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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老画家的画，一对中年农民夫妇，带着他们收获的农产品，摇着小船进城去……”61年前的一天，吕无愆老师展开一幅国画，给我们上了第一堂美术课。
初中的美术课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课。吕老师领着我们把课堂搬到西花园里、瑞云峰下、伟绩碑前。入秋，大礼堂东边的仙鹤喷水泉围栏上摆满了盛开的菊花，金黄的，粉红的，淡紫的，墨绿的，缤纷夺目，富丽堂皇；伟绩碑的台阶上也摆满了菊花盆栽，那花瓣儿，四散开的，团成球的，向上伸展的，垂成弯钩的，雍容华贵，高雅素洁。同学们四散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沉醉在每一朵盛开的花前，精心描画菊花。我画夹里铅画纸上一朵绽放的绣球形金菊初步成形，正自叹勾勒的线条清晰逼真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菊花的叶片不是对称地长在花茎的一个点上的，而是一上一下参差地长的。我抬眼一看，是呀，我怎么把两瓣叶片都定在花茎的一个位置上呢？我不好意思地回望了一下吕老师，赶紧修改。
在吕老师的带领下，我还参加了美术兴趣小组，课余时间跟吕老师学画画。我以长达图书馆一角为主要画面，背景是山亭、林木、小道，主景建筑前有瑞云峰假山群一侧的小假山。吕老师将我这幅素描留存，这是老师对学生的肯定，也是学生的欣慰。
1958年大跃进，吕老师带我们到大街上去画壁画。我记得我独立完成的一幅壁画在十全街老房子的一面高墙上，我爬在梯子上，勾线，打轮廓，涂色，写字……这是一首大跃进民歌《社员堆稻上了天》的诗配画：“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画面是高高的堆稻上一位老农悠闲地抽着杆烟，头顶上是朵朵白云和一个大大的红太阳。姑且不说大跃进留下的浮夸风，一个初中生爬在梯子顶上画出这样一幅“大画”（其实是“大话”），也着实让我过了一把瘾。
吕老师还一度兼任我们的音乐老师。记得她教我们唱抗日歌曲，穿过了一个甲子的烟云，她高亢激昂的范唱还是那么清晰地响在我耳畔：“谁愿意当奴隶，谁愿意当牛马……”
初中毕业的时候，受了吕老师的影响，我曾经想报考南京艺术学院附中学画。虽未如愿，但是吕老师的美术课给了我最初的艺术启蒙和伴随我一生的素养。高中时我作为校刊八块大黑板《附中青年》的主编和班级墙报委员，在黑板报的装帧上得心应手，我为自己夹着不同颜色的两支彩色粉笔画出多种装饰线条而得意；工作后，我为一家杂志编辑整期，美工人手不足，就自己动手绘制题图尾饰。更重要的是吕老师教我面向生活，细致观察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我的文学创作。就绘画的基础而言，我当然只是皮毛，只是业余爱好而已。我们班一位叫玲玲的女生，最终成了专业画师，她绘制的花鸟上了台历。我想，几十年的从教，吕老师这样的高足一定不少。而一个从事中等教育的老师，不一定要培养出他从事的学科的专家，但是，好的老师一定会让学生受到熏陶，提高素养，终身得益。
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母校任教，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吕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有时还必须参加学校规定的“政治学习”，我清楚地记得吕老师在一次会议上哭诉“文革”时期受迫害的情景，略显苍老的吕老师声泪俱下，凄惨地诉说，那声音，一如当年给我们范唱：“谁愿意当奴隶，谁愿意当牛马……”
我任教的学科是语文，教学之余写了一篇《报刊病句浅析》的短文，竟然初生牛犊不怕虎，请吕老师推荐给她的亲戚、著名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吕老师为我寄出了稿件。不多时，吕老师约我到她家里，从信封中抽出吕叔湘先生的回信。吕叔湘先生当时作为中科院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兼任学术刊物《中国语文》主编，年轻的我实在不懂，竟然将这样一篇语文教学小文投寄学术刊物。吕老师展开信笺，一字一句地指点着读给我听，吕叔湘先生指点我可以投寄大学学报或者是相关语文刊物。信的署名是三叔，吕叔湘先生是吕老师的堂叔。之后我按照吕叔湘先生的指点，投给了江苏一所大学的学报，很快就被采用了。这是我在语文教学方面发表的第一篇文稿，之后一发不可收，并出版多部编著。每每回忆起我在语文教学研究上的起步，我不会忘记吕老师给我读吕叔湘先生信的情景，那情景一如当年她给我指导画的修改；我也不会忘记一位语文教育大家对于一名年轻语文老师的谆谆教诲！
吕老师在第一堂课给我们展示的这幅画，其作者正是吕老师的老父亲，与齐白石、徐悲鸿齐名的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吕凤子先生，而这些，作为长女的吕老师却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吕老师的父亲1910年就在上海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一所美术专科学校——神州美术院，之后又曾在南京、扬州、长沙、北京等地师范学校任教，又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正则艺专校长、国立艺专校长等职，1949年后，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教授、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主任委员、省美协副主席等职，直至1959年在苏州逝世。吕凤子先生的晚年一直有她的长女在身边陪伴。吕老师既有遗传因子的传承，又有从小到大在父亲身边长期的耳濡目染，加上本人的刻苦执着，吕老师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美术家，但是她始终如一地把她的一生奉献给了美术教育事业，给了她的学生。
