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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借鉴Novy（2006）的引力模型方法，测度了2000-2011年间中日两国服务业整体及分行业的贸易成本；根据Browning和Singelmann（1975）的服务业分类，对中日不同类别服务贸易成本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整体呈下降趋势；在选取8个服务行业中，平均贸易成本最高的为金融业和个人文化娱乐业，运输服务平均贸易成本最低；从分类的服务业来看，流通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低，消费性服务业贸易成本居中，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高。
关键词：服务贸易；贸易成本；成本测度；分类比较
中图分类号：F7526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03-27
作者简介：马凌远（1981-），男，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3BJY11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GH-25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13-QN-245。
一、问题提出
贸易成本的重要性早已在国际贸易的经典文献中被验证，甚至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六大主要困惑的共同原因（Obstfeld和Rogoff，2000）。对于贸易成本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贸易成本的构成及贸易成本的测量。一方面，在贸易成本构成的研究中，交通成本普遍被认为是最直接的成本，其他还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交通费用、国内管制成本以及与地理、文化和制度差异相联系的成本。此外，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贸易成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服务贸易中，除了地理、文化和制度差异的影响外，贸易成本大多与管制相关。总的来说，贸易成本问题很大也很复杂。另一方面，贸易成本的测量一直都是个难题。一些研究致力于直接测量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如Kee等（2009）估计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成本（进口配额、补贴、反倾销税），也有部分学者依靠对商业或物流服务提供者的调查来获取国际贸易成本构成的质量或数量指标。然而，这些方法没有对国际贸易成本进行广义的测量，而且将不同的方法和指标结合到一起进行广义的测量是很难实现的。萨缪尔森（1954）年将冰上贸易成本引入了一般均衡模型中，间接地对贸易成本进行了测量。随后贸易成本测量也主要以间接测量为主，且大多数研究者都选用了引力模型，如McCallum（1995） 、Rose （2000）、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然而，Novy（2006）指出，无论是传统的引力模型还是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的具备微观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在间接测量贸易成本过程中都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如传统引力模型对于多边阻力的忽视以及改进引力模型对于贸易成本对称性的假设。实际上，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也承认现有的测量方法不太令人满意，迫切需要方法的改进。Novy（2006）提出了一个改进的且方便易行的引力模型，其不但构建了不对称的贸易成本，还是贸易成本的测量更为全面，包括了所有与使货物到达市场相联系的成本。该方法因其与现实更相符而大受欢迎，被广泛地应用于经验研究。
近几年，测度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文献逐渐增多，且不断深化，但还远不够完善。钱学锋和梁琦（2008）、许德友和梁琦（2010）、方虹等（2010）采用Novy模型分别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但是，目前这些研究大都从宏观层面来度量中国的贸易成本，缺少中观层面尤其是服务业层面的研究，仅有马凌远（2012）测量了中国与G-7各国的服务贸易成本，但其没有涉及对各服务行业贸易成本的度量。
本文采用Novy（2006）模型，测量了中国与日本的整体及分行业的服务贸易成本，更为系统的衡量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选择日本为研究样本，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中国服务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日本目前是中国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三大服务逆差来源国。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2000-2011年期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2004年中日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竟达4539%；其中，中国服务进口增长率5533%，出口增长率3675%，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尽管随后增速有所下降，但大多数年份都超过了世界服务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是基于数据的限制。本文重点度量的是我国分行业的服务贸易成本，基于现有的数据库，中日行业层面的服务贸易数据最为完整，而我国其他国家的行业服务贸易数据大范围缺失，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我国服务业各行业的进出口在中国对外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有所不同，贸易成本也会不同。对中国服务业各行业贸易成本的测度有助于理解中国服务业各行业参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模式，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
二、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测度方法
