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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没有不艰难的，不艰难就不叫创业了。那就听他们讲一讲那些年创业的艰难和酸甜苦辣吧，尽量保持原汁原味，能复原多少是多少。这也是笔者的初衷。
让笔者感到遗憾的是，不能把每个建设者都装进来——这似乎也不大可能，总有人要当无名英雄的。就让那些无名英雄，在看见我们的大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腾飞的时候，自己默默地说一声：我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一名建设者，我也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出过一份力！
然而，这座新发射场又新在哪里？绿色、环保……
078工程指挥部遇到了哪些难事
078工艺组组长赵铁山在工作日志中写道：2016年6月22日，总部首长在文昌发射场地源小学078工程指挥部驻地看望指挥部组长以上人员，肯定了078工程指挥部是当之无愧的功臣，还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赵铁山记下这段话，是真的想让人们记住他们吗？我想，不是的。他是想记住在“078”的那段日子，记住每个日子所经历的不易和艰难，以此来勉励自己。
我刚到文昌发射场，领导们叮嘱我要好好写一写078工程指挥部，发射场能建成这样，他们是作出巨大贡献的。
他们究竟作出哪些贡献？当时总部又是怎么给“078”下达指示和任务的？
“……明确了078工程指挥部基本任务共五条：一是负责拟制发射场建设工程的具体计划及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二是负责发射场建设工程的管理，具体承办工程招标、质量监督、工程验收、廉政监督等工作；三是负责协调与地方政府部门及地方承担的保障工程在发射场建设中的相关具体问题；四是负责发射场建设期间新组建单位的领导管理；五是负责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筹备组：“五人小组”；然后又有了078工程指挥部。王维昌和危志刚分别担任第一任指挥长和第一任党委书记。
2009年2月春节刚过，在王维昌和危志刚就率领着40余名同志奔赴海南文昌，这意味着078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并开始履行光荣又艰巨的新一代航天发射场建设任务。
2009年9月14日，文昌發射场建设在龙楼发射场区举行了隆重开工仪式，标志着新一代航天发射场工程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采访中我才明白，新发射场建设这个重大工程，可分成两大块：一是工业设施，二是生活设施。工业设施，就是和发射相关的发射塔架，卫星、火箭测试厂房，指挥大厅等等；生活设施就是生活配套设施。
早听说发射场建设有到底是工业设施先上，还是生活设施先上的争论。也可以说是先工业后生活，还是先民用后工业的争论最早的思路是先生活后工业。
先民用，有点“粮草先行”的意思，听说很多设计图纸都出来了。后来方案却变成：先工业，后生活。老实说，让我这个外行看来，我显然不同意先工业，后生活。这一思路还是资源短缺时代艰苦奋斗的思路。这种思路作为一种精神是可以的，但在物资条件大大改善的今天，是不是最好的思路？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与时俱进，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
可又有人说，思考什么？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给的钱就这么多，能把发射场建起来就很不容易了。生活么，先凑合，慢慢来。即使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也有人觉得这样太苦了参与建设的同志们！
078工程指挥部的人应该比谁都不容易，在创业的阶段里，有谁清楚他们过得有多艰难呢？大概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吧！
创业没有不艰难的！在海南创业尤为艰难！这一点，在文昌发射场生活过的人都感悟颇深。
为了施工过程中提高工作效率，让设计出图快一点，出完图施工又快一点，工程往前再多赶一点，每一步都要花费很多很多的心思。078第一任指挥长王维昌如是说。
078工程指挥部第四任指挥长说，这么多年，我还没把下发的皮鞋真正穿坏过，但我来文昌发射场后，三年不到，就把皮鞋穿坏了。
我也知道，“组织”发的皮鞋，跟铁鞋一般结实。我这一辈子，还没穿坏过“组织”发给的任何一双皮鞋。
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17小时在工作……五年，我的车跑了50万公里。每天，跑300公里是正常的。正常的车，寿命是15年。我5年就跑坏了一辆尼桑。每次去4S店保养，人家都好吃惊，问：你们的车跑哪里去了？怎么跑成这样？禇鹏非说，听他质疑的口气，我们好像从山里刚打完劫回来。
李善宝：我主要是负责招投标。设计（图纸）出来后，非常紧，也非常急。上级要求2011年底主要项目要开工，而设计图纸到手里时，是2011年4月底，要求6月底把所有的标都招完。就2个月时间。任务非常重，感觉几乎都不可能完成。分成好几个组，有人在北京，有人在发射场。但我们还是按上级的要求，确实完成了任务。大家加班加点，没白天黑夜地赶，所有的休息日全用上，后续的评标，连续干了七八天，其中有一个标，24小时没间断，从早晨开始，到第二天晚上……
施工组组长刘孟起：2012、2013、2014整三年时间，我们现场代表几乎没有假期，也不知道什么叫周末，因为，施工的工人没有休息日，我们就没有休息日，他们到工地干活，我们也必须赶到施工现场。
王春：最繁忙的施工三年，基本上没休过假。工人们不休假，我们现场代表自然休不成，只有快过春节时，工人们回家过年，我们也趁这个时间赶紧回家，但也休不了几天。因为，工人们走时，已经到了年根，一过完年，差不多初五六就又回工地干活来了。只要工人开始干活，我们现场代表必须就位……
078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孟令军：2012、2013、2014年，每个人都扒了好几层皮……
这些人里，孟令军我最熟。当年，他和我是前后脚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他是一个标准的山东大汉，一个有内涵的政工干部。他为人耿直、正派，善于思考，颇有几分才华，当年他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宣传处当新闻安全官、处长时就干得风生水起引人注目，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他的人生经历也颇为丰富。 2013年6月，孟令军调任文昌078工程指揮部时，大型项目的招标工作已完成，工程施工正在全面启动。
在孟令军的讲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救火”的经历。他把每一件棘手的事情，都处理得妥妥当当，圆圆满满，甚至可以说干净漂亮，让各方当事人都很满意，你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本事。现在，我们就来看他救的这两场“火”吧。
有一施工方，因管理不利，民工的工钱都发不出来，他自己不想办法解决，而是发动民工来闹事，有上北京总部上访的，有到总部大门外静坐的，还有的就在施工现场静坐，这些过激行为，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激化了矛盾。组织上对这种人、这种事头痛得不行，于是就派孟令军出面去处理。孟令军不回避矛盾，该谁的责任谁来承担，工作也不浮在表面上，一沉到底，寻找根源，再着手一一解决。
我让他讲细一点儿，他跟我讲了这整个处理的过程。
“其实，这些闹腾的人，身上都有软肋，你只要掐住他的软肋，他就老老实实的了。”
因为事情涉及另一个单位的形象，就不展开细说了。总之，孟令军把这件事处理得很漂亮，也让挑事者心服口服。
“救火”之二：2013年“长五”“长七”任务合练明确，加快工程进度。停止所有干部休假，整个是“白+黑”“5+2”，整个2014年每天都是如此。这时候，人员进驻了，吃没地方吃，住没地方住。怎么办？上级要求必须强势推进工期的进展。
上级还要求，每个领导分管一片营区。孟令军分配到海口，负责技术部厂区的建设。周凤广则负责龙楼片区。
孟令军去海口住了整两个月。
这两个月，孟令军在干什么？每天早晨，7：30准时上班。他上班做什么？数人数。怎么数？他拿一板凳往工地门口一坐，就做一件事：数进工地民工的人数。孟令军说，我不懂工程，但我明白一个理，那就是施工的老板，只要雇用的民工数量够了，进度上肯定就不成问题了，相反，人不够，进度就不可能上得来。
所以，每天早晨，老板自己还没来，他就先到工地门口，开始清点人数，来了几拨民工，这拨民工干啥的，他盯着数，数完后，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差不多数了整一个月。
老板明白自己骗不了人，从此，再也不虚报人头了。
“要不，老板整天给你打哈哈，问他来多少人，他告诉你百八十的，你也不可能进去数，因为，他也知道你数不过来，他们干活都在楼层之间窜来窜去，你想数也数不清。我在门口数，过来一个，数一个，他就没办法骗你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为了工程的进度，就得用这种笨办法。”
孟令军说，一个来月坚持下来后，逼着他们赶进度。这个工程，整个提前了一年半的时间。
施工组组长刘孟起说：刚到这里，感觉压力特别大，害怕自己才不配位。其实，我们施工组这些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项目。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各个营房处营房科或者干脆是基层的营房助理抽调上来的——解释一下，由于人手不够，从其他单位愿意参与文昌发射场建设的人员中选调来的，还有5名同志刚刚大学毕业，更谈不上工作经验，包括我自己，这之前也没接触过重大工程项目，这方面都是一张白纸，你想，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项目，压在这二十几个人头上，而且，大多数人从没干过，要管理好这个项目：怎么组织管理项目中的程序、验收，去现场看什么东西等等，脑子里几乎没概念，从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或者在营房助理位置上学到的一些经验，在施工中根本用不上，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也可以说，我们都是一群新兵，如果先来点小项目，让我们这些人操练一下，积累一点工作经验和能力，再开始做大项目，可能效果会更好，再说，我们刚到这里（2010年），大的工程项目都还没设计出来，生活项目就可以早点做，比如先做我们的食堂，先修我们的宿舍什么，让这些人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之后，再全力以赴做工业项目，而且不要规定得这么死板，必须“先工程，后生活”……
好几个领导都向我推介刘孟起，说你应该好好找他聊一聊，刘孟起是个好同志，是我们文昌发射场建设的大功臣。
可我偏偏和这个“大功臣”没机缘。第一次去文昌，说他回成都休假了。去西昌时，特意在成都停留，心想，他的家在成都，联系上他，占用他一两个小时应该没问题。但他电话回复我说，现在不方便，再说吧。他的声音很低沉，很压抑，胸口像压着一块巨石。我纳闷：他怎么啦？那时候，我不知他妻子得病，正在医院做手术。
再次去文昌，已过去一个多月，我非常希望能见到刘孟起。可078工程指挥部书记孟令军又告知说他刚刚请假回成都了。我心一颤，不知他爱人身体好些没有，默默祈愿她早日康复。说真的，我也不忍再去打扰他，甚至打算放弃采访。我想，无论做什么，总会留下遗憾的。采访不到刘孟起，就算是遗憾吧。真的，文昌发射场这么一个巨大工程，参加建设的人无以计数，就是放开采访，我也只能采访到一小部分，还是有很多的建设者，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上来，更别说认识和采访了。
那天，就在清澜孟书记的办公室听大家闲聊，他们在聊家属探亲的问题，拿西昌和文昌两地作比较。这好像是针对一般的干部而言。在海南家属来一次队，成本相当高，汽车是坐不了的，火车基本上也坐不了（从内地到海南，不知道怎么赶火车，而且跨海怎么跨），只能乘飞机了。有时，赶到旅游旺季，飞机票不打折，还往上涨，不够级别的干部，飞机票又不能报销。哎呀！如果在西昌的话，100元就回成都，200元就来回了。这里不是，这里的两口子再带一小孩的话，光是一程飞机票，至少得五六千元。这还是少的。根据部队路费报销规定，他们只能坐火车，要是飞机票也只能报三分之一的钱。所以，家属来文昌探一次亲，成本相当高！
好像就是闲谈这个话题时，有一高个子从门前的走廊上闪过，孟书记叫住他，又对我说，你不是要采访他吗？他就是刘孟起。
我一愣：哦，原来，人的遇见，有时也要随缘。
就是这天上午，我采访了刘孟起。 刘孟起，河南巩义市人。1998年武汉测绘大学毕业后，到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先在技术勤务站，后调入机关工程处，任工程处副处长。2012年3月，因工作需要抽调到文昌078工程指挥部，担任工程计划组组长，主要的工作是施工合同签订，施工现场协调。协调工作包括：现场施工督促监理；组织施工过程中质量验收；质量进度整体管控；文昌发射场特别多的是工业项目，他们的工作重心，放在工业项目上。工业项目设计比较复杂，需要边施工边修改，使用单位一些产品参数的变化，对建筑物的调整，对一些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进行更改。他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这些。
这里的组织架构和原来单位不一样，原来是直上直下，相对简单，而这里层次上复杂了许多。就说一个项目吧，施工归计划组管理，招标归项目组，设备采购又是工艺组；工艺组采购的空调，要和土建结合；管招标的人在现场不介入，但中途的变更和结算他又要负责审核，审核完了后，再往上报。超过一定金额，要报到总部机关审批。这个模式是否合理，暂且抛到一边不提，但在当时，适应起来还是有点难的。
它难在这种模式，周期拖得很长……比如你在施工现场，马上要决策一个变更，你也决策了，但结果的等待就要很长的周期，甚至等一年的时间还等不到结果。
078工程指挥部在早期的时候，没太在意这个，遇到变更，开个会，拍个板，反正干了再说，因为许多问题发现时，都是突发性的。就是说，干着干着，突然发现这个不合理，或者是个错误，这之前在图纸上不一定百分百看出来，很多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到了现场，到了眼前，才被发现。一旦发现，就得马上处理，马上纠正。用我们的术语，就是施工中的：变更。
怎么变更？要把设计者叫到现场来商量，因为工人不可能在现场等你很长时间，不然，就得停工。
变更还好办。不好办的，就是我们的经费。你让施工者先干着，也可以，他们也能答应。干完之后，再去报批，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有的两年都批不下来。经费这一块还是比较滞后。这给我们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经费滞后，也没什么，它总归要下来的。可问题是，这一程序，和规定相违背。我们有明确的规定：先报后干。我们整个工程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当时为了赶进度，觉得这种工作模式太折磨人了。但后来想想，这种模式也很好，它带来的好处是：好审计。的确，在后来的审计中，我们一点事都没有，它太经得起审了，怎么审都不会有你的事，什么事上级都给你担着了……
在采访078工程指挥部张平、周凤广、孟令军等人时，他们提到最多的是质量监督，也提到了审计问题。
张平说，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质量监督是很难的。他们要偷工减料，节省材料费，我们又要求他们讲质量。必须全程盯，每个时段盯，哪个环节没盯住，就可能出事。人家要挣钱，我们要监督。
但施工单位就想不通，抗议说：你是甲方，是你们跟我们签合同，我们又没跟你们上级领导签合同，为什么要等他们审批才能生效？我们就说这是规定，规定就是这样的，你们不理解也得理解。
这个管理模式，效率虽不高，但唯一的好处是，指挥部不用承担责任，不管是进度也好，效率也好，都没指挥部的责任。我们就负责质量，在质量上出了问题指挥部脱不了干系。
