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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王成军教授，著名传记文学专家。麾下有研究生名王思雨者，做韩石山传记作品研究，为完成硕士论文，日前做一访谈，提出十问，逐一答之。
一问：我注意到您与您所书写的传主之间，都存在某种相似性，或是经历上的相似，或是思想上的契合，您在选择传主时是否在有意或无意之中，选择了在某些方面与自己相像的人？在选择传主时，常会考虑哪些因素？
答：谢谢思雨同学的采访，虽是书面的形式，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一切都落在光光的屏上（您的问题），和白白的纸上（我的回答是手寫），仍能感到声气的相通，面对面的亲切。我平日住北京，这次是回太原和女儿一家一起过年，因疫情未解除，多住些时日，还未回京。您的这些个问题，有的是很尖锐的，用兵法上的话说，可谓“直捣黄龙，扫穴犁庭”。我不回答，或是避重就轻，对不起您的单纯和真诚，若全盘托出，又怕您起了误解，以为我是故作高深，自恋过甚。所以有此顾虑，缘自前两天的一次饭局上的尴尬。几杯酒下肚，我的浅薄轻狂的毛病又犯了，说起“文革”中住学习班，险些被打成反革命，“揭批清”中住学习班反复审查，“清除精神污染”叫抓了全省的典型，滔滔不绝，大有关云长诉说“过五关斩六将”的气势。话音刚落，对面一个也还俏丽的中年妇女问我，韩老师，你这么能说会道，他们抓你整你，你说上一通还不把他们驳个哑口无言。我说我最易被人拿捏住的是家庭成分为富农。此女说，她知道，国家的政策是“看成分，不唯成分论”，我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尴尬地一笑了事。总之，有些事，不是亲历者，是说不清楚的。您如此认真地看了我的作品，又经过思考，提出这么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少讲道理，多说些具体的事情，或许能达成心扉的敞开，心灵的沟通。
迄今为止，七十多岁了，我写过的传记，长篇的三种，《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张颔传》，中篇的两种，《李广华传》《林鹏先生》。三种长篇的，都在四十万字以上，两种中篇的，都在三万多字。很感谢您注意到了我的中篇传记。在第十问里，说到我对传记文学的贡献时，提到将《史记》的纪传体和索引写法用于现代传记的写作，可见您是看了《李广华传》的。此传与《林鹏先生》都收在我的《我比前贤路已宽》一书中，您读过此传，当也读过《林鹏先生》。《林鹏先生》 实则是一个“林鹏传”，写法也有别致处。再就是，《林鹏先生》篇幅不大，最能见出我的叙事语言的风格，风趣机警，通脱跳踉。这两个中篇传记，说过撂过，再说传记写作，还是特指三部长篇传记作品。
三部长篇传记，从选择的范围上说，《李健吾传》是“海选”出来的，意思是没人提示，我自个定下的。《徐志摩传》是“三选一”选出来的，相当于有候选人的选举。《张颔传》较特殊，是我退休后一时无事可做，写个传记，权当休闲，玩出来的。怎么选了李健吾，答下一问时说，这里只说徐志摩怎么个“三选一”。
也是这次回来，山西有家叫“娴院”的传媒机构，安排了一次两人的对谈，一个是我，一个是京城的文化名流丁东先生。对谈中，丁先生说了，他当年帮助他妹妹组稿的事。她妹妹叫丁宁，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负责一套传记丛书的编辑事务。这套丛书叫“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启动甚早，事先选定的传主有二十几个，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差不多都写出来出版了。到最后，要收摊了，还有三个人没有着落。不是找不下人，是先找下的人，一年一年拖着总也不写，其中就有徐志摩。先找的是北大一个搞诗评的教授，丁宁自己找的，她是北大分校的学生，这个教授给他们上过课。没想到，再怎么催都催不动。要收摊了，妹妹没辙了，哥哥出面想办法。其时我正已写出《李健吾传》，丁东早先是山西大学历史系出来的，算是我的学弟吧，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伸个活儿”。说她妹妹在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套传记丛书要收摊了，还有三个人没人写，你写一个怎么样。我问哪三个，说是何其芳、李雪峰和徐志摩，他以为我会选李雪峰或何其芳，没想到我一开口就说了徐志摩。丁东的要求是那边催得急，能否一年就完稿。我说不行，怎么也得两年。有人“伸”下了，他也不再争究，只说抓紧点别叫黄了。事实上，我是用了三年半才交稿的。对谈中，丁东说，我的《徐志摩传》，还有另两部传记，是这套丛书里最好的三本。
选择传主时通常会考虑到的因素，从这个“三选一”上可以看出几分。选什么也许不清楚，不选什么就看得清楚了。李雪峰晚年陷入文艺界的政治漩涡中，何其芳解放后长期担任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对这样的人与事，我都没有兴趣。在写《李健吾传》的过程中，也看了一些徐志摩的材料，我觉得这个人也还风趣可爱，故事多，有可写的，既然可以三选一，就毫不犹豫地选了这个“落后人物”。张颔先生，也是平日接触中，觉得此人聪明风趣，写起来轻松愉快，怕人不知，出书时特意加了个副题——“一个睿智的学者”。
二问：传记家在选择传主的过程中，因为自我对传主进行了深度的体验，所以自己或多或少都会受传主的影响。您多次提及，您的语言风格受到了李建吾通脱跳踉的文笔的影响，不仅如此，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也对您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想知道您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是否也受到了徐志摩“跑野马”式的散文风格的影响？
答：您注意到了我的文章受李建吾的影响，批评观也有李的影子，又问我的文风，是不是也受到了徐志摩“跑野马”的散文风格的影响。我先说一下，我是怎样喜欢上李健吾其人的。
