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强干弱枝
　　
　　4年以后(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时机终于来了。武帝马上把窦氏的人全部罢免，重新启用舅父田蛤为相，采用儒家的主张。田蛤虽也倾向儒学，但他在武帝母王太后的支持下实施专权，百官依附，与武帝产生矛盾。丞相的权力过大，地位很高，行政E总理一切，甚至超越了皇帝。
　　刘彻当然极不满意，为限制相权便在宫里成立了一个内廷，把在他身边拿拿文书的尚书(由士人担当)或中书(宦官担当)们提高地位，增强权力，大事小事都通过内廷去做，成为中央发号施令的机构，就如后来清朝的军机处。他又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甚至可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小官管大事，小官又易于控制，收到了以卑制尊、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丞相只管外延，已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权力大为削弱，实际上是把权力集中到了皇帝的手里。
　　汉景帝时各地封国虽已受到很大削弱，但仍有些“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势力依然不小。为继续削弱这些封国的权力，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把原来只有长子袭爵的王国，如今其他子弟也可承袭为侯国，名义上恩泽均施，实为缩小诸王的地盘，推恩削藩，几年后景帝时尚存的13个诸侯王就变成了一百几十个小国，再无力量与朝庭对抗，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武帝设置了丞相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中丞三大监察系统，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包括丞相在内的京师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汉武帝还把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域，叫十三部(州)，每部设刺史一人，每年秋天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黜一罢免，陟一提升，提升忠诚能干的，罢免无德无才的)，断治冤狱”，按“六条”(大致是：一、有无恃强凌弱，二、判狱是否公正无私，三、本人是否奉公守法，四、有否举荐贤良，五、家属子弟是否仗势欺人，六、是否忠于皇上。)考查部属的政绩和失误。这可算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监察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
　　
　　尊儒兴学
　　
　　秦尚法治，焚书坑儒，儒家学派受到重创。汉初吸取了暴秦速亡的教训，采取宽松统治，与民养息之策，奉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萧规曹随”，复兴“文景之治”共60多年时间，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然而这种姑息、妥协的思想和政策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不仅给王侯豪强扩张势力、为非作歹的机会，也出现农民为逃税而脱离户籍等事。为强化皇权，需要一种既能统一、又富进取的统治思想来代替黄老的“无为而治”，而儒学理论恰恰迎合了这种需求。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崇一统(实施国家统一、思想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礼仪统一等的所谓“大一统”)的主张。儒家在政治上主张“仁政德治”，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理顺了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为汉武帝统一思想，集权中央，一统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儒家思想自此在以后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均占统治地位，成为正统思想。董伸舒、唐朝韩愈、宋朝朱熹对儒学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在宋以后有很大影响，被称为新儒学。
　　汉武帝还接受了董仲舒尊经兴学的建议，建立太学，这是当时面向广大国民的最高学府，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完全采用儒家五经(《易》，《尚书》、《诗》、《礼》和《春秋》)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五经博士担任，确立以经术造士的教育制度、首开我国“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武帝时有教师学生共50人，西汉末年便达到万人。为推广太学的教育方式，武帝并令天下各郡皆设郡学，可说是历代帝王中大兴学校教育的第一人，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