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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高考所有科目单项考题中分值最高的一道题，在语文考试中，占到总分的40％，在全部高考科目中，占到8％。
它是高考考题中唯一没有标准答案的一道题，是给考生的开放度最高、给阅卷者自由裁量权最大的一道题。
在“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传统的影响下，它所考察的内容，在高考所有科目中最具有超越知识本身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
高考作文题，区别于其他高考题目，它从来不只和考生、家长、老师相关。
从1977年恢复高考，高分作文就有上《人民日报》的记录。此后三十年，高考作文题年年大热。作文题曝光，震荡波从校园往外扩散，作家、学者甚至演艺明星，都纷纷加入发表评析、甚至操刀试写的队伍。它能刺激全社会的兴奋点，与当时社会的文化取向、价值判断擦出最亮的火花，属于社会参与度极高的年度新闻“话题王”。
高考作文题的改革探索，无可避免地打上了转型期中国的印记，激荡着争议和摇摆。它有规律可循，也趋势明朗，但它的轨迹不是平滑顺畅的直线，而是在调整、反复和曲折中往前走。
高考作文的命题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实验，已经形成现在相对固定的命题作文、给材料作文与话题作文三分天下的框架。作文评分也演进为采用“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的双重标准，其中以“发展等级”鼓励学生充分展示才华，发挥创造性。而高考命题的立意取向，是三十年探索的重中之重。
梳理三十年的高考作文题，如同管窥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一部微缩的“信史”。一个大时代的背影，依稀可见。
政治挂帅型
代表：1977年北京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8年《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缩写
1977年恢复高考，作文题承袭了从“文革”前就占据了主流地位的“政治挂帅型”。
这一年，因为时间仓促，各省自主命题，北京市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市题为《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天津市题为《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黑龙江省题为《每当我唱起〈东方红〉》。
北大教授陈平原考的是广东卷《大治之年气象新》，后来他的高考作文上了《人民日报》。文内有“党中央正确领导”、“毛泽东思想武装”等那个时代的模板化行文字样。
口号体写作是“政治挂帅型”命题作文的常态，不写几句口号，作文就像没完成。有北京考生回忆说，他用“战天斗地结硕果，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描述自己在十三陵种地。
多年的政治灌输和文化荒芜之下，这样的题目和这样的写作，都合乎逻辑。中国社会和人们的思维，都还在长期形成的贯性中运行。
大约用了三年时间，此类作文命题才从高考作文题中消失，成为了上世纪的记忆。
家国天下型
代表：1982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85年《致信〈光明日报〉编辑部，呼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顽强拼搏，逆转获胜。北大学子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迅即传遍全国，成为一代人、一国人的心声。
这种对国家复兴的热望，化成“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高考作文命题中，是对国运、国事的关注和思考，时代话题集中，关切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成为高考作文的选择方向。
1985年的作文题，要求给《光明日报》写一封信，呼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1982年的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这种高度参与的激情的充分展示。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有明显责任感标志的命题在此后的高考作文中得到时断时续的沿袭，2001年全国卷作文题《诚信》，2006年全国卷作文题《论中国人读书》，都是直接指向当下的现实话题，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道德拷问型
代表：1998年《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
2002年《心灵的选择》
“文以载道”在高考作文命题中一直有较充分的体现，多年以来，高考作文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树立主流价值观、鉴定思想品德、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职能。
虽然近年高考作文题不再明确“观点正确”的要求，但不少题目本身，已经预设了正确的价值前提，考生必须认可。像1991年“三南”卷（海南、湖南、云南）的《谈回报／学会关心别人》，1998年全国卷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都是道德高点上的命题。
这种作文，限定了考生必须表达端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无论真假。谈道德、谈哲理，立意高远、观点深刻，不是做不到，但应试作文偏重说教、道德八股的土壤也就此成型。
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和建立，对考生品格素养的要求，肯定是需要的。但是不是要通过高考作文来鉴定、来要求？高考作文本身，又是不是能完成这个职能呢？
2002年《心灵的选择》激起了对高考作文命题泛道德化的一轮反思。这道“暴风雪中的登山者是不是停下来援救陌生人”的材料题，被资深高考作文研究者鲁公认定，是近年来最糟糕的一道作文题。材料过于残酷，这种生死选择出现在高考作文题中，又是如此大是大非，是逼着考生没法表达真情实感的。
鲁公说，避免危急时刻、生死选择这类题目，避免在道德选择层面上逼着学生说假话空话，已经成为高考作文命题的共识。