078工程指挥部第四任指挥长说：是的，我们整个发射场建设执行的就是这个模式。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078没有钱没有权，只能埋头干活。
孟令军告诉我，工程进度要求相当高。由于我们先期准备不充分，设计也有些滞后，再加客观的自然条件影响：台风、暴雨，再加高温——只要一出去，马上一身汗，大热天的，很多人都烂裆。工程进度说是100天完成，可这100天里，把台风暴雨高温时间一扣，再加上材料不能按时进场——特别是材料，海南不生產建筑材料，都是从内陆运过来的，运输的成本就高了，一吨钢材要从海运过来，比内地价格高出许多。有些紧急材料，还要空运过来，稍遇一点台风，就要等，一等就好长时间。海岛的运输很脆弱，一有台风，高速不通，空运不通，海运不通，所以成本价就又高了一截。再加上指挥部没决定权，要等上级批示。有时候，一个项目两年都批不下来。
孟令军还说，其实，协调是最难的一件事，也最让人劳心费神了。
西昌发射中心一位老牌的“01指挥”，精通业务，是个“发射通”，当年曾在新闻媒体上大红过一把。总部首长去发射场，一定会去看望一岗人员，首长曾握住他的手，还这样夸他：小伙子很精神呀！
有了这些资本，其他的进步呀立过什么功呀，都可忽略不计了。
当年这个很精神的小伙子，叫李东平，现是078工程指挥部的副主任。
李东平说，真正的矛盾，其实都集中在施工组的代表们身上，他们的确不容易。我经常要去开协调会。工地上很多事情会发生争执，有时候争得不可开交，很简单，他们是矛盾的双方，甲方要求质量、进度、安全、文明施工，可乙方可能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进度拖拉、文明施工比较差，必然造成矛盾双方的争吵，乙方也不是按甲方一提要求就能做好，肯定存在着问题，比如不符合招标的一些东西，拿来用在工地上，这肯定要退回去，要他重新按标书进货，作为乙方就不乐意了，于是就争执起来。这样的事，经常要去协调。双方一说起来，就不是一件事，会有一堆的问题出来，你就得给他们协调。
再比如，代表们会给乙方项目部下整改通知书，下去以后，应有个计划，几天整改完吧——比如地板没弄实，几天后就翘了；墙没刷好，裂开了；走线走得有问题，开关用的不是品牌，以次充好等等类似这些事——这还都是小的，还有大的，比如下大雨了，嘀嗒嘀嗒在漏水，这说明防水没做好，防水没做好，有可能是材料没用好，或者工序有问题，这在里面留下了一大隐患，雨一灌，就流得到处都是。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整改的。整改就要有计划，有时间表，最后还要有回复。如果没做到这些，双方就会发生争执。 再比如，我们下去检查，到了这个地方，感觉安全文明施工太差，烟头扔得到处都是，垃圾很多，就要限定时间整治。
李东平说，那时候，感觉住哪里都无所谓，基本上都待在工地上，每天都是“白+黑”，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个将“铁皮鞋”都穿破的人，工地那些民工，都叫他“包工头”。他自己笑笑说，我跟你们都一样，我就是一个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协调员。
他认为自己也就是一个协调员，方方面面都要协调：上下要协调，内外要协调，纵向横向的，无处不需要协调。项目之间的协调，项目区外配套的协调，项目对项目之间的协调，军队内部的协调，和中心机关之间的协调，和上级机关的协调，和地方的协调，区内区外的协调，对设计单位的协调，对产品单位的协调，还要帮助施工单位协调，甚至还帮助项目部协调供应商和劳务之间的纠纷，我们协调得太多太多了。
发射场内，也出现了一起民工跳楼事件。他知道后，马上赶到现场。一看，楼顶上站了四五个人，他们因为“工头”拖欠工资而做出的过激行为。
我们现在就来开会，开现场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就赶快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人家真的是孩子上学，需要钱，你就得帮他们想办法要到钱。
项目部说，我们给了他们一部分了。有的是给了工头，工头没能到位……
那就找工头。
“唉，每天都是这些事，按理是施工单位自己的事，但我们都得给他们协调。你不协调行吗？万一真跳下来怎么办？”
他就是078工程指挥部第四任指挥长。他说，在我们文昌发射场建设期间，没有一个伤亡事故，这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点了。
这也要归功他们安全工作做得好，做得到位！
现场代表王春也这样说，对我们甲方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安全问题。
海南又热，要么有雨，要么有风，工期又紧，工人在上面施工，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
王春说，现在想想好像也没什么，当时，每一天都很难熬。压力大的时候，觉都睡不踏实。尤其是安全问题。我们领导三令五申：质量方面，我知道你们不用我提醒，也会盯着，但安全问题，你们也不得不引起重视，决不允许发生任何伤亡事故。这简直等于给他们下死命令。我觉得这很难做到。下来后，我给领导解释说，这么大一个工程，一点事都不出，我不能保证。万一出了事呢？你想，这个工程太大了呀，怎么能保证不出一点安全问题呢？可领导告诉我说，无论工程大小，你心里时刻装着安全意识，有不安全的苗头，你就会让它们消灭在萌生状态里，这，你能做到吧？
对此，王春还是没信心。
领导又强调说：你做不到也要做到，没条件可讲。
王春觉得领导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大概是领导天天灌输安全意识，脑子里还真把安全这根弦拉得特别紧。比如，有些工人在高空作业，时有麻痹思想，放大话说自己经常在高空作业，不会出问题，保险带也不结。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王春只要听到他们说大话，就赶紧过去警告：把大话快收回去，不要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等出了事你哭都来不及！
幸运的是，这么一个大工程，通过大家的努力，真的没出现过一起重大的伤亡事故，小伤小碰是难免的，大的伤亡事故真的没有发生。王春说，现在想来，还是很轻松的，但当时这方面的压力可大了。
王春，中等个，不胖不瘦，标准精干的身材。安徽肥东人。1999年毕业于成都电子科大，学业将尽时，正好“神舟一号”飞船升空又顺利返回，学校的很多师兄师姐都参与了这一光荣任务，全校的师生们都以他们为荣。王春满怀的激情就是这时被点燃的，毕业分配时，他毫不犹豫申请去了神舟一号发射升空的地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王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环境很不错，被分配在机关工程处任计划部助理。
海南文昌发射场建设上马后，西昌在整个系统抽调这方面的人才援助。本来就学工民建筑的王春，虽然对机关协调工作早已熟门熟路，可对工程建设管理现场的经验却很缺乏，需要一个锻炼的机会。他聽说这件事后，便觉得这个机会千载难逢，这辈子能让你遇上一次，便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你想，一个人，一个从事工程建筑管理的人，能参加发射场的建设，是多么的荣耀，更别说对自己业务水平的提升了。于是，他又一次毫不犹豫地向组织提交申请，要求参加文昌发射场的建设。
王春如愿了。
于是，王春成了501、502、503三个厂房的工地代表。
刘孟起也提到了压力问题，他说，在文昌发射场最大的压力是工期。
那时候，工期的压力，对我们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的压力，全压在头上了。
在2012、2013、2014年，每天白天在工地，晚上回来要看几十个合同，百十个项目，隔两天就会报一个变更，或者三四个变更。白天都在工地跑，没时间看，只有抽晚上的时间，每天晚上好像全弄这些了。不一定看得很细，但明显的错误，就得指出来。还有文字上的描述，为什么要变更，必须说清楚，不说清楚就没办法报批。文字上一点含糊，都要把施工单位的人叫过来修改。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宿舍里加班，顺利的话，十一点前结束，不顺利半夜一二点也完不了，好在地源小学离工地不算远。
地源小学是住宿地。
还有一段时间的晚上在干什么？把几家施工单位，还有工艺组的，提供设备的厂家、监理叫到一起，开计划协调会。这也是很难开的一个会，会上要做纪要，哪天哪天给别人提供什么，谁哪天哪天要完成什么。哪个施工单位都想在时间上争取宽余一点，这个协调会开着开着，就变成了吵架会，没办法，只有你一声他一声地囔囔，吵完架后，才能达成统一，然后，签个后续工作纪要。几乎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干这个事了。
工期先是400天，后来是500天，又变成600天。应该说，最早排这个工期，预计400天的时候，对各方面的难度，特别是配合协调估计不足。预计400天工期的时候，想着2014年就能让长七、长五任务合练，2015年准备发射。一开始从理论上估摸计划时，我们都拍着胸脯打保票，觉得应该没问题，能完成任务。领导们也觉得没问题，能完成。后来，一看不可能，他们自己也施加压力。没办法，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甚至把业务工作提到政治高度，说：工期就是政治，完不成任务就是不讲政治。 这种高度，听上去还挺吓人的。
都提到这样的高度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只能压力更大了。“5+2”“白+黑”已经是工作常态。可能有些单位，还能有个周末喘口气，但我们现场代表没有周末，几乎每天都在现场。因为施工队没有周末，现场代表的周末，也得在现场。
这些年过来，再回头看，也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2013年的时候，清澜的几幢楼起来了，但整个是没有路，路上全是泥浆，部队却进驻了。没有路，一下雨，全是泥汤，人家怎么看我们？人家说你们干了这么多年，就这样？说实在的，这一点，各单位的同志们对我们意见特别大。年轻一点的，还不觉得，和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同一批来的，关系比较熟的，已经是各团站的领导了，面对他们这批人，我们抬不起头、说不起话，让人感到你们建设了这么多年，我们人来了，你们给我们提供的就这么一个条件？说真的，心里很愧疚。
别人可能会不信，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是很愧疚。本来可以做得更好，而没有做好。很多想法都没能实现，因为没钱做，只能抱残守缺了。
总的说来，对这个工程，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自豪的。
王春代表说，每推进一步，难度都很大。是最低价竞标，施工方确实没什么利润可挣。说出来也许有人不信，078大部分工程的施工方都在赔钱干活。有多方的原因，一是价格本来压得过低（留给许多人的意象是，给部队干活没有不挣钱的，而且干完活，没有拖欠工钱的），价格低一点，他们在竞标时，也要先占上坑再说，怀着一种侥幸心理，签下了这份合同；二是施工方开工后，许多材料在海岛上买不着，要到内地去采购，这又要消耗掉一部分运输费用；三是工期过长，材料费，劳务费都在上涨；再就是劳务工。先起用当地的民工。当地人的特点是懒散，不像内地人那样能吃苦，他们干了几天活，就要向施工方要钱，要到钱后，人就不见了。几天后，又再回到工地，搞得施工单位不敢再用当地的务工，情愿用江苏、四川、安徽这些省份的人。这些省份的人能吃苦，靠得住，但唯一的缺点是路费贵。这些种种原因组合在一起，成本就上去了，不可控了，甚至变成赔本的买卖了。在内陆干，可能这个价位保本是可能的，但在海南不行。
在海南，人工、材料、机械都很贵。在文昌很多钉子都买不着，全都要跑到海口去买。很多单位没在海南干过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过，这些事情都是事先不可预知的。
078工程指挥部第四任指挥长说：变更的经费不能按时到位，造成了施工单位不愿干活。
所有的变更项目，都要等总部上级机关批准。你批不下来，他们就干不了。
但就是这样一种模式，078工程指挥部还要“后墙不倒”。
他又解释说，这个“后墙”就是拿着鞭子催着我们要往前赶工期。而大部分工期，都比国家规定的建设周期提前了许多，比如801接待站，按国家规定要求，可能要建两年半，跟人家签订合同就是一年半，果真一年半完成了。
知道吗，这个“后墙”就是任务的合练时间。长七、长五什么时候合练？总装所有领导都是这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发射场不能影响发射任务的进程。换言之，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进度，不能影响长七、长五的合练任务。这是绝对不能影响的。而文昌发射场的建设模式，又影响了这个进程，因为078在这里说话是不算的，只有干好活，履好职的义务。我们指挥部指挥啥呢？那就是要俯下身子去干活，去协调。
他见证了文昌发射场的论证、设计、建设到使用，他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情。他说他确实也操了不少心，死了不少脑细胞，但他认为挺值的。
505、506的墙面蜂窝铝板很漂亮，你去看了吗？它不仅漂亮，钱还花得很少。
按照设计的价格，比招标的价格翻了一倍。施工单位干不了，一直拖在那里始终没干。
大厅铝板施工不了，这个项目有啥用？最大问题是完不了工，怎么办？
只能靠智慧，去跟施工单位商量，你们去调研几家，你们再从中优选几家，最好是干过大厅铝板的，有这方面经验的。他们最后选择了北京艺通公司。这是个很有责任心的单位，还是个国企，他们跟航天项目有很多合作。
艺通公司还真的来了！
他们来了后，又把相关的人员组到一块，开了一个会，根据目前的铝板造价，又进一步优化。让施工单位拿方案，我们进行评审，评审以后再组织往下进行。
我告诉他们，现在优化了，但不知多少钱，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是经过专家评审的，你们可以实施了，最后能给多少钱，还要经过上级机关审核。现在，我们可以预支你们一部分钱，可以把活先干起来。
这些施工单位还是有政治觉悟的，没再讲价钱，就开工了。
说真的，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直到现在，活干完了，一平方米多少钱，还没批下来。我曾给人家承诺：审下来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但这个项目不能拖。到现在钱还没给人家结。但人家把活干完了。类似这样的项目，还有不少。如果我們要等批下来，才能干活的话，现在的505、506墙体可能还是混凝土。空调更谈不上调试，合练就不要提了，更别说首飞了。
大约是2014年竣工验收时报上去，已经有几年了，最后还没审批。可能给人家审得很少，我们的确没钱。到时施工单位得骂死我。挨骂就骂吧，怎么办？为了这个事业。
当时，总装有一位首长曾问我，这个项目还没批下来，怎么就开始干了？
他说：“首长，这个项目我来负责。如果这个项目不这么干，可能现在厂房还没建成。到那时候，影响了合练，影响了发射任务，这个责任谁来负？”
那位首长终于笑了：“你做得对，你敢于担当。”
他说，如果不敢于担当，文昌发射场建不成，文昌发射场也不可能有今天。但类似这样的项目还有很多……
“的确，这个发射场建得太曲折太艰难了！”接待采访的078宣传干部李超超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没少麻烦李超超，经常是他带着车，到龙楼801接上我，采访完后，又送我回801。小伙子年轻又能干，还编写了一大摞的发射场建设快报。 文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会建得这么艰难，我们到底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我特意打电话请教了078第一任指挥长王维昌。他说，当时，上级给发射场规定：一是发射场建设总的经费不能突破；二是单项建筑总预算不能突破。这两个原则，造成了每一个项目的变更都要上报，批准之发后才能执行。如果建设的过程中再有变更，就得再一次报批。我们执行的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瞧，都是钱闹的，也真难为他们。
文昌发射场实行的是：“工程量清单计价，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和固定总价合同”。这是在国内新工程少有的招标合同模式。
我问078第四任指挥长：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在工程竞标中，谁出价最低，就选择谁？
“可以这么理解。”
