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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巴赫金的重要接受者董小英为个案,对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建构新的理论体系的努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着重分析了她以'对话性'为中心建构叙述学理论体系所存在的诸多限度.本文以为,问题意识,尤其是中国问题意识的淡薄,理论史的问题系的匮乏以及'理论互释'法的内在局限构成其理论的限度.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董小英个人身上,更重要的是它存在于许多中国学者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