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精神病人合作做面包？这听起来像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但在位于北京东五环外苏坟村的北京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托管中心”），里面的病人会制作各式各样的面包，法棒、牛角、桂皮卷、面包圈、火锅面包……托管中心常年有200多名病人，他们之中大部分是精神障碍者，托管中心选出六名病情稳定、具有基本社交能力的患者，培养他们成为面包师。在坊间，精神病人有时也会被不礼貌地唤作“疯子”，他们索性就把自己制作的面包称之为“crazy bake（疯狂面包）”。做面包，也为他们接触社会打开了窗口。
　　味道“好极了”
　　9月4日早晨7点多，面包师李光景（化名）走出病区，换上洁白的厨师服，厨师帽立在头上，一身利落。做面包本是托管中心的一项康复项目，在此之前，李光景还种过菜，学过电脑，练习英语口语，但只有做面包坚持了下来，也只有做面包的康复效果最好。
　　最早提议做面包的，是来自瑞士的伊万和德国的娜塔沙两名女志愿者。伊万曾在国外做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病患者有过长期接触，娜塔沙跟随在华工作的丈夫做家庭主妇。她们两人曾带着病人一起种菜，因为种菜受季节限制，她们希望全年能给病人找点事做，提议教病人做面包。
　　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还记得，她把做面包的想法告诉病人时，人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大家说得最多的是，我们在家连饭都不会做，做面包更甭想。”托管中心负责康复工作的王康乐能理解这种退却，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社交能力衰退，生活懒散，情感淡漠，“如果能组织他们一起做面包，会调动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是很好的康复项目。”
　　李光景、赵大宝（化名）和姜晓辉（化名）三人最早同意参加做面包。经过病情评估，以及征得家属同意，他们都成了托管中心的面包师。杨云把一间会议室改造后，“疯狂面包”项目就算成立了。
　　李光景还记得第一次做面包的时候，自己揉面不知道怎么用力，手一直哆哆嗦嗦，“常人”用一天，他学会用了快俩月。赵大宝也是，今天刚学会了怎么捏圆圈，第二天就全忘了，还要从头学。病人一直学不会拧麻花，就用毛巾来练习。厨师吕文海挨个指导，从擦桌子扫地到揉面，直到第一炉面包出炉的时候，所有人都记得当时的味道，“好极了”。
　　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除了“学艺”艰难，大家更大的担心是，就算面包真做出来，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我们不停地推销面包，但让别人吃我們的面包很难，人们说他们不想吃面包，因为要减肥。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做面包的人是精神病人。”在一次访谈中，伊万说。
　　好在一些使馆学校、国际学校、外国公寓里的老外，成了“疯狂面包”预订和零售的大客户。不过让李光景最伤心的，还是人们对病人身份的误解。有一年圣诞节，外国志愿者帮他们联系到一家外企，外企年会结束后，压轴的节目就是外企老板推销李光景怀里的面包，李光景还记得那是小人造型加了葡萄干的面包，面包师们用礼品带扎好，绚丽的灯光下，中国雇员们很快把面包抢购一空，可年会结束的时候，众人散去，留下了满桌的面包。
　　“半根蜡烛”的价值
　　每个面包师都分工明确，做桂皮卷的时候，有人揉面，有人研磨桂皮粉，有人搭造型，有人码盘，有人烘培。上午十点半，历经三个小时，面包师们的劳动成果是做出了6种口味的118个面包。这些面包被装进特质的包装袋，贴上“疯狂面包”标签，除了几个是德国使馆学校老师预订的，其余一百多个要在校园里零售。
　　11点20分，北京亮马桥附近的德国使馆学校的一批学生下课，李光景三人在明亮的教学楼大厅摆好桌椅，售卖面包。李光景喜欢出来卖面包，这里就像是一个小窗口，让李光景走出铁门，离人群更近了一点。下午两点多，100多个面包只剩下4个桂皮卷，一共卖出了600多块钱，姜晓辉小心翼翼把这些钱锁进盒子里。
　　面包房给托管中心带来了可观的收益，14年来，他们用面包换了一台冰箱、两台洗衣机、三台空调、200个收纳箱和100把椅子，还为200多个病人更换过几轮床上用品。除此之外，每个面包师每月会有三四百元的薪水。
　　“自己还有一点用处，不是待着没用的。”赵大宝对这笔收入很欣慰，他打算攒一部分钱，给母亲买一份礼物尽孝。李光景也找到了存在感和价值感，他坦诚自己身体有点毛病，但特别愿意跟常人交流，“尤其当别人买完面包，那种鼓励你的眼神，带给你阳光的眼神。我们赶不上整根蜡烛，但半根蜡烛也愿意，为了光明，燃到最后。”
　　变化还不止这些。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觉得，坚持下来的病人，他们的社交能力、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都在变好，“犯病”的次数也变少了。（摘自《新京报》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