“那质量能保证吗？”
“质量是必须保证的。”
有关质量的问题，刘孟起是这样说的：生活设施方面的建设，不如工业设施那样优质，生活设施的建设标准并不高，框架定得也很低。
这还是钱的问题。
所有的工程设施项目，质量的确都不错，但生活设施不是太尽如人意。当时招标我们没太多经验，把它们分割得太零碎，用的产品也是东一家、西一家，那时候不怎么懂得打包，要是放到现在，我们应该是门，就把门全部打包给一家，地砖，也给一家，锁、灯都用一个品牌，这样人家就会用心去做，我们自己也能省很多心。但我们没经验，就没有这样做。所以，工程项目也切割得很零碎，你想，这一家就在你这里做千百万元的工程，哪有做上亿元工程投的人力物力大呢？那时候，真的不懂啊，现在要做，就不会这样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王春是这样说的：保守地估计，施工单位赚不赚钱我不知道，赚多少也不敢说，亏多少也不清楚，但赚钱的施工单位不多。像501、502、503、505、506、508这些大项目，基本都不挣钱。我们也觉得过意不去，想给他们弥补，怎么弥补？不可能啊！你合同约定是死的，该100元，就是100元，给200元，就不是合同了。而且后面还有审计跟着，你想多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也造成了后面结算难度相当大。
一个工程，工程量是定死的；要多少人工，也是定死的；要多少机械设备也是定死的，打多少脚手架，都是定死的，没定死的就是材料。还不敢用不好的材料，至少要过得去，不优质，也得合格。
那有不合格的吗？
王春说：有，钢筋有不合格的。
怎么知道不合格？
通过试验，一试就试出来。再说，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看出来。
铝板也是这样，要求多少厘米，一卡就卡出来。至少厚度要达到。像吊顶板，一折就断，肯定不合格。瓷砖，敲一敲，声音就能听出对不对。厂房管控很严。078工程重点保证厂房的质量。相对来说，工业厂房要比生活建筑质量要好得多。
所以，工程推动起来很难很难。当时有个吊顶板，设计不合理，要发生变更，设计时0.8，觉得做大厅的吊板不合适，变更成1.0或是1.2的，设计变更图纸发下来以后，施工单位要求加钱。本来报价就低，按正常情况，你报100元，再加50元，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这种铝板要300多元一平方米，施工单位还是亏损近一半，他们要求不变。他们说，我们本来一平方米只亏100元，现在一平方米要亏200元，你们不变的话，我们还少亏损一点，你们这一变，我们就亏大了。
但不可能不变呀！
就因为这一变更，工期拖了三个月时间。人家坚决不干啊！施工方的主管对我们现场代表说，你们设计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违反合同。你们不让我挣钱也行，不要让我亏得太多了。我们辛辛苦苦在这里干活，还亏损这么多，你让我们回去怎么向上面交待？我们也是国家企业，企业也是要讲效益呀！
王春告诉我说，我们也确实说不过去，也很同情他们。但是我们没有一点的办法。我们说话不管用，决定权也不在我们手里。怎么办？我们只能和他们磨嘴皮子。磨到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让了一点步，这才达成协议。
“我们真的很为难，每推进一步，都很吃力。”
王春还说，有些工期拖延，就是施工方觉得亏损太多，中途撂下不干了。
刘孟起说，我们这个项目在地方上非常注目，都知道部队的工程好做，还不会拖欠钱款，都以为这是一块唐僧肉。所以，很多地方公司都想挤进来。即使“工程量清单计价，经评审的最低投票价法和固定总价合同”他们也同样往里挤，按他们以往的经验，给部队干活，没有亏损的。没想到，这个发射场，要用很少的钱，又要建世界一流的發射场。所以，许多施工单位，大部分项目都是亏损，没挣到什么钱。
在这一方面，078第三任指挥长也下过这样稍加保守的结论：大部分项目亏损，极少部分项目保本和略有盈余。
078第二任指挥长也十分慎重又负责任地承认：在文昌发射场这个项目中，各家施工单位的确很难挣到钱。
由此可见，这些参与文昌发射场工程建设的企业，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代价和牺牲，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利的情况下，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合同要求的全部工程。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还有许多创新项目，申报了国家专利和创新奖。
当长征七号、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时，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在心里默念这些公司的名字：
亚太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公司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总装备部特种工程技术安装总队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
谢谢你们为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添砖加瓦！
刘孟起还发自肺腑地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些年，我们是吃了一些苦，但非常有意义，不仅开了眼界，还学到东西。我经常对组里的同志们说，不要觉得吃苦了，你在这个年龄吃苦是最好的，因为你真正学到了东西，你想你这么几年下来，接触到多少东西啊，一定要知足。我以前跟老计划部助理学，都没学到这么多啊，你刚出校门，就把大学学到的东西，马上跟实践结合起来，你多幸运啊，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长七首飞前，我分在工程抢险队，看到大火箭点火起飞，就跟着嗷嗷叫起来，实在太激动了，那一刻，真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工艺组长赵铁山说：长七首飞时，还是提心吊胆的，这么多设备投入使用，哪一个出了问题，都不得了。那一天，整个发射场，都成了我们的考场；每台设备、每个操作手，都是考官，合不合格，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
在长七合练时，还处理了11个问题。
长七发射时，协调了13个承建单位、18个技术人员来现场就位。一旦出现问题，他们马上就得上去解决。把不可靠的，全都撤换下来。
需要验收的项目也通过了验收。
长七首飞成功后，感觉人一下轻松，真正可以躺下睡个踏实安稳的觉了。项目期间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的觉。
078工程指挥部副主任李东平说：这么多年过来了，很有成就感。长七火箭升空，还是很激动，以前都不怎么激动了，看得发射太多了，自己还指挥过发射那么多次，真的激动不起来了。可这次不同，这个发射场是看着建起来的，里面有自己流的汗水，也操了不少心，还注入了感情，这是不一样的，看到发射的大场面，你会忍不住激动！这个年纪已经流不出眼泪了，但还是泪花闪闪的。现在就看下一发——长五了，长七还没用到液氢，长五要用。液氢是个高危的东西。
说到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刚来文昌的时候，无论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特别是去搬迁老百姓的家时，只要稍微有点文化的，他们都会关心一个东西，他们就问我：你们在我们这里发射，会不会有毒气、废气什么的，我们这里的环境都是绿色的，你们不会把我们这里环境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吧？
遇到这个问题时，我也不直接回答，我就反问他们，上过高中没有？氢和氧燃烧以后会产生什么呀？
他们就说：这我知道，产生水。
我说，这就对了，水是不是环保的？
水，当然环保。那它安全吗？
我跟他们这样一说，他们就放心了。这个发射场又环保，又安全。火箭点火升空后，在地面上也就是十来秒，然后一拐彎，就到海上面去了。当然，发射的时候，你不要跑到跟前去，要到安全距离之外待着，就啥事也没了。我们还设有安全距离，你们疏散开，就可以了。
新发射场新在哪里？
现在来说一说，文昌发射场的创新点都有哪些吧。
078工程指挥部每个人都能数出一堆来，他们几乎都说过这样的话：“绿色、环保、开放，世界一流，文昌发射场就是这么定位的。它是一个全新的发射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复制和借鉴别人的。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经验，就是摸索着干。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技术含量又这么高，自主创新，自主设计，自主可控等很多新的理念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止水问题，还有大流量加注，防水防锈防潮，一个非标大门，设计重量585451公斤，怎么装上去？还要严丝合缝，分毫不差。501、502、503都是单体建筑，好多厂家都没干过，它们号称亚洲第一。质量要求特别高，设计要求保质量100年。我们这些监督质量人责任不知有多重大！‘长七’发射完后，只有导流槽上掉了一块。”
工艺组组长赵铁山说：文昌航天发射场最大的创新，一是三垂模式；二是塔上撤销了吊车系统；三是低温大流量的加注，比西昌大了10倍；四是供气系统，空气边“压”边使用……
我还听说，有一个更大的技术创新：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
也就是说，508最大的创新，即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
提到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就得先到508看一看。要说这件事，就绕不过文昌指控站。
文昌指控站，全名应是指挥控制站。这个站担负的任务是：火箭发射首区段的测量、光学成像记录，安全控制、指挥显示。另外，它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给首长提供指挥决策上的支持。
如果把发射场比喻成一个巨人，那么508就是巨人的神经中枢，或说智慧的大脑也行。
如果你经常关注电视上有关卫星发射相关消息的话，屏幕上出现一排又一排穿着工作服，目光盯着前方，而他们的前方，则是一面大墙般的显示屏，屏幕上显现着1号阵地的全镜头，即发射场塔架。这时，时间往往逼近倒计时最后时刻：点火发射！每个指挥员面目上都是箭在弦上的神情，看得人由不得不紧张，感觉心提到嗓子眼上一样，凝神屏息地盯着前方……
如果你有机会走进指挥大厅，猛然间浓厚的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会以为到了科幻大片的情境里，眼花缭乱，不知该往哪里聚焦。不过，这里没有空闲的位置接纳你，每个位置都定了员，所有的人都对号入座。如果哨兵过来撵你，你也别生气，这里闲人免进。
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指挥大厅。
现在，让我们去认识一下搞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几个主力吧！
2016年8月19日下午，外面的天，像布满了电热丝一样，烤得人皮肤都快焦了。好在我采访的地点在801接待室，里面有空调，说话的人不至于被高温搅乱思路，也让我能集中精力补上高科技这一课。他们思路敏捷、跳跃、现代，每个语句都像电流一样从唇边滑出，稍不注意，就像信号般一闪就滑过了，再想捕捉都困难。有时，我不得不让他们停下来，请教他们的专业术语，是哪几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在他们面前，我如同一个小学生，甚至不如一个小学生。这年代，哪个小学生电脑玩不转？为此，我常有落伍感。 指控站计划部部长尚培涛介绍说，文昌指控站2008年授旗成立，2009年正式抽调人员，组建的第一批成员中就有他。我想，他能上第一批名单，那都是从各单位选拔上来的优秀骨干，哪个新建的单位，都得借助一股强大的正能量，把底子打坚实，再乘势而上，这样组建起来的单位经得起摔打。
我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
这大概也是尚培涛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个拐点如同2001年6月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自愿选择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作为他人生起点一样，这次，能参与文昌发射场建设，他引以为荣。
尚培涛1977年1月出生在有着六千多年文明史的邳州一个普通家庭，这个农民的儿子，身上却流动着儒雅之风，眼里闪烁着智慧。这一点都不夸张，一个能上中国科技大学这顶尖学府的人，一定有超强的大脑和超强的学习能力。否则，指控站党委不可能把颇具风险的创新任务和创新团队交到他手里。
坐在我对面冯博士，是一室主任。他有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名字：先旺。也许在他降生的时候，父亲欣喜之极，又不忘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长大成为有用之才，便随口吟出蓬勃“先”旺吧？先旺没辜负父亲，好学上进，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学霸”。四川大学毕业后又直接保送到国防科技大学。2013年6月博士学业完成后，正赶上文昌发射场建设需要人才，冯先旺义无反顾地加入建设大军的行列！
在进入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攻关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核高基”。
什么叫核高基？就是核心高技术基础工程。这也是国家要求从芯片的基础开始研发探索的重大工程。他们现也在做这件事。尚培涛说：这主要是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脉。我也从小听着伟人的话长大，其中就有一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强调水对农业的重要性，没有水，农作物就没法活。他们能把这件事当作“命脉”来做，可见，这“核高基”有多重要！
最早，发射场立项时，指挥显示系统这一块，并没有国产自主可控这一要求。全都用Windows操作系统。
这时，指控站就有一股声音响了起来：“我们不能再往这条老路上走。我们要主动把这方面的工作往国产操作系统上做做看。”
因为这件事，我在提笔写的时候，有点“卡”，总觉得没了解到位。于是，我打电话请教指控站段纪友书记。他很轻描淡写地道了一句：当时，我不在，我只听说提出这一方案时，好像遇到很大的阻力。他建议我去找他们站长聊一聊。可惜的是，我一直没能找到机会采访站长陈振华，甚至照面都没打一个，他长得高矮胖瘦更不清楚，我只能从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从西昌出发，在文昌扎根》里认识他。有关国产自主可控这方面，陈振华是这样描述的：“为实现指（挥）显（示）软件技术自主可控，我們先行开展了自主可控技术的研究，先后组织骨干赴北京飞控中心、北京飞邻公司、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等多家单位进行调研，这之后，才下定决心抢抓机遇，走国产化道路。2014年4月，我请示中心首长，（申请）突破项目任务书的约束，这才开始了（走）一体化综合指挥显示软件的自主可控之路，六名博士成为这次转向自主可控（研发）的主力军。”
这六名博士里就有冯先旺。
从陈振华这段文字里可看出，他们走国产自主可控这条路，上级没有要求，任务书里也没要求，是他们自己主动去做的。而这个最积极主动推进的人，应该也是陈振华。
主动，在所有的工作岗位上，都是被倡导的，一个人能主动去工作，而且主动去创新，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主动就能抢占先机。就像冯先旺说的那样，“嗅到了某种契机”。而这种“契机”可不是谁都能嗅觉灵敏捕捉到的，这不仅需要一个有魄力的带头人，还需要集体的智慧、勇气、才干等组合在一起，更要有“六名博士”成为真正“主力军”才行。
