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市场关系不仅是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物”的关系，更是“人”的市场即各种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当前我国分配领域内的严重不公平，有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市场机制的扭曲。如果市场主导的首次分配不公平，单靠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实现不‘了公平正义。
[关键词]公平分配；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F0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0-0026-03
生产和分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大轮子。公平正义，首先是分配的公平正义，包括分配过程与结果的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市场主导的收入分配制度。但是，长期以来，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社会上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市场的作用在于效率，公平只是政府的事。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公平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更是市场本身的要求。我们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虽然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完善等有着密切关系，但更来自市场机制的扭曲。
一、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严重低于其价值
中国共产党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提出，收入分配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在继续强调这个思想的同时，要求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党的十六大还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如何确定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应该占多大比例?有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参照物?
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分配率，即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CDP的比重。这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分配率中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类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也就越公平。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如日本1999年的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5.27％。(高二坡：《河南个税申报富人偷着乐》，《东方今报》2007年4月14日)我国的分配率，从1989年的16％逐年下降，2002年为12.66％，2003年为12％，到2004年和2005年变为10.57％和10.76％。与此同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孔善广：《为什么普通人没有“中等发达”的感觉》，光明网2007年9月25日)劳动生产率在稳步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低且不断下降，只能说明在市场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占的份额过低，收入初次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的势头较为显著。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都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发达国家的分配率比较高，从一个方面说明。劳动要素所得能够在初次分配中占到大头，来自资本等物质要素所有权的收入则不断下降，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空间大大缩小。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出现的新现象。除了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得到较多的分配份额外，还有一种劳动产权理论，来解释劳动除了获取工资还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社会现实。这种理论认为，劳动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一种产权。作为产权形式存在的劳动，有权参与企业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分配。
劳动产权理论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出发，认为“劳动”既包括以资本形式出现的“物化的劳动”，也包括多种多样的“活劳动”。归根结底，“物化劳动”也是“活劳动”的产物，“从一开始就应该是劳动者自己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劳动成果，而不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李惠斌：《劳动产权概念：历史追溯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5期)既然劳动是价值(剩余价值也是价值)的源泉，那么各种劳动都应该参加剩余价值的分配。尽管社会分工的发展使过去不重要或根本不存在的劳动形式如管理劳动、风险劳动等纷纷涌现，就资本而言更出现了风险投资家、知本家、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投资者以及由传统资本衍生出来的其他各种金融投资业务，但有一种东西在质上是始终不变的，即劳动。作为一个统一的和可以量化的分析工具，劳动产权是指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实体的社会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受益权，劳动产权制度指的是一种企业增量产权在物化劳动、风险劳动与活劳动之间公平分配的产权制度。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利润分享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劳动(特别是“活劳动”)作为产权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制度。
利润分享的对象是企业的纯利润，而不是已经纳入企业成本的奖金或企业利润之外的其他收益，它强调的是雇员在工资之外参与雇主利润的分成。这种分配制度在100多年前萌芽，而今在西方市场社会已经普遍化，比较成功的利润分享制有四种形式：(1)现金红利，即企业主在年底结算后将一定比例的利润拿出来奖励雇员；(2)延期分享，将上述红利以基金的形式记在雇员的户头上，在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工龄或者因故需要钱时给予支付；(3)雇员股权，由雇员购买公司的股票，或将上述现金红利以股票的形式无偿地记在员工名下，参与公司的利润分享；(4)资格分享制，给予一定的等级范围内的雇员以红利分享。“200年来世界经济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从独占到共享。160年前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资本家是独占企业的利润：到19世纪70年代，股份公司发展起来后，股东开始分享一点企业利润；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职业经理人，他们开始分享企业的利润；又过了50年，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员工持股制度，员工开始分享企业利润；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除了股东、职业经理人、员工，客户也开始分享企业利润。到了21世纪初，又出现了企业公民，企业利润要与社会共享。”(辛向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础——确定核心价值观加大制度建设投资》，《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40期)
由此看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是占大头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分配的公平，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国基础。我国的现实，则表明劳动力价格严重低于其价值。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尽管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结构和市场主体关系还存在着严重的非市场化现象。
二、经济结构与市场主体关系的非市场化
为什么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市场中的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况且，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是基本分配制度，本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些。根本原因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物”的市场，只注意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忽视了“人”的市场，忽视了“物”的所有者即各种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事实上，后者往往更加根本。