我是晋南人，这是大而化之的说法，若论乡里，该说是运城市临猗县临晋镇韩家场。韩家场在临晋镇东关口上，说我是临晋镇人，也说得过去。我爷爷是个文化人，当过小学校长，解放后是镇上百货商店的门市部主任。小时候就听他说过晋南的文化名人的轶事，最多的是景梅九先生。上大学后，见闻广了，知道与景梅九齐名的还有一个人叫李歧山。再后来，听一位老辈人说过，“李岐山早死而有后”，意思是说景梅九的后人没大出息，不如李岐山的后人。再后来，就知道李岐山后人中最有出息的，乃其次子李健吾先生。1984年到太原，买书多了，买过一套三册的《中国新文学史》，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写的，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翻看之下，发现作者对李建吾特别推重，每一个文学时期，每一个文学门类（除过诗歌），都会说到李建吾且评价甚高。这样我就搜罗李健吾的作品看，除了市面上有的，还想方设法收罗市面上已经没了的。比如《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就是托我文学讲习所同学戈悟觉从宁夏找下的，其时他还在宁夏工作，没有调回他老家温州。也就是说，我是先喜欢上他的作品，后来才萌生了给他写传的想法。而喜欢他的作品，说白了是喜欢他的文笔，尤其是评论文章的文笔，明快、机警、通脱、跳踉，一看就喜欢上了。起初是模仿，后来才自出机杼。比如收入《韩石山文学评论集》（1989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篇文章，叫《明日来寻都是诗——评林斤澜的近作》，写于1988年12月31日。一起首是这样一句：“斤澜先生不媚俗。他有自己的执著，也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人格，也有自己的艺术，——如若人格和艺术可剥离的话。”多生脆，多带劲。且看《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里，李先生评萧军《八月的乡村》一文的开头是怎么写的：“萧军先生不苟且。行文犹如作人，他要的只是本色。”不是看过这样的开头，谁敢一落笔就下这样的断语，劈面而来，让读者无从躲闪，只有乖乖承受，同时惊叹作家“枪法”的厉害。 徐志摩的文风又自不同，说是“跑野马”，明显简单化了，表象化了。说“跑野马”，给人的感觉是叉得开，扯得远，那是形式，不是文字的品质。跟李健吾的文章做个比较吧，李多的是豪气，快人快语，直抵灵府，徐也朝灵府上用力，多的是“促狭”气，不是多么刻毒，却有着戏弄的意味，要的就是轻松俏皮，耐人回味。这与其人的性格有关联。叶公超说志摩，常说别人dull，说的时那副眼睛的闪烁，嘴唇两边的曲线，头部稍微的前倾，最能显出那种灵敏和同情的幽默。這神态，这体姿，就是文字风格的绝妙的写照。笔下文字能看出作者的面部表情，徐志摩是一个，钱钟书是一个，后来的汪曾祺也要算一个。我也曾动过心思，学学徐志摩，学了学，知道不行，可望而不可及也。还是学他的精神，尽量显现自家“村夫子”的本色吧。
三问：从您的传记文学写作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是受了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的影响，请问您的传记写作是否还从其他传记作家那里吸取了写作上的灵感？相比《张居正大传》，同样被称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的《苏东坡传》则羼杂了更多作者林语堂创作的成分在内，您如何评价这两部传记？
答：您这样说，我只有喜欢，这说明我得到的是前辈的真传。又要说到我的看书了。大学五年，其时学制是五年，不是我留过级，有四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出身不好，连大学生都能享受到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也是安排在倒数一两次中去北京的。看似屈辱，较之“文革”初期大串联刚开始，走到重庆又被勒令赶回，已是万幸了。人是闲不住的，闲下来只有看书，好在大学里不难找到自己喜欢看的书。记得看过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让我震惊的不是作者经历的丰富，而是文笔的简练平实，没有冗繁，没有修饰，一个一个的字，一个一个的词，连缀在一起，竟是那么绚丽的景象，那么丰厚的意蕴。说是白描，实在是太皮相了。传记作品，看过意大利作家那本广为人知的《斯巴达克斯传》，词句华丽，人物高大，只是疑惑，那么个蛮荒的年代，怎么会有那么圣洁而热烈的爱情。不久，又拿到美国作家写的一本《斯巴达克斯传》，感觉就真实多了。斯氏是奴隶，格斗前像畜生一样关在低矮的洞窟里，格斗的前夜，为了激发他的勇气，才拉来一个女奴隶让他发泄。只有看了不同的文本，你才知道，不同的文学理念，写出的作品会有多么的不同。也就在这一时期，我读了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我看的是解放前的版本，竖排，人名左侧画着竖线（人名号），书名左侧画着波浪线（书名号）。 让我稀奇的是朱先生的引文，多是张居正的奏章，那么呆板的文字，在他笔下竟也灵动起来。到我写《李健吾传》时，已看到新版的张传了，是后记里说的吧，对话是人物的眼睛。此时方悟出，朱先生的张传，为何能活了起来，原来它在眼睛上下足了功夫。我的李传，细读就会发现，凡是对话，都做了着重式的处理，提了出来，像是小说人物的对话似的。不过，我遵循的原则是，绝不编造一句对话。有时有了上句，编个下句也在情理之中，但我绝不自作多情，代书中人物说话。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看的是台湾一家出版社的本子。八十年代，太原的外文书店就设在五一路新华书店北侧的一个门面里，没有什么正经书，偶尔进去转转，意外的看到了林先生的苏传，就买了下来。看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林先生羼杂了创作的成分在内，只觉得叙事清爽，对苏东坡取一种赞赏的态度，看不出苏东坡内心的悲愤与忧伤，浅了些，也单薄了些。这样的作品，在写法上不会给我太大的影响。
四问：虽然传记的历史性要求传记作者在写作中坚守纪实传真的叙事伦理，但传记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其创作过程中必然有传记作者主体情感的介入，从而使传记携带着传记作者个性的烙印。作为一个批评家，您在文学批评写作中展现出了强烈的主观色彩，那么在转到传记写作这个阵营时，您如何在写作中规避主体情感的介入，尽量保持客观的立场来叙述传主？
答：这一问您是说，我写评论文章都有主观情感的介入，写传记作品如何能恪守“纪实传真的叙事伦理”。这一问，跟前面选择与自己性情相投的传主，还有后面第九问里的传记是史学还是文学的争执，联系起来看，说起来就简单多了。选自己喜欢的传主，笔下就带了感情，是史学，就要恪守史学的原则，是文学又要有文学的特质。这里存在要两个深层的症结，一是有感情，就一定会失实吗，二是史学就不具备文学的品质吗。多年前我也在这上头纠结过，经过反复的思考，证实又证伪，终于明白过来，这是个伪命题，明白了什么是文学，其他问题也就不言自明。我将自己的这一看法，写在《徐志摩传》初版（200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序里。原话长了点，还是引用了好：
习文三十多年，你看透了文学，世上有没有这个东西，先就值得怀疑。是作家写的，就是文学，还是叫成文学，比如叫成小说就是文学？若是前者，得世上没有冒牌作家这种货色;若是后者，形式就那么尊贵？比点石成金还容易，连点都不用，只要放在文学的筐子里（比如小说）就是文学了。
它应当是一种光芒，一种境界。正如美感，正如哲理，你能说你写了一篇美感，还是说你写了一篇哲理？文学是文字的一种属性。好的文字，具备了这种属性，才能叫做文学和文学作品。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串一串的字，一页一页印了字的纸。
一句话说白了，文学是文字（语言）的一种品质。
