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编码还得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大脑的神经信号该如何寻找规律来解码？英国神经生物学家斯蒂文·罗斯阐述了这样一件事：大脑显微镜记录了当罗斯看到一辆红色的公交车沿着街道开动时，他的所有的神经活动。大脑显微镜可以重建罗斯的感受吗？不可以，因为，即使是对如此简单的刺激的神经反应，都与他大脑之前的全部历史有关，包括他小时候一次险些被公交车撞到的经历。

伦理上的“鸿沟”

　　不妨假设有一天所有技术上的难题都被克服，意识转移也成功的得到了应用，那时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有：一个人会有两个意识？意识和身体分开后，身体可以作为一种“物品”处理吗？身体的所有权归谁？人的意识转移到纯粹的软件、机器人、某种生物的身体时，这个载体应当如何称呼自己？
　　超前的科学技术之所以会产生伦理问题是因为它们改变了原先人们已经习惯的，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人们心里上难以接受。很明显，这是个“适应”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是有可能接受“意识转移”这件事儿的。德里克·帕菲特在1984年撰写的《理与人》里就解释道：关于人才是本体的“真实延续”，这一问题上并没有真实的事实，最重要的是问题的连通性。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人会怎么想的，或许彼时他们已经觉得意识转移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呢？别难以置信，20年前去网吧打游戏还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儿呢，而如今电子游戏都成了大学的一门专业学科了。
　　当然，“意识转移”的事儿涉及到复杂的“神经编码”，从这一点上看，以“生物学技术”为主的人体移植势必会更快的到来，它所遭遇的伦理风波也将更猛烈。（编辑/侯帮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