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无论是劳动要素在分配中占大头，还是员工参与利润分享的制度，都是劳动与资本、雇主与雇员长期博弈的结果。当然，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政府的干预也来自市场主体(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压力。这种有利于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客观上鼓励了对生产力发展贡献最大的人的因素，防止社会出现过多的食利阶层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采取了市场化的大方向。与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同，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虽然政府主导有利于保持经济转型的稳定有序，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主要是扭曲了收入分配的市场机制。
一个因素是政府的行为，导致经济结构的非市场化。首先，地方政府为了推动GDP的增长，竭尽全力招商引资，劳动力价格低廉便成为吸引资本的一大“优势”。一些地方不但不积极落实国家的最低工资政策，而且站在资方的立场压制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对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和随意压低、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的行为听之任之。其次，片面看待国有垄断企业的作用，对国有垄断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垄断价格、乱涨工资在一定时期成为国有企业的生存常态。更有甚者，在一些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更加剧了分配不公状况。第三，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市场准入限制广泛存在，缺乏金融、税收等实际支持，发展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事实已经证明，凡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也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得好的地方，贫富差距也比较小。例如民营经济大省浙江，2000年以来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20左右，城乡收入差距也在2.2～2.5倍之间，远远小于同期全国的0.45左右的水平，也小于全国城乡差距3.22倍。
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缺乏能够相互制衡的市场主体，也缺乏公平的市场博弈规则。农民包括人数过亿的农民工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状态的现实，难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行政色彩过于浓厚，难以代表工人的具体利益与资本所有者进行谈判。尽管我国早在2000年就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建立了劳资谈判制度，但截至目前，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合同并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只有52万多份，涉及6000多万名职工，只约占中国正式职工总数的一半。(劳力：《工资集体协商，劳资和谐的必由之路?》，《法制日报》2008年9月18日)而且，走形式、走过场的现象普遍存在：为完成上级的任务而签订的集体合同比较多，出于劳动者自身的需要并由劳动者自身签订的比较少；集体劳动合同虚的多，实的少；内容上摘抄法律法规条文比较多，真正的企业和工会的谈判成果、反映职工需求的内容比较少；顺顺利利地签订集体合同比较多，认认真真地举行了集体谈判，反映工会和资方谈判成果的比较少；集体合同生效的多，向职工公布的少；依法生效的多，但是依法得到认真履行的少。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愈加严重。当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要么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要么是一走了之，“用脚投票”，以至于采取极端手段讨薪维权，频频发生劳资矛盾导致的群体性事件。
三、充分发挥政府在规范市场、引导市场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下的公平正义，关键是按照市场规则、价值规律进行分配。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最大的不公平，除了政府在二次分配上发挥的作用不够之外，最主要的是在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方面做得不够，剧烈的利益分化和严重的贫富差距只不过是必然的结果。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很重要，但市场经济下的分配主要还得靠市场主导的一次分配。如果一次分配极不公平，只靠二次分配就达不到公平目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平正义是共产党的旗帜，没有公平的市场规则，不仅社会和谐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社会冲突会不可避免地恶化。在收入分配上，我国政府要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会事业，更要积极培育平等的市场主体，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培育平等的市场主体，既要打破行政垄断，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从经济结构上消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源泉，更要推进弱势群体的组织化进程，为弱势群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合理、合法、有效的手段和渠道。上世纪90年代以来，普通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由于缺乏维护合法权益的有效渠道，在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他们只能通过不合法的手段维护合法的权益，最后导致不断攀升的群体性事件和日益紧张的群众一政府关系。努力推进弱势群体的组织化进程，迫切需要完善现有的基层工会组织，扩大基层工会的覆盖领域，大力发展各种农民组织，积极培育其他低层劳动者组织，使它们成为具体劳动者的具体利益的代表，在利益矛盾中切实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完善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加大基层工会组织的工作力度，增强劳动者自身维权的力量。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为我们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前景。如果既能够确保生产力持续发展，又能够确保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确保各种身份的劳动者有一个公平的工作环境，确保工资不被克扣和拖欠，确保最低工资得到实行，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责任编辑 余岩
[关键词]公平分配；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F0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0-0026-03
生产和分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大轮子。公平正义，首先是分配的公平正义，包括分配过程与结果的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市场主导的收入分配制度。但是，长期以来，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社会上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市场的作用在于效率，公平只是政府的事。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公平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更是市场本身的要求。我们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虽然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完善等有着密切关系，但更来自市场机制的扭曲。
一、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严重低于其价值
中国共产党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提出，收入分配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在继续强调这个思想的同时，要求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党的十六大还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如何确定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应该占多大比例?有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参照物?