文中我说，没有这种品质的作品，只是一串一串的字，一页一页印了字的纸。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可说是个今典。中华书局的总编辑，三十年很长时期是舒新城先生，此公办事果断，不徇私情，画家刘海粟自恃与舒交情不薄，写信推荐某个诗人的诗稿，舒翻看一下，根本看不上，遂在刘信上批了一句话：“不是诗，不是文，只是一串字。”
这样一说，您就知道纪实传真和调盐加醋之间的取舍好恶了。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妨碍我对文学的追求与尊重，只能说，是一种更高的追求，更大的尊重。
五问：在阅读《徐志摩传》的过程中，我对其中您解释徐志摩写作《再别康桥》时的心境一段印象非常深刻，“读此诗而读不出其中的忧伤与苦涩，只能说对诗人和他的这首名作还是不太理解……知道诗人此番出游的悲苦，读此诗而不鼻酸欲泪者不能算是真爱徐志摩其人，不管你是白发老翁，还是翩翩少年。”在那个瞬间，你跨越了时空，贴近了徐志摩的灵魂。在叙述徐志摩时，您遵循感情的线索，在叙述李建吾时，你又把握住了性格悲剧这一关键词，包括张颔老先生在内，他们在精神上给了你怎样的指引？ 答：您注意到了《徐志摩传》中，我对《再别康桥》发的一通感慨，我很高兴，您读书细，有眼力。至于说到，因为写了这么三部传记，就要探究一下，他们在精神上给了我怎样的指引，这话是俗了点，可我认为这只是您的一种通俗化的表达，未必就是您思想上的浅薄，若改成问对我的人生有没有影响，意象就显豁了。
先不说张颔先生，只说李健吾和徐志摩。写这两个人物，我都是先编年谱，搜集资料，排比材料，同时写些零碎文章，一则消化材料，一则收回投资。这样，我的阅读范围就要大得多，思考的问题，也要广博得多。跟徐志摩一样，李健吾也是留学欧美归来的文化人，其师友圈子，大致是说来，在右翼的一边，也不排除有郑振铎这样的左翼的朋友。他个人，跟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阵线，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至少不是多么的亲热。应当说，从中学时期起，通过语文课文的学习，我就知道，鲁迅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说的是林语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的是梁实秋。按说应该对这些右翼文化人心怀警惕甚至厌恶才是，不知为什么，读着读着，我的感情渐渐的倾向了右翼的文化人士，觉得他们才是其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总说“知书达礼”，“读书明理”，怎么那些毕业于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又赴欧美名校留学归来的人，一个一个都是资产阶级文人，拖着历史向后退。而那些失学青年，参与了革命活动，就成了文化运动的健将，在文学史上占据崇高的位置，这究竟是文学的真实的业绩，还是打下天下后的论功行赏？我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但禁不住要探寻历史的真实。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没放弃了自己在这上头的追求。去年写成的《非才子的徐志摩》，是一部新的徐志摩传，同时也是我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书中我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次新的探索。再说一下，我一直认为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政治上的正确不等于艺术上的成功，文学史和革命文学史，应该是两个不同的评价系统，万万不可混为一谈。我这么说，一点也没有否认革命文学功绩的意思。
六问：读您的散文和自传的过程中，我观察到您的性格中，常常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特质，比如隐藏在自轻自贱下的高傲心性，比如有时尖锐犀利，有时温和近人，是什么样的经历？使您具备这样矛盾的性格特征？
答：您注意到了我在散文和自传中，表现出的性格上的矛盾，归结为“自轻自贱下的高傲心性”，可说是独具慧眼，鞭辟入里。前面我已说了，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岁月里的遭际。过去的事了，不想多说。有一件事，不妨说一说。就是高中，那时已开始注重一个人的“阶级出身”了，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多半会另眼相看，一有什么大的政治運动，比如学雷锋运动，出身好的同学大谈“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是检查自己的思想，受了什么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怎样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实际上我是1953年才上小学的，哪有什么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再说，我的祖父是公职人员，我的父亲是山东德州司法单位的管理干部，我小时候在德州上学，1959年春天才回到临晋老家。可时势如此，你必须装模作样，沉痛自责才能得到同学和老师的赞赏。平日灰头土脸，只能努力学习，才有扬眉吐气的感觉。那些年，我最喜欢的是考试，一考试，水落石出，就显出了在学业上的优秀。后来上了大学，再后来参加工作，都是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心态。那个年代，我心里打的主意一直是，别给我机会，给了我机会就由不得你们了。这是心里想的，但在平素，必须做出低眉顺眼的卑贱相，人家才会说你对自己的出身有深刻的认识，也才会免去许多不必要的嫉恨与纠葛。
这样的自全之策，待到我稍有文名，写起批评文章来，就成了对付强势论敌的利器。我就是个乡村中学的语文教师，我就是一个没有根基的“老五届”大学生，我把自己压得低低的，还把你捧得高高的，殊不知你的高，下面只是几块土坷垃，待我将你的乖讹的事情一一指陈出来，等于是猛踹一脚，土坷垃立即粉碎，你也就从高处摔了下来跌个鼻青脸肿。我倒不认为我这是一种狡诈，事实上，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谦虚和轻贱，没有什么质的不同。2017年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小说家散文”丛书，要收我一个散文集子，编好起名字时，我用了其中一篇散文的名字做书名，就叫《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卑劣不卑劣，既是个人的认识，也是与时势相对应的，我觉得这样表现自己，也怪有意思的。在这上头，不存在什么丢人不丢人的问题。
