小笼店里，赵翼提起，最美好的食物味道，都留在小时候，现在再也吃不到了。隔天清晨，钟文彬说了类似的话：他最怀念的味道，是小时候奶奶用家门口的丝瓜，和绿豆一起烧的汤。汤的味道，是故乡的一部分。
　　故乡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它代表着人和人、人和食物、人和土地间的美好关系。重建这些美好的愿望，让四个人站在了一起。Farmer4承载着这样的期望：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联接更多的农业从事者，恢复乡土的尊严。因而，“Farmer4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头，需要更多新农人的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