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是对领导干部能否胜任的一种考验——
　　
　　摸透情况，面对乱局要有主心骨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非常严重，仅半年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要敢于破除旧框框，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可以说，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这种触动对于他后来把握大局、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在讨论中，习仲勋说：“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
　　正是因为习仲勋对下深入调查研究，情况摸得清，看得准；对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意见精神，才做到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面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认识。11月份，全省下降到只有近百人偷渡。
　　
　　勇于自省，决不向下推卸责任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979年上半年，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引发了很多问题。
　　一方面，收容站对偷渡人员缺少宣传教育工作，只是简单地收容、遣送，期间还有殴打、搜身、罚款的行为，遣送回乡后，还有各种处罚、批斗；另一方面，收容站条件差，有时一些被收容人员没有饭吃，饮用水供应不足，受伤人员不能及时医治。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运人员也曾采用手铐和绳捆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
　　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出这方面的问题。1978年夏考察宝安，他就提出了“人抓了放在哪里”的问题。他在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时严肃批评说：“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
　　在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习仲勋更多的是自己承担责任，不诿过，不迁怒。中央对广东外逃之风关注后，他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责任要由省委来负，对下面支持、撑腰不够。”“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遇到不利局面，作为领导能体察实情，勇于自省，解脱下面的干部。这既是习仲勋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体现。
　　
　　未雨绸缪，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突发事件中，有些涉及思想问题，更要求领导干部不能简单化，而要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轻慢一些苗头性的小事情。
　　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大搞专政的罪行，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这个问题。1978年底，经省委决定，对“李一哲”案件应予平反，并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平反。此前，习仲勋曾四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2月1日这天足足谈了3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
　　没想到在公开平反之后，波澜再起。3月15日，李正天等4人在广州街头贴出《启事》，决定举行理论讨论会，还给香港《争鸣》杂志寄去了《启事》，要求刊登，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3月16日，他们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
　　习仲勋等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做法将会影响到安定团结。他恳切地指出：“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弄乱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经习仲勋做工作，他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了这次讨论会。
　　“李一哲”案平反的前前后后屡生波折，习仲勋多次亲自做工作，有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恳切批评，指出利害，终于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