七问：在其他的文学门类，如小说、文学批评领域内，您也有着许多优秀作品，这些其他领域的创作是否对您的传记写作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答：你问我在其他文学门类里的写作，对我的传记写作有什么影响，只能说你思维的缜密，虑事的周全。我若顺应着说，该说是散文让我叙事清晰，小说让我文思飞扬，评论让我深中肯綮，总之是别的文体上的努力，最终都成全了我在传记写作上的圆融与完美。我很想这么说，但可惜不全是这样。不全是这样，就不能说成全是这样。公允也实在的说法该是，这全是当行本色。
从上初中时起，我就迷上了写文章，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就给山西省的文学刊物《火花》投过稿。一切文学体裁，诗歌除外，我都是当做文章来写的。说白了，就是各种体裁的作文，写出新意，让人夸赞。在这上头，看书多，见识广，帮了我的大忙。比如写散文，我追求的是文句的典雅和酣畅，事件的真实与脱俗，至于意境不意境，且不必管他。写文学评论，前面说了是学李健吾的路数，当今之计，则是指名道姓，不徇私情。事实上也无私情可循，我只批评那些值得交手的对手，对身边的朋友，犯不着动这个心思，费这份精神。苏秦当年给秦王定的方略是“远交近攻”，我写批评文章，从来是反其道而行之，近交远攻。我相信，我攻击的对手再厉害，断不会率一标人马杀进娘子关来取韩某的首级。
八问：据了解，您的历史小说《边将》，原来打算写作为《麻贵将军传》的，后来因为在博客上受到了麻家后人的批评而改写为历史小说。想必在两种文体的写作实践中，您对两种文体的区别产生深刻的体会，可否就此谈一下？ 答：《边将》这个长篇小说，当初确实是拿了钱，领受了任务，要写一本《麻贵将军传》的。都写成了，我太烧包，在博客上挂了几章，原本是想让朋友们看看，我如何的平地起楼台，在材料甚少的情况下，写出这么一部厚实又新颖的人物传记来。不料麻家的后人看了，很不满意，说我侮辱了他们的先人，要如何如何。我一听就知道全是我的不对，连忙认错，赔情道歉，同时将打印稿寄到县上，表示我费时多年完成任务，至于如何删改，如何出版，就不是我的事儿了。可这个故事的框架是我想下的，既然不能用于传记，何不用它写一部历史小说。这样我这几年明代边防史上下的功夫，也就不能叫白搭。于是便重新设计人物，重新设计情节（故事结构不变），费了两年的时间，写成了历史小说《边将》。等于是无意间，让我又回归了小说的写作，而且是，二十年不出手，一出手就是篇帙浩大的长篇历史小说。起初对麻家的后人还有点怨气，觉得不识相，是误会了自己也冤枉了自己，现在不这么想了。人生就是这样，世事难料，瞬息生变，他人维护了祖上的光荣，韩某回归了旧业，重现了辉煌，像这样各得其便，两全其美的事，不是积德行善宽以待人是等不来的。
九问：学术界对传记属性的认识，经历了将传记归入历史的类别，到将传记视做文学的分支的一个变化。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叙写真实人物生命旅程的文学样式，它介于文史之间，扎根史苑，都欲在文苑开出自己的花朵。可以说传记文学是带着镣铐跳舞，这个镣铐，就是历史真实性的要求。你多次提及，自己的传记写作是按照历史著作的路数来写的。这样的要求使您的传记具备了历史真实和学术的严谨，按这样的写作追求是否也展示了您对传记的文学性的轻视？请问您怎样看待传记文学真实性的要求的属性问题？
答：对传记的认识，是史学的类别，还是文学的分支，在前面第五问的答辞中，我已说过了。重复一下该是，传记肯定是史学的门类，但一点也不妨碍它闪现文学的光辉，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各有各的属性，各有各的品质，谁也不妨碍谁，合则两全其美，分则两败俱伤。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不必再节外生枝呶呶不休了。
十问：我认为您对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您在传记写作上的创新，一方面您借鉴史书的写法，将史书的纪传体和索引写法用于现代传记的写作，另一方面，您探索创新，开创了访谈体传记的写法，还尝试了图传和博客（即“网络日记”）的写作。听闻您最近正在写《徐永昌将军传》，这部傳记在写法上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吗？可否透露一二。
答：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您说我对新时期传记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传记写作上的创新。我不是一个多么谦虚的人，您的用语也不是多么的夸诞，我还是觉得受之有愧而又略嫌不足。有愧的是，传记写作并非我此生用力最勤的一个门类，而您给我这么高的评骘，让我如何面对前贤和同侪？略略不足的是，我在其他写作门类，同样用力甚勤，也颇有斩获，何以厚此而薄彼。
这就是要说到我对写作的态度。大学出来，我在吕梁山里一个蕞尔小县，待了十五个年头（1970 —1984），光教书辗转村镇，就有十年之久。婚后老婆孩子在老家农村，就我一个人在数百里外打拼。我最大的心志是将家人拽出乡村，一家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出身不好，告贷无门，唯一可凭恃的就是手中的笔，桌上的纸。写稿投稿，投稿写稿，除了教书上课，十年之间，无日无夜，我能做的就是这两件事。我要把自己“写”出去，要把我一家人“投”出去。前面说过，我的誓言是“别给我机会”云云，那只是半句话，说全了，该是“别给我机会，给了就由不得你，我会做得跟人不一样”。这里的人字前，是不是掉了个“别”字？没掉，我们家乡有这个说法，暗含的意思是“鬼斧神工”。这是愤懑之言，不必当真，若用平和而雅驯的话说，该是以我的训练，若有发表文章的机会，我要写起来，必定要覃思竭虑，自出机杼，让人拍案称奇，刮目相看。我没有想到，“四人帮”垮得那么快，文学的春天来得那么早，几乎是三拳两脚，几个腾挪就跃上了中国的文坛，——参加1980年中国作协办的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倒推是鲁迅文学院第一期，算是一个不怎么显著的标志吧。
这样您就知道我在传记写作上的花样翻新，该是其源有自的了。文章太小，不说了，写书，最难的是体例上的创新，这上头出一点点的新，常会事半功倍，异彩大呈。覃思竭虑自出机杼的功夫，要先下在这里。覃思竭虑是过程，是前奏，自出机杼是结果，是曲终奏雅。这道理，古人早就明白。《魏书·祖莹传》有言：“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于此可知，能否自出机杼，关系着作者的风骨品格，岂可等闲视之。我这里引了《魏书》上的话，千万别以为韩某人是历史系出来的，果然饱读史书，记性又好，顺手就引了出来。全不是这么回事，是我怕“自出机杼”一词用错了，在手机上百度了一下，解释如我所思，还给了个例句即《魏书》语。此语道出自出机杼与一家风骨的关系，便抄了下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是不说透，让人以为我饱读史书好呢，还是挑明了让人说我坦率好呢？这就有个两利相权、孰轻孰重的问题，很明显，我选择了也还坦率这一头。道理不尽此，还有一层，可让这儿的文章风趣些，有心人会想到，韩某人是说开了他才知道，不知多少学者在这些地方蒙了读者。前面你提到徐志摩的“跑野马”风格，我说了，不能光理解为“叉开”，他的内在的东西是能跑到别人跑不到的地方，又能驭了回来。这才是“跑野马”的真谛。