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分配率，即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CDP的比重。这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分配率中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类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也就越公平。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如日本1999年的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5.27％。(高二坡：《河南个税申报富人偷着乐》，《东方今报》2007年4月14日)我国的分配率，从1989年的16％逐年下降，2002年为12.66％，2003年为12％，到2004年和2005年变为10.57％和10.76％。与此同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孔善广：《为什么普通人没有“中等发达”的感觉》，光明网2007年9月25日)劳动生产率在稳步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低且不断下降，只能说明在市场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占的份额过低，收入初次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的势头较为显著。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都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发达国家的分配率比较高，从一个方面说明。劳动要素所得能够在初次分配中占到大头，来自资本等物质要素所有权的收入则不断下降，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空间大大缩小。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出现的新现象。除了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得到较多的分配份额外，还有一种劳动产权理论，来解释劳动除了获取工资还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社会现实。这种理论认为，劳动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一种产权。作为产权形式存在的劳动，有权参与企业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分配。
劳动产权理论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出发，认为“劳动”既包括以资本形式出现的“物化的劳动”，也包括多种多样的“活劳动”。归根结底，“物化劳动”也是“活劳动”的产物，“从一开始就应该是劳动者自己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劳动成果，而不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李惠斌：《劳动产权概念：历史追溯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5期)既然劳动是价值(剩余价值也是价值)的源泉，那么各种劳动都应该参加剩余价值的分配。尽管社会分工的发展使过去不重要或根本不存在的劳动形式如管理劳动、风险劳动等纷纷涌现，就资本而言更出现了风险投资家、知本家、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投资者以及由传统资本衍生出来的其他各种金融投资业务，但有一种东西在质上是始终不变的，即劳动。作为一个统一的和可以量化的分析工具，劳动产权是指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实体的社会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受益权，劳动产权制度指的是一种企业增量产权在物化劳动、风险劳动与活劳动之间公平分配的产权制度。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利润分享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劳动(特别是“活劳动”)作为产权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制度。
利润分享的对象是企业的纯利润，而不是已经纳入企业成本的奖金或企业利润之外的其他收益，它强调的是雇员在工资之外参与雇主利润的分成。这种分配制度在100多年前萌芽，而今在西方市场社会已经普遍化，比较成功的利润分享制有四种形式：(1)现金红利，即企业主在年底结算后将一定比例的利润拿出来奖励雇员；(2)延期分享，将上述红利以基金的形式记在雇员的户头上，在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工龄或者因故需要钱时给予支付；(3)雇员股权，由雇员购买公司的股票，或将上述现金红利以股票的形式无偿地记在员工名下，参与公司的利润分享；(4)资格分享制，给予一定的等级范围内的雇员以红利分享。“200年来世界经济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从独占到共享。160年前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资本家是独占企业的利润：到19世纪70年代，股份公司发展起来后，股东开始分享一点企业利润；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职业经理人，他们开始分享企业的利润；又过了50年，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员工持股制度，员工开始分享企业利润；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除了股东、职业经理人、员工，客户也开始分享企业利润。到了21世纪初，又出现了企业公民，企业利润要与社会共享。”(辛向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础——确定核心价值观加大制度建设投资》，《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40期)
由此看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是占大头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分配的公平，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国基础。我国的现实，则表明劳动力价格严重低于其价值。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尽管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结构和市场主体关系还存在着严重的非市场化现象。
二、经济结构与市场主体关系的非市场化
为什么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市场中的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况且，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是基本分配制度，本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些。根本原因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物”的市场，只注意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忽视了“人”的市场，忽视了“物”的所有者即各种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事实上，后者往往更加根本。
