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随着京沪高铁盈利消息传来，网上出现一股“为刘志军平反”的呼声，冒出类似“将功补过”或“功过相抵”的说法。
　　抛开高铁不说，哪个贪官在位时没有功劳或业绩？否则也不可能爬到权力高位。刘志军完成的只是职务行为，如果未能履行职位所承担的义务和职责，那对他的判决还须加上一条：渎职罪或玩忽职守罪。
　　“将功补过”和“将功赎罪”，不过是帝王时代的说法。现代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过去权位多高、功劳多大，只要犯罪，一视同仁。如果人人可凭功劳抵罪，显然权力越大的人，功劳也越大，等于承认了法律面前的特权。
　　还有一种论调，认为贪官腐败有很多制度性因素，是否因此应对这些官员宽赦。导致腐败的制度性因素很多，但不能否认，有些腐败的制度性因素，正是贪官们在位时制造的。比如官场愈演愈烈的“逆淘汰”机制，就与这些贪官有直接关系。刘志军等人的危害，不只是贪污了多少钱，而是这些“大老虎”因长期在领导高位，所导致的可怕的官场生态。
　　刘志军等人主政其间，肯定会有一些德才兼备的官员，因不愿同流合污而被排挤、打击。贪官“逆淘汰”官员的方式很多，如对不愿行贿敬贡的部属，从要害岗位调至无权部门；对不愿朋比为奸的干部，不予提拔或制造障碍逼迫其辞职调离。这种“逆淘汰”，从某种程度上，不仅强化了既得利益集团堡垒，使之成为反腐的重要阻力，也便于他们更为简单地吞噬公共利益，制造越来越大的社会对立。这才是刘志军等大贪对社会的最大危害。因为有这种机制，他们才能在某些地方或部门形成腐败的“小环境”。
　　大贪们常把自己管理的地方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营盘，制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恐怖气氛，才能形成不接任何监督、肆无忌惮的“贪腐生态”。而那些洁身自好的官员，会被他们用各种手法排挤迫害。最终能在这些贪官手中获得升迁的，往往是钻营附会、阳奉阴违之徒。正因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才敢把职权当作个人势力范围，为所欲为。
　　“逆淘汰”机制盛行，反腐难度尤其大，因为腐败分子早已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是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互动的联盟。在“逆淘汰”泛滥成灾的地方，单纯抓“大老虎”远不够，要把对“逆淘汰”机制的拨乱反正作为反腐的一部分，才能改变已被毒化的官场风气。让那些敢于改革和承担的官员得到任用，否则只是打掉一两个贪官，原本猫鼠一窝的利益集团，又会形成新的贪腐链条。
　　反腐的过程，一定是和对旧制度、旧体制的甄别、纠正和改革连在一起的。对于刘志军这些贪官，不是“将功补过”问题，而是如何肃清、纠正刘志军背后的一系列制度与用人政策。所以，反腐不只是一场持久战，还要把它看作是对国家治理目标与体制的纠错、创新。只有清理收拾好贪官们留下的烂摊子，改善贪官制造的畸形政治生态，打破“逆淘汰”的政治黑箱，才可能让官场的贪腐文化有所疗救。
　　对腐败亮剑，只是开始。让权力在法律和民众的阳光下运行，让官员凭借实力与人格晋升，让公务员堂堂正正做人，才是关键。中国已来到一个历史关口，只有彻底扭转腐败的制度性因素，让法律和制度成为反腐力量，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才可能获得生机。至于贪官的“将功补过”论，还是歇歇吧，只计算这些贪官腐败的钱财，没有把其对制度的破坏作为量刑内容之一，本身就体现了法律的公正与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