还需确定公式（3）中的两个参数S和ρ的值。Eventt和Keller （2002）认为，可贸易品占总产出的30%-80%，因此s的取值范围应该在03-08之间。但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不可贸易部分存在差别，服务贸易中不可贸易的部分主要是作为最终产品的劳务，然而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自然人流动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提供方式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服务产出中的可贸易份额可能会更高些。本文也将s值取其上限08，这基本和现实情况相符。此外，总结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替代弹性ρ很可能介于5-10之间（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几乎在所有的贸易成本测度重要研究中，ρ的值都被设定为8，如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及Novy（2006），这也非常接近Broda等（2006）计算的世界主要国家平均替代弹性值68。因此，本文也将ρ值设为8，同时为了更好地考察替代弹性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也给出ρ为5（低弹性）和10（高弹性）的结果。 选择Novy（2006）方法来测度中日服务贸易成本，主要是基于该方法的几个优势。首先，该方法广泛的衡量了一系列的贸易成本，即和在国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成本相对应的跨境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成本。其次，服务贸易相对于货物贸易在数据可得性上存在更多的限制，但该方法对于数据要求是最低的，使得测量服务部门的贸易成本是可行的。最后，Novy的方法依赖于数据整理计算，而不是计量估计。这样避免遭受遗漏变量偏误的困扰，而其对于服务贸易的传统引力模型存在潜在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数据、中国和日本的服务总出口数据均来自United Nations Service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该数据库不仅报告了双边总体服务贸易额，也提供了11个服务行业的国别数据。日本服务业各行业的总产出数据来自于OECD中的STAN数据库，该数据库的统计对象主要为OECD国家，缺少中国服务业各行业的产出数据。中国服务业总体及行业产出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由于STAN数据库中各产业数据是按ISIC30报告的，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的产业数据是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报告》（GB-2002）报告的，两者在行业分类上存在一些差异。文章做了相关处理，将两者统一起来①。另外，两个数据库都没有与旅游业、其他商业服务业和版权及使用费对应的行业分类，数据无法直接获得。中国旅游业的产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日本数据则利用OECD的投入产出数据表核算，具体核算方法参见Miroudot等（2010）。两国的旅游产出可能会因数据来源及核算方法而与实际有些差异，但基本可以反映其旅游业的规模。其他商业服务我们直接使用服务业总产值减去以上的服务业产值之和再减去政府服务产值而得来。由于中日的版权及使用费贸易量也相对较少，因此将其剔除，另遵循WTO有关服务贸易的定义，分析中不含政府服务。最后共有8个行业的样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双边服务贸易数据中将金融业和保险业分别统计，我们将其加重为金融服务贸易，以与产出数据的行业分类相一致。
三、测度结果及分析
（一）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及其变动趋势
表2报告了2000-2001年中日服务业总体及分行业的贸易成本状况。中日整体服务贸易成本大体呈下降趋势，但不是很明显：2011年相对于2000年下降幅度为181%；而从2001年入世后到2006年这段时间，中日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幅度相对更大，为272%；2006年至2009年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与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而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关，次贷危机对日本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对其贸易政策影响比较突出。
从服务分行业的贸易成本来看，平均贸易成本最高的为金融业和个人文化娱乐业，都大于08。金融业对于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可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和稳健性，但开放也可能会伴随着一些安全隐患，稍有不慎可能会使国家整个金融体系丧失主导权，国内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得不到迅速体现，甚至会重现“金融拉美化”。因此我国对于金融服务的开放一直是比较审慎的，这也是我国在次贷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同时这也可能会导致金融业对外贸易成本较高。此外，日本尽管是少数几个承诺在100多个服务贸易领域放宽限制的国家之一，但是其国内限制较多，尤其是银行和保险业，对外国机构数量和业务进行了很强的干预，如日本保险市场上国内业务占了80%-90%。因此对于金融这个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行业，服务贸易成本较高并不难理解。
文化娱乐服务中的新闻、娱乐、影视等服务虽非一国经济命脉，但却涉及意识形态领域。
意识形态对文化服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国由于忌惮意识形态的冲击，而会竖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限制文化服务进口；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本国的文化服务在国外很难得到认可，因此贸易量也会较小。我国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对应的在文化服务等领域的开放广度和深度相对于其他部门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会导致贸易成本较高。
通讯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成本居中，介于07-08之间。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平均贸易成本最低，都小于07。旅游和运输一直是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的传统部门，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低廉让这些行业在对外贸易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被认为是“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排头兵，因此其开放较早，开放的步伐也较快，如中国海运服务市场的开放程度已高于发达国家。此外，从日本角度来看，在交通运输领域，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同时日本的旅游服务业完全对外开放，在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几乎没有限制（何茂春，2007）。综合两方面来看，中日两国在交通、运输领域的限制最少，开放力度最大，因此贸易成本也最低。
从2000-2011年中日服务业各行业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看，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的贸易成本虽然在部分年份有下降的趋势，但2011年现对于2000年的贸易成本有一定程度的上升，金融服务贸易成本虽然也上升了，但变化不明显，基本维持在原来的水平（李中尧等，2013）。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计算机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成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旅游服务贸易成本下降服务最大，达到了416%。