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尽管上级领导同意他们去“突破”，但到底能突破到什么程度，还是有些保留？毕竟这些“突破”的成员，都是新面孔，缺少知根知底，是马是驴还没拉出来溜过，你拿什么让我信任你呢？某大学的一位专家就说，这事儿你们肯定干不成，到头来吃力不讨好。
专家的话，让决策者心里有些没底了，也许还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几次摆到站常委会桌面去讨论这件事？
有人说，咱们完全可照搬现有的模式，它毕竟是成熟的，有什么问题出来了，都好解决。
也有人说，合同上的任务书不用什么“突破”，要“突破”就会面临风险。时间这么紧，万一中途卡住，再退回来，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陈振华他们听得出来，潜台词就是：这条新路走不通的话，风险谁来承担？
热烈的讨论，如同山火样蔓延开来，只要对站里建设有利，大家都可插一嘴，尤其是那几位博士。
“如果照搬现有的模式，就不可能达到‘一流’的标准。”有一博士说。
这句话，让倾向国产自主化的人们，感觉到特别清新。
新发射场建成后，中心提出了五个一流：发射理论一流，核心技术一流，设备设施一流，人才队伍一流，组织管理一流。陈振华知道，这五个“一流”是标准，也是口号。可又如何让口头上的五个一流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他感觉自己的双腿早已稳稳站在国产自主可控这条道上，心也从没动摇过。而他明显感觉到，风向正在往国产自主可控的方向转动，只要稍稍添把火，就会轰轰烈烈燃烧起来。
再说，使用别人的软件系统，你就能避免巨大的安全风险吗？永远不可能避免！这也和“一流的核心技术”格格不入。自闯一条新路子，尽管不易，艰难和风险并存，成功和失败伴随，但因为这些，我们就要放弃吗？如果这次不闯，就会失去机会。机不待我，时不再来。我们一定要走下去。支持搞国产自主可控的呼声就此越来越高，支持者也越来越多，而且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条创新之路是走定了！
为了让上级领导放心，也让他们自己心里更踏实，他们决定做两套操作系统。也就是Windows操作系统和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一起上。这等于给发射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如果国产自主可控中途夭折，还有另一套操作系统保底。但他们的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上。
站里把牵头的重担放在尚培涛的肩上，让他率领小团队去攀登“国产自主可控”那个险峰。
尚培涛接手时，已经对它们很了解了，越是了解，就更觉得它是一匹难以驾驭的烈馬。“这一块刚做时，很难……”计划部部长尚培涛说到这，停顿了一下。在他停顿的间隙，你仿佛看见他们在这条路上摸索、攀爬、遇险、闯关的身影，那一路走过来谁又知道他们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煎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像我这样一个外人，用这浅表的文字是很难表述的！
不过，我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自己研发这一模式，它所带来的好处究竟有多少？
尚培涛把冯先旺博士推向前台，说：你多说一说吧。
冯博士是这样回答的：自己开发的模式，有几个非常大的好处：第一是我们站来的大多是新人。（他所指的新人，是指从各大学毕业后直接分到这里的那批人？包括他自己，也刚刚走出校门。）这些新人怎么才能快速形成能力？必须给他们肩上压担子。如果把现成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模式搬过来，直接使用，对人才的培养，效果就不会这么好（因为大家不用太动脑，套用模式就可以）；再就是开发自己可控的东西，自己有什么需求，自己是最清楚的。我们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订制各种功能，这样开发出来之后，以后在运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想怎么修改，想怎么调整，都非常容易，毕竟是自己研发的。如果拿现成的、别人做好的，你想修正一个功能或在上面增加一个功能，都非常麻烦。另外，这也不符合国家的战略和信息安全。这几年，国家把战略层面上的信息安全，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如果继续使用别人开发的系统，你就会一直处于安全风险的阴影中。而且，这也是国家发展的趋势。我们已经嗅到这个契机，如果放弃，岂不可惜？所以，我们必须走到这条路上来。
那些专家泼的凉水，他们没当回事。他们就是不信那个邪，偏要在这条艰难的高山峻岭上开辟一条新路。
尚培涛又接着说，尤其是前期，困难重重。这困难最主要的是来自“支持”。在Windows下可选用C++数据库系统和比较流行的系统都可以，但在麒麟操作系统下就很难满足国产化的要求。也就是说，不能用现掌握的一些软件去开发。这就意味着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软件去开发，选择一些“开源”平台——没有特定人员拥有专利的一些软件，你可在这些软件上自由添加补充，来开发自己的系统。
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举步维艰。
冯先旺博士又用“讲解”式的语气说，的确，难就难在可支持软件太少，麒麟操作系统只能满足一些基本的要求。这基本的要求就是一般的办公编辑文字，这些问题都不大。但你要画图、想处理一个软件，想用一个比较好的编辑去编一个有符号的文件，比如画一个圆圈，可能在Windows下，点一下，拖出来便可，而在麒麟下，你就得自己去一点一点编写代码，才能把这个圆圈画出来。就这么简单的功能，都要自己从最底层做起。而这些在Windows编程，可以使用的工具，信手拈来，很容易的事在麒麟下就变成了难题，你得一关一关地去闯。
我想，这个传说中能活两千年的“麒麟”，不是说，只要它出没处，必有祥瑞吗？怎么这么难为人呢！
冯先旺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一个操作系统，使用的用户少，支持它的相应软件就会少。麒麟的生态圈，还没形成。再说，Windows系统，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使用，人们早已习惯了它，支撑它的软件自然也会丰富。
尚培涛说，麒麟系统自身也不成熟，它对我们常用的一些功能，达不到这要求。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实时性的要求特别高，而麒麟系统在数据处理实时性方面还有很多不足，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返回麒麟公司，和他们编程人员进行沟通，再一起来解决操作系统存在的问题。这又增添了一个双向交流的环节。但这虽然麻烦，交流的效果却很好，解决了很多难题。
另外，我们自身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就像你早已习惯用右手拿筷子吃饭，突然强行叫你用左手，就会不适应……
“而从另一方面讲，这又是件好事，选择国产开源平台软件去开发我们自己的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自己能掌握核心技术。这就是说，从国产的编辑软件上，开发指挥显示系统，减少对外界的依赖，就相当于我们自己牢牢地把核心技术抓在自己的手里，因为你拿到了自己的源代码。只是，刚开始迈出每一步时，受限制太多了，或者说编起程来很不方便，支持它们的软件实在太少。再就是，花的时间也比较多。但必须赶在合练任务前三个月完成，然后再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这也是因为，中心已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要求所有的参试设备安装调试必须在2014年底完成，2015年初参加长征七号、长征五号合练任务。当时，总装备部下红头文件“卡死”了时间，没有退路。
他们也没有退路。
在2014年3月至8月，真的是太忙了。每一天时间都不够用，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每个星期都是“5+2”，每一天都是“8+3”，甚至还不止，经常干到凌晨一二点。
但他们终于看到了曙光：程序编完，马上参加新设备校飞任务了！
这就是需要一个“中心”，保证信息采样进来，当成火箭点火，让它们跟，看它们跟的对不对，这跟执行火箭发射任务是一样的。
可这时候，他们又遇到一个难题。
因为工程建设滞后，508的外墙还没贴好，内装修只完成了一半，墙和天花板都还在装修中。机房跟工地一样，设备和人都进不去，离真正的进驻还差十万八千里。 看到眼前乱七八糟的景象，尚培涛和他的小团队心凉了半截。
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最清楚工程进展情况的应该是现场施工代表和监理们了。可他们的回答，是没有时间上的保证，他们也不敢保证。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此，再摘录一段采访工地代表王春的笔录，看完之后大致就清楚了：
施工中需要协调的事太多太多。而且，协调也是我们现场代表的主要工作。
施工（现场），不是一家在干，而是有很多家：有干空调的，有干风管的，有干大门的，有干平台的，有干液压的，供气的、智能照明的、消防、通信，全都分到各家去干，要是给一家当然好，但哪家都没这個能力全干完。这么多家，协调不好，就“打架”，加上设计上有瑕疵，比如501活动平台和边上固定平台相冲突，是升降平台，钢结构的，升不上去。这也很正常，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什么会不断出现变更？就是在设计时，有些细小的环节会想不周全，会不完美，这也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在现场协调解决，把设计不到位的地方，更改过来。于是，这又牵扯到两家施工单位。这家说，把你的割掉，那家说把你的砸掉，总之两家都不干。这就又需要现场代表去协调，看看割这家还是砸那家，损失更小，找到更合理的一家。这对于施工单位来说，都会不愿意，再小也不愿意。施工本来不挣钱，又不是我的责任，我是按施工图纸做的，做好后，你又要砸掉它，这个损失算谁的呢？反正每天都在工地上协调这事那事的。每天的小会，也很多。这些会，都是安排这家今天干什么，那家干什么，今天你干一层，他干二层，谁在501，谁在502。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开类似的小会。
施工中还有很多交叉问题，也牵扯到安全。事都很急，八层说，我要干啊，要不赶不上进度；一层说，我也要干啊，我的时间也很紧了。可八层干活，一层就不能干，501、502、503厂房，上面都是空的，要是砸下一个东西，就不得了，而且，高层一（旦）作业，就得拉警戒线，人不能（随便）走动……
如果等工期完工再进入，就晚了，时间上也等不起了。而整个发射场设备安装调试都在全力推进，他们也耽搁不起这时间。怎么办？只能撸起袖子自己干，才能赶上整个任务合练时间。不然，调试设备就来不及了。
计划部部长尚培涛带着马亚奇、丁浩、冯先旺、何亮、郭卫峰、张福临、朱俊、徐志乾、聂龙生等十几个技术干部只能“强行”进驻了！
正是酷暑7月，空气里像布满了电炉丝，蒸得工地直冒烟，人身上则像按了水龙头，稍一动，汗流浃背。四处都是脚手架和粉尘，有时喘气都困难；没处睡，就用海绵垫打地铺；不通水，洗脸洗澡上厕所都要去一百米以外的工地生活区解决。条件艰苦，他们能克服，而最难办的就是那些精密仪器，它们比人娇贵多了，一点灰尘都消受不起，它讲究的是清洁度。我记得当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对外开放时，有一国外卫星要进厂房，提出一个十分严苛的机房清洁度问题。为达到老外的要求，大家都跪在地上用酒精一点一点去擦拭，好些人的手指都被酒精烧得裂了大口子，满手血淋淋的。那是我听到的最高级别的清洁度了。这里的清洁度尽管不会这么严格，但达到相当的清洁度要求是必需的，因为有了一定的清洁度，计算机、路由器这些精密的仪器才能进来。另外，发射场环境是“三高”（高温高湿高盐雾），机房的地板刚装好，如果不刷漆，地板下的水泥砂浆很容易风化，风一吹，浮尘粉末便四处飞扬，加上盐雾腐蚀，这些精密的设备就不经折腾，很容易损坏。为保证小环境的洁净度，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地板刷油漆。
这些人，本该穿着防静电的工作服，手搭键盘，眼盯屏幕，脑子里想着火箭的速度、卫星的轨道，设备跟踪调试等高端技术活儿，但此刻他们只能穿着迷彩服，戴着防毒面具，去干本该由专业工人干的事情。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让尽快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让指挥大厅所有的设备早一天投入运行。
光是小环境的整治，他们花去近两个月的时间，你很难想象其中的工作量有多少，但他们没人叫苦喊累，没有乱套，一切都按照计划、步骤，还有意志和信念，向着目标的制高点一步一步靠近……
这个巨大的写作工程完成后，有人告诉我，这个章节里不能缺一个人：陶中山。他现已退休，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副总工程师，为文昌测控系统布局发射场付出了不少心血。他建议我去采访他。但我的写作工程已经拉下帷幕，只好抱歉了，因为，缺憾总是不可避免的。把缺憾当作一种美也未尝不可。
再插进一段孟令军的采访，因为他也提到了这件事。
为了保障节点——任务合练，要按节点走。比如，空调调试，卫生没打扫出来，墙壁地面都是灰尘，洁净度不够，不具备调试条件。如果调试，空调过滤器会被污染，一污染，就得坏，坏了重新换，一个新的过滤器多少钱？十几万元。怎么办？请保洁工，还得到海口请。这么大一块场地，这又是多大一笔费用，这笔费用谁来出？没办法，只好发动大家自己干，从地面到墙面，一点一点地擦拭。发射站和指挥部人员全体出动，有二三百人，干了整一个星期。要知道，大家白天还有工作，只能晚上干。这一块，几乎就是他们利用晚上时间抢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说过这样的话：试验队要进驻了，下一步准备合练。让人着急的是505、506、508施工还没结束，505、506、508装修都没弄好，说年底都弄不完。
078工程指挥部领导和我们商量，采取超常措施，让我们“盯”到一线去。怎么“盯”？每天晚上5点在505门口集合，突击505。结束后，每个“头儿”都要汇报：今天干了什么，解决了什么 ，还需要解决什么。然后布置明天的任务。
我们天天都跟民工一样，一直突击了40天，直到干完为止。试验队进来都不相信，那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505、506、508指控站、发测站自己动手，该干就干，主动参与完成发射场的建设。
这一段话，是时任中心副总师毛万标说的。
总之，他们也没有白忙乎！等做完这一切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比别人抢先了一步。是的，他们成功了！这一成功为后续的一系列的成功打下了基础。更让人欣慰的是，他们打开了一扇国产自主可控信息化操作系统的大门，让军队信息化迈上一个过去无人抵达的台阶。这扇门一旦打开，一条宽广的充满朝阳的大路就展在眼前。好多兄弟单位包括北京指控中心都纷纷来学习取经，他们以友好开放热情的态度，伸出援助之手，派出工程师，帮兄弟单位顺利走上国产自主可控之路。
段书记还告诉我，国产自主可控这条路上，还得到了好些专家们的帮助，他们是电子科技集团39所黄圣诞工程师、54所张新社高工、081电子集团公司朱海鹏高工、航科集团704所李洋高工、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李波研究员、电子科技集团15所刘景章专家、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杨小许高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高策副研究员、成都光学技术研究所张兰高工……这是指控站宣传安全官颜榆奇提供的名单。
我知道，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员，还有很多默默无闻者，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将“长征七号”大火箭托举着送上了太空，今天又将要为“长征五号”大火箭再次托举起来……