对不起，《徐永昌将军传》的情况较为复杂，不便透露。
2021年3月23日于潺湲室
一问：我注意到您与您所书写的传主之间，都存在某种相似性，或是经历上的相似，或是思想上的契合，您在选择传主时是否在有意或无意之中，选择了在某些方面与自己相像的人？在选择传主时，常会考虑哪些因素？
答：谢谢思雨同学的采访，虽是书面的形式，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一切都落在光光的屏上（您的问题），和白白的纸上（我的回答是手寫），仍能感到声气的相通，面对面的亲切。我平日住北京，这次是回太原和女儿一家一起过年，因疫情未解除，多住些时日，还未回京。您的这些个问题，有的是很尖锐的，用兵法上的话说，可谓“直捣黄龙，扫穴犁庭”。我不回答，或是避重就轻，对不起您的单纯和真诚，若全盘托出，又怕您起了误解，以为我是故作高深，自恋过甚。所以有此顾虑，缘自前两天的一次饭局上的尴尬。几杯酒下肚，我的浅薄轻狂的毛病又犯了，说起“文革”中住学习班，险些被打成反革命，“揭批清”中住学习班反复审查，“清除精神污染”叫抓了全省的典型，滔滔不绝，大有关云长诉说“过五关斩六将”的气势。话音刚落，对面一个也还俏丽的中年妇女问我，韩老师，你这么能说会道，他们抓你整你，你说上一通还不把他们驳个哑口无言。我说我最易被人拿捏住的是家庭成分为富农。此女说，她知道，国家的政策是“看成分，不唯成分论”，我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尴尬地一笑了事。总之，有些事，不是亲历者，是说不清楚的。您如此认真地看了我的作品，又经过思考，提出这么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少讲道理，多说些具体的事情，或许能达成心扉的敞开，心灵的沟通。
迄今为止，七十多岁了，我写过的传记，长篇的三种，《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张颔传》，中篇的两种，《李广华传》《林鹏先生》。三种长篇的，都在四十万字以上，两种中篇的，都在三万多字。很感谢您注意到了我的中篇传记。在第十问里，说到我对传记文学的贡献时，提到将《史记》的纪传体和索引写法用于现代传记的写作，可见您是看了《李广华传》的。此传与《林鹏先生》都收在我的《我比前贤路已宽》一书中，您读过此传，当也读过《林鹏先生》。《林鹏先生》 实则是一个“林鹏传”，写法也有别致处。再就是，《林鹏先生》篇幅不大，最能见出我的叙事语言的风格，风趣机警，通脱跳踉。这两个中篇传记，说过撂过，再说传记写作，还是特指三部长篇传记作品。
三部长篇传记，从选择的范围上说，《李健吾传》是“海选”出来的，意思是没人提示，我自个定下的。《徐志摩传》是“三选一”选出来的，相当于有候选人的选举。《张颔传》较特殊，是我退休后一时无事可做，写个传记，权当休闲，玩出来的。怎么选了李健吾，答下一问时说，这里只说徐志摩怎么个“三选一”。
也是这次回来，山西有家叫“娴院”的传媒机构，安排了一次两人的对谈，一个是我，一个是京城的文化名流丁东先生。对谈中，丁先生说了，他当年帮助他妹妹组稿的事。她妹妹叫丁宁，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负责一套传记丛书的编辑事务。这套丛书叫“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启动甚早，事先选定的传主有二十几个，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差不多都写出来出版了。到最后，要收摊了，还有三个人没有着落。不是找不下人，是先找下的人，一年一年拖着总也不写，其中就有徐志摩。先找的是北大一个搞诗评的教授，丁宁自己找的，她是北大分校的学生，这个教授给他们上过课。没想到，再怎么催都催不动。要收摊了，妹妹没辙了，哥哥出面想办法。其时我正已写出《李健吾传》，丁东早先是山西大学历史系出来的，算是我的学弟吧，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伸个活儿”。说她妹妹在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套传记丛书要收摊了，还有三个人没人写，你写一个怎么样。我问哪三个，说是何其芳、李雪峰和徐志摩，他以为我会选李雪峰或何其芳，没想到我一开口就说了徐志摩。丁东的要求是那边催得急，能否一年就完稿。我说不行，怎么也得两年。有人“伸”下了，他也不再争究，只说抓紧点别叫黄了。事实上，我是用了三年半才交稿的。对谈中，丁东说，我的《徐志摩传》，还有另两部传记，是这套丛书里最好的三本。
选择传主时通常会考虑到的因素，从这个“三选一”上可以看出几分。选什么也许不清楚，不选什么就看得清楚了。李雪峰晚年陷入文艺界的政治漩涡中，何其芳解放后长期担任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对这样的人与事，我都没有兴趣。在写《李健吾传》的过程中，也看了一些徐志摩的材料，我觉得这个人也还风趣可爱，故事多，有可写的，既然可以三选一，就毫不犹豫地选了这个“落后人物”。张颔先生，也是平日接触中，觉得此人聪明风趣，写起来轻松愉快，怕人不知，出书时特意加了个副题——“一个睿智的学者”。
二问：传记家在选择传主的过程中，因为自我对传主进行了深度的体验，所以自己或多或少都会受传主的影响。您多次提及，您的语言风格受到了李建吾通脱跳踉的文笔的影响，不仅如此，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也对您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想知道您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是否也受到了徐志摩“跑野马”式的散文风格的影响？
答：您注意到了我的文章受李建吾的影响，批评观也有李的影子，又问我的文风，是不是也受到了徐志摩“跑野马”的散文风格的影响。我先说一下，我是怎样喜欢上李健吾其人的。
我是晋南人，这是大而化之的说法，若论乡里，该说是运城市临猗县临晋镇韩家场。韩家场在临晋镇东关口上，说我是临晋镇人，也说得过去。我爷爷是个文化人，当过小学校长，解放后是镇上百货商店的门市部主任。小时候就听他说过晋南的文化名人的轶事，最多的是景梅九先生。上大学后，见闻广了，知道与景梅九齐名的还有一个人叫李歧山。再后来，听一位老辈人说过，“李岐山早死而有后”，意思是说景梅九的后人没大出息，不如李岐山的后人。再后来，就知道李岐山后人中最有出息的，乃其次子李健吾先生。1984年到太原，买书多了，买过一套三册的《中国新文学史》，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写的，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翻看之下，发现作者对李建吾特别推重，每一个文学时期，每一个文学门类（除过诗歌），都会说到李建吾且评价甚高。这样我就搜罗李健吾的作品看，除了市面上有的，还想方设法收罗市面上已经没了的。比如《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就是托我文学讲习所同学戈悟觉从宁夏找下的，其时他还在宁夏工作，没有调回他老家温州。