为了获得更清晰的认识，我们按照Browning和Singelmann（1975）将服务业分为四类：生产性服务业、流通型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我们分析的8个行业中，金融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属生产性服务业，运输服务、通讯服务属流通服务业，旅游、个人文化娱乐属消费性服务业。每个服务业类别的贸易成本由其所属行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见图1。由图可看出，2000-2011年，尽管一些服务行业的贸易成本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从服务业类别来看，这种下降趋势不明显，或者可以说总体上中日生产性服务业、流通型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基本维持在原有水平。但从贸易成本的绝对值来看，流通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低，消费性服务业贸易成本居中，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高。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几乎全部来自于生产性服务贸易（余道先、刘海云，2010），可以说生产性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比较劣势的集中体现，而这很可能是生产性服务贸易较高贸易成本的原因。此外，中日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高可能与知识产权有关。目前，中日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转向知识产权领域，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同时又是一个模仿大国，企业在生产中很容易侵犯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双边贸易产生阻碍作用，加大双边贸易成本。生产性服务业中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较多，而该特点使生产性服务可能成为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灾区”，导致该类服务业的双边贸易成本较高。
（二）不同的替代弹性对于测度结果的影响
为了检验不同替代弹性的影响，我们计算了ρ取5和10时的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不同的替代弹性对于服务贸易成本影响较大，如当ρ=5时，中日2011年计算机服务贸易成本相对于2000年下降幅度为181%，而ρ=10时其下降幅度为447%，其他行业的贸易成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但尽管ρ的不同取值对于贸易成本的变化幅度影响很大，但其并没有影响各个行业贸易成本的相对大小，更为重要的是其并没有改变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无论ρ取何值，我们发现2000-2011年中日整体双边贸易成本都下降了，在行业层面，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的都为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计算机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这四个行业，见表3。这表明，本文选取ρ=8而计算的结果，基本可以客观的反映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情况。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Novy（2006）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了中日服务业整体及各行业的贸易成本，得到几点基本结论：（1）从服务业整体来看，2000-2011年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但不是很明显，2011年相对于2000年下降幅度为181%，而从2001年入世后到2006年这段时间，中日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幅度相对更大，为272%，2006年至2009年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与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而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关。（2）从服务业分行业来看，平均贸易成本最高的为金融业和个人文化娱乐业，都大于08；通讯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成本居中，介于07-08之间；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平均贸易成本最低，都小于07。在变动趋势分析中，发现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计算机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成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旅游服务贸易成本下降服务最大，达到了416%。（3）从服务业分类别来看，中日各类服务业的贸易成本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基本维持在原有水平。但从贸易成本的绝对值来看，流通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低，消费性服务业贸易成本居中，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高。
在现有的服务开放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日在服务行业层面的经贸制度化与合作，尤其是在贸易成本最高的金融业和文化服务业。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开放的质量、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总体来说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开放还是比较审慎的，这与我国金融服务国际竞争力不强，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弱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国应该加快金融业的改革，提高金融金融机构各方面的能力，这样才能使我国金融服务进一步开放，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包括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GATS中对于金融业的开放做出了积极的承诺，但是国内对于外来金融服务的市场限制较多，外国金融机构很难真正地进入。那么，加强中日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建立相应的双边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将是中日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由于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问题，所以中国在文化服务的进出口上都举步维艰。