现在你该明白了，指挥控制大厅里面所用的“牛”程序，是他们自主研发的，它的名字叫：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
让笔者感到遗憾的是，不能把每个建设者都装进来——这似乎也不大可能，总有人要当无名英雄的。就让那些无名英雄，在看见我们的大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腾飞的时候，自己默默地说一声：我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一名建设者，我也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出过一份力！
然而，这座新发射场又新在哪里？绿色、环保……
078工程指挥部遇到了哪些难事
078工艺组组长赵铁山在工作日志中写道：2016年6月22日，总部首长在文昌发射场地源小学078工程指挥部驻地看望指挥部组长以上人员，肯定了078工程指挥部是当之无愧的功臣，还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赵铁山记下这段话，是真的想让人们记住他们吗？我想，不是的。他是想记住在“078”的那段日子，记住每个日子所经历的不易和艰难，以此来勉励自己。
我刚到文昌发射场，领导们叮嘱我要好好写一写078工程指挥部，发射场能建成这样，他们是作出巨大贡献的。
他们究竟作出哪些贡献？当时总部又是怎么给“078”下达指示和任务的？
“……明确了078工程指挥部基本任务共五条：一是负责拟制发射场建设工程的具体计划及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二是负责发射场建设工程的管理，具体承办工程招标、质量监督、工程验收、廉政监督等工作；三是负责协调与地方政府部门及地方承担的保障工程在发射场建设中的相关具体问题；四是负责发射场建设期间新组建单位的领导管理；五是负责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筹备组：“五人小组”；然后又有了078工程指挥部。王维昌和危志刚分别担任第一任指挥长和第一任党委书记。
2009年2月春节刚过，在王维昌和危志刚就率领着40余名同志奔赴海南文昌，这意味着078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并开始履行光荣又艰巨的新一代航天发射场建设任务。
2009年9月14日，文昌發射场建设在龙楼发射场区举行了隆重开工仪式，标志着新一代航天发射场工程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采访中我才明白，新发射场建设这个重大工程，可分成两大块：一是工业设施，二是生活设施。工业设施，就是和发射相关的发射塔架，卫星、火箭测试厂房，指挥大厅等等；生活设施就是生活配套设施。
早听说发射场建设有到底是工业设施先上，还是生活设施先上的争论。也可以说是先工业后生活，还是先民用后工业的争论最早的思路是先生活后工业。
先民用，有点“粮草先行”的意思，听说很多设计图纸都出来了。后来方案却变成：先工业，后生活。老实说，让我这个外行看来，我显然不同意先工业，后生活。这一思路还是资源短缺时代艰苦奋斗的思路。这种思路作为一种精神是可以的，但在物资条件大大改善的今天，是不是最好的思路？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与时俱进，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
可又有人说，思考什么？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给的钱就这么多，能把发射场建起来就很不容易了。生活么，先凑合，慢慢来。即使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也有人觉得这样太苦了参与建设的同志们！
078工程指挥部的人应该比谁都不容易，在创业的阶段里，有谁清楚他们过得有多艰难呢？大概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吧！
创业没有不艰难的！在海南创业尤为艰难！这一点，在文昌发射场生活过的人都感悟颇深。
为了施工过程中提高工作效率，让设计出图快一点，出完图施工又快一点，工程往前再多赶一点，每一步都要花费很多很多的心思。078第一任指挥长王维昌如是说。
078工程指挥部第四任指挥长说，这么多年，我还没把下发的皮鞋真正穿坏过，但我来文昌发射场后，三年不到，就把皮鞋穿坏了。
我也知道，“组织”发的皮鞋，跟铁鞋一般结实。我这一辈子，还没穿坏过“组织”发给的任何一双皮鞋。
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17小时在工作……五年，我的车跑了50万公里。每天，跑300公里是正常的。正常的车，寿命是15年。我5年就跑坏了一辆尼桑。每次去4S店保养，人家都好吃惊，问：你们的车跑哪里去了？怎么跑成这样？禇鹏非说，听他质疑的口气，我们好像从山里刚打完劫回来。
李善宝：我主要是负责招投标。设计（图纸）出来后，非常紧，也非常急。上级要求2011年底主要项目要开工，而设计图纸到手里时，是2011年4月底，要求6月底把所有的标都招完。就2个月时间。任务非常重，感觉几乎都不可能完成。分成好几个组，有人在北京，有人在发射场。但我们还是按上级的要求，确实完成了任务。大家加班加点，没白天黑夜地赶，所有的休息日全用上，后续的评标，连续干了七八天，其中有一个标，24小时没间断，从早晨开始，到第二天晚上……
施工组组长刘孟起：2012、2013、2014整三年时间，我们现场代表几乎没有假期，也不知道什么叫周末，因为，施工的工人没有休息日，我们就没有休息日，他们到工地干活，我们也必须赶到施工现场。
王春：最繁忙的施工三年，基本上没休过假。工人们不休假，我们现场代表自然休不成，只有快过春节时，工人们回家过年，我们也趁这个时间赶紧回家，但也休不了几天。因为，工人们走时，已经到了年根，一过完年，差不多初五六就又回工地干活来了。只要工人开始干活，我们现场代表必须就位……
078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孟令军：2012、2013、2014年，每个人都扒了好几层皮……
这些人里，孟令军我最熟。当年，他和我是前后脚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他是一个标准的山东大汉，一个有内涵的政工干部。他为人耿直、正派，善于思考，颇有几分才华，当年他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宣传处当新闻安全官、处长时就干得风生水起引人注目，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他的人生经历也颇为丰富。 2013年6月，孟令军调任文昌078工程指揮部时，大型项目的招标工作已完成，工程施工正在全面启动。
在孟令军的讲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救火”的经历。他把每一件棘手的事情，都处理得妥妥当当，圆圆满满，甚至可以说干净漂亮，让各方当事人都很满意，你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本事。现在，我们就来看他救的这两场“火”吧。
有一施工方，因管理不利，民工的工钱都发不出来，他自己不想办法解决，而是发动民工来闹事，有上北京总部上访的，有到总部大门外静坐的，还有的就在施工现场静坐，这些过激行为，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激化了矛盾。组织上对这种人、这种事头痛得不行，于是就派孟令军出面去处理。孟令军不回避矛盾，该谁的责任谁来承担，工作也不浮在表面上，一沉到底，寻找根源，再着手一一解决。
我让他讲细一点儿，他跟我讲了这整个处理的过程。
“其实，这些闹腾的人，身上都有软肋，你只要掐住他的软肋，他就老老实实的了。”
因为事情涉及另一个单位的形象，就不展开细说了。总之，孟令军把这件事处理得很漂亮，也让挑事者心服口服。
“救火”之二：2013年“长五”“长七”任务合练明确，加快工程进度。停止所有干部休假，整个是“白+黑”“5+2”，整个2014年每天都是如此。这时候，人员进驻了，吃没地方吃，住没地方住。怎么办？上级要求必须强势推进工期的进展。
上级还要求，每个领导分管一片营区。孟令军分配到海口，负责技术部厂区的建设。周凤广则负责龙楼片区。
孟令军去海口住了整两个月。
这两个月，孟令军在干什么？每天早晨，7：30准时上班。他上班做什么？数人数。怎么数？他拿一板凳往工地门口一坐，就做一件事：数进工地民工的人数。孟令军说，我不懂工程，但我明白一个理，那就是施工的老板，只要雇用的民工数量够了，进度上肯定就不成问题了，相反，人不够，进度就不可能上得来。
所以，每天早晨，老板自己还没来，他就先到工地门口，开始清点人数，来了几拨民工，这拨民工干啥的，他盯着数，数完后，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差不多数了整一个月。
老板明白自己骗不了人，从此，再也不虚报人头了。
“要不，老板整天给你打哈哈，问他来多少人，他告诉你百八十的，你也不可能进去数，因为，他也知道你数不过来，他们干活都在楼层之间窜来窜去，你想数也数不清。我在门口数，过来一个，数一个，他就没办法骗你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为了工程的进度，就得用这种笨办法。”
孟令军说，一个来月坚持下来后，逼着他们赶进度。这个工程，整个提前了一年半的时间。
施工组组长刘孟起说：刚到这里，感觉压力特别大，害怕自己才不配位。其实，我们施工组这些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项目。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各个营房处营房科或者干脆是基层的营房助理抽调上来的——解释一下，由于人手不够，从其他单位愿意参与文昌发射场建设的人员中选调来的，还有5名同志刚刚大学毕业，更谈不上工作经验，包括我自己，这之前也没接触过重大工程项目，这方面都是一张白纸，你想，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项目，压在这二十几个人头上，而且，大多数人从没干过，要管理好这个项目：怎么组织管理项目中的程序、验收，去现场看什么东西等等，脑子里几乎没概念，从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或者在营房助理位置上学到的一些经验，在施工中根本用不上，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也可以说，我们都是一群新兵，如果先来点小项目，让我们这些人操练一下，积累一点工作经验和能力，再开始做大项目，可能效果会更好，再说，我们刚到这里（2010年），大的工程项目都还没设计出来，生活项目就可以早点做，比如先做我们的食堂，先修我们的宿舍什么，让这些人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之后，再全力以赴做工业项目，而且不要规定得这么死板，必须“先工程，后生活”……
好几个领导都向我推介刘孟起，说你应该好好找他聊一聊，刘孟起是个好同志，是我们文昌发射场建设的大功臣。
可我偏偏和这个“大功臣”没机缘。第一次去文昌，说他回成都休假了。去西昌时，特意在成都停留，心想，他的家在成都，联系上他，占用他一两个小时应该没问题。但他电话回复我说，现在不方便，再说吧。他的声音很低沉，很压抑，胸口像压着一块巨石。我纳闷：他怎么啦？那时候，我不知他妻子得病，正在医院做手术。
再次去文昌，已过去一个多月，我非常希望能见到刘孟起。可078工程指挥部书记孟令军又告知说他刚刚请假回成都了。我心一颤，不知他爱人身体好些没有，默默祈愿她早日康复。说真的，我也不忍再去打扰他，甚至打算放弃采访。我想，无论做什么，总会留下遗憾的。采访不到刘孟起，就算是遗憾吧。真的，文昌发射场这么一个巨大工程，参加建设的人无以计数，就是放开采访，我也只能采访到一小部分，还是有很多的建设者，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上来，更别说认识和采访了。
那天，就在清澜孟书记的办公室听大家闲聊，他们在聊家属探亲的问题，拿西昌和文昌两地作比较。这好像是针对一般的干部而言。在海南家属来一次队，成本相当高，汽车是坐不了的，火车基本上也坐不了（从内地到海南，不知道怎么赶火车，而且跨海怎么跨），只能乘飞机了。有时，赶到旅游旺季，飞机票不打折，还往上涨，不够级别的干部，飞机票又不能报销。哎呀！如果在西昌的话，100元就回成都，200元就来回了。这里不是，这里的两口子再带一小孩的话，光是一程飞机票，至少得五六千元。这还是少的。根据部队路费报销规定，他们只能坐火车，要是飞机票也只能报三分之一的钱。所以，家属来文昌探一次亲，成本相当高！
好像就是闲谈这个话题时，有一高个子从门前的走廊上闪过，孟书记叫住他，又对我说，你不是要采访他吗？他就是刘孟起。
我一愣：哦，原来，人的遇见，有时也要随缘。
就是这天上午，我采访了刘孟起。 刘孟起，河南巩义市人。1998年武汉测绘大学毕业后，到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先在技术勤务站，后调入机关工程处，任工程处副处长。2012年3月，因工作需要抽调到文昌078工程指挥部，担任工程计划组组长，主要的工作是施工合同签订，施工现场协调。协调工作包括：现场施工督促监理；组织施工过程中质量验收；质量进度整体管控；文昌发射场特别多的是工业项目，他们的工作重心，放在工业项目上。工业项目设计比较复杂，需要边施工边修改，使用单位一些产品参数的变化，对建筑物的调整，对一些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进行更改。他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这些。
这里的组织架构和原来单位不一样，原来是直上直下，相对简单，而这里层次上复杂了许多。就说一个项目吧，施工归计划组管理，招标归项目组，设备采购又是工艺组；工艺组采购的空调，要和土建结合；管招标的人在现场不介入，但中途的变更和结算他又要负责审核，审核完了后，再往上报。超过一定金额，要报到总部机关审批。这个模式是否合理，暂且抛到一边不提，但在当时，适应起来还是有点难的。
它难在这种模式，周期拖得很长……比如你在施工现场，马上要决策一个变更，你也决策了，但结果的等待就要很长的周期，甚至等一年的时间还等不到结果。
078工程指挥部在早期的时候，没太在意这个，遇到变更，开个会，拍个板，反正干了再说，因为许多问题发现时，都是突发性的。就是说，干着干着，突然发现这个不合理，或者是个错误，这之前在图纸上不一定百分百看出来，很多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到了现场，到了眼前，才被发现。一旦发现，就得马上处理，马上纠正。用我们的术语，就是施工中的：变更。
怎么变更？要把设计者叫到现场来商量，因为工人不可能在现场等你很长时间，不然，就得停工。
变更还好办。不好办的，就是我们的经费。你让施工者先干着，也可以，他们也能答应。干完之后，再去报批，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有的两年都批不下来。经费这一块还是比较滞后。这给我们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经费滞后，也没什么，它总归要下来的。可问题是，这一程序，和规定相违背。我们有明确的规定：先报后干。我们整个工程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当时为了赶进度，觉得这种工作模式太折磨人了。但后来想想，这种模式也很好，它带来的好处是：好审计。的确，在后来的审计中，我们一点事都没有，它太经得起审了，怎么审都不会有你的事，什么事上级都给你担着了……
在采访078工程指挥部张平、周凤广、孟令军等人时，他们提到最多的是质量监督，也提到了审计问题。
张平说，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质量监督是很难的。他们要偷工减料，节省材料费，我们又要求他们讲质量。必须全程盯，每个时段盯，哪个环节没盯住，就可能出事。人家要挣钱，我们要监督。
但施工单位就想不通，抗议说：你是甲方，是你们跟我们签合同，我们又没跟你们上级领导签合同，为什么要等他们审批才能生效？我们就说这是规定，规定就是这样的，你们不理解也得理解。
这个管理模式，效率虽不高，但唯一的好处是，指挥部不用承担责任，不管是进度也好，效率也好，都没指挥部的责任。我们就负责质量，在质量上出了问题指挥部脱不了干系。
078工程指挥部第四任指挥长说：是的，我们整个发射场建设执行的就是这个模式。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078没有钱没有权，只能埋头干活。