大师的女儿，一个让人永遠记在心里的美术老师！
责任编辑：曹景峰
初中的美术课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课。吕老师领着我们把课堂搬到西花园里、瑞云峰下、伟绩碑前。入秋，大礼堂东边的仙鹤喷水泉围栏上摆满了盛开的菊花，金黄的，粉红的，淡紫的，墨绿的，缤纷夺目，富丽堂皇；伟绩碑的台阶上也摆满了菊花盆栽，那花瓣儿，四散开的，团成球的，向上伸展的，垂成弯钩的，雍容华贵，高雅素洁。同学们四散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沉醉在每一朵盛开的花前，精心描画菊花。我画夹里铅画纸上一朵绽放的绣球形金菊初步成形，正自叹勾勒的线条清晰逼真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菊花的叶片不是对称地长在花茎的一个点上的，而是一上一下参差地长的。我抬眼一看，是呀，我怎么把两瓣叶片都定在花茎的一个位置上呢？我不好意思地回望了一下吕老师，赶紧修改。
在吕老师的带领下，我还参加了美术兴趣小组，课余时间跟吕老师学画画。我以长达图书馆一角为主要画面，背景是山亭、林木、小道，主景建筑前有瑞云峰假山群一侧的小假山。吕老师将我这幅素描留存，这是老师对学生的肯定，也是学生的欣慰。
1958年大跃进，吕老师带我们到大街上去画壁画。我记得我独立完成的一幅壁画在十全街老房子的一面高墙上，我爬在梯子上，勾线，打轮廓，涂色，写字……这是一首大跃进民歌《社员堆稻上了天》的诗配画：“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画面是高高的堆稻上一位老农悠闲地抽着杆烟，头顶上是朵朵白云和一个大大的红太阳。姑且不说大跃进留下的浮夸风，一个初中生爬在梯子顶上画出这样一幅“大画”（其实是“大话”），也着实让我过了一把瘾。
吕老师还一度兼任我们的音乐老师。记得她教我们唱抗日歌曲，穿过了一个甲子的烟云，她高亢激昂的范唱还是那么清晰地响在我耳畔：“谁愿意当奴隶，谁愿意当牛马……”
初中毕业的时候，受了吕老师的影响，我曾经想报考南京艺术学院附中学画。虽未如愿，但是吕老师的美术课给了我最初的艺术启蒙和伴随我一生的素养。高中时我作为校刊八块大黑板《附中青年》的主编和班级墙报委员，在黑板报的装帧上得心应手，我为自己夹着不同颜色的两支彩色粉笔画出多种装饰线条而得意；工作后，我为一家杂志编辑整期，美工人手不足，就自己动手绘制题图尾饰。更重要的是吕老师教我面向生活，细致观察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我的文学创作。就绘画的基础而言，我当然只是皮毛，只是业余爱好而已。我们班一位叫玲玲的女生，最终成了专业画师，她绘制的花鸟上了台历。我想，几十年的从教，吕老师这样的高足一定不少。而一个从事中等教育的老师，不一定要培养出他从事的学科的专家，但是，好的老师一定会让学生受到熏陶，提高素养，终身得益。
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母校任教，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吕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有时还必须参加学校规定的“政治学习”，我清楚地记得吕老师在一次会议上哭诉“文革”时期受迫害的情景，略显苍老的吕老师声泪俱下，凄惨地诉说，那声音，一如当年给我们范唱：“谁愿意当奴隶，谁愿意当牛马……”
我任教的学科是语文，教学之余写了一篇《报刊病句浅析》的短文，竟然初生牛犊不怕虎，请吕老师推荐给她的亲戚、著名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吕老师为我寄出了稿件。不多时，吕老师约我到她家里，从信封中抽出吕叔湘先生的回信。吕叔湘先生当时作为中科院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兼任学术刊物《中国语文》主编，年轻的我实在不懂，竟然将这样一篇语文教学小文投寄学术刊物。吕老师展开信笺，一字一句地指点着读给我听，吕叔湘先生指点我可以投寄大学学报或者是相关语文刊物。信的署名是三叔，吕叔湘先生是吕老师的堂叔。之后我按照吕叔湘先生的指点，投给了江苏一所大学的学报，很快就被采用了。这是我在语文教学方面发表的第一篇文稿，之后一发不可收，并出版多部编著。每每回忆起我在语文教学研究上的起步，我不会忘记吕老师给我读吕叔湘先生信的情景，那情景一如当年她给我指导画的修改；我也不会忘记一位语文教育大家对于一名年轻语文老师的谆谆教诲！
吕老师在第一堂课给我们展示的这幅画，其作者正是吕老师的老父亲，与齐白石、徐悲鸿齐名的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吕凤子先生，而这些，作为长女的吕老师却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吕老师的父亲1910年就在上海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一所美术专科学校——神州美术院，之后又曾在南京、扬州、长沙、北京等地师范学校任教，又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正则艺专校长、国立艺专校长等职，1949年后，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教授、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主任委员、省美协副主席等职，直至1959年在苏州逝世。吕凤子先生的晚年一直有她的长女在身边陪伴。吕老师既有遗传因子的传承，又有从小到大在父亲身边长期的耳濡目染，加上本人的刻苦执着，吕老师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美术家，但是她始终如一地把她的一生奉献给了美术教育事业，给了她的学生。
大师的女儿，一个让人永遠记在心里的美术老师！
责任编辑：曹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