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冲击固然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强调了文化服务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忽视了其经济属性。对意识形态的“宽容”既能将先进的文化引进来，又能让自己的文化走出去。另外，日本动漫等文化产业在世界遥遥领先，我国应加强与其交流合作，着重树立中国的文化品牌，提高我国的文化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贸易成本。自入世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知识产权摩擦已经逐渐升级为贸易摩擦的重点。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其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使其与知识产权保护密切相关。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尤其是出台具体的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和条例，才能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贸易获得更好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不但能够更好地将国外先进技术引到生产性服务业中来，促进其发展，还能够使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更加顺畅，避免麻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意义不局限于对贸易的影响，其对于我国农业、制造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加大政府扶植力度，发展贸易成本最低的流通型服务业。既然流通型服务贸易成本最小，就应大力发展流通型服务贸易。一国的产业基础是贸易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促进流通型服务贸易就要大力发展流通型服务业。目前，我国的流通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和提供就业的重要载体，但其发展还是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政策支持力度不够。通过税收优惠、扩大信贷规模、R&D补贴等政府扶植政策，制定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可以使该产业提高其竞争力，增强其向海外延伸的能力。此外，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的开放水平，可以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困难，本文仅研究了中国与日本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随着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统计水平的提高，样本容量能将更多的国家、服务行业包括在内，将有助于更全面完整地分析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情况，并对应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基于行业差异化、国别差异化的贸易及产业政策。 注释：
①具体交通运输（GB 51-57对应ISIC 60-63）、通讯服务（GB 59-60对应ISIC 64）、计算机服务（GB 61对应ISIC 72）、金融服务（GB 68-71对应ISIC 65-6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GB 88-92对应ISIC92）、建筑业（GB767对应ISI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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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贸易；贸易成本；成本测度；分类比较
中图分类号：F7526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03-27
作者简介：马凌远（1981-），男，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3BJY11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GH-25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13-QN-245。
一、问题提出
贸易成本的重要性早已在国际贸易的经典文献中被验证，甚至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六大主要困惑的共同原因（Obstfeld和Rogoff，2000）。对于贸易成本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贸易成本的构成及贸易成本的测量。一方面，在贸易成本构成的研究中，交通成本普遍被认为是最直接的成本，其他还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交通费用、国内管制成本以及与地理、文化和制度差异相联系的成本。此外，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贸易成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服务贸易中，除了地理、文化和制度差异的影响外，贸易成本大多与管制相关。总的来说，贸易成本问题很大也很复杂。另一方面，贸易成本的测量一直都是个难题。一些研究致力于直接测量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如Kee等（2009）估计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成本（进口配额、补贴、反倾销税），也有部分学者依靠对商业或物流服务提供者的调查来获取国际贸易成本构成的质量或数量指标。然而，这些方法没有对国际贸易成本进行广义的测量，而且将不同的方法和指标结合到一起进行广义的测量是很难实现的。萨缪尔森（1954）年将冰上贸易成本引入了一般均衡模型中，间接地对贸易成本进行了测量。随后贸易成本测量也主要以间接测量为主，且大多数研究者都选用了引力模型，如McCallum（1995） 、Rose （2000）、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然而，Novy（2006）指出，无论是传统的引力模型还是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的具备微观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在间接测量贸易成本过程中都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如传统引力模型对于多边阻力的忽视以及改进引力模型对于贸易成本对称性的假设。实际上，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也承认现有的测量方法不太令人满意，迫切需要方法的改进。Novy（2006）提出了一个改进的且方便易行的引力模型，其不但构建了不对称的贸易成本，还是贸易成本的测量更为全面，包括了所有与使货物到达市场相联系的成本。该方法因其与现实更相符而大受欢迎，被广泛地应用于经验研究。