孟令军告诉我，工程进度要求相当高。由于我们先期准备不充分，设计也有些滞后，再加客观的自然条件影响：台风、暴雨，再加高温——只要一出去，马上一身汗，大热天的，很多人都烂裆。工程进度说是100天完成，可这100天里，把台风暴雨高温时间一扣，再加上材料不能按时进场——特别是材料，海南不生產建筑材料，都是从内陆运过来的，运输的成本就高了，一吨钢材要从海运过来，比内地价格高出许多。有些紧急材料，还要空运过来，稍遇一点台风，就要等，一等就好长时间。海岛的运输很脆弱，一有台风，高速不通，空运不通，海运不通，所以成本价就又高了一截。再加上指挥部没决定权，要等上级批示。有时候，一个项目两年都批不下来。
孟令军还说，其实，协调是最难的一件事，也最让人劳心费神了。
西昌发射中心一位老牌的“01指挥”，精通业务，是个“发射通”，当年曾在新闻媒体上大红过一把。总部首长去发射场，一定会去看望一岗人员，首长曾握住他的手，还这样夸他：小伙子很精神呀！
有了这些资本，其他的进步呀立过什么功呀，都可忽略不计了。
当年这个很精神的小伙子，叫李东平，现是078工程指挥部的副主任。
李东平说，真正的矛盾，其实都集中在施工组的代表们身上，他们的确不容易。我经常要去开协调会。工地上很多事情会发生争执，有时候争得不可开交，很简单，他们是矛盾的双方，甲方要求质量、进度、安全、文明施工，可乙方可能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进度拖拉、文明施工比较差，必然造成矛盾双方的争吵，乙方也不是按甲方一提要求就能做好，肯定存在着问题，比如不符合招标的一些东西，拿来用在工地上，这肯定要退回去，要他重新按标书进货，作为乙方就不乐意了，于是就争执起来。这样的事，经常要去协调。双方一说起来，就不是一件事，会有一堆的问题出来，你就得给他们协调。
再比如，代表们会给乙方项目部下整改通知书，下去以后，应有个计划，几天整改完吧——比如地板没弄实，几天后就翘了；墙没刷好，裂开了；走线走得有问题，开关用的不是品牌，以次充好等等类似这些事——这还都是小的，还有大的，比如下大雨了，嘀嗒嘀嗒在漏水，这说明防水没做好，防水没做好，有可能是材料没用好，或者工序有问题，这在里面留下了一大隐患，雨一灌，就流得到处都是。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整改的。整改就要有计划，有时间表，最后还要有回复。如果没做到这些，双方就会发生争执。 再比如，我们下去检查，到了这个地方，感觉安全文明施工太差，烟头扔得到处都是，垃圾很多，就要限定时间整治。
李东平说，那时候，感觉住哪里都无所谓，基本上都待在工地上，每天都是“白+黑”，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个将“铁皮鞋”都穿破的人，工地那些民工，都叫他“包工头”。他自己笑笑说，我跟你们都一样，我就是一个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协调员。
他认为自己也就是一个协调员，方方面面都要协调：上下要协调，内外要协调，纵向横向的，无处不需要协调。项目之间的协调，项目区外配套的协调，项目对项目之间的协调，军队内部的协调，和中心机关之间的协调，和上级机关的协调，和地方的协调，区内区外的协调，对设计单位的协调，对产品单位的协调，还要帮助施工单位协调，甚至还帮助项目部协调供应商和劳务之间的纠纷，我们协调得太多太多了。
发射场内，也出现了一起民工跳楼事件。他知道后，马上赶到现场。一看，楼顶上站了四五个人，他们因为“工头”拖欠工资而做出的过激行为。
我们现在就来开会，开现场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就赶快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人家真的是孩子上学，需要钱，你就得帮他们想办法要到钱。
项目部说，我们给了他们一部分了。有的是给了工头，工头没能到位……
那就找工头。
“唉，每天都是这些事，按理是施工单位自己的事，但我们都得给他们协调。你不协调行吗？万一真跳下来怎么办？”
他就是078工程指挥部第四任指挥长。他说，在我们文昌发射场建设期间，没有一个伤亡事故，这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点了。
这也要归功他们安全工作做得好，做得到位！
现场代表王春也这样说，对我们甲方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安全问题。
海南又热，要么有雨，要么有风，工期又紧，工人在上面施工，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
王春说，现在想想好像也没什么，当时，每一天都很难熬。压力大的时候，觉都睡不踏实。尤其是安全问题。我们领导三令五申：质量方面，我知道你们不用我提醒，也会盯着，但安全问题，你们也不得不引起重视，决不允许发生任何伤亡事故。这简直等于给他们下死命令。我觉得这很难做到。下来后，我给领导解释说，这么大一个工程，一点事都不出，我不能保证。万一出了事呢？你想，这个工程太大了呀，怎么能保证不出一点安全问题呢？可领导告诉我说，无论工程大小，你心里时刻装着安全意识，有不安全的苗头，你就会让它们消灭在萌生状态里，这，你能做到吧？
对此，王春还是没信心。
领导又强调说：你做不到也要做到，没条件可讲。
王春觉得领导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大概是领导天天灌输安全意识，脑子里还真把安全这根弦拉得特别紧。比如，有些工人在高空作业，时有麻痹思想，放大话说自己经常在高空作业，不会出问题，保险带也不结。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王春只要听到他们说大话，就赶紧过去警告：把大话快收回去，不要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等出了事你哭都来不及！
幸运的是，这么一个大工程，通过大家的努力，真的没出现过一起重大的伤亡事故，小伤小碰是难免的，大的伤亡事故真的没有发生。王春说，现在想来，还是很轻松的，但当时这方面的压力可大了。
王春，中等个，不胖不瘦，标准精干的身材。安徽肥东人。1999年毕业于成都电子科大，学业将尽时，正好“神舟一号”飞船升空又顺利返回，学校的很多师兄师姐都参与了这一光荣任务，全校的师生们都以他们为荣。王春满怀的激情就是这时被点燃的，毕业分配时，他毫不犹豫申请去了神舟一号发射升空的地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王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环境很不错，被分配在机关工程处任计划部助理。
海南文昌发射场建设上马后，西昌在整个系统抽调这方面的人才援助。本来就学工民建筑的王春，虽然对机关协调工作早已熟门熟路，可对工程建设管理现场的经验却很缺乏，需要一个锻炼的机会。他聽说这件事后，便觉得这个机会千载难逢，这辈子能让你遇上一次，便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你想，一个人，一个从事工程建筑管理的人，能参加发射场的建设，是多么的荣耀，更别说对自己业务水平的提升了。于是，他又一次毫不犹豫地向组织提交申请，要求参加文昌发射场的建设。
王春如愿了。
于是，王春成了501、502、503三个厂房的工地代表。
刘孟起也提到了压力问题，他说，在文昌发射场最大的压力是工期。
那时候，工期的压力，对我们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的压力，全压在头上了。
在2012、2013、2014年，每天白天在工地，晚上回来要看几十个合同，百十个项目，隔两天就会报一个变更，或者三四个变更。白天都在工地跑，没时间看，只有抽晚上的时间，每天晚上好像全弄这些了。不一定看得很细，但明显的错误，就得指出来。还有文字上的描述，为什么要变更，必须说清楚，不说清楚就没办法报批。文字上一点含糊，都要把施工单位的人叫过来修改。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宿舍里加班，顺利的话，十一点前结束，不顺利半夜一二点也完不了，好在地源小学离工地不算远。
地源小学是住宿地。
还有一段时间的晚上在干什么？把几家施工单位，还有工艺组的，提供设备的厂家、监理叫到一起，开计划协调会。这也是很难开的一个会，会上要做纪要，哪天哪天给别人提供什么，谁哪天哪天要完成什么。哪个施工单位都想在时间上争取宽余一点，这个协调会开着开着，就变成了吵架会，没办法，只有你一声他一声地囔囔，吵完架后，才能达成统一，然后，签个后续工作纪要。几乎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干这个事了。
工期先是400天，后来是500天，又变成600天。应该说，最早排这个工期，预计400天的时候，对各方面的难度，特别是配合协调估计不足。预计400天工期的时候，想着2014年就能让长七、长五任务合练，2015年准备发射。一开始从理论上估摸计划时，我们都拍着胸脯打保票，觉得应该没问题，能完成任务。领导们也觉得没问题，能完成。后来，一看不可能，他们自己也施加压力。没办法，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甚至把业务工作提到政治高度，说：工期就是政治，完不成任务就是不讲政治。 这种高度，听上去还挺吓人的。
都提到这样的高度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只能压力更大了。“5+2”“白+黑”已经是工作常态。可能有些单位，还能有个周末喘口气，但我们现场代表没有周末，几乎每天都在现场。因为施工队没有周末，现场代表的周末，也得在现场。
这些年过来，再回头看，也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2013年的时候，清澜的几幢楼起来了，但整个是没有路，路上全是泥浆，部队却进驻了。没有路，一下雨，全是泥汤，人家怎么看我们？人家说你们干了这么多年，就这样？说实在的，这一点，各单位的同志们对我们意见特别大。年轻一点的，还不觉得，和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同一批来的，关系比较熟的，已经是各团站的领导了，面对他们这批人，我们抬不起头、说不起话，让人感到你们建设了这么多年，我们人来了，你们给我们提供的就这么一个条件？说真的，心里很愧疚。
别人可能会不信，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是很愧疚。本来可以做得更好，而没有做好。很多想法都没能实现，因为没钱做，只能抱残守缺了。
总的说来，对这个工程，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自豪的。
王春代表说，每推进一步，难度都很大。是最低价竞标，施工方确实没什么利润可挣。说出来也许有人不信，078大部分工程的施工方都在赔钱干活。有多方的原因，一是价格本来压得过低（留给许多人的意象是，给部队干活没有不挣钱的，而且干完活，没有拖欠工钱的），价格低一点，他们在竞标时，也要先占上坑再说，怀着一种侥幸心理，签下了这份合同；二是施工方开工后，许多材料在海岛上买不着，要到内地去采购，这又要消耗掉一部分运输费用；三是工期过长，材料费，劳务费都在上涨；再就是劳务工。先起用当地的民工。当地人的特点是懒散，不像内地人那样能吃苦，他们干了几天活，就要向施工方要钱，要到钱后，人就不见了。几天后，又再回到工地，搞得施工单位不敢再用当地的务工，情愿用江苏、四川、安徽这些省份的人。这些省份的人能吃苦，靠得住，但唯一的缺点是路费贵。这些种种原因组合在一起，成本就上去了，不可控了，甚至变成赔本的买卖了。在内陆干，可能这个价位保本是可能的，但在海南不行。
在海南，人工、材料、机械都很贵。在文昌很多钉子都买不着，全都要跑到海口去买。很多单位没在海南干过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过，这些事情都是事先不可预知的。
078工程指挥部第四任指挥长说：变更的经费不能按时到位，造成了施工单位不愿干活。
所有的变更项目，都要等总部上级机关批准。你批不下来，他们就干不了。
但就是这样一种模式，078工程指挥部还要“后墙不倒”。
他又解释说，这个“后墙”就是拿着鞭子催着我们要往前赶工期。而大部分工期，都比国家规定的建设周期提前了许多，比如801接待站，按国家规定要求，可能要建两年半，跟人家签订合同就是一年半，果真一年半完成了。
知道吗，这个“后墙”就是任务的合练时间。长七、长五什么时候合练？总装所有领导都是这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发射场不能影响发射任务的进程。换言之，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进度，不能影响长七、长五的合练任务。这是绝对不能影响的。而文昌发射场的建设模式，又影响了这个进程，因为078在这里说话是不算的，只有干好活，履好职的义务。我们指挥部指挥啥呢？那就是要俯下身子去干活，去协调。
他见证了文昌发射场的论证、设计、建设到使用，他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情。他说他确实也操了不少心，死了不少脑细胞，但他认为挺值的。
505、506的墙面蜂窝铝板很漂亮，你去看了吗？它不仅漂亮，钱还花得很少。
按照设计的价格，比招标的价格翻了一倍。施工单位干不了，一直拖在那里始终没干。
大厅铝板施工不了，这个项目有啥用？最大问题是完不了工，怎么办？
只能靠智慧，去跟施工单位商量，你们去调研几家，你们再从中优选几家，最好是干过大厅铝板的，有这方面经验的。他们最后选择了北京艺通公司。这是个很有责任心的单位，还是个国企，他们跟航天项目有很多合作。
艺通公司还真的来了！
他们来了后，又把相关的人员组到一块，开了一个会，根据目前的铝板造价，又进一步优化。让施工单位拿方案，我们进行评审，评审以后再组织往下进行。
我告诉他们，现在优化了，但不知多少钱，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是经过专家评审的，你们可以实施了，最后能给多少钱，还要经过上级机关审核。现在，我们可以预支你们一部分钱，可以把活先干起来。
这些施工单位还是有政治觉悟的，没再讲价钱，就开工了。
说真的，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直到现在，活干完了，一平方米多少钱，还没批下来。我曾给人家承诺：审下来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但这个项目不能拖。到现在钱还没给人家结。但人家把活干完了。类似这样的项目，还有不少。如果我們要等批下来，才能干活的话，现在的505、506墙体可能还是混凝土。空调更谈不上调试，合练就不要提了，更别说首飞了。
大约是2014年竣工验收时报上去，已经有几年了，最后还没审批。可能给人家审得很少，我们的确没钱。到时施工单位得骂死我。挨骂就骂吧，怎么办？为了这个事业。
当时，总装有一位首长曾问我，这个项目还没批下来，怎么就开始干了？
他说：“首长，这个项目我来负责。如果这个项目不这么干，可能现在厂房还没建成。到那时候，影响了合练，影响了发射任务，这个责任谁来负？”
那位首长终于笑了：“你做得对，你敢于担当。”
他说，如果不敢于担当，文昌发射场建不成，文昌发射场也不可能有今天。但类似这样的项目还有很多……
“的确，这个发射场建得太曲折太艰难了！”接待采访的078宣传干部李超超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没少麻烦李超超，经常是他带着车，到龙楼801接上我，采访完后，又送我回801。小伙子年轻又能干，还编写了一大摞的发射场建设快报。 文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会建得这么艰难，我们到底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我特意打电话请教了078第一任指挥长王维昌。他说，当时，上级给发射场规定：一是发射场建设总的经费不能突破；二是单项建筑总预算不能突破。这两个原则，造成了每一个项目的变更都要上报，批准之发后才能执行。如果建设的过程中再有变更，就得再一次报批。我们执行的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瞧，都是钱闹的，也真难为他们。
文昌发射场实行的是：“工程量清单计价，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和固定总价合同”。这是在国内新工程少有的招标合同模式。
我问078第四任指挥长：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在工程竞标中，谁出价最低，就选择谁？
“可以这么理解。”
“那质量能保证吗？”
“质量是必须保证的。”
有关质量的问题，刘孟起是这样说的：生活设施方面的建设，不如工业设施那样优质，生活设施的建设标准并不高，框架定得也很低。
这还是钱的问题。