但是，以正确价值观为命题思路的影子，仍然约略可见。如2007年宁夏卷作文题为《机遇与坚持不懈的精神》。
中性思辨型
代表：1994年全国卷《尝试》
2000年全国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当我们生活的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高考作文命题也从封闭的单一价值指向，而转向开放度更高的、隐去限制性词语、留下充分思辨空间的中性题。
2000年全国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可谓其中的一面旗帜，作文题本身就显示了命题者的思路。这一类型的作文题，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好与坏，像“习惯”、“尝试”、“机遇”等，都是倾向性不明显的中性词语，见仁见智，兼容性强，教化功能淡化，夸也可以，骂也无妨，看考生自己的选择和发挥。没有压在头顶的天花板，体味和思辨的空间，都大大增加了。
有社会的宽容，才有高考作文题的宽容。
个性感悟型
代表：1996年上海卷作文《我的财富》
1999年全国卷《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个性化时代来临，高考作文题对人、人类本身的关注度提升。一方面，体现在贴近考生、贴近个体的心灵和情感上，命题不再高高在上，例如1994年上海卷《父辈》、1996年上海卷《我的财富》，都是人人有话可说的切近。另一方面，打破禁锢、触动心灵、释放想象、开启思维的命题，也从破土萌芽到枝繁叶茂。
1999年全国卷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被认为是出奇制胜，是“战略性突围”，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对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次大解放。
此后，高考作文命题风格路数迥异，赞者认为多姿多彩，各有优长；批者认为乱七八糟，没有方向。鲁公认为，发展到今天，大体形成了高考作文命题的南派和北派。南派较多给材料作文，在诸多义项中选项作文；北派较多话题作文和命题作文，例如2006年天津的《愿景》、辽宁的《肩膀》、北京的《北京的符号》。南派选择性大，偏重调动学生想象力和思维能力，激活生活和思想储备。北派指向清晰。
但2007年，北派的北京市作文题是据“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四层含意进行选择和发挥，山东卷《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南派的江苏卷为《怀想天空》，浙江卷为《行走在消逝中》。
可见，高考作文命题风格并没有太绝对的划分。
高度开放性的、价值多元的、充满哲思的、附着情感的作文题正在占据高考作文命题立意的主流。
但此类命题同样引发了论争。即使是好评如潮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也有学者指出，器官移植的概念对广大农村考生来说相对陌生，想象和创造都要有基础，此类天马行空的题目，明显对视野更开阔的城市孩子更为有利，隐含着一定的不公平性，会加大中国教育的城乡鸿沟。
震荡、徘徊和争议都会持续，像一切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社会变革。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它是高考考题中唯一没有标准答案的一道题，是给考生的开放度最高、给阅卷者自由裁量权最大的一道题。
在“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传统的影响下，它所考察的内容，在高考所有科目中最具有超越知识本身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
高考作文题，区别于其他高考题目，它从来不只和考生、家长、老师相关。
从1977年恢复高考，高分作文就有上《人民日报》的记录。此后三十年，高考作文题年年大热。作文题曝光，震荡波从校园往外扩散，作家、学者甚至演艺明星，都纷纷加入发表评析、甚至操刀试写的队伍。它能刺激全社会的兴奋点，与当时社会的文化取向、价值判断擦出最亮的火花，属于社会参与度极高的年度新闻“话题王”。
高考作文题的改革探索，无可避免地打上了转型期中国的印记，激荡着争议和摇摆。它有规律可循，也趋势明朗，但它的轨迹不是平滑顺畅的直线，而是在调整、反复和曲折中往前走。
高考作文的命题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实验，已经形成现在相对固定的命题作文、给材料作文与话题作文三分天下的框架。作文评分也演进为采用“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的双重标准，其中以“发展等级”鼓励学生充分展示才华，发挥创造性。而高考命题的立意取向，是三十年探索的重中之重。
梳理三十年的高考作文题，如同管窥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一部微缩的“信史”。一个大时代的背影，依稀可见。
政治挂帅型
代表：1977年北京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8年《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缩写
1977年恢复高考，作文题承袭了从“文革”前就占据了主流地位的“政治挂帅型”。
这一年，因为时间仓促，各省自主命题，北京市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市题为《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天津市题为《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黑龙江省题为《每当我唱起〈东方红〉》。
北大教授陈平原考的是广东卷《大治之年气象新》，后来他的高考作文上了《人民日报》。文内有“党中央正确领导”、“毛泽东思想武装”等那个时代的模板化行文字样。
口号体写作是“政治挂帅型”命题作文的常态，不写几句口号，作文就像没完成。有北京考生回忆说，他用“战天斗地结硕果，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描述自己在十三陵种地。
多年的政治灌输和文化荒芜之下，这样的题目和这样的写作，都合乎逻辑。中国社会和人们的思维，都还在长期形成的贯性中运行。
大约用了三年时间，此类作文命题才从高考作文题中消失，成为了上世纪的记忆。
家国天下型