也就是说，我是先喜欢上他的作品，后来才萌生了给他写传的想法。而喜欢他的作品，说白了是喜欢他的文笔，尤其是评论文章的文笔，明快、机警、通脱、跳踉，一看就喜欢上了。起初是模仿，后来才自出机杼。比如收入《韩石山文学评论集》（1989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篇文章，叫《明日来寻都是诗——评林斤澜的近作》，写于1988年12月31日。一起首是这样一句：“斤澜先生不媚俗。他有自己的执著，也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人格，也有自己的艺术，——如若人格和艺术可剥离的话。”多生脆，多带劲。且看《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里，李先生评萧军《八月的乡村》一文的开头是怎么写的：“萧军先生不苟且。行文犹如作人，他要的只是本色。”不是看过这样的开头，谁敢一落笔就下这样的断语，劈面而来，让读者无从躲闪，只有乖乖承受，同时惊叹作家“枪法”的厉害。 徐志摩的文风又自不同，说是“跑野马”，明显简单化了，表象化了。说“跑野马”，给人的感觉是叉得开，扯得远，那是形式，不是文字的品质。跟李健吾的文章做个比较吧，李多的是豪气，快人快语，直抵灵府，徐也朝灵府上用力，多的是“促狭”气，不是多么刻毒，却有着戏弄的意味，要的就是轻松俏皮，耐人回味。这与其人的性格有关联。叶公超说志摩，常说别人dull，说的时那副眼睛的闪烁，嘴唇两边的曲线，头部稍微的前倾，最能显出那种灵敏和同情的幽默。這神态，这体姿，就是文字风格的绝妙的写照。笔下文字能看出作者的面部表情，徐志摩是一个，钱钟书是一个，后来的汪曾祺也要算一个。我也曾动过心思，学学徐志摩，学了学，知道不行，可望而不可及也。还是学他的精神，尽量显现自家“村夫子”的本色吧。
三问：从您的传记文学写作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是受了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的影响，请问您的传记写作是否还从其他传记作家那里吸取了写作上的灵感？相比《张居正大传》，同样被称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的《苏东坡传》则羼杂了更多作者林语堂创作的成分在内，您如何评价这两部传记？
答：您这样说，我只有喜欢，这说明我得到的是前辈的真传。又要说到我的看书了。大学五年，其时学制是五年，不是我留过级，有四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出身不好，连大学生都能享受到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也是安排在倒数一两次中去北京的。看似屈辱，较之“文革”初期大串联刚开始，走到重庆又被勒令赶回，已是万幸了。人是闲不住的，闲下来只有看书，好在大学里不难找到自己喜欢看的书。记得看过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让我震惊的不是作者经历的丰富，而是文笔的简练平实，没有冗繁，没有修饰，一个一个的字，一个一个的词，连缀在一起，竟是那么绚丽的景象，那么丰厚的意蕴。说是白描，实在是太皮相了。传记作品，看过意大利作家那本广为人知的《斯巴达克斯传》，词句华丽，人物高大，只是疑惑，那么个蛮荒的年代，怎么会有那么圣洁而热烈的爱情。不久，又拿到美国作家写的一本《斯巴达克斯传》，感觉就真实多了。斯氏是奴隶，格斗前像畜生一样关在低矮的洞窟里，格斗的前夜，为了激发他的勇气，才拉来一个女奴隶让他发泄。只有看了不同的文本，你才知道，不同的文学理念，写出的作品会有多么的不同。也就在这一时期，我读了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我看的是解放前的版本，竖排，人名左侧画着竖线（人名号），书名左侧画着波浪线（书名号）。 让我稀奇的是朱先生的引文，多是张居正的奏章，那么呆板的文字，在他笔下竟也灵动起来。到我写《李健吾传》时，已看到新版的张传了，是后记里说的吧，对话是人物的眼睛。此时方悟出，朱先生的张传，为何能活了起来，原来它在眼睛上下足了功夫。我的李传，细读就会发现，凡是对话，都做了着重式的处理，提了出来，像是小说人物的对话似的。不过，我遵循的原则是，绝不编造一句对话。有时有了上句，编个下句也在情理之中，但我绝不自作多情，代书中人物说话。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看的是台湾一家出版社的本子。八十年代，太原的外文书店就设在五一路新华书店北侧的一个门面里，没有什么正经书，偶尔进去转转，意外的看到了林先生的苏传，就买了下来。看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林先生羼杂了创作的成分在内，只觉得叙事清爽，对苏东坡取一种赞赏的态度，看不出苏东坡内心的悲愤与忧伤，浅了些，也单薄了些。这样的作品，在写法上不会给我太大的影响。
四问：虽然传记的历史性要求传记作者在写作中坚守纪实传真的叙事伦理，但传记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其创作过程中必然有传记作者主体情感的介入，从而使传记携带着传记作者个性的烙印。作为一个批评家，您在文学批评写作中展现出了强烈的主观色彩，那么在转到传记写作这个阵营时，您如何在写作中规避主体情感的介入，尽量保持客观的立场来叙述传主？
答：这一问您是说，我写评论文章都有主观情感的介入，写传记作品如何能恪守“纪实传真的叙事伦理”。这一问，跟前面选择与自己性情相投的传主，还有后面第九问里的传记是史学还是文学的争执，联系起来看，说起来就简单多了。选自己喜欢的传主，笔下就带了感情，是史学，就要恪守史学的原则，是文学又要有文学的特质。这里存在要两个深层的症结，一是有感情，就一定会失实吗，二是史学就不具备文学的品质吗。多年前我也在这上头纠结过，经过反复的思考，证实又证伪，终于明白过来，这是个伪命题，明白了什么是文学，其他问题也就不言自明。我将自己的这一看法，写在《徐志摩传》初版（200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序里。原话长了点，还是引用了好：
习文三十多年，你看透了文学，世上有没有这个东西，先就值得怀疑。是作家写的，就是文学，还是叫成文学，比如叫成小说就是文学？若是前者，得世上没有冒牌作家这种货色;若是后者，形式就那么尊贵？比点石成金还容易，连点都不用，只要放在文学的筐子里（比如小说）就是文学了。
它应当是一种光芒，一种境界。正如美感，正如哲理，你能说你写了一篇美感，还是说你写了一篇哲理？文学是文字的一种属性。好的文字，具备了这种属性，才能叫做文学和文学作品。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串一串的字，一页一页印了字的纸。
一句话说白了，文学是文字（语言）的一种品质。
文中我说，没有这种品质的作品，只是一串一串的字，一页一页印了字的纸。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可说是个今典。中华书局的总编辑，三十年很长时期是舒新城先生，此公办事果断，不徇私情，画家刘海粟自恃与舒交情不薄，写信推荐某个诗人的诗稿，舒翻看一下，根本看不上，遂在刘信上批了一句话：“不是诗，不是文，只是一串字。”
