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家中有一支精致的体温表，银头好似一粒扁杏仁。它装在一支粗糙的黑色钢笔套里。我看过一部间谍小说，说情报就是藏在没有尖的钢笔里，那个笔套就更有几分神秘。
　　妈妈把体温表收藏在我家最小的抽屉——缝纫机的抽屉里。妈妈平日上班极忙，很少有工夫动针线，那里就是家中最稳妥的存放东西的地方。
　　大约七八岁的我，对天地万物都好奇得恨不能吞到嘴里尝一尝。我跳皮筋回来，经过镜子，偶然看到我的脸红得像在炉膛里烧好可以夹到冷炉子里去引火的煤炭。我想我一定发烧了，我觉得自己的脸可以把一盆冷水烧开。我决定给自己测量一下体温。
　　我拧开黑色笔套，体温表像定时炸弹一样安静。我很利索地把它夹在腋下，冰冷如蛇的凉意，从腋下直抵肋骨。我耐心地等待了五分钟，这是妈妈惯常守候的时间。
　　时间终于到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像妈妈一眼眯起双眼把它对着太阳晃动。我什么也没看到，体温表如同一条清澈的小溪，鱼呀、虾呀一概没有。
　　我百思不解，难道我已成了冷血动物，体温表根本不屑于告诉我温度是多少了吗？
　　对啦！妈妈每次给我夹表前，都要把表狠狠甩几下，仿佛上面沾满了水珠。一定是我忘了这一关键操作步骤，体温表才保持缄默。
　　我拈起体温表，全力甩去。我听到背后发出有如檐下冰凌折断般的清脆响声。我回头一看，体温表的扁杏仁裂成无数亮白珠子，在地面上轻盈地颤动……
　　怎么办啊？
　　妈妈非常珍爱这支体温表，不是因为贵重，而是因为稀少。那时候，水银似乎是军用品，寻常百姓极少能接触到，体温表就成为一种奢侈品。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借用这支表，每个人拿走它时都说：“请放心，绝不会打碎。”
　　现在，它碎了，碎尸万段。我知道任何修复它的想法都是痴心妄想。
　　我祈祷自己发烧，发高烧。我知道妈妈对得病的孩子格外怜爱，我宁愿用自身的痛苦赎罪。
　　妈妈回来了。
　　我默不作声。我把那只空钢笔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希望妈妈主动发现它。妈妈忙着做饭。我的心越发沉重，仿佛装满水银。
　　实在等待不下去了，我飞快地走到妈妈跟前，大声说：“我把体温表给打碎了！”
　　妈妈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
　　那支体温表消失了，它在我的感情里留下了一个黑洞。潜意识里我恨我的母亲，她对我太不宽容！谁还不曾失手打碎过东西？我亲眼看见她打碎了一个很美丽的碗，随手把两片碗碴儿一摞，丢到垃圾堆里完事。
　　不久，我病了。我像被人塞到老太太裹着白棉被的冰棍箱里，从骨头缝里往外散发寒气。“妈妈，我冷。”我说。
　　“你可能发烧了。”妈妈说着，伸手去拉缝纫机的小抽屉，但手臂随即僵在半空。
　　妈妈用手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甲周围有几根小毛刺，把我的额头刮得很痛。
　　“我刚回来，手太凉，不知你究竟烧得怎样，要不要赶快去医院……”妈妈拼命搓着手指。
　　妈妈俯下身，用她的唇来吻我的额头，以试探我的温度。
　　母亲是严厉的人。从我有记忆以来，她从未吻过我们。这一次，因为我的过失，她吻了我。那一刻，我心中充满感动。
　　可是妈妈还是无法判断我的热度。她扶住我的头，轻轻地把她的额头与我的额头相贴。她的眼睛看定我的眼睛，因为距离太近，我看不到她全部的脸庞，只感到一片灼热的苍白。她的额头像碾子似地滚过，用每一寸肌肤感受我的温度，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烫，可别抽风……”
　　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