近几年，测度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文献逐渐增多，且不断深化，但还远不够完善。钱学锋和梁琦（2008）、许德友和梁琦（2010）、方虹等（2010）采用Novy模型分别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但是，目前这些研究大都从宏观层面来度量中国的贸易成本，缺少中观层面尤其是服务业层面的研究，仅有马凌远（2012）测量了中国与G-7各国的服务贸易成本，但其没有涉及对各服务行业贸易成本的度量。
本文采用Novy（2006）模型，测量了中国与日本的整体及分行业的服务贸易成本，更为系统的衡量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选择日本为研究样本，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中国服务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日本目前是中国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三大服务逆差来源国。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2000-2011年期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2004年中日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竟达4539%；其中，中国服务进口增长率5533%，出口增长率3675%，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尽管随后增速有所下降，但大多数年份都超过了世界服务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是基于数据的限制。本文重点度量的是我国分行业的服务贸易成本，基于现有的数据库，中日行业层面的服务贸易数据最为完整，而我国其他国家的行业服务贸易数据大范围缺失，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我国服务业各行业的进出口在中国对外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有所不同，贸易成本也会不同。对中国服务业各行业贸易成本的测度有助于理解中国服务业各行业参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模式，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
二、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测度方法
还需确定公式（3）中的两个参数S和ρ的值。Eventt和Keller （2002）认为，可贸易品占总产出的30%-80%，因此s的取值范围应该在03-08之间。但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不可贸易部分存在差别，服务贸易中不可贸易的部分主要是作为最终产品的劳务，然而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自然人流动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提供方式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服务产出中的可贸易份额可能会更高些。本文也将s值取其上限08，这基本和现实情况相符。此外，总结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替代弹性ρ很可能介于5-10之间（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几乎在所有的贸易成本测度重要研究中，ρ的值都被设定为8，如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及Novy（2006），这也非常接近Broda等（2006）计算的世界主要国家平均替代弹性值68。因此，本文也将ρ值设为8，同时为了更好地考察替代弹性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也给出ρ为5（低弹性）和10（高弹性）的结果。 选择Novy（2006）方法来测度中日服务贸易成本，主要是基于该方法的几个优势。首先，该方法广泛的衡量了一系列的贸易成本，即和在国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成本相对应的跨境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成本。其次，服务贸易相对于货物贸易在数据可得性上存在更多的限制，但该方法对于数据要求是最低的，使得测量服务部门的贸易成本是可行的。最后，Novy的方法依赖于数据整理计算，而不是计量估计。这样避免遭受遗漏变量偏误的困扰，而其对于服务贸易的传统引力模型存在潜在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数据、中国和日本的服务总出口数据均来自United Nations Service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该数据库不仅报告了双边总体服务贸易额，也提供了11个服务行业的国别数据。日本服务业各行业的总产出数据来自于OECD中的STAN数据库，该数据库的统计对象主要为OECD国家，缺少中国服务业各行业的产出数据。中国服务业总体及行业产出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由于STAN数据库中各产业数据是按ISIC30报告的，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的产业数据是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报告》（GB-2002）报告的，两者在行业分类上存在一些差异。文章做了相关处理，将两者统一起来①。另外，两个数据库都没有与旅游业、其他商业服务业和版权及使用费对应的行业分类，数据无法直接获得。中国旅游业的产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日本数据则利用OECD的投入产出数据表核算，具体核算方法参见Miroudot等（2010）。两国的旅游产出可能会因数据来源及核算方法而与实际有些差异，但基本可以反映其旅游业的规模。其他商业服务我们直接使用服务业总产值减去以上的服务业产值之和再减去政府服务产值而得来。由于中日的版权及使用费贸易量也相对较少，因此将其剔除，另遵循WTO有关服务贸易的定义，分析中不含政府服务。最后共有8个行业的样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双边服务贸易数据中将金融业和保险业分别统计，我们将其加重为金融服务贸易，以与产出数据的行业分类相一致。
三、测度结果及分析
（一）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及其变动趋势
表2报告了2000-2001年中日服务业总体及分行业的贸易成本状况。中日整体服务贸易成本大体呈下降趋势，但不是很明显：2011年相对于2000年下降幅度为181%；而从2001年入世后到2006年这段时间，中日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幅度相对更大，为272%；2006年至2009年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与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而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关，次贷危机对日本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对其贸易政策影响比较突出。