所有的工程设施项目，质量的确都不错，但生活设施不是太尽如人意。当时招标我们没太多经验，把它们分割得太零碎，用的产品也是东一家、西一家，那时候不怎么懂得打包，要是放到现在，我们应该是门，就把门全部打包给一家，地砖，也给一家，锁、灯都用一个品牌，这样人家就会用心去做，我们自己也能省很多心。但我们没经验，就没有这样做。所以，工程项目也切割得很零碎，你想，这一家就在你这里做千百万元的工程，哪有做上亿元工程投的人力物力大呢？那时候，真的不懂啊，现在要做，就不会这样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王春是这样说的：保守地估计，施工单位赚不赚钱我不知道，赚多少也不敢说，亏多少也不清楚，但赚钱的施工单位不多。像501、502、503、505、506、508这些大项目，基本都不挣钱。我们也觉得过意不去，想给他们弥补，怎么弥补？不可能啊！你合同约定是死的，该100元，就是100元，给200元，就不是合同了。而且后面还有审计跟着，你想多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也造成了后面结算难度相当大。
一个工程，工程量是定死的；要多少人工，也是定死的；要多少机械设备也是定死的，打多少脚手架，都是定死的，没定死的就是材料。还不敢用不好的材料，至少要过得去，不优质，也得合格。
那有不合格的吗？
王春说：有，钢筋有不合格的。
怎么知道不合格？
通过试验，一试就试出来。再说，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看出来。
铝板也是这样，要求多少厘米，一卡就卡出来。至少厚度要达到。像吊顶板，一折就断，肯定不合格。瓷砖，敲一敲，声音就能听出对不对。厂房管控很严。078工程重点保证厂房的质量。相对来说，工业厂房要比生活建筑质量要好得多。
所以，工程推动起来很难很难。当时有个吊顶板，设计不合理，要发生变更，设计时0.8，觉得做大厅的吊板不合适，变更成1.0或是1.2的，设计变更图纸发下来以后，施工单位要求加钱。本来报价就低，按正常情况，你报100元，再加50元，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这种铝板要300多元一平方米，施工单位还是亏损近一半，他们要求不变。他们说，我们本来一平方米只亏100元，现在一平方米要亏200元，你们不变的话，我们还少亏损一点，你们这一变，我们就亏大了。
但不可能不变呀！
就因为这一变更，工期拖了三个月时间。人家坚决不干啊！施工方的主管对我们现场代表说，你们设计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违反合同。你们不让我挣钱也行，不要让我亏得太多了。我们辛辛苦苦在这里干活，还亏损这么多，你让我们回去怎么向上面交待？我们也是国家企业，企业也是要讲效益呀！
王春告诉我说，我们也确实说不过去，也很同情他们。但是我们没有一点的办法。我们说话不管用，决定权也不在我们手里。怎么办？我们只能和他们磨嘴皮子。磨到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让了一点步，这才达成协议。
“我们真的很为难，每推进一步，都很吃力。”
王春还说，有些工期拖延，就是施工方觉得亏损太多，中途撂下不干了。
刘孟起说，我们这个项目在地方上非常注目，都知道部队的工程好做，还不会拖欠钱款，都以为这是一块唐僧肉。所以，很多地方公司都想挤进来。即使“工程量清单计价，经评审的最低投票价法和固定总价合同”他们也同样往里挤，按他们以往的经验，给部队干活，没有亏损的。没想到，这个发射场，要用很少的钱，又要建世界一流的發射场。所以，许多施工单位，大部分项目都是亏损，没挣到什么钱。
在这一方面，078第三任指挥长也下过这样稍加保守的结论：大部分项目亏损，极少部分项目保本和略有盈余。
078第二任指挥长也十分慎重又负责任地承认：在文昌发射场这个项目中，各家施工单位的确很难挣到钱。
由此可见，这些参与文昌发射场工程建设的企业，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代价和牺牲，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利的情况下，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合同要求的全部工程。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还有许多创新项目，申报了国家专利和创新奖。
当长征七号、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时，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在心里默念这些公司的名字：
亚太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公司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总装备部特种工程技术安装总队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
谢谢你们为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添砖加瓦！
刘孟起还发自肺腑地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些年，我们是吃了一些苦，但非常有意义，不仅开了眼界，还学到东西。我经常对组里的同志们说，不要觉得吃苦了，你在这个年龄吃苦是最好的，因为你真正学到了东西，你想你这么几年下来，接触到多少东西啊，一定要知足。我以前跟老计划部助理学，都没学到这么多啊，你刚出校门，就把大学学到的东西，马上跟实践结合起来，你多幸运啊，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长七首飞前，我分在工程抢险队，看到大火箭点火起飞，就跟着嗷嗷叫起来，实在太激动了，那一刻，真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工艺组长赵铁山说：长七首飞时，还是提心吊胆的，这么多设备投入使用，哪一个出了问题，都不得了。那一天，整个发射场，都成了我们的考场；每台设备、每个操作手，都是考官，合不合格，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
在长七合练时，还处理了11个问题。
长七发射时，协调了13个承建单位、18个技术人员来现场就位。一旦出现问题，他们马上就得上去解决。把不可靠的，全都撤换下来。
需要验收的项目也通过了验收。
长七首飞成功后，感觉人一下轻松，真正可以躺下睡个踏实安稳的觉了。项目期间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的觉。
078工程指挥部副主任李东平说：这么多年过来了，很有成就感。长七火箭升空，还是很激动，以前都不怎么激动了，看得发射太多了，自己还指挥过发射那么多次，真的激动不起来了。可这次不同，这个发射场是看着建起来的，里面有自己流的汗水，也操了不少心，还注入了感情，这是不一样的，看到发射的大场面，你会忍不住激动！这个年纪已经流不出眼泪了，但还是泪花闪闪的。现在就看下一发——长五了，长七还没用到液氢，长五要用。液氢是个高危的东西。
说到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刚来文昌的时候，无论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特别是去搬迁老百姓的家时，只要稍微有点文化的，他们都会关心一个东西，他们就问我：你们在我们这里发射，会不会有毒气、废气什么的，我们这里的环境都是绿色的，你们不会把我们这里环境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吧？
遇到这个问题时，我也不直接回答，我就反问他们，上过高中没有？氢和氧燃烧以后会产生什么呀？
他们就说：这我知道，产生水。
我说，这就对了，水是不是环保的？
水，当然环保。那它安全吗？
我跟他们这样一说，他们就放心了。这个发射场又环保，又安全。火箭点火升空后，在地面上也就是十来秒，然后一拐彎，就到海上面去了。当然，发射的时候，你不要跑到跟前去，要到安全距离之外待着，就啥事也没了。我们还设有安全距离，你们疏散开，就可以了。
新发射场新在哪里？
现在来说一说，文昌发射场的创新点都有哪些吧。
078工程指挥部每个人都能数出一堆来，他们几乎都说过这样的话：“绿色、环保、开放，世界一流，文昌发射场就是这么定位的。它是一个全新的发射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复制和借鉴别人的。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经验，就是摸索着干。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技术含量又这么高，自主创新，自主设计，自主可控等很多新的理念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止水问题，还有大流量加注，防水防锈防潮，一个非标大门，设计重量585451公斤，怎么装上去？还要严丝合缝，分毫不差。501、502、503都是单体建筑，好多厂家都没干过，它们号称亚洲第一。质量要求特别高，设计要求保质量100年。我们这些监督质量人责任不知有多重大！‘长七’发射完后，只有导流槽上掉了一块。”
工艺组组长赵铁山说：文昌航天发射场最大的创新，一是三垂模式；二是塔上撤销了吊车系统；三是低温大流量的加注，比西昌大了10倍；四是供气系统，空气边“压”边使用……
我还听说，有一个更大的技术创新：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
也就是说，508最大的创新，即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
提到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就得先到508看一看。要说这件事，就绕不过文昌指控站。
文昌指控站，全名应是指挥控制站。这个站担负的任务是：火箭发射首区段的测量、光学成像记录，安全控制、指挥显示。另外，它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给首长提供指挥决策上的支持。
如果把发射场比喻成一个巨人，那么508就是巨人的神经中枢，或说智慧的大脑也行。
如果你经常关注电视上有关卫星发射相关消息的话，屏幕上出现一排又一排穿着工作服，目光盯着前方，而他们的前方，则是一面大墙般的显示屏，屏幕上显现着1号阵地的全镜头，即发射场塔架。这时，时间往往逼近倒计时最后时刻：点火发射！每个指挥员面目上都是箭在弦上的神情，看得人由不得不紧张，感觉心提到嗓子眼上一样，凝神屏息地盯着前方……
如果你有机会走进指挥大厅，猛然间浓厚的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会以为到了科幻大片的情境里，眼花缭乱，不知该往哪里聚焦。不过，这里没有空闲的位置接纳你，每个位置都定了员，所有的人都对号入座。如果哨兵过来撵你，你也别生气，这里闲人免进。
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指挥大厅。
现在，让我们去认识一下搞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几个主力吧！
2016年8月19日下午，外面的天，像布满了电热丝一样，烤得人皮肤都快焦了。好在我采访的地点在801接待室，里面有空调，说话的人不至于被高温搅乱思路，也让我能集中精力补上高科技这一课。他们思路敏捷、跳跃、现代，每个语句都像电流一样从唇边滑出，稍不注意，就像信号般一闪就滑过了，再想捕捉都困难。有时，我不得不让他们停下来，请教他们的专业术语，是哪几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在他们面前，我如同一个小学生，甚至不如一个小学生。这年代，哪个小学生电脑玩不转？为此，我常有落伍感。 指控站计划部部长尚培涛介绍说，文昌指控站2008年授旗成立，2009年正式抽调人员，组建的第一批成员中就有他。我想，他能上第一批名单，那都是从各单位选拔上来的优秀骨干，哪个新建的单位，都得借助一股强大的正能量，把底子打坚实，再乘势而上，这样组建起来的单位经得起摔打。
我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
这大概也是尚培涛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个拐点如同2001年6月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自愿选择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作为他人生起点一样，这次，能参与文昌发射场建设，他引以为荣。
尚培涛1977年1月出生在有着六千多年文明史的邳州一个普通家庭，这个农民的儿子，身上却流动着儒雅之风，眼里闪烁着智慧。这一点都不夸张，一个能上中国科技大学这顶尖学府的人，一定有超强的大脑和超强的学习能力。否则，指控站党委不可能把颇具风险的创新任务和创新团队交到他手里。
坐在我对面冯博士，是一室主任。他有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名字：先旺。也许在他降生的时候，父亲欣喜之极，又不忘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长大成为有用之才，便随口吟出蓬勃“先”旺吧？先旺没辜负父亲，好学上进，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学霸”。四川大学毕业后又直接保送到国防科技大学。2013年6月博士学业完成后，正赶上文昌发射场建设需要人才，冯先旺义无反顾地加入建设大军的行列！
在进入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攻关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核高基”。
什么叫核高基？就是核心高技术基础工程。这也是国家要求从芯片的基础开始研发探索的重大工程。他们现也在做这件事。尚培涛说：这主要是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脉。我也从小听着伟人的话长大，其中就有一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强调水对农业的重要性，没有水，农作物就没法活。他们能把这件事当作“命脉”来做，可见，这“核高基”有多重要！
最早，发射场立项时，指挥显示系统这一块，并没有国产自主可控这一要求。全都用Windows操作系统。
这时，指控站就有一股声音响了起来：“我们不能再往这条老路上走。我们要主动把这方面的工作往国产操作系统上做做看。”
因为这件事，我在提笔写的时候，有点“卡”，总觉得没了解到位。于是，我打电话请教指控站段纪友书记。他很轻描淡写地道了一句：当时，我不在，我只听说提出这一方案时，好像遇到很大的阻力。他建议我去找他们站长聊一聊。可惜的是，我一直没能找到机会采访站长陈振华，甚至照面都没打一个，他长得高矮胖瘦更不清楚，我只能从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从西昌出发，在文昌扎根》里认识他。有关国产自主可控这方面，陈振华是这样描述的：“为实现指（挥）显（示）软件技术自主可控，我們先行开展了自主可控技术的研究，先后组织骨干赴北京飞控中心、北京飞邻公司、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等多家单位进行调研，这之后，才下定决心抢抓机遇，走国产化道路。2014年4月，我请示中心首长，（申请）突破项目任务书的约束，这才开始了（走）一体化综合指挥显示软件的自主可控之路，六名博士成为这次转向自主可控（研发）的主力军。”
这六名博士里就有冯先旺。
从陈振华这段文字里可看出，他们走国产自主可控这条路，上级没有要求，任务书里也没要求，是他们自己主动去做的。而这个最积极主动推进的人，应该也是陈振华。
主动，在所有的工作岗位上，都是被倡导的，一个人能主动去工作，而且主动去创新，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主动就能抢占先机。就像冯先旺说的那样，“嗅到了某种契机”。而这种“契机”可不是谁都能嗅觉灵敏捕捉到的，这不仅需要一个有魄力的带头人，还需要集体的智慧、勇气、才干等组合在一起，更要有“六名博士”成为真正“主力军”才行。
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尽管上级领导同意他们去“突破”，但到底能突破到什么程度，还是有些保留？毕竟这些“突破”的成员，都是新面孔，缺少知根知底，是马是驴还没拉出来溜过，你拿什么让我信任你呢？某大学的一位专家就说，这事儿你们肯定干不成，到头来吃力不讨好。