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无论是劳动要素在分配中占大头，还是员工参与利润分享的制度，都是劳动与资本、雇主与雇员长期博弈的结果。当然，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政府的干预也来自市场主体(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压力。这种有利于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客观上鼓励了对生产力发展贡献最大的人的因素，防止社会出现过多的食利阶层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采取了市场化的大方向。与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同，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虽然政府主导有利于保持经济转型的稳定有序，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主要是扭曲了收入分配的市场机制。
一个因素是政府的行为，导致经济结构的非市场化。首先，地方政府为了推动GDP的增长，竭尽全力招商引资，劳动力价格低廉便成为吸引资本的一大“优势”。一些地方不但不积极落实国家的最低工资政策，而且站在资方的立场压制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对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和随意压低、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的行为听之任之。其次，片面看待国有垄断企业的作用，对国有垄断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垄断价格、乱涨工资在一定时期成为国有企业的生存常态。更有甚者，在一些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更加剧了分配不公状况。第三，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市场准入限制广泛存在，缺乏金融、税收等实际支持，发展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事实已经证明，凡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也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得好的地方，贫富差距也比较小。例如民营经济大省浙江，2000年以来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20左右，城乡收入差距也在2.2～2.5倍之间，远远小于同期全国的0.45左右的水平，也小于全国城乡差距3.22倍。
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缺乏能够相互制衡的市场主体，也缺乏公平的市场博弈规则。农民包括人数过亿的农民工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状态的现实，难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行政色彩过于浓厚，难以代表工人的具体利益与资本所有者进行谈判。尽管我国早在2000年就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建立了劳资谈判制度，但截至目前，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合同并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只有52万多份，涉及6000多万名职工，只约占中国正式职工总数的一半。(劳力：《工资集体协商，劳资和谐的必由之路?》，《法制日报》2008年9月18日)而且，走形式、走过场的现象普遍存在：为完成上级的任务而签订的集体合同比较多，出于劳动者自身的需要并由劳动者自身签订的比较少；集体劳动合同虚的多，实的少；内容上摘抄法律法规条文比较多，真正的企业和工会的谈判成果、反映职工需求的内容比较少；顺顺利利地签订集体合同比较多，认认真真地举行了集体谈判，反映工会和资方谈判成果的比较少；集体合同生效的多，向职工公布的少；依法生效的多，但是依法得到认真履行的少。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愈加严重。当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要么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要么是一走了之，“用脚投票”，以至于采取极端手段讨薪维权，频频发生劳资矛盾导致的群体性事件。
三、充分发挥政府在规范市场、引导市场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下的公平正义，关键是按照市场规则、价值规律进行分配。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最大的不公平，除了政府在二次分配上发挥的作用不够之外，最主要的是在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方面做得不够，剧烈的利益分化和严重的贫富差距只不过是必然的结果。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很重要，但市场经济下的分配主要还得靠市场主导的一次分配。如果一次分配极不公平，只靠二次分配就达不到公平目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平正义是共产党的旗帜，没有公平的市场规则，不仅社会和谐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社会冲突会不可避免地恶化。在收入分配上，我国政府要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会事业，更要积极培育平等的市场主体，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培育平等的市场主体，既要打破行政垄断，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从经济结构上消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源泉，更要推进弱势群体的组织化进程，为弱势群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合理、合法、有效的手段和渠道。上世纪90年代以来，普通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由于缺乏维护合法权益的有效渠道，在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他们只能通过不合法的手段维护合法的权益，最后导致不断攀升的群体性事件和日益紧张的群众一政府关系。努力推进弱势群体的组织化进程，迫切需要完善现有的基层工会组织，扩大基层工会的覆盖领域，大力发展各种农民组织，积极培育其他低层劳动者组织，使它们成为具体劳动者的具体利益的代表，在利益矛盾中切实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完善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加大基层工会组织的工作力度，增强劳动者自身维权的力量。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为我们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前景。如果既能够确保生产力持续发展，又能够确保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确保各种身份的劳动者有一个公平的工作环境，确保工资不被克扣和拖欠，确保最低工资得到实行，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责任编辑 余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