从服务分行业的贸易成本来看，平均贸易成本最高的为金融业和个人文化娱乐业，都大于08。金融业对于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可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和稳健性，但开放也可能会伴随着一些安全隐患，稍有不慎可能会使国家整个金融体系丧失主导权，国内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得不到迅速体现，甚至会重现“金融拉美化”。因此我国对于金融服务的开放一直是比较审慎的，这也是我国在次贷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同时这也可能会导致金融业对外贸易成本较高。此外，日本尽管是少数几个承诺在100多个服务贸易领域放宽限制的国家之一，但是其国内限制较多，尤其是银行和保险业，对外国机构数量和业务进行了很强的干预，如日本保险市场上国内业务占了80%-90%。因此对于金融这个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行业，服务贸易成本较高并不难理解。
文化娱乐服务中的新闻、娱乐、影视等服务虽非一国经济命脉，但却涉及意识形态领域。
意识形态对文化服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国由于忌惮意识形态的冲击，而会竖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限制文化服务进口；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本国的文化服务在国外很难得到认可，因此贸易量也会较小。我国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对应的在文化服务等领域的开放广度和深度相对于其他部门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会导致贸易成本较高。
通讯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成本居中，介于07-08之间。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平均贸易成本最低，都小于07。旅游和运输一直是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的传统部门，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低廉让这些行业在对外贸易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被认为是“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排头兵，因此其开放较早，开放的步伐也较快，如中国海运服务市场的开放程度已高于发达国家。此外，从日本角度来看，在交通运输领域，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同时日本的旅游服务业完全对外开放，在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几乎没有限制（何茂春，2007）。综合两方面来看，中日两国在交通、运输领域的限制最少，开放力度最大，因此贸易成本也最低。
从2000-2011年中日服务业各行业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看，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的贸易成本虽然在部分年份有下降的趋势，但2011年现对于2000年的贸易成本有一定程度的上升，金融服务贸易成本虽然也上升了，但变化不明显，基本维持在原来的水平（李中尧等，2013）。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计算机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成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旅游服务贸易成本下降服务最大，达到了416%。
为了获得更清晰的认识，我们按照Browning和Singelmann（1975）将服务业分为四类：生产性服务业、流通型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我们分析的8个行业中，金融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属生产性服务业，运输服务、通讯服务属流通服务业，旅游、个人文化娱乐属消费性服务业。每个服务业类别的贸易成本由其所属行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见图1。由图可看出，2000-2011年，尽管一些服务行业的贸易成本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从服务业类别来看，这种下降趋势不明显，或者可以说总体上中日生产性服务业、流通型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基本维持在原有水平。但从贸易成本的绝对值来看，流通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低，消费性服务业贸易成本居中，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高。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几乎全部来自于生产性服务贸易（余道先、刘海云，2010），可以说生产性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比较劣势的集中体现，而这很可能是生产性服务贸易较高贸易成本的原因。此外，中日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高可能与知识产权有关。目前，中日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转向知识产权领域，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同时又是一个模仿大国，企业在生产中很容易侵犯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双边贸易产生阻碍作用，加大双边贸易成本。生产性服务业中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较多，而该特点使生产性服务可能成为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灾区”，导致该类服务业的双边贸易成本较高。
（二）不同的替代弹性对于测度结果的影响
为了检验不同替代弹性的影响，我们计算了ρ取5和10时的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不同的替代弹性对于服务贸易成本影响较大，如当ρ=5时，中日2011年计算机服务贸易成本相对于2000年下降幅度为181%，而ρ=10时其下降幅度为447%，其他行业的贸易成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但尽管ρ的不同取值对于贸易成本的变化幅度影响很大，但其并没有影响各个行业贸易成本的相对大小，更为重要的是其并没有改变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无论ρ取何值，我们发现2000-2011年中日整体双边贸易成本都下降了，在行业层面，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的都为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计算机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这四个行业，见表3。这表明，本文选取ρ=8而计算的结果，基本可以客观的反映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情况。