专家的话，让决策者心里有些没底了，也许还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几次摆到站常委会桌面去讨论这件事？
有人说，咱们完全可照搬现有的模式，它毕竟是成熟的，有什么问题出来了，都好解决。
也有人说，合同上的任务书不用什么“突破”，要“突破”就会面临风险。时间这么紧，万一中途卡住，再退回来，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陈振华他们听得出来，潜台词就是：这条新路走不通的话，风险谁来承担？
热烈的讨论，如同山火样蔓延开来，只要对站里建设有利，大家都可插一嘴，尤其是那几位博士。
“如果照搬现有的模式，就不可能达到‘一流’的标准。”有一博士说。
这句话，让倾向国产自主化的人们，感觉到特别清新。
新发射场建成后，中心提出了五个一流：发射理论一流，核心技术一流，设备设施一流，人才队伍一流，组织管理一流。陈振华知道，这五个“一流”是标准，也是口号。可又如何让口头上的五个一流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他感觉自己的双腿早已稳稳站在国产自主可控这条道上，心也从没动摇过。而他明显感觉到，风向正在往国产自主可控的方向转动，只要稍稍添把火，就会轰轰烈烈燃烧起来。
再说，使用别人的软件系统，你就能避免巨大的安全风险吗？永远不可能避免！这也和“一流的核心技术”格格不入。自闯一条新路子，尽管不易，艰难和风险并存，成功和失败伴随，但因为这些，我们就要放弃吗？如果这次不闯，就会失去机会。机不待我，时不再来。我们一定要走下去。支持搞国产自主可控的呼声就此越来越高，支持者也越来越多，而且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条创新之路是走定了！
为了让上级领导放心，也让他们自己心里更踏实，他们决定做两套操作系统。也就是Windows操作系统和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一起上。这等于给发射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如果国产自主可控中途夭折，还有另一套操作系统保底。但他们的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上。
站里把牵头的重担放在尚培涛的肩上，让他率领小团队去攀登“国产自主可控”那个险峰。
尚培涛接手时，已经对它们很了解了，越是了解，就更觉得它是一匹难以驾驭的烈馬。“这一块刚做时，很难……”计划部部长尚培涛说到这，停顿了一下。在他停顿的间隙，你仿佛看见他们在这条路上摸索、攀爬、遇险、闯关的身影，那一路走过来谁又知道他们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煎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像我这样一个外人，用这浅表的文字是很难表述的！
不过，我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自己研发这一模式，它所带来的好处究竟有多少？
尚培涛把冯先旺博士推向前台，说：你多说一说吧。
冯博士是这样回答的：自己开发的模式，有几个非常大的好处：第一是我们站来的大多是新人。（他所指的新人，是指从各大学毕业后直接分到这里的那批人？包括他自己，也刚刚走出校门。）这些新人怎么才能快速形成能力？必须给他们肩上压担子。如果把现成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模式搬过来，直接使用，对人才的培养，效果就不会这么好（因为大家不用太动脑，套用模式就可以）；再就是开发自己可控的东西，自己有什么需求，自己是最清楚的。我们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订制各种功能，这样开发出来之后，以后在运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想怎么修改，想怎么调整，都非常容易，毕竟是自己研发的。如果拿现成的、别人做好的，你想修正一个功能或在上面增加一个功能，都非常麻烦。另外，这也不符合国家的战略和信息安全。这几年，国家把战略层面上的信息安全，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如果继续使用别人开发的系统，你就会一直处于安全风险的阴影中。而且，这也是国家发展的趋势。我们已经嗅到这个契机，如果放弃，岂不可惜？所以，我们必须走到这条路上来。
那些专家泼的凉水，他们没当回事。他们就是不信那个邪，偏要在这条艰难的高山峻岭上开辟一条新路。
尚培涛又接着说，尤其是前期，困难重重。这困难最主要的是来自“支持”。在Windows下可选用C++数据库系统和比较流行的系统都可以，但在麒麟操作系统下就很难满足国产化的要求。也就是说，不能用现掌握的一些软件去开发。这就意味着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软件去开发，选择一些“开源”平台——没有特定人员拥有专利的一些软件，你可在这些软件上自由添加补充，来开发自己的系统。
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举步维艰。
冯先旺博士又用“讲解”式的语气说，的确，难就难在可支持软件太少，麒麟操作系统只能满足一些基本的要求。这基本的要求就是一般的办公编辑文字，这些问题都不大。但你要画图、想处理一个软件，想用一个比较好的编辑去编一个有符号的文件，比如画一个圆圈，可能在Windows下，点一下，拖出来便可，而在麒麟下，你就得自己去一点一点编写代码，才能把这个圆圈画出来。就这么简单的功能，都要自己从最底层做起。而这些在Windows编程，可以使用的工具，信手拈来，很容易的事在麒麟下就变成了难题，你得一关一关地去闯。
我想，这个传说中能活两千年的“麒麟”，不是说，只要它出没处，必有祥瑞吗？怎么这么难为人呢！
冯先旺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一个操作系统，使用的用户少，支持它的相应软件就会少。麒麟的生态圈，还没形成。再说，Windows系统，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使用，人们早已习惯了它，支撑它的软件自然也会丰富。
尚培涛说，麒麟系统自身也不成熟，它对我们常用的一些功能，达不到这要求。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实时性的要求特别高，而麒麟系统在数据处理实时性方面还有很多不足，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返回麒麟公司，和他们编程人员进行沟通，再一起来解决操作系统存在的问题。这又增添了一个双向交流的环节。但这虽然麻烦，交流的效果却很好，解决了很多难题。
另外，我们自身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就像你早已习惯用右手拿筷子吃饭，突然强行叫你用左手，就会不适应……
“而从另一方面讲，这又是件好事，选择国产开源平台软件去开发我们自己的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自己能掌握核心技术。这就是说，从国产的编辑软件上，开发指挥显示系统，减少对外界的依赖，就相当于我们自己牢牢地把核心技术抓在自己的手里，因为你拿到了自己的源代码。只是，刚开始迈出每一步时，受限制太多了，或者说编起程来很不方便，支持它们的软件实在太少。再就是，花的时间也比较多。但必须赶在合练任务前三个月完成，然后再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这也是因为，中心已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要求所有的参试设备安装调试必须在2014年底完成，2015年初参加长征七号、长征五号合练任务。当时，总装备部下红头文件“卡死”了时间，没有退路。
他们也没有退路。
在2014年3月至8月，真的是太忙了。每一天时间都不够用，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每个星期都是“5+2”，每一天都是“8+3”，甚至还不止，经常干到凌晨一二点。
但他们终于看到了曙光：程序编完，马上参加新设备校飞任务了！
这就是需要一个“中心”，保证信息采样进来，当成火箭点火，让它们跟，看它们跟的对不对，这跟执行火箭发射任务是一样的。
可这时候，他们又遇到一个难题。
因为工程建设滞后，508的外墙还没贴好，内装修只完成了一半，墙和天花板都还在装修中。机房跟工地一样，设备和人都进不去，离真正的进驻还差十万八千里。 看到眼前乱七八糟的景象，尚培涛和他的小团队心凉了半截。
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最清楚工程进展情况的应该是现场施工代表和监理们了。可他们的回答，是没有时间上的保证，他们也不敢保证。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此，再摘录一段采访工地代表王春的笔录，看完之后大致就清楚了：
施工中需要协调的事太多太多。而且，协调也是我们现场代表的主要工作。
施工（现场），不是一家在干，而是有很多家：有干空调的，有干风管的，有干大门的，有干平台的，有干液压的，供气的、智能照明的、消防、通信，全都分到各家去干，要是给一家当然好，但哪家都没这個能力全干完。这么多家，协调不好，就“打架”，加上设计上有瑕疵，比如501活动平台和边上固定平台相冲突，是升降平台，钢结构的，升不上去。这也很正常，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什么会不断出现变更？就是在设计时，有些细小的环节会想不周全，会不完美，这也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在现场协调解决，把设计不到位的地方，更改过来。于是，这又牵扯到两家施工单位。这家说，把你的割掉，那家说把你的砸掉，总之两家都不干。这就又需要现场代表去协调，看看割这家还是砸那家，损失更小，找到更合理的一家。这对于施工单位来说，都会不愿意，再小也不愿意。施工本来不挣钱，又不是我的责任，我是按施工图纸做的，做好后，你又要砸掉它，这个损失算谁的呢？反正每天都在工地上协调这事那事的。每天的小会，也很多。这些会，都是安排这家今天干什么，那家干什么，今天你干一层，他干二层，谁在501，谁在502。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开类似的小会。
施工中还有很多交叉问题，也牵扯到安全。事都很急，八层说，我要干啊，要不赶不上进度；一层说，我也要干啊，我的时间也很紧了。可八层干活，一层就不能干，501、502、503厂房，上面都是空的，要是砸下一个东西，就不得了，而且，高层一（旦）作业，就得拉警戒线，人不能（随便）走动……
如果等工期完工再进入，就晚了，时间上也等不起了。而整个发射场设备安装调试都在全力推进，他们也耽搁不起这时间。怎么办？只能撸起袖子自己干，才能赶上整个任务合练时间。不然，调试设备就来不及了。
计划部部长尚培涛带着马亚奇、丁浩、冯先旺、何亮、郭卫峰、张福临、朱俊、徐志乾、聂龙生等十几个技术干部只能“强行”进驻了！
正是酷暑7月，空气里像布满了电炉丝，蒸得工地直冒烟，人身上则像按了水龙头，稍一动，汗流浃背。四处都是脚手架和粉尘，有时喘气都困难；没处睡，就用海绵垫打地铺；不通水，洗脸洗澡上厕所都要去一百米以外的工地生活区解决。条件艰苦，他们能克服，而最难办的就是那些精密仪器，它们比人娇贵多了，一点灰尘都消受不起，它讲究的是清洁度。我记得当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对外开放时，有一国外卫星要进厂房，提出一个十分严苛的机房清洁度问题。为达到老外的要求，大家都跪在地上用酒精一点一点去擦拭，好些人的手指都被酒精烧得裂了大口子，满手血淋淋的。那是我听到的最高级别的清洁度了。这里的清洁度尽管不会这么严格，但达到相当的清洁度要求是必需的，因为有了一定的清洁度，计算机、路由器这些精密的仪器才能进来。另外，发射场环境是“三高”（高温高湿高盐雾），机房的地板刚装好，如果不刷漆，地板下的水泥砂浆很容易风化，风一吹，浮尘粉末便四处飞扬，加上盐雾腐蚀，这些精密的设备就不经折腾，很容易损坏。为保证小环境的洁净度，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地板刷油漆。
这些人，本该穿着防静电的工作服，手搭键盘，眼盯屏幕，脑子里想着火箭的速度、卫星的轨道，设备跟踪调试等高端技术活儿，但此刻他们只能穿着迷彩服，戴着防毒面具，去干本该由专业工人干的事情。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让尽快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让指挥大厅所有的设备早一天投入运行。
光是小环境的整治，他们花去近两个月的时间，你很难想象其中的工作量有多少，但他们没人叫苦喊累，没有乱套，一切都按照计划、步骤，还有意志和信念，向着目标的制高点一步一步靠近……
这个巨大的写作工程完成后，有人告诉我，这个章节里不能缺一个人：陶中山。他现已退休，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副总工程师，为文昌测控系统布局发射场付出了不少心血。他建议我去采访他。但我的写作工程已经拉下帷幕，只好抱歉了，因为，缺憾总是不可避免的。把缺憾当作一种美也未尝不可。
再插进一段孟令军的采访，因为他也提到了这件事。
为了保障节点——任务合练，要按节点走。比如，空调调试，卫生没打扫出来，墙壁地面都是灰尘，洁净度不够，不具备调试条件。如果调试，空调过滤器会被污染，一污染，就得坏，坏了重新换，一个新的过滤器多少钱？十几万元。怎么办？请保洁工，还得到海口请。这么大一块场地，这又是多大一笔费用，这笔费用谁来出？没办法，只好发动大家自己干，从地面到墙面，一点一点地擦拭。发射站和指挥部人员全体出动，有二三百人，干了整一个星期。要知道，大家白天还有工作，只能晚上干。这一块，几乎就是他们利用晚上时间抢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说过这样的话：试验队要进驻了，下一步准备合练。让人着急的是505、506、508施工还没结束，505、506、508装修都没弄好，说年底都弄不完。
078工程指挥部领导和我们商量，采取超常措施，让我们“盯”到一线去。怎么“盯”？每天晚上5点在505门口集合，突击505。结束后，每个“头儿”都要汇报：今天干了什么，解决了什么 ，还需要解决什么。然后布置明天的任务。
我们天天都跟民工一样，一直突击了40天，直到干完为止。试验队进来都不相信，那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505、506、508指控站、发测站自己动手，该干就干，主动参与完成发射场的建设。
这一段话，是时任中心副总师毛万标说的。
总之，他们也没有白忙乎！等做完这一切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比别人抢先了一步。是的，他们成功了！这一成功为后续的一系列的成功打下了基础。更让人欣慰的是，他们打开了一扇国产自主可控信息化操作系统的大门，让军队信息化迈上一个过去无人抵达的台阶。这扇门一旦打开，一条宽广的充满朝阳的大路就展在眼前。好多兄弟单位包括北京指控中心都纷纷来学习取经，他们以友好开放热情的态度，伸出援助之手，派出工程师，帮兄弟单位顺利走上国产自主可控之路。
段书记还告诉我，国产自主可控这条路上，还得到了好些专家们的帮助，他们是电子科技集团39所黄圣诞工程师、54所张新社高工、081电子集团公司朱海鹏高工、航科集团704所李洋高工、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李波研究员、电子科技集团15所刘景章专家、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杨小许高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高策副研究员、成都光学技术研究所张兰高工……这是指控站宣传安全官颜榆奇提供的名单。
我知道，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员，还有很多默默无闻者，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将“长征七号”大火箭托举着送上了太空，今天又将要为“长征五号”大火箭再次托举起来……
现在你该明白了，指挥控制大厅里面所用的“牛”程序，是他们自主研发的，它的名字叫：国产自主可控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