代表：1982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85年《致信〈光明日报〉编辑部，呼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顽强拼搏，逆转获胜。北大学子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迅即传遍全国，成为一代人、一国人的心声。
这种对国家复兴的热望，化成“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高考作文命题中，是对国运、国事的关注和思考，时代话题集中，关切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成为高考作文的选择方向。
1985年的作文题，要求给《光明日报》写一封信，呼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1982年的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这种高度参与的激情的充分展示。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有明显责任感标志的命题在此后的高考作文中得到时断时续的沿袭，2001年全国卷作文题《诚信》，2006年全国卷作文题《论中国人读书》，都是直接指向当下的现实话题，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道德拷问型
代表：1998年《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
2002年《心灵的选择》
“文以载道”在高考作文命题中一直有较充分的体现，多年以来，高考作文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树立主流价值观、鉴定思想品德、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职能。
虽然近年高考作文题不再明确“观点正确”的要求，但不少题目本身，已经预设了正确的价值前提，考生必须认可。像1991年“三南”卷（海南、湖南、云南）的《谈回报／学会关心别人》，1998年全国卷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都是道德高点上的命题。
这种作文，限定了考生必须表达端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无论真假。谈道德、谈哲理，立意高远、观点深刻，不是做不到，但应试作文偏重说教、道德八股的土壤也就此成型。
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和建立，对考生品格素养的要求，肯定是需要的。但是不是要通过高考作文来鉴定、来要求？高考作文本身，又是不是能完成这个职能呢？
2002年《心灵的选择》激起了对高考作文命题泛道德化的一轮反思。这道“暴风雪中的登山者是不是停下来援救陌生人”的材料题，被资深高考作文研究者鲁公认定，是近年来最糟糕的一道作文题。材料过于残酷，这种生死选择出现在高考作文题中，又是如此大是大非，是逼着考生没法表达真情实感的。
鲁公说，避免危急时刻、生死选择这类题目，避免在道德选择层面上逼着学生说假话空话，已经成为高考作文命题的共识。
但是，以正确价值观为命题思路的影子，仍然约略可见。如2007年宁夏卷作文题为《机遇与坚持不懈的精神》。
中性思辨型
代表：1994年全国卷《尝试》
2000年全国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当我们生活的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高考作文命题也从封闭的单一价值指向，而转向开放度更高的、隐去限制性词语、留下充分思辨空间的中性题。
2000年全国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可谓其中的一面旗帜，作文题本身就显示了命题者的思路。这一类型的作文题，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好与坏，像“习惯”、“尝试”、“机遇”等，都是倾向性不明显的中性词语，见仁见智，兼容性强，教化功能淡化，夸也可以，骂也无妨，看考生自己的选择和发挥。没有压在头顶的天花板，体味和思辨的空间，都大大增加了。
有社会的宽容，才有高考作文题的宽容。
个性感悟型
代表：1996年上海卷作文《我的财富》
1999年全国卷《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个性化时代来临，高考作文题对人、人类本身的关注度提升。一方面，体现在贴近考生、贴近个体的心灵和情感上，命题不再高高在上，例如1994年上海卷《父辈》、1996年上海卷《我的财富》，都是人人有话可说的切近。另一方面，打破禁锢、触动心灵、释放想象、开启思维的命题，也从破土萌芽到枝繁叶茂。
1999年全国卷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被认为是出奇制胜，是“战略性突围”，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对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次大解放。
此后，高考作文命题风格路数迥异，赞者认为多姿多彩，各有优长；批者认为乱七八糟，没有方向。鲁公认为，发展到今天，大体形成了高考作文命题的南派和北派。南派较多给材料作文，在诸多义项中选项作文；北派较多话题作文和命题作文，例如2006年天津的《愿景》、辽宁的《肩膀》、北京的《北京的符号》。南派选择性大，偏重调动学生想象力和思维能力，激活生活和思想储备。北派指向清晰。
但2007年，北派的北京市作文题是据“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四层含意进行选择和发挥，山东卷《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南派的江苏卷为《怀想天空》，浙江卷为《行走在消逝中》。
可见，高考作文命题风格并没有太绝对的划分。
高度开放性的、价值多元的、充满哲思的、附着情感的作文题正在占据高考作文命题立意的主流。
但此类命题同样引发了论争。即使是好评如潮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也有学者指出，器官移植的概念对广大农村考生来说相对陌生，想象和创造都要有基础，此类天马行空的题目，明显对视野更开阔的城市孩子更为有利，隐含着一定的不公平性，会加大中国教育的城乡鸿沟。
震荡、徘徊和争议都会持续，像一切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社会变革。
来源/《中国青年报》