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Novy（2006）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了中日服务业整体及各行业的贸易成本，得到几点基本结论：（1）从服务业整体来看，2000-2011年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但不是很明显，2011年相对于2000年下降幅度为181%，而从2001年入世后到2006年这段时间，中日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幅度相对更大，为272%，2006年至2009年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与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而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关。（2）从服务业分行业来看，平均贸易成本最高的为金融业和个人文化娱乐业，都大于08；通讯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成本居中，介于07-08之间；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平均贸易成本最低，都小于07。在变动趋势分析中，发现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计算机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成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旅游服务贸易成本下降服务最大，达到了416%。（3）从服务业分类别来看，中日各类服务业的贸易成本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基本维持在原有水平。但从贸易成本的绝对值来看，流通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低，消费性服务业贸易成本居中，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高。
在现有的服务开放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日在服务行业层面的经贸制度化与合作，尤其是在贸易成本最高的金融业和文化服务业。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开放的质量、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总体来说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开放还是比较审慎的，这与我国金融服务国际竞争力不强，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弱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国应该加快金融业的改革，提高金融金融机构各方面的能力，这样才能使我国金融服务进一步开放，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包括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GATS中对于金融业的开放做出了积极的承诺，但是国内对于外来金融服务的市场限制较多，外国金融机构很难真正地进入。那么，加强中日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建立相应的双边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将是中日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由于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问题，所以中国在文化服务的进出口上都举步维艰。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冲击固然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强调了文化服务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忽视了其经济属性。对意识形态的“宽容”既能将先进的文化引进来，又能让自己的文化走出去。另外，日本动漫等文化产业在世界遥遥领先，我国应加强与其交流合作，着重树立中国的文化品牌，提高我国的文化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贸易成本。自入世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知识产权摩擦已经逐渐升级为贸易摩擦的重点。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其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使其与知识产权保护密切相关。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尤其是出台具体的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和条例，才能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贸易获得更好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不但能够更好地将国外先进技术引到生产性服务业中来，促进其发展，还能够使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更加顺畅，避免麻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意义不局限于对贸易的影响，其对于我国农业、制造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加大政府扶植力度，发展贸易成本最低的流通型服务业。既然流通型服务贸易成本最小，就应大力发展流通型服务贸易。一国的产业基础是贸易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促进流通型服务贸易就要大力发展流通型服务业。目前，我国的流通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和提供就业的重要载体，但其发展还是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政策支持力度不够。通过税收优惠、扩大信贷规模、R&D补贴等政府扶植政策，制定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可以使该产业提高其竞争力，增强其向海外延伸的能力。此外，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的开放水平，可以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困难，本文仅研究了中国与日本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随着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统计水平的提高，样本容量能将更多的国家、服务行业包括在内，将有助于更全面完整地分析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情况，并对应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基于行业差异化、国别差异化的贸易及产业政策。 注释：
①具体交通运输（GB 51-57对应ISIC 60-63）、通讯服务（GB 59-60对应ISIC 64）、计算机服务（GB 61对应ISIC 72）、金融服务（GB 68-71对应ISIC 65-6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GB 88-92对应ISIC92）、建筑业（GB767对应ISI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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