这样一说，您就知道纪实传真和调盐加醋之间的取舍好恶了。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妨碍我对文学的追求与尊重，只能说，是一种更高的追求，更大的尊重。
五问：在阅读《徐志摩传》的过程中，我对其中您解释徐志摩写作《再别康桥》时的心境一段印象非常深刻，“读此诗而读不出其中的忧伤与苦涩，只能说对诗人和他的这首名作还是不太理解……知道诗人此番出游的悲苦，读此诗而不鼻酸欲泪者不能算是真爱徐志摩其人，不管你是白发老翁，还是翩翩少年。”在那个瞬间，你跨越了时空，贴近了徐志摩的灵魂。在叙述徐志摩时，您遵循感情的线索，在叙述李建吾时，你又把握住了性格悲剧这一关键词，包括张颔老先生在内，他们在精神上给了你怎样的指引？ 答：您注意到了《徐志摩传》中，我对《再别康桥》发的一通感慨，我很高兴，您读书细，有眼力。至于说到，因为写了这么三部传记，就要探究一下，他们在精神上给了我怎样的指引，这话是俗了点，可我认为这只是您的一种通俗化的表达，未必就是您思想上的浅薄，若改成问对我的人生有没有影响，意象就显豁了。
先不说张颔先生，只说李健吾和徐志摩。写这两个人物，我都是先编年谱，搜集资料，排比材料，同时写些零碎文章，一则消化材料，一则收回投资。这样，我的阅读范围就要大得多，思考的问题，也要广博得多。跟徐志摩一样，李健吾也是留学欧美归来的文化人，其师友圈子，大致是说来，在右翼的一边，也不排除有郑振铎这样的左翼的朋友。他个人，跟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阵线，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至少不是多么的亲热。应当说，从中学时期起，通过语文课文的学习，我就知道，鲁迅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说的是林语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的是梁实秋。按说应该对这些右翼文化人心怀警惕甚至厌恶才是，不知为什么，读着读着，我的感情渐渐的倾向了右翼的文化人士，觉得他们才是其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总说“知书达礼”，“读书明理”，怎么那些毕业于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又赴欧美名校留学归来的人，一个一个都是资产阶级文人，拖着历史向后退。而那些失学青年，参与了革命活动，就成了文化运动的健将，在文学史上占据崇高的位置，这究竟是文学的真实的业绩，还是打下天下后的论功行赏？我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但禁不住要探寻历史的真实。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没放弃了自己在这上头的追求。去年写成的《非才子的徐志摩》，是一部新的徐志摩传，同时也是我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书中我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次新的探索。再说一下，我一直认为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政治上的正确不等于艺术上的成功，文学史和革命文学史，应该是两个不同的评价系统，万万不可混为一谈。我这么说，一点也没有否认革命文学功绩的意思。
六问：读您的散文和自传的过程中，我观察到您的性格中，常常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特质，比如隐藏在自轻自贱下的高傲心性，比如有时尖锐犀利，有时温和近人，是什么样的经历？使您具备这样矛盾的性格特征？
答：您注意到了我在散文和自传中，表现出的性格上的矛盾，归结为“自轻自贱下的高傲心性”，可说是独具慧眼，鞭辟入里。前面我已说了，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岁月里的遭际。过去的事了，不想多说。有一件事，不妨说一说。就是高中，那时已开始注重一个人的“阶级出身”了，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多半会另眼相看，一有什么大的政治運动，比如学雷锋运动，出身好的同学大谈“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是检查自己的思想，受了什么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怎样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实际上我是1953年才上小学的，哪有什么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再说，我的祖父是公职人员，我的父亲是山东德州司法单位的管理干部，我小时候在德州上学，1959年春天才回到临晋老家。可时势如此，你必须装模作样，沉痛自责才能得到同学和老师的赞赏。平日灰头土脸，只能努力学习，才有扬眉吐气的感觉。那些年，我最喜欢的是考试，一考试，水落石出，就显出了在学业上的优秀。后来上了大学，再后来参加工作，都是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心态。那个年代，我心里打的主意一直是，别给我机会，给了我机会就由不得你们了。这是心里想的，但在平素，必须做出低眉顺眼的卑贱相，人家才会说你对自己的出身有深刻的认识，也才会免去许多不必要的嫉恨与纠葛。
这样的自全之策，待到我稍有文名，写起批评文章来，就成了对付强势论敌的利器。我就是个乡村中学的语文教师，我就是一个没有根基的“老五届”大学生，我把自己压得低低的，还把你捧得高高的，殊不知你的高，下面只是几块土坷垃，待我将你的乖讹的事情一一指陈出来，等于是猛踹一脚，土坷垃立即粉碎，你也就从高处摔了下来跌个鼻青脸肿。我倒不认为我这是一种狡诈，事实上，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谦虚和轻贱，没有什么质的不同。2017年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小说家散文”丛书，要收我一个散文集子，编好起名字时，我用了其中一篇散文的名字做书名，就叫《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卑劣不卑劣，既是个人的认识，也是与时势相对应的，我觉得这样表现自己，也怪有意思的。在这上头，不存在什么丢人不丢人的问题。
七问：在其他的文学门类，如小说、文学批评领域内，您也有着许多优秀作品，这些其他领域的创作是否对您的传记写作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答：你问我在其他文学门类里的写作，对我的传记写作有什么影响，只能说你思维的缜密，虑事的周全。我若顺应着说，该说是散文让我叙事清晰，小说让我文思飞扬，评论让我深中肯綮，总之是别的文体上的努力，最终都成全了我在传记写作上的圆融与完美。我很想这么说，但可惜不全是这样。不全是这样，就不能说成全是这样。公允也实在的说法该是，这全是当行本色。
