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由“超高增长”到“次高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的长期拐点，任何逆周期的调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接受现实，顺应经济發展规律，把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在推动整体战略转型和深层次改革上面，才可能避免中国“经济偏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發至今，我国经济历经了两轮比较明显的下行周期：2008年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2010年三季度至今。与上轮相比，本轮经济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發挥作用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都与上轮有非常大的不同。
　　今年以来，在内外需求萎缩、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中国经济面临着金融危机以来第二次增长威胁：“投资、消费、出口”同步回落，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步趋紧。企业利润率、财政收入、工业生产、出口订单、房地产价格等全面下滑。经济增速的加速下滑，考验的是政府对于经济减缓的容忍度。“保增长”目标的优先级再次提升，说明决策层对增长忧虑加大，也在用新一轮的政策刺激极力抵抗经济增长率的下行。
　　然而，稳增长政策力度加大，短周期见底在即，但难改长周期放缓的趋势。
　　首先，来自于全球增长格局的演变。受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等五大因素的影响，外需放缓呈现中长期化。2000-2007年，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约3个百分点，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等制度性红利，未来很可能无法复制。發达国家(G3)2000－2007年间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已经无法持续。金融危机中，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5％。根据历史上發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發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近7个百分点。
　　其次，劳动生产率等供给因素拉动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移。从未来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一直以来，“人口红利”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也就预示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
　　最后，“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發展。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为中国制造业的發展提供了有益条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發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许多资源具有生产的投入要素和消费品的双重属性，环境质量的下降、能源供给和水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使中国面临着长期增长约束。
　　传统模式增长已到极限倒逼中国增长动力“换挡”。从中长期看，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發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發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中国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要素驱动型”模式已到尽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实现重大转换。
　　因此，中国由“超高增长”到“次高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的长期拐点，任何逆周期的调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接受现实，顺应经济發展规律，把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在推动整体战略转型和深层次改革上面，才可能避免中国“经济偏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