从上初中时起，我就迷上了写文章，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就给山西省的文学刊物《火花》投过稿。一切文学体裁，诗歌除外，我都是当做文章来写的。说白了，就是各种体裁的作文，写出新意，让人夸赞。在这上头，看书多，见识广，帮了我的大忙。比如写散文，我追求的是文句的典雅和酣畅，事件的真实与脱俗，至于意境不意境，且不必管他。写文学评论，前面说了是学李健吾的路数，当今之计，则是指名道姓，不徇私情。事实上也无私情可循，我只批评那些值得交手的对手，对身边的朋友，犯不着动这个心思，费这份精神。苏秦当年给秦王定的方略是“远交近攻”，我写批评文章，从来是反其道而行之，近交远攻。我相信，我攻击的对手再厉害，断不会率一标人马杀进娘子关来取韩某的首级。
八问：据了解，您的历史小说《边将》，原来打算写作为《麻贵将军传》的，后来因为在博客上受到了麻家后人的批评而改写为历史小说。想必在两种文体的写作实践中，您对两种文体的区别产生深刻的体会，可否就此谈一下？ 答：《边将》这个长篇小说，当初确实是拿了钱，领受了任务，要写一本《麻贵将军传》的。都写成了，我太烧包，在博客上挂了几章，原本是想让朋友们看看，我如何的平地起楼台，在材料甚少的情况下，写出这么一部厚实又新颖的人物传记来。不料麻家的后人看了，很不满意，说我侮辱了他们的先人，要如何如何。我一听就知道全是我的不对，连忙认错，赔情道歉，同时将打印稿寄到县上，表示我费时多年完成任务，至于如何删改，如何出版，就不是我的事儿了。可这个故事的框架是我想下的，既然不能用于传记，何不用它写一部历史小说。这样我这几年明代边防史上下的功夫，也就不能叫白搭。于是便重新设计人物，重新设计情节（故事结构不变），费了两年的时间，写成了历史小说《边将》。等于是无意间，让我又回归了小说的写作，而且是，二十年不出手，一出手就是篇帙浩大的长篇历史小说。起初对麻家的后人还有点怨气，觉得不识相，是误会了自己也冤枉了自己，现在不这么想了。人生就是这样，世事难料，瞬息生变，他人维护了祖上的光荣，韩某回归了旧业，重现了辉煌，像这样各得其便，两全其美的事，不是积德行善宽以待人是等不来的。
九问：学术界对传记属性的认识，经历了将传记归入历史的类别，到将传记视做文学的分支的一个变化。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叙写真实人物生命旅程的文学样式，它介于文史之间，扎根史苑，都欲在文苑开出自己的花朵。可以说传记文学是带着镣铐跳舞，这个镣铐，就是历史真实性的要求。你多次提及，自己的传记写作是按照历史著作的路数来写的。这样的要求使您的传记具备了历史真实和学术的严谨，按这样的写作追求是否也展示了您对传记的文学性的轻视？请问您怎样看待传记文学真实性的要求的属性问题？
答：对传记的认识，是史学的类别，还是文学的分支，在前面第五问的答辞中，我已说过了。重复一下该是，传记肯定是史学的门类，但一点也不妨碍它闪现文学的光辉，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各有各的属性，各有各的品质，谁也不妨碍谁，合则两全其美，分则两败俱伤。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不必再节外生枝呶呶不休了。
十问：我认为您对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您在传记写作上的创新，一方面您借鉴史书的写法，将史书的纪传体和索引写法用于现代传记的写作，另一方面，您探索创新，开创了访谈体传记的写法，还尝试了图传和博客（即“网络日记”）的写作。听闻您最近正在写《徐永昌将军传》，这部傳记在写法上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吗？可否透露一二。
答：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您说我对新时期传记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传记写作上的创新。我不是一个多么谦虚的人，您的用语也不是多么的夸诞，我还是觉得受之有愧而又略嫌不足。有愧的是，传记写作并非我此生用力最勤的一个门类，而您给我这么高的评骘，让我如何面对前贤和同侪？略略不足的是，我在其他写作门类，同样用力甚勤，也颇有斩获，何以厚此而薄彼。
这就是要说到我对写作的态度。大学出来，我在吕梁山里一个蕞尔小县，待了十五个年头（1970 —1984），光教书辗转村镇，就有十年之久。婚后老婆孩子在老家农村，就我一个人在数百里外打拼。我最大的心志是将家人拽出乡村，一家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出身不好，告贷无门，唯一可凭恃的就是手中的笔，桌上的纸。写稿投稿，投稿写稿，除了教书上课，十年之间，无日无夜，我能做的就是这两件事。我要把自己“写”出去，要把我一家人“投”出去。前面说过，我的誓言是“别给我机会”云云，那只是半句话，说全了，该是“别给我机会，给了就由不得你，我会做得跟人不一样”。这里的人字前，是不是掉了个“别”字？没掉，我们家乡有这个说法，暗含的意思是“鬼斧神工”。这是愤懑之言，不必当真，若用平和而雅驯的话说，该是以我的训练，若有发表文章的机会，我要写起来，必定要覃思竭虑，自出机杼，让人拍案称奇，刮目相看。我没有想到，“四人帮”垮得那么快，文学的春天来得那么早，几乎是三拳两脚，几个腾挪就跃上了中国的文坛，——参加1980年中国作协办的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倒推是鲁迅文学院第一期，算是一个不怎么显著的标志吧。
这样您就知道我在传记写作上的花样翻新，该是其源有自的了。文章太小，不说了，写书，最难的是体例上的创新，这上头出一点点的新，常会事半功倍，异彩大呈。覃思竭虑自出机杼的功夫，要先下在这里。覃思竭虑是过程，是前奏，自出机杼是结果，是曲终奏雅。这道理，古人早就明白。《魏书·祖莹传》有言：“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于此可知，能否自出机杼，关系着作者的风骨品格，岂可等闲视之。我这里引了《魏书》上的话，千万别以为韩某人是历史系出来的，果然饱读史书，记性又好，顺手就引了出来。全不是这么回事，是我怕“自出机杼”一词用错了，在手机上百度了一下，解释如我所思，还给了个例句即《魏书》语。此语道出自出机杼与一家风骨的关系，便抄了下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是不说透，让人以为我饱读史书好呢，还是挑明了让人说我坦率好呢？这就有个两利相权、孰轻孰重的问题，很明显，我选择了也还坦率这一头。道理不尽此，还有一层，可让这儿的文章风趣些，有心人会想到，韩某人是说开了他才知道，不知多少学者在这些地方蒙了读者。前面你提到徐志摩的“跑野马”风格，我说了，不能光理解为“叉开”，他的内在的东西是能跑到别人跑不到的地方，又能驭了回来。这才是“跑野马”的真谛。
对不起，《徐永昌将军传》的情况较为复杂，不便透露。
2021年3月23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